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一次伟大战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参加抗日战争是当时每个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
在抗日期间，分布在美洲土地上的23.5万炎黄子孙，身居异乡，心怀祖国，与祖国同胞紧密团结，同仇敌忾，出资出力，全力支持和直接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魔爪开始伸向我国东北。侵华的炮声震惊了海内外。美洲华侨闻风而动，积极行动起来，决心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三天(即21日)，美国旧金山中华会馆召集主席团紧急会议，发出三封电报，一封“吁请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制止侵略”；另两封分别发给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政务委员会，针对国民党“剿共”和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请息内争，御外侮，以挽救危急……”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织了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以领导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并通电国内，“请朝野上下一致对日宣战，取消统治，起用军事人才，共赴国难”。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则组织一个营义勇军，准备随时返国抗日。
1931年11月，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重创日军。美洲华侨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感到欢欣鼓舞。旧金山中华会馆募捐3.07万元、四邑会馆募捐5300元，分别电汇给马占山，慰劳将士们。美洲华侨还捐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仅就1932年10—11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援助东北难民捐款达14万美元。古巴华侨也给东北义勇军汇去一万美元。
抗日将领吉鸿昌访问美洲时，所到之处，华侨都列队捐献，热心询问国内抗日情况，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美洲华侨和中国留美学生的言行，深深地打动了吉鸿昌将军的心，他热泪盈眶地向他们表示：“回国后，誓要献身疆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决不辜负同胞们对我的期望。”1931年11月12日，哈瓦那数千名侨胞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吉鸿章将军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抗日演说。会上群情激昂，当场有10名华侨要求跟他回国杀敌，还有一位姓魏的小商贩，变卖了全部货物作路费，请吉鸿昌将军带他回国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同时，又得寸进尺，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驻沪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以劣势的装备抗击装备优良的日军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美洲一位侨领欣慰地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国同胞所敬仰”。美洲华侨为表彰十九路军英勇抗敌，赠送了一块金匾给抗日将领蔡廷锴，上面铭刻着“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以表对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敬佩之心。与此同时，美国旧金山等地的华侨，还汇给十九路军大洋6.3万余元，银1200余两。加拿大侨胞在2月初就捐款生银10吨，大约合10万美元，都汇给了十九路军。古巴华侨也给淞沪抗日部队汇去数十万元。
十九路军将领，被海外侨胞视为“传奇人物”、“民族英雄”。1934年4月，蔡廷锴出访美洲。到达纽约时，纽约侨胞欢迎大会主席兼中华公所主席雷芳暨各社团代表100人，登轮船迎接，之后又分乘300余辆汽车，浩浩荡荡进入唐人街。唐人街彩旗飘扬，各界人士都拥上街头向蔡廷锴将军欢呼、致敬。翌日午后，全埠侨众举行游行。所到之处鞭炮齐鸣，呼声震天，充分表达了美洲华侨爱国的心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美洲华侨中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响。宣传抗日，支援抗日，已成为美洲华侨的头等大事，这从美国底特律市郊的一位妇女侨胞的爱国行动中充分表现出来：简夫人的丈夫早故，她带着两个女儿以洗衣为业。“七七事变”后，她激动地说：“我虽然未曾到过祖国，未曾见过祖国的一切，但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母亲，人类是没有不爱其母亲的，所以我爱我的祖国，和爱我生我的母亲一样。”她将自己的一座两层楼房作抵押，凑得1000美元路费，带上揭露日军在华暴行的几十幅照片，离开底特律到美国东北部宣传抗日，历时两个月，她足迹到达11个州，演说51次，受到华侨和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后来，她又毅然将楼房卖掉作旅费，再到美国西部地区宣传抗日。
总之，美洲华侨关注祖国的抗日斗争，并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对推动国内国共合作、争取国际友人支持抗日及发展抗日运动，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芦沟桥事变后，美洲华侨支持祖国抗日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即更广泛、更全面地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在这其中，对祖国抗日战争的经济援助，是一项重要内容。
就其经济援助的内容来说，名目繁多：筹集军费、赈济难民、认购公债、汇款归国、救济伤兵等等；筹款的方式亦很多：有月捐、义卖运动、节约运动、还债运动、救济运动、献金运动等等。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美洲侨团都想方设法以各种名目、各种方式开展筹款集资活动。
在芦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纽约侨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掀起抗日救国的筹款运动。会后，纽约华侨踊跃捐款，每月达三万人次以上。不到六个月就募款100万美元。全美洪门领袖阮本万和司徒美堂亦积极行动起来，号召10万洪门人，踊跃捐款，以最大努力完成500万美元的捐款任务。
在美国侨团组织号召下，美国华侨中出现了许多为抗日募捐的动人场面。“全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负责人以身作则，带头捐款，仅劳军一项就捐资10万美元。在黄警顽编著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一书中，曾极其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华侨募捐抗日的情景。
在旧金山与奥克兰这两个一水之隔的都市中约有15000左右的华侨。自去年7月到最近，他们至少举行过7次的募捐游艺，其间有两次是化装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东方音乐伴奏，还有纯粹是东方色彩的杂耍。如在中国古时代盛行的舞狮、舞龙等。每次游行都吸引了不少的观众，甚至有大盐湖及华盛顿州等地远道前来参观的……每次游艺所得，都陆续汇归祖国。此外自去年7月起，在旧金山唐人街区中，每一家华侨所开设的商店门首或柜上，都设置一个木箱，以接受自由捐款。
美洲其他国家的华侨与美国华侨一样，也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组织，进行募捐活动。例如，在加拿大有“拒日后援会”、墨西哥有“拒日救国会”、巴拿马有“华侨救国总会”、古巴有“抗日救国总会”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美洲侨团组织多达466个。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美洲华侨向祖国捐献达69156115美元。美洲华侨这些经济支援，对祖国抗日战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帮助。
不供给运动是美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所采取的一种方式。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工业生产，尤其是军事工业生产的原料均需依赖外国进口。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日本军事物资有许多要从美国进口，其中包括汽油、飞机、卡车和弹药等等。有些被运进日本本土，有些还被直接运送到日本已占领的中国的东北、上海和广东等地。据统计，1937年美对日输出总额为288百万美元，其中军需品占58%；1939年为231百万美元，其中军需品占81%。可见，美国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战争，从美国运进废铁，制造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为反对把废铁运往日本，美国华侨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发起“不供给运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禁运废铁运动始于1937年的“广源号”案件。“广源号”原为山东烟台永源轮船公司向美国购买的一艘旧船。1937年该船装载货物赴美，船长为日本人河野吉助，海员是20名华人，船上挂有中国旗。回来时，船长让该船装满军械和废铁2100吨，价值6.5万美元，预备开往日本。8月，途经美国旧金山时，欲向中国领事馆开具国籍证明，以便出境到日本。中国领事黄朝琴了解实情后拒开证明，并与中国海员一起，在美国华侨支持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使“广源号”在旧金山停泊达四年之久。后只得将船售与澳洲船商，把废铁转卖给美国铁工厂。
为防止钢铁和其他军用物资由美装运日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55个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当地居民组成了数千人的纠察队，负责在旧金山港口巡逻、察看，有效地阻止了多起装载废铁的船只运往日本。在洛杉矶、威明顿、艾威特等地都发生过华侨阻止废铁及其他军需品运往日本的爱国行动。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及萨斯卡各的侨胞也成立抵抗协会，开展了“不供给运动”。此运动之开展，不仅阻止了美国给日本直接提供武器弹药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的武器装备生产，而且提高了华侨内部及华侨和当地居民之间团结抗日的凝聚力。
抗日战争期间，美洲华侨怀抱抗日、杀敌、报国之心，与祖国人民一起，共同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他们有的在侨居国从军和参加战时服务，进行抗日工作；有的千里迢迢，远渡重洋，回归祖国，与祖国人民并肩作战，其中有些人还自觉地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尔后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与人民子弟兵生死与共，抗击日寇。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奋勇杀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洲华侨不仅为抗日战争捐物、捐款，热诚接纳和欢迎中国抗日的志士，而且从1941年7月起，特别是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有大批美国侨民加入到侨居国军队之中。依据美国1940年9月16日公布的征兵法规定，对于居住美国的侨民，只须注册而无受军训及服兵役的义务，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后，美国废除了上述征兵法。1941年12月由罗斯福签署了一个新的征兵法，规定对于居住美国的侨民，包括留学生在内，除敌国公民外，都有受军训及服兵役的义务。美国征兵刚一开始，华侨就踊跃报名参加。1942年2月旧金山第76征兵局开始征兵，华侨和华人报名参加者2600余名。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华侨华人报名参军的就有5048人。据统计，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美国华侨、华人被征入伍的人员有两万人左右，约占当时美国华侨华人总数的1/5。参加美国军队的华侨、华人，在陆军中主要充当杂役、厨子、医生乃至各兵种战斗人员；在空军中主要充当飞行员、枪手及地勤工作者。被征入伍的华裔青年，如能通晓中国语言的，即随其志愿，派遣到中国战场。例如，素有美国“飞虎将军”之称的陈纳德麾下的第14航空队第14服务队就有华裔1400余名，而且几乎全部是广东四邑人士。华侨华人在美军中不仅在打击日寇方面立下功勋，而且也作出了很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华侨、华人在大战中约死亡215人。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勇士们，美国华裔退伍军人及远征退伍军人会在旧金山的圣玛利公园建立了华裔阵亡军人纪念碑。在1954年5月揭幕时，又竖立了铜牌，镌有阵亡军人姓名，共91名，其中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陈麟贵一名，实为90名。
抗日战争的枪声一打响，美洲华侨、特别是美国华侨十分重视“航空救国”问题。为了“航空救国”计划的有效实施，早在1931年10月10日就在波特兰成立美洲华侨救国会。1932年，美国华侨又成立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团，下设六个团，即波特兰为第一团、凤凰城为第二团、芝加哥为第三团、纽约为第四团、匹兹堡为第五团、波士顿为第六团，并在此基础上公选总司令部，组成别动队，准备随时接受祖国召唤，参加抗日斗争。之后，美国华侨还在洛杉矶成立了美洲华侨航空协会等等。美国华侨华人成立这些航空救国组织的目的是：第一，宣传爱国抗日主张，号召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航空救国”运动；第二，筹集资金建立航校，为中国空军培养人才；第三，以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购买飞机或建立中国航空工业基础设施，等等。正是在这些华侨组织的领导和宣传的感召下，美国华侨纷纷投入“航空救国”的热潮。
在这些华侨组织的领导下，美国华侨掀起了为“抗日募捐，购买飞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运动。在美国华侨中一度出现了为航空捐款的一幕幕动人的场面。致公总堂领导阮本万，不顾年迈，奔走各地，募集500余万美元购买飞机。旧金山商会会长邝炳舜到各华埠募集15万美元，又向美国有关部门申请得款44万美元，以开办中国飞机厂。仅五邑籍的美国华侨航空救国的捐款就达200万美元。美国华侨在抗战期间共捐献飞机50架，其中广东台山华侨就独自捐献30架。
在此期间，美国华侨航校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自1931年10月11日起，美国华侨就开始筹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航空学校。1932年3月，又筹建洛杉矶华侨航空学校。1933年，成立旅美中华航空学校。此外，美国还有芝加哥飞行学校、底特律航校中国学生班、匹兹堡航空学校和波士顿、纽约航空救国会等等。这些航空学校有组织地培养了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都到达祖国抗日战争的疆场。据统计，在“航空救国”的感召下，仅旧金山的美洲中华学校就培训了机械师12名，飞行员21名，全部回国投入抗日运动，其中有五人为国捐躯。波特兰航空学校共培养30余名学员，其中有22人回国抗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华侨青年大约有1000人左右，其中约有200余名在美国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回国为中国空军效力(不包括随美国空军赴华的华侨)。当时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驾驶员中有3/4是来自美国或世界各地的华侨。广东空军中从大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部是美国华侨。
在空军对日作战中，我们不能忘记我国第一个烈士黄毓铨及其兄弟黄毓沛。黄氏兄弟均毕业于美国航校。1931年日本向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时，黄氏兄弟均在南京第六航空队任职。淞沪战役一打响，中央空军第六队就调赴上海，协助十九路军打击日本。新婚未及两旬的黄毓铨，积极配合黄毓沛队长率机攻击日机，但由于操纵系统失控，机毁人亡，成为我国空军抵御外侮的第一个牺牲者，年仅28岁。人们为悼念他，将他的遗体埋葬于南京的烈士公墓。家乡广东台山县人民并在台城东郊风景区石花山立下纪念碑，表示对他的钦敬和怀念。
1937年8月，日军首次使用自誉为王牌的木更津轰炸机队，由台湾起飞，每次9架分两批偷袭南京、句容和杭州等空军基地。8月14日、15日在南京和句容发生了抗日以来较大的一次空战。美归侨飞行员通力合作，予以迎头痛击，以6∶0大胜日本空军，名震全国。在抗日期间，美国华侨飞行员陈瑞钿勇猛机智，击落日机八架，报刊誉之为空战英雄，世人称他为“中华战鹰”。后被誉为虎将，提升为飞行大队长。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上校秘书长宋美龄和励志社主任黄仁霖亲临句容机场慰问祝捷。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八一四”这个日子被定为国民政府的航空节。
1937年9月19日山西太原空战中，陈瑞钿与日方96式驱逐机单独搏斗，敌机被击落，陈机亦受伤下落。被陈瑞钿击败的这个驾驶员，就是被日军誉为“驱逐之王”的航空队大队长三轮宽。1938年，陈瑞钿不幸在华中地区上空的一次空战中遭到了三架日机围攻，弹尽援绝，跳伞后头部受伤，人们称誉他为“敌航空人员所最害怕的一个中国飞行员”。
加拿大归侨飞行员马俭进在奇袭运城敌机场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运城是华北日军在晋南的重要基地，并在这里扩建了一个大机场。1939年7月25日，中国空军六架飞机分两批轮番轰炸运城机场，马俭进是第一批三名飞行员之一。他们从成都起飞，穿过秦岭南侧，直插运城机场上空，轰炸机场，一举炸毁敌机30余架，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成功的袭击轰炸。
与此同时，美国航校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华侨女飞行员。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家的张瑞芬，为报效祖国，毅然参加林肯航空学校学习。1932年结业，决定回国抗日。辛亥革命烈士秋瑾的女儿王灿芝，亦赴美进入纽约大学航空专科学习，后被美国航空界誉为“东方女飞将”。她们回国后虽未实现其理想，但其报效祖国、奋起抗日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美洲归国华侨以生命捍卫了祖国的领空。他们辗转大江南北，翱翔于祖国的蓝天，参加了南京、上海、广州、南宁、太原、武汉、兰州、成都的空中大战，支援淞沪战役，晋北歼敌坂垣师团大会战、台儿庄大血战以及昆仑关等大战役，赫赫战功，奏凯在蓝天。日寇的所谓“驱逐之王”三轮宽、“轰炸之王”奥田、“王牌”加藤，都一个个败在他们的手下，魂归西天。美洲归侨的战功，享誉海内外。
在孙中山的亲自领导下，美洲华侨筹款购机，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广东航空学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培育航空人才500余名，为建立中国航空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美洲华侨黄克锐还筹建与领导中央航空研究院，即我国第一所航空技术研究所，集中航空技术专家，发展我国航空事业。黄克锐还于1930年在广东航空处组织了军办民航，1933年创办广东民用航空公司，1934年创办西南民用航空公司，从而沟通了国内航班与飞往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班，1938年组建空军运输大队，1941年组建中央航空公司。黄克锐对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美洲归侨对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矗立起一座座历史的丰碑，铭记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