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他诠释中国古典诗歌为的是“求真”与“求美”，为的是把捉“意义”与“意味”，这就决定了他的诠释离不开学者的审慎和理性，也少不得诗人的想象和激情，因而也就形成了他那激情与理性交融的学术个性。“求真”在他的诗歌诠释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求得“文本意图”，也即上文所说的把捉文本的“意义”，他从文字校勘、音韵训诂入手，力避望文生训和凿空而谈，每一断语都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材料之上，这断然容不得半点主观臆想，必须严守客观、冷静、严谨和理性，对此上文已有阐述；（二）把握诗人和诗风的本质特征，解剖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的内部机制，分析形成不同风格的外部原因，追寻诗体和诗风历史演变的轨迹，这种意义上的“求真”必须具有深刻的思辨理性。
他总是把一个诗人放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观照，《贾岛》一文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贾岛既不像孟郊、韩愈那样用古体诗咒骂“世道人心”，也不像白居易、元稹那样用“律动的乐府调子”“泣诉着他那个阶层中”的不幸，只是作“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他分析贾岛专写五言律诗的原因说：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有没有抱负“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才有可能“混得一第”，而“五律与五言八句试帖最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接着他又追问道：他“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对此他提供了一种文化社会学和个人心理学的解释：“他目前那时代——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早年记忆中的情调是调和的，甚至一致的……早年的经验使他在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前面，不变色，也不伤心，只感着一种亲切、融洽而已。于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这同时也回答了每一个时代何以在临近衰败灭亡时都喜欢贾岛的原因。他阐释初唐浮艳的诗风时，也是从文学与学术互动这一角度切入，从论文的题目《类书与诗》就可看出他的思路。唐太宗时代出现诸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大量类书，闻一多由此敏锐地发现这些类书与初唐诗歌的共性与联系，因为类书这种“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的“畸形产物，最足以代表初唐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而“文学被学术所同化的结果”，便出现了“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致的类书”，它们二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征集词藻”，于是形成了初唐诗歌堆砌词藻的时代风格，唐初五十多年的诗与其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孟浩然》一文将研究对象放在他所生活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去理解，让人们能真正认识“孟浩然的诗”和“诗的孟浩然”。《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也“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从当时的音乐、舞蹈、绘画、宗教、军事各种文化形态的交织中来探讨杜甫的成长道路和心路历程，同时他还广泛地考察了杜甫与同辈诗人的交往和友情。
当然，如果仅仅有这些对古代诗人和诗歌深刻的理性思考，仍然不能形成闻一多独特的学术个性；如果没有他的审美想象和个人体验，仅有清人的朴学方法和现代的“科学方法”，他仍然“还是离诗很远”（见前）。这位严谨理性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极富想象和激情的诗人，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区别于那些只懂平仄押韵和典故出处的学究，他的诗歌诠释充满了灵气、想象和激情。我们来品味一下他的《杜甫》一文中的一段文字，杜甫在《百忧集行》中回忆少年生活说：“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闻一多在他的评传中把这一细节写得比原诗更形象更传神，少年杜甫一天天变得身强体壮，“上树的技术练高了，一天可以上十来次，棵棵树都要上到。最有趣的，是在树顶上站直了，往下一望，离天近，离地远，一切都在脚下，呼吸也轻快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那笑声里有妙不可言的胜利的庄严和愉快。便是游戏，一个人的地位也要站得超然一点，才不愧是杜甫。”又如他描写李白与杜甫第一次在洛阳相会时说：“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意义吗？”这种奇幻的想象，这种奇妙的语言，使他的论文在精辟的论析中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
现代哲学、文艺理论、社会人类学、精神分析这些学养，在闻一多的诗歌诠释中不是作为迫使我国古典诗歌就范的外在套子和框架，而是内化为他个人独特的感悟、情绪、体验与思索，这是他理性与激情交融最深刻的表现。如他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精彩论述：“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从前卢照邻指点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时，或另一初唐诗人——寒山子更尖酸地吟着‘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时，那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点狐假虎威的神气。在相反的方向，刘希夷又一味凝视着‘以有涯随无涯’的徒劳，而徒劳地为它哀毁着，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张若虚这态度不亢不卑、冲融和易才是最纯正的，‘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是迄今为止对《春江花月夜》最新颖最深刻的评论，它既不是传统诗话那种零碎的评点，也不是现代诗论那种冰冷的分析，而是闻一多与张若虚两颗诗心的“猝然相遇”和倾心交流，更是带有闻一多个人情感、意志甚至体温的生命体验。闻一多以他那颗激烈的诗心激活了《春江花月夜》中的文字、音节和韵律，他甚至在该诗中体验到了张若虚也未必体验到的“宇宙意识”“本体”“现实”“永恒”“有限”“无限”等玄妙深刻的东西，分明显露出这位学者深厚的西方哲学修养，可他又没有将这些理论概念作为某种刻板的判断尺度来衡量古代诗歌，它们已融化在闻一多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之中，因而，他的诗歌诠释既是一种理论分析，也是一种生命体验，他对诗歌理解的深度也正是他生命存在的深度。
他这种融理性与诗情于一身的学术个性，使他的许多研究结论不可能成为定论，他有关《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和神话的不少论断，至今还常有人提出质疑，但毫无疑问，他的研究成果将永远是引起人们争论和激发人们灵感的源泉，而他那兼融理性与诗情的学术个性也将永远富于魅力。
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