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了政权，国号金，历史上称为后金。1636年，皇太极称皇帝，改金为清。1644年明亡，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定都北京。
清朝前期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所谓国富民丰的“康乾盛世”，这为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一面大兴文字狱，严酷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一面又崇尚文治，提倡学术研究，利用印刷为其政治服务，所以雕版印刷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到了清朝后期，外国入侵，社会动乱，经济凋敝，国力孱弱，文化活动呈现衰退，加以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因而传统的雕版印刷也逐渐衰落，最后被西方传来的新的印刷技术所代替。
清代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
清代官刻本中，首推武英殿本。清初，宫廷刻书属内务府，所刻书籍称“内府本”。1680年，康熙帝在今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设修书处，把校定官员和刻写工匠集中在一起，由翰林院词臣(掌管朝廷制诰诏令撰述的官员，如学士、翰林之类)总领其事，从此内府书籍、清代官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内府本也就改称“武英殿本”了，简称“殿本”。殿本以校勘精当、纸墨上乘、字体圆润、版式疏朗、装订端庄而著称。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诏刻的“十三经”、“二十一史”，都是特选派词臣缮写校对的，因而使殿本之名大振。大体上凡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7年)以前所刻的殿本书，多认为不亚于宋元版书。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在其所著的藏书技术专著《藏书十约》一书中说：“武英殿刻本，当时馆臣校勘，多据宋刻善本，又处分颇严，故讹误遂少。”在殿本中有些书因为是皇帝自己的著作，或是经过皇帝审阅、批准、修改的，所以在印刷时都冠上“御制”、“御批”、“御定”、“钦定”等字样，像1711年刻印的康熙皇帝的著作，就称《圣祖御制文集》(图13)；1716年刻印的著名字典就名为《钦定康熙字典》(图14)；1739年乾隆皇帝诏刻的历代正史，就定名为《钦定二十四史》。武英殿刻本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帝时刻书63种；雍正帝时刻书71种；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年)刻书最多。乾隆帝当政60年，以右文为治，所刻经史子集达100多种。道光以后，殿本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了。
这里需要记载一下近年来汉文《乾隆版大藏经》重新出版的事。该藏经又名《龙藏》或《清藏》。在雍正皇帝十一年(公元1733年)时，为了使《大藏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在北京贤良寺设立了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主持超圣等人负责，集合佛教大师，晓夜校阅经文，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开始雕刻，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就完成了，这部佛藏雕印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短短四年的时间，共雕刻两面版经版79000多块，总重量达400吨，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版刻典籍。这部佛经共7000多卷，724函，总字数达6700万字，收录佛经1669部，按经、律、论、杂分类，以《千字文》为序编目。其中一些经、律、论的原文在印度早已失传。当时共印了100部，分赐给京内外各寺院珍藏，据记载后来又印过22部，但是保存至今的已不到30部了，而且每部都残缺不全。
图13 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皇帝的著作《御制文集》，公元1711年武英殿刻印
图14 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字典》
我国自宋元以来，刻过10多部汉文《大藏经》经版，至今都已片版不存，只有这部经版保存了下来(目前世界上还有两部《大藏经》经版，一部存在韩国海印寺，即八万《大藏经》经版；一部存日本京都万福寺，即“黄檗版”《大藏经》经版)。它原来存在故宫武英殿，后因印刷不便，移存于柏林寺，至今仍在该寺，由北京图书馆负责保管。但是这部经版在经过250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和人世沧桑的变迁之后，已有不少经版丢失、腐朽或遭鼠咬虫蛀，再加上乾隆皇帝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三次下令撤毁经版，追缴经书，使这部经版也已不全了。近年来我国文物出版社，为了抢救国宝，保存佛教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承担起盛世修典、重新出版《乾隆版大藏经》的重任。为了凑齐这套完整的经书，他们派专人遍访全国几十个省市的寺庙和文物机构，查对底本，搜辑佚书。在北京白塔寺找到了几本残损的经书；在潮州偏远的一座寺庙里，又意外地发现了乾隆皇帝下令毁掉的经书，并把这些书复印下来带回北京。这样，从1987年到1990年，经过三年的校勘编纂，终于使这部卷帙浩繁、濒于失传的《乾隆版大藏经》以完整的面貌重见了天日。
《乾隆版大藏经》不仅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古代东方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的珍贵文献，它在今天重新出版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评论该书的出版时说：“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它凝聚了中国世代人的聪明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
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泰国时，曾将这部《大藏经》作为国礼送给泰国国王，泰国上下对该书极为尊崇，奉为圣物。可见该书一出版又充当了友好使者，为沟通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官刻本除殿本外，就是地方官署刻本了。地方官署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设于扬州天宁寺的扬州诗局(官书局)，该诗局是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创办的，它是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由于经费充足，经管人员认真督科，所刻书籍，无论缮写、刊刻、印刷、纸张、校勘、装订都精益求精，堪为清代刻书的楷模。如所刻《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赋汇》、《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等10种书，将近3000卷，皆工楷写刻，秀丽悦目。校对也很精审，装订端庄大雅，其尽善尽美，不亚于武英殿本。尤其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刊行的《全唐诗》，是用开化纸(因产于浙江开化，故名)精印的，刻印最佳，而且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纸张洁白，又以鹅黄色硬纸装潢封面，淡黄色绢布装饰书签，非常漂亮，被称为清代版刻的代表。为此康熙皇帝特在一份奏折上朱批：“刻的书甚好！”
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战火连年，为了补充动乱中损失的书籍，各省设立了官书局，所刻书籍称“局刻本”。官书局创始于同治(公元1862—1874年)初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创设于南京，名为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刻本中最著名的是由五局(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分刻了《隋书》以上的“十四史”，都是以毛晋的汲古阁本为底本。其他还有“四书”、“五经”、《文选》、《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等。因为都是由有名的学者担任校勘，所刻之书以校勘精当著称，以致引起当时的朝中大官纷纷索取。在金陵书局创始之后，各省纷纷仿效，设局刻书。如湖南长沙的思贤书局刻了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遗书《王船山遗书》，近代文献学家王先谦(公元1842—1917年)著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公元1848—1908年)著的《墨子》的注释本《墨子间诂》和《周礼正义》等，所刻之书，校勘认真，字体雅正，又很适用，甚为畅销。再如四川成都的存古书局，由成都尊经书院主持，所刻史书及《说文解字注》等，版式宽大，字体方整，行格疏朗，读之醒目，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各地官书局刻书数量大、质量高的还数浙江书局：首先它重视选用善本作底本，如刻印的周、秦、两汉各家主要著作选辑《二十二子》，就是子书丛书中最完美的本子；其次它延聘名家校勘，如“九通”和类书《玉海》，错讹很少，超过殿本；再有它还想法缩小版式，增加行字，降低成本，使一般读者有能力购买，所以在“局刻本”中享有盛名。“局刻本”多是“御纂”、“钦定”的经史诗文，但也印普通读物，并且定价低廉。它刻印数量大，流通范围广，对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设立镌刻衙、刷书局，刻印了太平天国首领的许多诏书、文告、文献和儿童读物，如《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诛妖檄文》、《三字经》、《幼学诗》、《天历》等，这些书对于揭露清政府的罪恶、鼓舞太平军士气、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回族英烈杜文秀，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权“平南国”，他为了普及伊斯兰教经典，曾以“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刻印《古兰经》，在那血雨腥风、干戈不息的严峻岁月里，他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在公元1862年颁刊了“大元帅杜新镌”的《宝命真经》30卷，书名用汉文，经文用阿拉伯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阿拉伯文《古兰经》刻本，它的首次出版，对当时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学习《古兰经》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促使广大穆斯林群众更加拥护和支持大理政权。但是四年之后，清军占领了大理，焚毁了《宝命真经》的印刷场所和所有版片，从此民间流传下来的原版刻本，多是断笺残篇，完整无缺者极少见。后来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经师马联元，大约在1895年又第二次刻印了阿拉伯文《古兰经》，由著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哈吉书写，聘请四川刻工高手20多人刻成。该书书法遒劲，宛如一气呵成，版面醒目美观，装帧古朴典雅，开卷爽心悦目，深受国内外穆斯林的喜爱。初版问世后，曾经风行国内外，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大西北以及泰国、缅甸等地的穆斯林都踊跃订购，一时发行近1000部。至今全部经版尚保存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近年经清理统计，全部雕版共1946片，总计3576面，30卷经版完整无缺。这是中国穆斯林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稀有的回族历史文物，即使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曾拥有，堪称“海内孤版”。
除官刻外，清代私家刻书的，有达官显宦，为了博得“好学”的雅名，用公款或私款刻书；有著名的文人，为了传播学术成果，刻印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著述；有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或复刻善本，或辑佚、校勘丛书、逸书。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时安徽歙县鲍廷博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30集，辑录了汉至清朝的经史考订、算术、金石、地理、诗文集、书目等著作207种。鲍家富有藏书，而且多世所罕见的珍本名抄，他取“学然后知不足”之意，名其室“知不足斋”。鲍廷博本人曾经因向朝廷献书而获得举人的功名。他还让他的儿子向乾隆皇帝献书600多种，成为当时藏书家献书之冠。他学识广博，尤精于校勘。他汇刻的丛书，使一些久经湮没的书得以再传于世。这时，还有江苏吴县黄丕烈辑刻的《士礼居丛书》，选采古书19种，这是一部以版本校对为特色的丛书，也是清代精校精刻的著名丛书之一，甚为藏书家所重视。黄丕烈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有一藏书室，藏有宋本100多部，故起名“百宋一廛〔chan蝉〕”。他刻印的书，以仿刻善本著称。如仿宋刻本国别体史书《国语》，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所刻《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这些书都是由“清代校勘学第一人”顾广圻(字千里)校定的，其精妙超过宋本。再有咸丰时广东南海伍崇曜辑刻的《粤雅堂丛书》30集，辑录古书190种，每种都附有跋文，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本书的源流。他还刻了《岭南遗书》61种，所收载的都是汉代至清代广东学者的著述，特别是以明清著述最多。伍崇曜其人是贩卖鸦片起家的，他因为办理畿辅赈捐的事，获得了举人的资格，后又捐款买了个布政使的职衔，为攀附风雅，扬名后世，又不惜重资搜求秘籍，延聘学者校勘，从而出版了这些综合性大丛书。然而私人刻书最多、时间延续最久的是金山(今上海金山县)钱家，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刻书从未间断，刻印了许多史书、医书和丛书，特别是钱熙祚辑刻的《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丛书230种，辑录了古代佚而仅存或流传极少的著述，其精择审校在诸家丛书之上。这些丛书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资料。
总之，仅就清代私家所刻的丛书而言，约有2000种之多，大多精校精刻，可谓美不胜收。因而这些刻书家，对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私家刻本中，有许多著述都是由名书法家精写上版，由著名刻工雕刻，写刻工整，校勘精审，印刷极为精致。像康熙时的名书法家林吉写的散文家汪琬(人称尧峰先生)著的《尧峰文钞》，陈廷敬著的《午亭文编》，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著的《古夫于亭稿》、《渔洋山人精华录》被誉为“林氏四写”，是比较著名的精刻本。
直到清末，私家刻书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除了政治上许多读书人怕罹难而隐身于书斋，和当时社会上大力劝人刻书也有关系。有位刻书家张海鹏就常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见《藏书纪事诗》卷六)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劝人刻书，他说：“今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若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吴县黄丕烈)，歙之鲍(歙县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湮没无闻。”况且刻书可以“传先哲的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见《书目答问》)。近代藏书家叶德辉也劝说人们：“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并举了后蜀毋昭裔和明末汲古阁毛晋的例子，说他们“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身，或数百年版本流传，令人景仰”(见《书林清话》)。在他看来，刻书于名、于利、于子孙都好，可谓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所以终清一代，私家刻书蔚然成风。
清代官私刻书多是供应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而供应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通俗读物则仍然有赖于民间书坊。
清代书坊非常普遍。北京有书坊100多家，多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琉璃厂的书坊最兴旺，它是自清代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有人统计自清中叶到民国初年，琉璃厂有书坊62家，共出版246种书籍。有一时期同时开业的书坊竟超过300家，这些书坊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刻印和发行。他们除印卖供应入京会试举人一般经史用书、八股文试卷外，主要是刻印小说、民歌、俗曲、谜语、字典、医书、鼓词和初级满文课本等民间日常所需的通俗读物。有些书坊则专门刻印某一类书籍，如文光堂、英华堂多出版满文书；三槐堂、鸿远堂则多出版满汉两种文字的书籍(图15)；尊古斋善于印刷美术、考古著作；邃雅斋则多刻印自己的藏书(今琉璃厂中国书店仍沿用邃雅斋的名号)。这里有许多书是很有价值的罕见本、精刻本或者名人手稿，因此许多有名的学者常来访书求书，甚至为了方便，就近租赁房屋居住，如前面提到的黄丕烈、王士禛和考据学家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等人，都在琉璃厂附近居住过。琉璃厂在经历了200多年变迁之后，今天已发展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市了。这里沿街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引人遐想，各店号内陈列的古籍新书、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琳琅满目，中外学人徘徊其间，流连忘返。隆福寺的书坊以刘英烈(字魁武)的聚珍堂最有名，它除擅长活字印刷外，也从事版刻。刻印的多是儒家经典，封面题“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双行牌记，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所刻之书，底本多经慎重遴选，又详加校勘，字画清晰，纸墨刻工都属坊本之上品。
图15 清代鸿远堂刻本《满汉字书经》
苏州有书坊50多家，出版经史、医书和大量小说戏曲，而刻书最多的是创始于明朝的席家扫叶山房。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刻印史书最多，当时的主人是席世臣(字邻哉)，他每次得到善本书，都要亲自校对，立即刻印，因而很为藏书家所称许。他刻印的史书有班固等人编修的东汉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因书修于洛阳南宫东观，故名)，宋朝钱俨著的专记五代时期吴越国史事的编年体杂史《吴越备史》，南宋王称著的北宋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还有《贞观政要》、《五代外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南宋书》、《元史类编》等。后来刻书范围扩大，于经史子集外，又刻印笔记小说和村塾所用的启蒙读物多达几百种。稍后又在上海、松江、汉口等地设立了分号，业务十分发达，成为清代经营最久影响最大的书坊。
此外，广东的广州和佛山镇也有不少书坊，刻印了许多小说和日用医书。至于此时的杭州、徽州、南京的书坊已远不如明朝兴盛了。建阳麻沙镇书坊，自宋至明历经数百年不衰，但是在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遭遇了一场大火，使这里的老书坊连同旧有书版全部化为灰烬，自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
清代书坊，各省都有，刻书最多，发行面广，对发展文化普及教育是有功绩的。
在清朝雕版印刷史上，还出现过蜡版印刷和面版印刷。在道光(公元1821—1850年)初年，广东省衙门曾用蜡版印刷方法每天印行辕门钞，也就是省政府公报，这是自北宋以后再次使用这种质量不高的印刷方法。到了清代末年，梁启超等人为宣传维新变法还采用过用白面制版刻字印刷的方法，印过一些宣传品。这两种印刷法，由于印刷效果不佳，自然难以久行，它成了雕版印刷史中的小插曲。
清代的版画艺术，在清朝前期并不逊于明代，有些作品颇可称道。像清初画家萧云从(公元1596—1673年)，善画山水，兼工人物，诗文写得也不错。他绘的屈原的《离骚》插图《离骚图》，构思深沉，寓意感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衣服线条流动有力；他的另一套佳作是《太平山水图画》(图16)，绘的是安徽太平山水43景，并附有诗篇和散文，诗全用古人句，画皆临古人法，可谓集唐宋元明山水画之大成，全部山水景色，刻印绝精，极为艺林所重视。这两套作品皆由当时精于木刻的良匠刘荣、汤义、汤尚等人刻成。前者刻于1645年，后者刊于1648年。另外康熙时著名宫廷画师焦秉贞，擅长画人物，亦工山水、花卉、楼台，他吸取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画中的透视明暗画法，所绘山水、人物、楼台，自远而近，自大而小，不爽毫发，深受康熙帝喜爱。他根据宋代同名绘画重绘的《御制耕织图》46幅，每幅画的右上方有宋画中原有的题诗，天头上有康熙的题诗，如在一幅描绘插秧场面的《插秧》图上，宋画中原有的题诗是：
晨雨麦秋润，午风槐夏凉。
溪南与溪北，笑歌插新秧。
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
我教插秧马，代劳民莫忘。
图16 清代萧云从绘、刘荣等人刻的《太平山水图画》，刻印于公元1648年
康熙的题诗是：
千畦水泽正弥弥，竞插新秧恐后时。
亚攘同心欣力作，月明归去莫嫌迟。
还有一宫廷画师王原祁，也擅长画山水，用笔沉着刚劲，笔端如“金刚杵”，设色长于浅绛，重彩作品，青绿朱赭，相映生辉，甚得艺林称赞。他和冷梅等人绘的庆贺康熙60大寿的《万寿盛典图》148幅，如果连成卷轴，可达166尺。这两套作品都先后由当时最杰出的木刻匠师朱圭刻成，是殿本中的精丽之作。前者刻于1712年，后者刻印于1713年。1714年，康熙时吴熔画的《白岳凝烟》(图17)(白岳在今安徽休宁县)40幅，是由刻工刘功臣刻成，镌法严峻雅洁，堪称清初“徽派”版画的上乘。还有乾隆时于1745年刻印的《圆明园四十景诗图》，绘出了北京西北郊避暑御园内40处景色的秀丽风光；1765年刻印的乾隆《南巡盛典图》，记录了乾隆在公元1751—1765年之间四次巡幸南方的盛况，把沿途几千里最美丽的景色刻画了下来，极为精美。
图17 清代徽派版画《白岳凝烟》，刻印于公元1714年
至于套版印刷，在清代前期也有相当成就，如康熙年间内府刻本《御选唐宋文醇》，是用朱、墨、绿三色套印的；传奇剧本《劝善金科》是用五色套印的，色调雅丽，均是殿本套印书中的佳作。道光年间涿州卢坤刻的《杜工部集》是用六色套印的，即正文用墨色，各家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五色。这些作品色彩艳丽，配上洁白的纸张，读之令人悦目怡神。
民间套印书，最负盛名的要算多色饾版套印版画集《芥子园画传》了(通称《芥子园画谱》)。“芥子园”是戏曲理论家、作家李渔(号笠翁，约公元1611—1680年)晚年定居南京的别墅名，画传就是在这里刻成的，因居地小如芥子，故名芥子园。该书共分四集：初集为山水谱，是1679年套版精刻出版；二集为梅兰竹菊谱；三集为草虫、花鸟谱，都是1701年出版的。此三集均为五色套印本，极为美观。一般认为这三集是李渔的女婿沈心友请当时名画家王概及其弟王蓍〔shi师〕、王臬〔nie聂〕绘编而成，其间也有其他画家参加。每集首列学画浅说，画法歌诀，如“画螳螂诀”：
螳螂虽小物，画此宜威严。
状其攫物时，望之如虎焉。
双眸势欲吞，情形极贪馋。
所以杀伐声，形诸琴瑟间。
其次为摹诸家画起手式，并附简要说明。最后为摹仿名家画谱。后来又有了第四集，是人物画谱，这是书商凑辑的，1818年出版。这部画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用笔、写形、构图基本技法，由浅入深，浅显明了，是初学绘画的入门之书，因此一出版，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迅速风行全国，其印行数量打破了一般图书的出版纪录。各书商见有利可图，纷纷争相翻印，版本达十几种之多，不过多已失去原本的精美和神韵。此书还译成多种文字流行国外，成为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然而流传到今天的初印原本已很难见到了。
道光以后，由于国势日衰，民生凋敝，无论版画艺术和套版印刷都逐渐衰落了，戏曲小说中虽然也附有不少插图，但刻工拙劣粗率，值得称道的佳作甚少。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铅印以及其他新技术、新设备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图技艺。这样，我国人民发明的历史悠久的雕版印刷，在经历了1300多年之后，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