《浮城物语》暗示了不久后发生的日本的海外侵略（南进论）。而暗示侵略大陆的北进论小说则不属于未来小说，而是有意在过去的历史中去虚构一段历史。也就是类似“义经一成吉思汗说”那样的小说，他们和伪史运动密切相连。
关于伪史，以前曾整理成一本书《伪史冒险世界》（筑摩书房1996年），这里就不再赘述。在日本，想要扩张领土时，都习惯于先从历史上找一些依据。这不仅是日本，就是在西方争夺领土或王位继承权时，也经常会找出一些奇怪的族谱图或者搬出古文书。但是，日本不仅是找了奇奇怪怪的古文书，还编出来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来欺骗百姓，把对外侵略看成是光明正大地收复失地。
其典型便是起因于中世的《御曹司岛渡》的虾夷地归属故事及关于琉球的源为朝传说。《御曹司岛渡》是御伽草子的一种，讲了牛若丸为了修行去了与魔界相邻的虾夷岛，在那儿潜心修行后返还的故事。与后来的义经＝成吉思汗之说并不相同，但是，这个故事在虾夷岛居住的日本人间愈传愈远，渐渐演变为江户初期在奥州平原没死的义经主仆们辗转到虾夷岛，在那里成为当地的领导者的传说。宽文10（1670）年林罗山等编写的《本朝通鉴》中记载有义经逃到虾夷岛之说。说来也巧那正好是阿依奴族发起最后的大规模抵抗的第二年，即宽文虾夷战争的第二年。在江户时代，关于义经的传说作为故事和史实（伪史书）广为流传，后来甚至有流传说义经最终登上大陆，他的子孙当上了金国将领，就连满族人出身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都是义经的后裔。这个传说甚至影响到了西博尔德，他在《日本志》里记述说在鞑靼甚至有祭祀义经的祠堂。
这类的“义经、大陆移动说”在明治时代得到新的强化，而且被融入了近代意识继续改编，影响日益深远。
明治18（1885）年出版的内田弥八的《义经再兴记》（上田屋），就说义经远渡大陆，成为游牧骑马民族的一大势力，其子孙建立了清国。在同一时期前往英国留学的末松谦澄为了宣扬日本人的伟大，还在英国发表了题为《义经即成吉思汗说》的论文。
此后，日本国内又陆续出版了永乐舍一水的《义经虾夷勋功记》（金盛堂，明治19年）和清水米州的《通俗义经再兴记》（东京文事堂，明治19年）。《义经虾夷勋功记》叙述的是义经主仆统一虾夷地的故事，而《通俗义经再兴记》则是清水在内田著作的基础上又从军事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一些增补。在大正时期，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即源义经也》（大正13年）成为畅销小说，其蓝本就是《通俗义经再兴记》。在高木亲斋的《为朝再兴记》（金麟堂、真盛堂，明治20年）中叙述源为朝当了琉球王的故事。可以说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截至前近代，日本文学的王道是史书。但史书也分很多种类，记录正确的历史，国家为扬威而编纂的是正史；由民间的史学家记录的街谈巷说、遗闻佚事的是野史；由稗官记录民间风俗及琐细事迹的是稗史，发展到后来即与小说同义。围绕《浮城物语》的争论引用了森鸥外和坪内逍遥的评论，其中凡尔纳的作品被称为是稗史，明治初期有不少地方把小说一词译作稗史。如中岛胜义的《论稗史小说的利益》（明治14年），三木爱花的《论稗史小说的结构及功用》（明治14年）等。
那么什么是伪史呢？肆意虚构史实，并且强迫别人承认就是历史的虚构就是伪史。在近代小说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是事实”“找到了这样的记载”这类的话。本来近代文学多写的是个人的，内心的真实告白，但是丹尼尔·笛福的《罗宾逊漂流记》（1719年）看似记录文学，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采用书信体行文，由此不难看出近代文学不是真正的自叙性告白，从一开始它就伪装成“告白”“真实”。这种伪装不仅仅存在于自叙性小说和现代文学，就连电视《外星界限》及《奥特Q》里出现的“这是真实的记录”等解说词也常用这种技法。
如此说来，伪史就不应当看做是历史，也不是文学（不是前近代的左国史汉式的“文学”），而应该把它当做是伪装成真实记录的虚构近代文学来讨论了。读者或许会对伪史信以为真，但伪史的作者却是明知是假，但故意编造的。因为知道了作者的这种意图，伪史严格来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应纳入文学的讨论对象。就像自叙性小说伪装成真实的事情一样，伪史也伪装成真实的历史，但其实就是用过去时态来叙说未来这种时间颠倒的未来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