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随之转轨，统治了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的市场腑济体制转型。在这种情形下，传统意识形态的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调整，知识分子原先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渐渐失落，向社会文化空间的边缘滑行。但要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事实背景，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激情受到一而再三的挫败以后，一方面难以很快地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 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五四”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受到质疑，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形成以及出现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对于传统的道德理想的怀疑，转向对个人生存空间的真正关怀，特别是由此走向了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在这诸种变化中，市场腑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人文意识的变化是关键性的。在当代文学史上，文学艺术一向是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宣传工具而存在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作为国家干部编制的人员进行写作活动，某种意义上说，长达四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公开发表的作品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作家可能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渗透了有限的主体意识，但不可能持真正的个人立场进行创作。而所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也只是对如何使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更为有效的思考，并非真正对工农兵审美要求的满足。随着市场腑济的迅猛发展，来自群众性的审美要求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而较为僵硬的传统政治宣传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评奖鼓励来确认其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某类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也有某些更前卫的文学艺术以获取国外的资助与青睐为目标，等等。由于多种并存的时代主题构成了相对的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才有可能出现文学多种走向的局面。
但是，在这种看似自由多元的创作格局下，知识分子及其文学创造仍然面对了严峻的考验。市场腑济下的文化建设仍然是不平衡的，现代传播媒体和大众文化市场在现代城市文化发展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背后仍然体现着强大的国家意志与商业利润的双重力量的制约，而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特立独行的社会批判立场竿纯文学的审美理想，在越来越边缘化的文化趋势中相对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这就不能不迫使作家们重新思考和探索文学与市场腑济体制的关系。9 0年代相对多元的文化格局和文化论争，都与这样一种关系的调整有关。
由表浅到深层的来看，市场腑济对于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流行性的现代文学读物的大量兴起。本来在一个精英文化向市场文化转移的社会环境里，“现代读物”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类别，其中文学性的读物最接近审美的意义。由于市场运作方式进入到文学生产领域，同时形成了对创作起明显制约作用的读者消费市场，所以相应产生了适应于这种运作方式及消费市场的文学作品，其中主体性或精神性的成分大大受到压抑，因而明显强化了物化的因素，使写作含有较为直接的追逐商业利润的目的。这里所说的“文学读物”，是与纯文学（或说严肃文学）作品相对立存在的，包括两者的艺术观念、写作方式和审美趣味都截然不同，市场腑济下的文学读物不是一种尽到“现代知识分子批判责任与使命的精神产品，也不是一种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积淀，并通过新奇的审美方式表现出来的象征体，更不是凭一己之兴趣，孤独地尝试着表达各种话语的美文学，后者林林总总，都以作家的主体性为精神前导，是知识分子占有的一片神秘领地”. 然而，文学读物的存在则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它将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更适宜地生存”[1] ，是可提供给读者消闲、益智、娱乐的精神消谴品。自8 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文学读物的兴盛受到过港台、国外及民国时期同类作品的刺激与导引，像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新武侠小说，普佐、谢尔顿等的黑社会犯罪小说，以及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苏青的闲适型或市民气的消闲散文，它们都率先占据了大陆文化消费市场，并培养和形成了后来的文学时尚。正是踏着它们的足印，当代文学才在9 0年代之后产生出了庞大驳杂的读物型作品。这类作品中较有影响的大致包括以下这些：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的“布老虎丛书”（包括洪峰的《苦界》、王蒙的《暗杀》、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铁凝的《无雨之城》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大文化”散文，叶永烈等的政治人物传记、黄蓓佳等女作家的言情小说，秦文君和陈丹燕的青春小说，彭懿的恐怖小说，张中行等前辈文人的学者随笔等等。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文学读物的种类及内容日益变得丰富多姿，其可读性和吸引力也逐渐增强，相反的，纯文学作品正在失去读者，成为一种精神奢侈品，文学读物作为现代读物的一个较为高级的品种，堂而皇之地接管了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与影视文化、流行音乐鼎足而立，共同左右着现代城市的文化消费市场。
应该指出的是，文学性的现代读物与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虽然读物也包括了不同档次的通俗读物，但也确实有许多相当严肃的普及“高雅”文化的文学性读物。如余秋雨的散文就是体现了这种“高雅”文化精神的文学读物。它是追求城市文化品格和商业效应两方面同时获得成功的少数例子之一，让人想起3 0年代的海派文人林语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里有许多令人读之难忘的作品，如《遥远的绝响》，是一篇追怀魏晋文人风度以及讨论其与时代、与政治关系的散文，作者一开始就把魏晋时代描写成英雄时代消失后的“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里，专制与乱世像两个轮子载着国家狂奔在悬崖峭壁上，文人是这辆车上唯一头脑清醒的乘客，但他们稍稍有所动作，就立刻被两个轮子压得粉碎。所以当一代文豪嵇康被杀后，他的朋友阮籍、向秀等不得不向司马氏的政治权力屈服，有的郁闷而死，有的忍辱而活，风流云散。为什么这么一篇涉及到古代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散文会在当下物质欲望与感官欲望支配下的大众文化市场上引起广泛的兴趣？其阅读对象显然已经从学者的书斋转移到一般社会上追求文化品位的青年中间。究其原因，除了作者的文笔通俗浅显外，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性格的多元发展滋生了一种对雅致文化的精神需求。二三十年代的现代都市形成之初，教育不普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与大众的通俗文化尖锐地对立着，但现代城市里中等和高等教育相当普遍，在知识分子精英教育与追求色相的粗鄙文化以外，还存在着大量“高雅文化”的中间地带，需要有大量“高雅”的现代读物来满足这种精神需要。现代读物是一种多层次的文化现象，“高雅”是其中某个层次的标记。从梁实秋的小品到张爱玲的小说，从米兰。昆德拉的译本到余光中的诗集，从金庸的武侠到余秋雨的散文，都可以被纳入到现代文学读物的范畴里加以考察。
市场腑济影响文学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剧烈冲击，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事实上，由于旧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工作长期都回避了利益问题，因而当商品经济大潮袭来之后，知识分子顿时失去了经济地位（也包括心理适应）上的平衡，最浅显的表现即是坚持纯粹精神劳动的作家不能凭此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与此同时，他所从事的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日益被挤向了社会的边缘。这些切身相关的价值及生存难题，造成了9 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内部出现的一种商业化倾向，有的知识分子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岗位和使命，而把所谓“生存”放在第一位，为了“生存”（事实上，也就是为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也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部分作家争相“下海经商”，摇身变成“经济型文化人”，也有些作家在追逐商业利润而丧失了精神上必需的内敛与自律，炮制了大量媚俗的作品。深入来看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发现其中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长久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某些固疾，这就是其独立人格的萎缩与丧失，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巨大残缺才导致知识分子主体精神在商业冲击下那样不堪一击，并进而形成了愈加恶劣与粗鄙的物质拜物教。当然，这仅仅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此引发了9 0年代初由相当多的坚守岗位的知识分子参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有关的深思与探讨表明，人文精神的保持与坚守不应该要求于变动中外在的社会规范（即不应要求市场腑济的社会环境如何来迁就自己），而是首先需要知识分子在此情境下反省自己并坚固内在的心理规范[2].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主要困境，并不是选择还是拒绝市场腑济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市场腑济的社会体制下保持和发扬知识分子原有的精神传统。“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长期与现实社会的批判斗争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在一个启蒙话语受到质疑的时代里，究竟能否利用相对宽松多元的文化环境进一步发扬开去，还是在随波逐流的淘金梦里消蚀散尽？市场腑济以表面上的自由放任来消解传统意识形态的一元性规范，但同时对整体性的人文精神也起着腐蚀的作用，它具有“双面刃的”效用，既能消解意识形态的遮蔽，但也会消解一切精神性的存在，显现为一种破坏性及粗鄙化的向度[3].这就使知识分子利用市场腑济规律来争取文化消费对象、弘扬人文精神的努力始终像在走钢丝那样，充满了冒险的刺激和失落自己的危险。8 0年代以来，从崔健的摇滚、王朔的小说到苏童等先锋作家走影视的道路，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反叛到归顺的艰辛路。
以被称为“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的王朔的创作情况为例，从作家个体层面上来看市场对文学的影响力。王朔早期致力于写作“言情”及“犯罪”题材的小说，包括《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得就是心跳》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均成为8 0年代以来最畅销的文学读物，其后他发展了极有个性化的“调侃风格”，在《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小说中十分成功地触动了读者的阅读兴奋点，他的文学创作的商业倾向愈加明显，并促使他最终放弃小说，转入纯粹商业性的影视剧创作，经他策划和编剧的作品有《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等，都曾经轰动一时，成为开拓中国当代商业影视创作的先锋。在此过程中，王朔始终明确标榜他的商业化倾向（及相应的“躲避崇高”和“我天生就是一个俗人”的创作理论），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以北京下层社会的市民立场对“文革”以来的虚伪的道德意识和社会时尚作了辛辣的讽刺，顺应了当代社会中骚动不安的主导社会情绪，具体表现在作品里的，正是他无所顾忌地亵渎神圣的放肆、撒野以至于颓废的语言艺术。但王朔在嘲讽理想主义的同时已经显露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人类理想的暗疾，9 0年代以后，在理想主义受到普遍唾弃的风气下，他在致力于影视剧制作时很快就暴露了媚俗倾向，表现出来的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破坏力。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这个方生未死的社会转型时期，文学受到市场腑济的影响是复杂而又难以做出简单判断的，事实上，就在这嘈杂和暧昧的新的文化格局之中，形成了当代富有生气和开拓意义的文学新向度，走向未来文学的启示与转机也即孕育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