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晦《悲人道》诗中说：“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实难。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懿华宗之冠胄，固清流而远源，树文德于庭户，立操学于衡门。应积善之祐余，当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实招祸而作愆。”华宗冠胄们此时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道之多险”，王、谢子弟大都不像从前那样“任诞”和“简傲”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变得审慎、勤勉和“实际”，从超脱玄远的理想境界回到“人道之实难”的现实人间，从过去的极度放达一变而为现在的“恭谨过常”，如谢弘微“举止必循礼度”，王导曾孙王弘同样“造次必存法礼法”。又如“生自华宗”的王家子弟有的不得不低调地“身安隐素”，王微常常以“止足为贵”自律，以“持盈畏满”自警，史载“王微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如此者十余年”。当看到弟弟谢晦“权遇已重”，他门前“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谢瞻便十分惊骇地对谢晦说：“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并与谢晦“篱隔门庭”，忧心忡忡地说“吾不忍见此”。 乌衣子弟都害怕“不能保身”，所以人人“自求多福”，如谢瞻不断苦口婆心地给兄弟和子侄们传授“明哲保身”的方法：“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士人们为人开始强调“敦厚”“素退”，为官则注重“抱义怀忠，竭尽智力”，史称王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 谢晦为人虽然有些张扬，可为官却十分勤谨干练：“高祖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晦代之，于车中一览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
士族中的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变得浮竞狂躁，全无祖父辈那种从容洒脱和潇洒镇定之风。王僧达为人之“轻险无行”史有明文，他“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尝答诏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王华与孔宁子等人“并有富贵之愿”，王华与刘湛每次“得官便拜”。谢灵运是这类士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一个典型，《宋书》本传载谢灵运为人“褊激”“横恣”，“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同书又称：
（灵运）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只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王僧达、王华、孔宁子和谢灵运等人之所以立身浮竞、躁于名利，毫不掩饰地表现“富贵之愿”，赤裸裸地贪恋“权要”，急不可耐地要“参时政”，完全撕下父辈们那层“矜持谦退”的外衣，是因为以王、谢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已经开始被挤出了权力的中心，张狂、贪婪和躁动正表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不安。这与王弘、谢瞻等由前辈的放达变为“恭谨”，表现形式相反而其本质则相同，他们都朦胧地感觉到或明白地意识到自己被政权边缘化。当年谢安高卧东山要等“朝命屡降”和“缙绅敦逼”，朝野都怕他“不豫人事”，要几请几逼才肯出来“大济苍生”，而他的后代们却每次“得官便拜”，因为朝廷不让“参权要”而愤愤不平。倒不是前辈天生就洒脱从容，后代天性就贪婪躁进，世易时移，士人们的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他们各自的气度自然就判然有别。
“常怀愤愤”和牢骚“不平”是元嘉士人的心境，也是元嘉诗歌主要抒写的诗情——“忧愤”与“激荡”也就成了元嘉诗歌的情感基调。
先看看元嘉诗人中“达者”的吟咏。如果说傅亮“道路咏诗抚躬乾惕”，还只是“抚躬愧疲朽”的诚惶诚恐，谢庄《山夜忧》中“仰绝炎而缔愧，谢泪河而轸忧”，还只是对自己未来命运不可名状的隐忧，那么谢晦在兵败被收前《悲人道》中的“怨天而尤人”就完全是绝望哀嗥：“我闻之于昔诰，功弥高而身蹙。霍芒刺而幸免，卒倾宗而灭族。周叹贵于狱吏，终下蕃而靡鞠。虽明德之大贤，亦不免于残戮。怀今惮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复。绩无赏而震主，将何方以自牧。非砏石之圆照，孰违祸以取福？”这些诗中的“忧愤”有的是来自于诗人的某种预感，有的则是“死到临头”的沉哀，作者都曾“参权要”，每个人都进入了权力的核心，但傅亮、谢晦最终都被“残戮”，谢庄也曾被投进大牢险些命丧黄泉。
谢灵运、谢惠连等属士族中另一类“忧愤”者，张溥在《谢法曹集题辞》中说：“谢客四友，尤莫逆者，东海何长瑜，与从弟惠连。长瑜轻嘲僚佐，黜作流人，后殒风暴。阿连爱幸小吏，沦废下位，命亦不长。盖自康乐失志，知己寂寞，廷尉论刑，目为反叛，一二轻厚，宁免轻薄之诮？连即才悟无双，而荣华路绝，同时憔悴，亦物各以类乎？”这些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荣华路绝”的倒霉鬼，他们“忧愤”的当然不是傅亮、谢晦等人那种身居高层所常难免的“颠坠覆亡之祸”，而是不得参与“时政”的痛苦愤恨，往好处说是不得施展抱负的牢骚不平。如谢惠连因禀性轻薄而为人诟病，因行为放荡而“被徙废塞”， 这些遭遇可能致他长期心情压抑恼怒，他在《西陵遇风献康乐》一诗中说：“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他的《秋怀诗》是这种“积愤”的生动展露：
平生无志意，少小婴忧患。如何乘苦心，矧复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萧瑟含风蝉，寥唳度云雁。寒商动清闺，孤灯暖幽幔。耿介繁虑积，展转长宵半。夷险难豫谋，倚伏昧前算。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颇悦郑生偃，无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从性所玩。宾至可命觞，朋来当染翰。高台骤登践，清浅时陵乱。颓魄不再圆，金石终销毁。丹青暂雕焕，各勉玄发欢，无贻白首叹。因歌遂成赋，聊用布亲串。
身“婴忧患”又逢时值“秋宴”，屋外秋风萧瑟，室内孤灯幽暗，前路茫茫“夷险”难料，诗人心烦意乱以致“辗转长宵半”，难怪明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说此诗“怨甚”了。
谢灵运也许要算华宗望族中“不遇”士人的代表，他诗歌中所抒发的怨愤牢骚说出了“荣华路绝”者的心声。他在抒情诗、山水诗和酬答诗中都或明或暗地发泄了自己的苦闷愤懑和痛苦失望，史家记载他“常怀愤愤”，诗人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中也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看来抒写怨愤郁闷是他创作最深沉的动力，也是他诗中最突出的诗情。他的《临终诗》凄绝沉痛：“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张溥在《谢康乐集题辞》中指责灵运：“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谢灵运在《长歌行》中曾感叹“亹亹衰期迫，靡靡壮志阑”。由于有“参权要”的雄心“壮志”，所以他羡慕从兄谢瞻“之子名扬”，惭愧自己“鄙夫忝官”，他从来就不想成为晋朝“涕泣”的徐广，也并不想去做“送龄丘壑”的陶潜。他在《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中说“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东晋还没有灭亡就忙着称寄奴为“圣”，可见谢客想到的不是去当晋朝的忠臣，而是迫切想做新朝的权贵。新朝似乎从未体察他的一片忠心，也不看好他的治国“才能”，“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武帝和文帝两朝一直没有让他“参权要”，这才是他“常怀愤愤”的深层原因。史称灵运“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 他那些“寻山陟岭”和“凿山浚湖”所得来的山水诗大都是负气的产物，如“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行田登海口盘屿山》），“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入彭蠡湖口》），“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登池上楼》），“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诗中感情既孤寂凄楚，氛围也沉重凄厉，从诗情诗境中不难体会诗人“倔强新朝”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