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曹魏《皇览》开创了类书体例之后，历代差不多都编类书，包括官修的和私人纂修的。现在按时代顺序把重要的和至今常用的类书向大家介绍一下。有的类书今天已不易见到，但为勾画出类书一个“史”的发展过程，让大家对类书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也追本溯源地加以叙述。
魏文帝曹丕(公元187—226年)诏命编《皇览》之后，晋代几乎没有编类书；据记载，只有陆机曾编过《要览》三卷，南宋以后已经失传。南北朝时由于沿袭魏晋风尚，写文章崇尚“骈四俪六”地排偶，讲究用典；于是为帮助记忆的不足，就抄集典故，排列偶句，以供随时查检。这种风气，自然促进类书的发展。加上当时皇帝贵族多喜招揽文士，编辑书籍。所以，南北朝的几个国家，步曹魏后尘，编辑了好几部重要类书：先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的《帝王集要》，是一部政事历史的专门类书。到公元6世纪，类书递相出现，南北竞美。南朝梁有《寿光书苑》、《类苑》、《华林遍略》；北朝元魏有《科录》270卷；到6世纪晚期又有北齐所编《修文殿御览》问世。这些古类书虽然全都失传，但还有选择介绍的必要，因为它们属于类书的“河源”。一些现存的古类书在编修时曾大量袭用它们，如《艺文类聚》袭用了《华林遍略》；《太平御览》袭用了《修文殿御览》。所以，纵然这片“河源”表面上干枯，其潜流仍有留存。况且还可看到《皇览》的辑佚本，而《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在敦煌石室里已发现了残卷。
a 类书的始祖——《皇览》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都洛阳，成了魏国的开国皇帝。同时他也是文学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上都有成就。他不仅自己著述，还命令手下的儒臣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三月以后，开始纂集经传，分门别类地编成一书，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完成，称为《皇览》，意思是给皇帝看的。据记载，这书有40多个部类，每部又有数十篇，通合1000多篇，800多万字。如果每篇为一卷，则有1000多卷。可惜《皇览》因部头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依靠传抄，想保存全部是不可能的，因而逐渐散失。到南朝梁代类书流行时，对《皇览》有许多“抄合本”，就是节录与合并的抄写本，实际只存680卷。而到隋代，则已散失到只存120卷了。新、旧《唐书》的《艺文志》里都没有记载，估计到隋末已散失殆尽。
到清代，辑佚之风盛行时，《皇览》也有了两个辑本，一个是清嘉庆时沈阳孙冯翼辑得《逸礼》和《冢墓记》二篇和其他片段。这个辑本一卷刻入《问经堂丛书》，后亦收入《丛书集成》。二是道光年间黄奭辑本，刻入《汉学堂丛书》的《子史钩沉》部分中，也是一卷。这两个辑本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类书始祖《皇览》的点滴状况。
b 《类苑》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亦好文学，仿效魏文帝曹丕，在即位之初，就诏修类书。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开始命刘杳领修《寿光书苑》，是辑录甲乙丙丁四部书资料而成。在《寿光书苑》将要完成时，另一部类书正着手编辑，那就是刘孝标正在为萧衍的弟弟萧秀编一部类书《类苑》。刘孝标就是著名的《世说新语》一书的注释者。《世说新语》为古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著；刘孝标很有才学，给这部书作注释，为世人所重。但他对皇帝不会阿谀奉承，尤其他为萧秀编类书使萧衍很不满。因《类苑》编得好，未及完成，才编了120卷，就已流行于世。《类苑》编得比《寿光书苑》好，因而萧衍命诸学士再编《华林遍略》，要和《类苑》争个高低。
c 《华林遍略》 《华林遍略》是萧衍为要高于《类苑》而诏修的。据记载：刘孝标编《类苑》曾说：天下的事都在此书中，没有一物遗漏。萧衍不服，于是于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下令华林园学士700多人，由徐勉领修《华林遍略》，到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历八年时间编成，共700卷。收录的资料多于《类苑》几倍。
《华林遍略》成书后流传很广，北方也很欢迎《华林遍略》。北齐的文襄帝高澄在北魏辅政时，祖珽〔ting挺〕任秘书丞，在澄属下。曾有扬州商人来卖《华林遍略》，高澄招集很多书手，一日一夜就把这部书抄完，于是对书商说：“不需也”。祖珽还以《华林遍略》几卷卖钱赌博，被高澄“杖之四十”。这是《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的有关类书的一段趣闻。当时南北对峙，《华林遍略》成书不久，就被当作奇货北运，有人偷几卷也能卖得现款，此书的身价可知。
《华林遍略》的影响也大，在它以后编的类书，如北齐的《修文殿御览》、隋的《长洲玉镜》都是以它为蓝本。今日还可看到的古类书《艺文类聚》也是充分利用它为模本。
但此书到宋代初年就已不存。所幸时隔900多年后，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唐人抄写的书籍中有一无名的古类书残卷，仅存259行。据近人罗振玉考订，认为是《修文殿御览》，而原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认为是《华林遍略》，至今尚无定论。
d 《修文殿御览》 《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时官修的一部类书。高纬对于文学，远远不如曹丕和萧衍那么喜好，只不过他听从了祖珽的建议，劝他仿效曹丕，其实是沽名钓誉。于是在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二月，他命令修《玄洲苑御览》，曾改名《圣寿堂御览》，同年八月编成，又改名《修文殿御览》，共360卷。内容分55个部类，部下240个子目。《御览》的命名是取齐武城令宋士素的书，他曾搜集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修文殿御览》正是这样取名。它用《华林遍略》为蓝本，大采特用，只是补充《华林遍略》里没收的书籍。补收的大多是北朝的文史，南方未见的书籍。而编者除祖珽和阳休之外，还有30多位文学士参加。与《华林遍略》对比，《华林遍略》用八年时间，此书仅用七个月的时间就编成，可见《修文殿御览》因用《华林遍略》为蓝本，自然能事半功倍。
据历史记载，《修文殿御览》的领修人祖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文章之外，又善音律，并懂得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但人品却极坏，曾两次盗卖《华林遍略》，并有其他劣迹。南宋人评他“奸贪凶险”，但他领编的《修文殿御览》却传世最久。这是因为它的特点是编例严谨，很重视体例，由颜之推专负撰例的责任，而颜之推是个很有实学的人。后来北宋编《太平御览》，不仅以此书为蓝本，且分部的数目，都完全按它的体例。《修文殿御览》在南宋时还全部存在。大约到明初书已不全，可能明初以后，书才不传于世。
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第288号石窟封藏的古籍和文物，蕴藏几乎近千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才被发现。不久便被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陆续盗劫。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被法国伯希和(PaulPelliot)所盗走的文卷中，有唐人抄本类书残卷，存259行，没头没尾，也没有书题和作者，所以不知道是哪一部类书。1911年经罗振玉考订，订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可是到1932年，燕京大学教授洪业发表《所谓<修文殿御览>者》一文，提出异议，认为这卷残本古类书不是《修文殿御览》，而可能是比它更早的《华林遍略》。洪业的考订比较细，他的考证已动摇了残卷为《修文殿御览》的说法，而使人觉得这卷石室本古类书应是出于南朝的编撰，而非北朝的产物。至于是否《华林遍略》还待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这个残卷的发现，应该说是类书之最古而仅可见者，这是确定无疑的。
南北朝时的类书，还有《四部要略》、《法宝联璧》、《雕玉集》、《语对》、《语丽》等多种，其成书多在齐、梁之间，也都出自齐、梁人之手。同时，也全都早已亡佚，或仅存残卷，影响不大，就不作介绍了。
隋炀帝杨广时，公私共有几部类书编成，且在类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长洲玉镜》为官修的一部类书，计238卷(或400卷)，是杨广命六朝旧臣虞绰、柳顾言、虞世南、庾自直、王曹等编纂。自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至二年六月编成。此书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卷数少，但内容多于《华林遍略》，是因简要而不重复的原故。此书到宋代已不传。另有《玄门宝海》，120卷，为诸葛颍编，此书也早已亡佚。隋代所编类书还有杜公瞻奉诏编的《编珠》以及虞世南自编的《北堂书钞》，虽都残缺，但至今尚可见到，特分别介绍：
a 《编珠》 此书原有四卷，现存一、二两卷，隋杜公瞻奉隋炀帝之命编录。但后来传本非常稀少，《隋书》及旧、新《唐书》都未著录。到清康熙20多年时，清代史学家高士奇(公元1645—1704年)奉命在宫内南书房检阅内库书籍，偶然在废纸堆里检得《编珠》一册，原目四卷，缺一半，只存一、二卷。于是把它抄录下来。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高士奇家居无事，就把《编珠》按原目补为四卷，又续编了两卷，于是成为《编珠》四卷，《续编珠》二卷。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经徐乾学作序，三十七年高士奇重加增删、作序刊行于世，至今所见就是这个刊本。这六卷，只有前二卷是杜氏原书，而前二卷每一门类的后面，都有高氏的补充，注以“以下补入”字样。
《编珠》原目分14个部类，现存者一、二卷的五个部类，引书据统计为194种。
由于此书出现较晚而引起真伪问题的争议。有人认为是高士奇伪造，不少人提出疑问，但经学者专家们考证，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看法。清代大内确有此书残本前二卷，且确为杜公瞻原作，卷帙虽少，而征引古籍文字，还多出于现存隋、唐、北宋类书之外。因此，它在校勘、辑佚工作中是有价值的。可惜，因屡遭怀疑，认为不是先唐著作，所以，它征引的古籍，清代辑佚、校勘学者几乎没有利用。
《编珠》是现存古类书中最早的，虽然残缺，但究竟是原作，非辑佚可比。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中，《编珠》被列为类书之首。
b 《北堂书钞》 《北堂书钞》，虞世南编，160卷。编者虽然是初唐一位名宦和大学者，但此书是他在隋末任秘书郎时所编，所以实际上是一部隋代的类书。“北堂”是隋秘书省的后堂，编者就是在北堂抄辑群书中可以作文用的参考材料编成此书，因而名《北堂书钞》。
虞世南博学多才，隋炀帝知道他能干，但不喜欢他为人耿直，所以让他做十几年七品官而不升迁。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很赏识他，曾说：“世南一人，遂兼五绝。”这五绝指博学、德行、书翰、辞藻、忠直这五个方面。他在自辑《北堂书钞》之前，曾参加编过类书《长洲玉镜》。
《北堂书钞》究竟多少卷？著录不一，现在见到的是160卷。此书可能北宋时已有残阙。今本160卷分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共19个部，851类。此书内容是搜集摘抄古籍中可供吟诗作文用的典故、词语和一些诗文的摘句，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它的体例是在每一个类目里把文籍中有关的材料汇集起来，每一事摘出句子用大字登载，而后把每个文句的出处、上下文以及有关的解释用小字注在下面。注文中有时有虞世南的按语。不过由于此书在明、清刊刻之前，长期是抄写流传，遂造成许多混乱，内容体例也不一致。
此书在北宋初年已是难得之书。据记载：北宋时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都缺《北堂书钞》。只有大臣赵安仁家藏有，宋真宗命内侍取去。赵安仁好读书，所得俸禄多用来买书，所以当时真宗嘉奖他。此书一直无刻本，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才有常熟陈禹谟校刊本。但此校刊本任意增删，已尽失原书面目。到了清代，为了考证的需要，曾尽力搜求陈刻以前的旧抄本(明抄原本)。据记载，江浙间曾搜求到五本。其中可注意的是，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考据学家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得到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的传抄宋本，为现存抄本中最古的本子。以后此本几经改换主人，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由周星诒用重金买得，这个抄本遂以“千金本”闻名，周也自题藏书室为“书钞阁”。后来此本又辗转为翁之熹所得，1949年后，翁捐献给国家，现藏北京图书馆。另一旧抄本曾经《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收藏过，后又归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现亦藏北京图书馆。其余三个本子，一个现在台湾，余两个下落不明。
孙星衍得到元末明初陶宗仪的传抄宋本后，曾约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王引之等分别校订，但未完成。后来南海孔广陶从周星诒处借得孙星衍、严可均诸家手校的陶宗仪传抄宋本，抄录一本。并在诸家校勘基础上，与三个儿子及塾师林国赓续校加注，终于在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校印完成。这是此书成书后1300年间第一次依旧本刻印的足本，也是我们今天通用的本子，它比较接近原书面貌。
《北堂书钞》所引书籍是隋以前的旧本，据统计，除集部外约800多种，而且多是三代、汉、魏、迄于宋、齐时的书，现在十之八九已经不存，因此，有一定文献价值，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古类书。而且由于石室类书残卷和《编珠》的份量都很少，具有相当规模的古类书仍当推《北堂书钞》为首。此书在清代汉学家治理古籍的工作中，和《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共同起过重要作用，当时被合称为“四大类书”。
唐朝初年，受南北朝的影响，文章仍讲求辞藻、典故，盛行骈俪。而且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科举制度盛行，需要类书提供典故和辞藻以供诗文取材之用，因而促进类书的编纂和发展。唐代类书近万卷。自开国到玄宗时代，除了中宗、睿宗两个很短的时期外，累朝都用封建国家的力量，集大批学者编了一些大规模的类书：高祖时有《艺文类聚》，100卷；太宗即位不久，就命魏征等编《群书治要》，50卷；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又命高士廉、魏征、房玄龄、许敬宗、李淳风、褚遂良、姚思廉等16人撰《文思博要》，1200卷，并目录12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编成。此书包容浩瀚，惜至宋南渡后全书失传。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命许敬宗、李义府等在武德殿内，把自《史记》至《晋书》，删繁摘要，编为《东殿新书》，200卷；又命许敬宗等编《瑶山玉彩》，500卷；《累璧》，400卷。武则天时有《玄览》，100卷；圣历年间，武则天认为《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等书罗列事实，不够完备，又命张昌宗、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20余人补充内容，增加佛道两教和亲属、姓名、方域等部，编《三教珠英》1300卷，目录13卷，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成书。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将此书改名为《海内珠英》。玄宗时有《事类》，130卷，又有《初学记》30卷等。但现在只有《艺文类聚》、《初学记》二书尚存，其他全部失传。
安史之乱后，官修类书衰微，一些著名诗人学者自撰类书却超过前期。如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温庭筠等都自己编过类书。元稹的《类集》、李商隐的《金钥》、温庭筠的《学海》，可惜都已亡佚，只有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类集》至今尚存，与《艺文类聚》、《初学记》共为唐代三大类书。此外，唐、五代有一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性类书《兔园策府》，是唐太宗的儿子蒋王李恽命杜嗣先编的，30卷，元代以后失传。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有《兔园策府》残卷，分别为法国人伯希和和英国人斯坦因所劫去。
唐代还有依韵编录的类书，是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编成的《韵海镜原》，360卷。颜真卿的书法，流传百世，人称“颜体”，但他编的类书却已不传。他还编有另一部类书《金銮秀集》20卷，也早已荡然无存。
现把至今存世的几种唐代类书介绍如下：
a 现存最早而完整的类书——《艺文类聚》 此书是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高祖李渊下诏令欧阳询、令狐德棻等10余人编的。全书100卷，以三年的时间编成。此书是封建王朝运用政府力量，组织人力，搜检皇家藏书所编的巨型类书中较为重要的一种，保存唐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是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类书，反映了唐代初年知识界对于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全书计分46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火、“药、香、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瑞、灾异。它的编排体例，从部目看，是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动植灾祥等，这反映出封建时代敬天尊君的正统思想。部下分727个小类。每小类下都是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大致按作品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所引故事都注出书名，所引诗文都注出时代、作者和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等字标明类别。从前面的部类可以看出，此书内容很广泛，不过分类和现在不同，前人也早已指出：有些“分合不当”。也有缺漏，例如“山”部，五岳不全，缺东岳泰山，北岳恒山。疾病应属“人”部，但它列入“方术”部；并且把纸、笔、砚附入“杂文”部等等，不当之处很多，查检此书需要慢慢掌握。
在《艺文类聚》之前已有20多种类书问世，它可以借鉴。但它并未陈陈相因，在编制体例上，有独特之处。《艺文类聚》以前的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从诗文中取材，往往只是摘句，不录片断。这样如果要查找与某事有关的诗文，则需要去翻检总集。欧阳询深深感到“文”与“事”的分离是前代类书的一大缺陷，给使用者造成极大不便。为了克服这个弊端，《艺文类聚》打破了以往类书的常规，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新体例。这样在书中加大了文学的比重，对后世来说，它大量保存了自汉到隋的词章名篇，为其他唐、宋类书所不及。而且《艺文类聚》的先例一开，后起的类书纷纷效法。宋代的《事文类聚》、清代的《渊鉴类涵》是如此，就是鸿编巨帙如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也都遵循着事与文并举的成规。这不但使得类书的面目一新，增加了读者检索的便利，而且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它保存古文献的重要性。
《艺文类聚》所引用唐以前的古籍达1431种，这些书到南宋时已大多失传；现存者不足10%。所以，明、清以来学者无不把此书作为辑佚的宝藏。明冯惟讷编《古诗纪》、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谟编《汉唐地理书钞》等，都从中辑出许多珍贵文献。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事杂集》也都利用过《艺文类聚》。因其引用的书多为唐以前的古本，所以对考证、校勘也有用处。《艺文类聚》和其他类书一样，也可查典故出处。如“载舟之水可覆舟”的比喻，一般人都认为是始自唐太宗。其实查一下《艺文类聚》的“舟车部”，便可查出这话原出《孙卿子》即《荀子·王制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书体例上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用了参见法。如晏子劝止齐景公杀养马者这个故事，先见于卷二十四“人”部，“讽”目，下注“事具马部”，果然又见于卷九十三“兽”部“马”目下，两者的叙述大同小异。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齐景公有匹爱马突然死去，于是景公大怒，下令要杀养马的人。当时晏婴(公元前？—前500年)为齐国大夫。他把养马者叫来说：你知道你应得死罪有三个原因：一你把马养死；二这匹马正是王所爱的马；三是因你的缘故王会被天下诸侯讥笑，说王因一匹马而杀人；所以你是该得死罪的。景公一听就不杀养马人了。这是晏婴的聪明，他用讽谏的办法来劝止齐景公不要因一匹马而杀人，于是救了养马人。这故事的关键词是马，故可在“马”目下查到；因为有参见，就又可在“讽”目下查到。
这部书是比较常用的，因此，中华书局印了两个本子：一个是1959年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宋绍兴刊本影印，这是一个名贵的版本；另一个是1965年据汪绍楹校勘本排印，这是个通用的最好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书后附《书名篇名索引》和《人名索引》，查找利用较方便。
b 《初学记》 《初学记》30卷，是唐玄宗李隆基时官修的一部类书。这是唐玄宗为方便他的儿子学习作文时引用典故、检查事类而命集贤院学士张说、徐坚等编辑的。它是一部以知识为重点的类书，既有丰富的知识，又便于临文检查。因主要是适应皇子们练习学问上的基本功的需要而编的一部小百科，所以取名《初学记》。全书共分23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帝王、中宫、储宫、帝戚、职官、礼、乐、人、政理、文、武、道释、居处、器物、服馔、宝器(附花草)、果木、兽、鸟(附鳞介、虫)部，部下又分313个子目。每个子目内又分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和其他类书不同的是，其他类书只把征集的材料按类逐条摘抄，条与条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仅仅是资料汇编。而此书的叙事部分，则经过精心编撰，把类事连贯起来，成为一篇文章，等于对子目标题作了一番说明。这近似现代百科全书的作法，所以说它更富于知识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对它评价较高。其主要精华就在叙事部分，字数不多，却把唐以前各种典章制度做了扼要的记录。如卷二十七，“绢第九”，引《晋故事》里一段记载，是关于西晋田赋制度的重要史料，《晋书·食货志》里都没有。而《晋故事》原书早已失传，这就更为珍贵。
借此书也可查典故出处，如曹操的第三子曹植(公元192—232年)很有才气，但在他哥哥曹丕称帝以后，屡遭迫害；曾命他七步成诗，否则就处死。于是曹植走了七步作出诗一首，即有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共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道出了“既是同胞兄弟，何必骨肉相残”的悲愤之情。这段故事最早的记载出在什么书上？《三国志》里没有。查《初学记》卷十帝戚部，内分王、公主、驸马三个子目，曹植是帝戚且封王，“王”字目下，有“七步”这一小标题，可知这事最早见于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初学记》保存不少古籍佚文。所引书除去隋以前的古籍外，也有初唐诗文。其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历史、地理、民俗等方面的材料，可供考证查检，也可利用它来校勘古籍或搜集佚文。如唐贞观中，魏王李泰等撰的《括地志》550卷，是一部重要的古地理专著，叙述唐朝政权的建置沿革，乃至山河形势、风俗物产、古迹等等。可惜全书早佚于两宋之间，今只有辑本传世。但借《初学记》卷八《总序州郡第一》所引《括地志》的《序略》，便由此保存于世，使我们得以知道唐太宗时的政区划分和州县数字。
《初学记》版本很多，最切实用而校订完善的通行本子是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排印校订本。1980年还出版了《初学记索引》，为查检本书提供方便。
c 《白氏六帖》、《孔氏六帖》、《唐宋白孔六帖》 《白氏六帖》简称《白帖》，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积累写作材料而自编的一部类书。原名《白氏经史事类》，30卷，别名《六帖》。宋刻本题名《白氏六帖事类集》或《白氏六帖类聚》。白氏原本的注文很简单，也不注出处。北宋人晁仲衍将其出处一一考证，这个宋刻本的题名是《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到南宋初年，孔子的裔孙孔传仿其书作《六帖新书》，被称为《孔氏六帖》，也简称《孔帖》。大约南宋末年两书被混合刻在一起，成为一书，题名为《唐宋白孔六帖》，简称《白孔六帖》，因此，在这里并作一起来谈。
白居易编《六帖》有一段故事。据说他编类书的方法是：用几千个陶罐，各题门类，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叫诸生采集材料，按类放入罐里，然后倒出来，抄录成书。所以没有出处，也大多没有时代顺序。这是一种传说。不难想象，这大约是白居易随手抄写以备写作诗文用的笔记，语句之下未必列出书名或引文出处，犹如我们今天累积资料用的卡片柜一样。
此书把唐以前的经传百家书中的典故、词语、重要字句以及诗文中的佳句、名篇，分门别类地辑录，计分1367门，附503门，正附共1870门，内容与《北堂书钞》相仿，只是更加零散琐碎。
《白氏六帖》那时很流行，所以唐、宋时有许多人扩充、续编。特别是南宋孔传的续书即《孔氏六帖》，也称《后六帖》30卷，分1371门。南宋末年，白、孔两书被合并刊刻，是以逐个子目来合并，每一子目先列《白帖》，后列《孔帖》，每条都以〔白〕、〔孔〕两字标分原作与续补。两帖本各为30卷，合并后分为100卷，子目共1399门。
和其他类书一样，它保存了若干古籍的佚文，对后世学者有一定贡献。但因其摘录的语句比较琐碎，不成片断，排列并无次序，注文简略，影响使用价值。
宋代类书的编制出现新的高潮。自开国到太宗时代，统一事业已接近完成，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上也出现繁荣景象。赵光义为安定人心，点缀升平，博得崇尚文治之名，因而以国家力量连续编了几部大书，它们是：以百科知识为范围的《太平御览》1000卷；以小说故事为范围的《太平广记》500卷；以词章为范围的《文苑英华》1000卷；这三部加上他的儿子真宗赵恒时编的一部以政事历史为范围的《册府元龟》1000卷，合称宋代四大书。因为宋代版刻已经盛行，所以，这四部书一直流传至今，尚完整存在。
四部书中除《文苑英华》为文章总集外，其余都是综合性或专科性类书。此外，仁宗赵祯天圣年间，曾命晏殊等人采摘《册府元龟》的主要内容编《天和殿御览》40卷，原书已亡佚。晏殊还编有《类要》100卷，此书现也稀见。还有苏颂、范祖禹等采汉唐故事编《迩英要览》20卷；范师道集宋代史实编《国朝类要》12卷；至今都已失传。
宋初作文与唐时一样盛行骈体。虽经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等提倡散文，风气一变，但朝廷的诏令制诰和士大夫的表启笺札，仍然通行骈四俪六的对偶，会写散文的也要会写四六，这就非熟悉典故、辞藻不可；再者，读书人须博览广取以应付科举考试。因此，宋代士大夫自编的较大型的类书也不少。至今尚存而著名的如：王应麟的《玉海》；吴淑的《事类赋》；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祝穆等的《事文类聚》；章如愚编、吕中增广的《山堂考索》；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江少虞的《皇朝类苑》；高承的《事物纪原》；孔传的《后六帖》；陈景沂的《全芳备祖》；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等等。其中吴淑的《事类赋》30卷，作者是参加过《太平御览》编纂工作的，有编纂经验。此书原名《一字题赋》20卷。宋真宗命他附加注释，加注后扩为30卷，改称《事类赋》。计分天、岁时、地、宝货、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果、鳞介、虫共14部。下分子目，每个子目为赋一首，用赋体概括故事，并注明出处，加以解释。子目都是一个字，共为百首，故原名《一字题赋》。据云，也是为科场之需而作，但这种体裁是新创。此书宋、元、明、清都有刊本，传诵至今。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分前、后、续集各40卷。内容稍嫌芜杂，然采用多失传之书，保存了不少宋代的故事，且一一注明出处，颇有资于考证。据《四库全书总目》说：特别其中有久经散佚的书籍如《职林》、《郡阁雅谈》等，颇赖此书保存片断。而且每类后用《艺文类聚》体例附录诗篇，亦保存下来不少他书所不载的文章诗作。对保存遗文佚事来说是值得一提的。《古今事文类聚》有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2卷，新集36卷，外集15卷，遗集15卷。前、后、续、别四集为宋祝穆编，新、外二集为元富大用编，遗集是元祝渊编。祝穆将其平生读书笔记加以整理，大致仿照《艺文类聚》、《初学记》体例，自上古以至宋代，分门别类编成此书。四集共分70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885目；每类下首列群书要语或历代沿革，其次辑录古今事实，再次古今诗文。到了元代，富大用依此书的体例，增补了部类中所未备的，编为新集13部，169类；外集9部，55类。每类前除增加历代沿革一项外，其余与祝穆书相同。祝渊鉴于新、外二集的类目还有缺遗，又补编了遗集15卷，19部，118类。《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谢维新编。也是一部大型综合性类书。有前集69卷，40门，子目491条；后集81卷，48门，子目416条；续集56卷，6门，子目570条；别集94卷，6门，子目410条；外集66卷，16门，子目430条。宋代官制冗杂，而《宋史》所载，不过仅存其名，当时诗文所称，后世多不知其为何官；此书后集对宋代官制多有记载，阐述详明。且所采宋以前古籍，今多散佚，更足以为考证之资助。更值得一提的是：据今人校勘发现此书别集关于记载花果草木的卷二十二至卷六十一，这40卷是《全芳备祖》(下面将介绍)的简编本，篇幅约占原书的55%。《全芳备祖》自有祝穆的订正本后，陈景沂的原编即湮没无闻。幸有谢维新把它压缩编入此书的别集草木卷，使我们看到原编的大致面貌，且是摹刻宋本，接近原书，足资校勘。对《全芳备祖》的校订、整理，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江少虞的《皇朝事实类苑》，又别称《皇朝类苑》、《事实类苑》、《宋朝类要》，78卷(记载不一)。分祖宗圣训、君臣知遇、名臣事迹、典礼音律、衣冠盛事、词翰书籍、诗歌赋咏、占相医药、书画伎艺、风俗杂志等24门，每门下又分子目；征引广博，北宋一代遗文佚事，看此书可知大概，史料价值较高。所引书有些已亡佚，如《国朝事实》、《三朝圣政录》、《篷山志》等，靠此书尚能看到片断。此外，还有叶廷珪的《海录碎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以及《重广会史》等等。其中《重广会史》是一部政事历史性的类书。此书在国内早已失传，然有北宋刊孤本，由朝鲜流入日本，藏于尊经阁文库。1928年经日本育德财团用珂罗版影印，线装20册，此书乃重传于世。1986年9月，中华书局影印。
总之，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更加成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科技的空前繁荣，类书得到极大的发展，无论数量、种类都超过唐代，内容形式也有所演变，如《事物纪原》等，已带有一些考证性质，不是专为寻章摘句而编了。
宋元之际，阴时夫编的《韵府群玉》20卷，其兄中夫作注。此书按韵摘录典故、辞藻，按韵排列。类书按韵编排，创自唐颜真卿的《韵海镜原》；但该书早已不传，因此，《韵府群玉》是现存以韵录事的最古类书；后来为清代编写《佩文韵府》时所本。
下面选择宋代类书中最重要且常用的几种介绍如下：
a 百科性质的《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是宋太宗命李昉等辑编，1000卷。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下诏开修，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4年)十二月完成，共用了六年零九个多月时间，初名《太平总类》。太宗为夸示自己好学，曾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备“一夜之览”。据记载他确实一天读三卷，有事没读必补上，即或盛夏夜短，也必读完。故而改名《太平御览》(下简称《御览》)。
当时参加编纂《御览》的大臣由李昉、扈蒙领衔，另有李穆、吴淑、徐铉等14人。14人中10人《宋史》有传，并各有文集、著作问世。《御览》是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为蓝本而编纂成的，也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皇家藏书；全书1000卷，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皇亲、州郡、居处、封建、职官、兵、人事、逸民、宗亲、礼仪、乐、文、学、治道、刑法、释、道、仪式、服章、服用、方术、疾病、工艺、器物、杂物、舟、车、奉使、四夷、珍宝、布帛、资产、百谷、饮食、火、休征、咎征、神鬼、妖异、兽、羽族、鳞介、虫豸、木、竹、果、菜茹、香、药、百卉，共55部。这是根据《周易·系辞》说的“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表明内容包罗万象的意思。部下又分若干类，有些类下又有子目，大小类目共计约5474类。其分类原则与编排方法大抵是以天、地、人、事、物为序，每类下面再按经、史、子、集顺序编排。确实是天文、地理、人事等无所不包。
此书征引的古籍相当丰富，在书的第一册所列《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可见到所引的书为1690(实有1689)种，这里不包括古律诗、古赋、铭、杂书等类在内。经核实后，实际有2579种，但所引的书十之七八都已失传。可见《御览》不但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而且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丰富的类书之一。在现存古类书中是保存五代以前文献、古籍最多的一种，且引书比较完整，多录整篇整段文字，后代学者虽看不到佚书佚文的原貌，但从《御览》中可找到一些可贵的文献资料。例如：论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和《氾胜之书》，早于《齐民要术》好几百年，原书都已不见。由于《御览》引录，我们才得以见到两书的一些内容，获知在两千多年前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知识。北魏史学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是记述五胡十六国的重要史籍，但书在北宋时已失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已看不到原书。可是《御览》摘引此书达480多条。特别是《御览》里引用的古地理书尤为珍贵，保存了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多种古地理书的片断。例如《吴时外国传》是三国孙吴时中郎康泰所著，大约写于公元227年左右；而此书早已不见，只散见于诸类书中，《御览》引用了19条。再如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创制浑天仪和地震仪的原著早已亡佚，但在《御览》卷二，天部“浑仪”目内就有记载，是为《后汉书·张衡传》中所没有的珍贵材料。由于《御览》保存古籍如此之多，故为历代学者所看重，被视为“类书之冠”。作辑佚工作的，更把它视作“宝山”。做校勘古籍工作的，遇到疑难常借它的引文来解决问题。就是现在我们阅读古文，有疑问也可查《御览》。例如读《昭明文选》中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序：“……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序文中的“于”和“悟”在此很难理解。查《御览》的《皇亲部·孝武陈皇后》条，载有：“武帝陈皇后退居长门宫。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曰：‘因求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颂，以奏主上，皇后复得亲幸。’”“于”为“求”，“悟”作“奏”，这就合乎情理而且文字通顺了。也可利用此书查典故。如读毛主席的《七律·答友人》，其中有“斑竹一枝千滴泪”，“斑竹”是怎么回事？《御览》专有竹部，其中可查到一条记载：“任昉《述异记》曰：‘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斑然。”这就是斑竹的来历。此外，要查考史实，搜集参考资料，也常用《御览》。《三国演义》里有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闻说大惊落箸的故事，其中有刘备假借惊雷以掩饰自己的大惊失色一节。利用《御览》可找到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关键词是“惊雷”，在天部，“雷”子目下有《华阳国志》的一段有关记载。《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是专门记载巴蜀史事的书。《三国演义》就本着这段记载描绘了这个故事。
《御览》的文献价值很高，但其缺点错误也不少。因它所引的书，并不是宋代初年都存在，而是沿袭了前代类书。因杂抄前代类书，未加细校，再加上编修上的草率，所以引书方面就有重复、错落和讹谬。书的部类方面，重复之处也屡见不鲜，如：同一个地部内“太白山”和“岷山”重复出现；居处部有“井”类，休征部也有“井”类；两处排“安息”，两处的引文完全重复等等。所有这些，说明编制体例上的混乱，这都不能不说是《御览》的缺陷。我们使用时要注意。
《御览》现存最古的本子是南宋闽刻本，此本辗转流传到清同治年间，藏书家陆心源以“白金”百两买得，藏于著名的皕〔bi闭〕宋楼，所存只有351卷。光绪末年，陆氏死后，其子不肖，以10万元之代价将皕宋楼藏书尽卖给日本人，此书也随之归日本静嘉堂文库。另一个南宋蜀刊本，也存在日本。1928年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公元1866—1959年)到日本访书，获见南宋蜀刊本，遂借以影印，蜀本所缺的，又借静嘉堂文库所藏的闽刊本残卷和日本活字本分别补足。于1935年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中，这就是《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刻本。此书成为多少年来流行的最好版本。1960年中华书局将此影宋本缩印，装成四大册出版，这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本子。
b 古小说的林薮——《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的四大书之一。因在太平兴国三年成书，故名《太平广记》。此书也是李昉等奉太宗之命而编，是专门收集小说、异闻、笔记的类书。我国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在先秦就已有了。《汉书·艺文志》更把“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古代对“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比现代广泛，凡是神话传说、寓言故事、野史、杂传以及各种纪录异闻都称为“小说”。《太平广记》汇集了从汉代到宋初的各种形式的小说，也包括少量先秦古籍中的传说故事。全书共500卷，另有目录10卷。经过一定的选择，把一则则故事分类重新编排，共分92大类，又有150多个细目。据统计，《太平广记》在92个类目下，共汇集了6970多则故事，每则故事后都注明引自何书。引书计343种，其实仔细核对不止此数，有说475种，有说526种。总之引书范围很广泛，鲁迅先生称之为“古小说的林薮〔sou叟〕”，清人称赞它为“小说家之渊海”，都不是过誉之词。
《太平广记》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小说总集型的专门类书，为研究先秦至宋初古小说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完备的资料。同时，许多珍贵的古小说及其他遗文佚典，由于《太平广记》的引录，才能保存至今。例如，唐代的传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珍品，当时多出于一些文章名家之手。但因受正统观念的排斥，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者自己也不敢收入自己的文集。如元稹的《莺莺传》，当时就名噪于世，但不见于早期的《元氏长庆集》。直到明代，才有人据《太平广记》所录，编入元集的补遗之中。如果不是《太平广记》把这些作品收录进去，那我们今天很可能就不知道唐人传奇是什么东西。鲁迅先生辑《唐宋传奇集》，“最多者即《太平广记》中文”；这种情况很多。同时，《太平广记》所辑，虽是小说，但其中许多有关人事的故事，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相当可信。只因出自“小说”，是所谓轶闻琐事，往往为“正史”所不载。所以《太平广记》对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各朝的典章、名物制度、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社会变迁、中外关系以及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也有参考价值。此外，《太平广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拟话本，以及文言小说，有许多篇目是以《太平广记》中的故事作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的。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编著“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至少有30篇在“入话”或“正话”中，采用了《太平广记》中的故事。有的篇目如《杜子春三入长安》等，可以说整篇都是以《太平广记》中的材料为依据写成的。至于元、明、清戏剧家，更把《太平广记》当作重要的取材源泉。《西厢记》脱胎于《莺莺传》，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太平广记》中篇幅较长、想象丰富、情节动人的故事，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成戏曲的。如《红线盗盒》、《柳毅传书》等，这也都说明《太平广记》的使用价值。此外，《太平广记》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口语、词汇，对研究语言学、词汇学和民间文学都有参考价值。
当然，《太平广记》并不是一部完整无缺的书，其中有后人窜改补入的文字和增加的故事；有100多个条目，没注明出处；卷首的《引用书目》也经过后人的不断增补；所辑故事也不是都抄自原书，转录自类书的很多。《太平广记》所辑故事谈神仙鬼怪与因果报应的占着较大比重，这反映出古代迷信的风气和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小说的兴盛。另外，这部书的门类，也像其他类书一样，不免分合不当、零乱、重复。且门类复杂，查起来有些困难。1949年前邓嗣禹编《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分书名与篇目二种引得，利用它可帮助查阅。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排印本，1982年重版，后来中华书局又编印了《太平广记索引》，为使用此书提供了更大方便。
c 政事历史性质的类书——《册府元龟》 宋真宗赵恒因其父诏修了《太平御览》等，也想编一部大书和他父亲的书媲美。所以，他在即位后的第八年，就命王钦若、杨亿等人，自景德二年(公元1003年)开始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到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编成。编撰过程中，赵恒亲自过问编修事宜，亲自审阅，随时指示，随时修改。他学父亲“日进三卷”的办法，一般都是当天看完，甚至看到深夜。这期间对编修官的起居饮食都有特殊供应，每次真宗亲临崇文院看编书情况，都分别对编修官有不同赏赐，甚至赠土特产，按旧例土特产只能赐近臣，对编修此书的重视可知。但对他们的工作质量也随时检查，赏罚分明。书成以后，真宗作序，改名《册府元龟》。“册府”就是典策的渊薮，书册的府库。“元龟”就是大龟，为古代用以占卜的宝物。古人说龟可以知未来，测定吉凶，所以凡是可以借鉴的，常称之为龟鉴。《册府元龟》命名的意思，就是说，这部书是一部古籍的大龟，蕴藏丰富，可以作为君臣的鉴戒，是君臣上下行事借鉴的典籍，也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
此书是具有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是一部大型史料分类汇编。它专门辑录自上古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按事类、人物分门编撰；选用材料以“正史”为主，概括全部十七史，也采用经、子等书，只是不收杂史、小说。修书时，唐、五代各朝实录还大都存在，所以，唐、五代史事更详备。如研究唐史，不论人物和事件都可从中搜集资料。若要了解唐太宗李世民的生平事迹，帝王部的帝系、诞圣、名讳、运历、创业、统纪、告功、帝德、功业、征应等许多门类都有有关记载，不难从中形成较为全面的传记，这是很难从其他类书和史书中得出的。全书原有正文1000卷，目录10卷，音义10卷。现在仅存正文和目录，音义已经失传。通行的明刊本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共31部。每部前有《总序》，详述本部事迹的沿革，等于一篇小史；部下又分1104门，每门有《小序》，议论本门的内容，等于一篇总论。《小序》之后即罗列历代人物事迹，这是它与其他类书编制体例上的不同之处。各门材料按年代先后排列。《册府元龟》为宋四大书之一，为清《四库全书》中所收的第二部大书(第一部为《佩文韵府》)，库本约2.72万多页，总字数约940万字，约超过《太平御览》一倍。不仅材料宏富，而且当时所见都是北宋以前古本，与今本正史往往不同；许多古籍，如唐、五代各朝实录、诏令、奏议等，现在都已亡佚，而此书往往全篇或整段录入不加改动，因而可以校史，也可以补史。例如，《魏书》自宋南渡以后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卢文弨撰《群书拾补》，仅从《通典》中补得16字，但《册府元龟》五六七卷却载有此页全文，一字无阙。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大部分亦由《册府元龟》中辑出。1949年后，整理古籍，点校十七史，《册府元龟》是主要用书之一。60年代初史学界讨论武则天，许多资料都是从此书中找到的。尤其方便的是，十七史按纪、志、传编纂，同类事实散见群史，一一查检十分费事，《册府元龟》打破时代局限，把五代以前的历朝史事都经过分门编类，把各朝同类事实集中排比，想查一个史实，查检一个门类，则历代同类事实全可见到。如查“和亲”，找卷九七八、九七九“外臣”部，“和亲”门，就可以集中地获得各代的史料。再如查“奢侈”的材料，可在“列国君”、“宰辅”、“将帅”、“总录”四部中的“奢侈”门里去找，可以得到较多同类材料及有关的故事。还如：“词臣部·才敏门”(卷五五一)，列举了从汉至五代共40条关于才思敏捷的事例，人物有：汉枚臯，魏钟会，南齐刘係宗，梁裴子野，唐颜师古、李白、柳公权，后唐李琪等。
不过，《册府元龟》所引用的书籍和文献都不注明出处，这不能不说是此书编辑体例上的缺陷。
1960年中华书局将《册府元龟》明刊本影印出版，共12册。书前有总目，每一册有分部目录，书后有全部类目索引，为现在我们通用的本子。
d 供科场之用的类书——《玉海》 宋代还有专为“博学宏词科”应试用的一部类书——《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编。王为宋代有名的博学家，他不满于自己的进士出身，而以“通儒”自任，发愤读书，终于考中了极难考中的博学宏词科(只取了一人)。此书是他专为准备报考博学宏词科的人而编，显然也包括了他自己的经验。其标分门类和一般类书不同，多录典章制度的文献和吉祥的善事。《玉海》保存了不少早已散佚的史料，所述宋氏史实，由于他多次任史官，有机会取材于实录、国史、日历、会要等文献，大都为后世史志所不详，十分珍贵。其中征引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具备。书中记事，大致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它不像其他类书那样仅仅分类抄录材料，而多用提要、概述的形式简述事实，遇不同说法，常常还略作考证。体例和《通典》、《会要》之类的政书有些相近。但也兼采诗文辞藻，具有一般类书的作用。《玉海》包括了涉及文史的多方面知识，有人称赞它是“天下奇书”。特别是它为研究宋史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
在南宋，考博学宏词科的人要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需要博古通今，既熟悉历史典故，又懂得本朝故事。针对这种需要，《玉海》分为：天文、律历、地理、帝系、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共21门。每门又分子类，凡241类。书后还附有《辞书指南》四卷，就是指导准备报考此科的人如何编题、作文、诵书，要注意哪些语意等等。
博学宏词科一直延续到清代，历来是进身翰林甚至宰相的重要途径。所以，《玉海》这部类书在封建社会长期为人们所重视。我们今天注意这部书，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许多比较可靠的宋代史料。
宋代为应试对策专为科举而编的类书，除《玉海》外，还有林的《源流至论》，有前、后、续、别各集共40卷；以及陈傅良的《永嘉八面锋》。
e 详于宋朝时政的——《山堂考索》 《山堂考索》，也称《群书考索》，旧题南宋章如愚编撰。
章如愚，为人耿直，宁宗开禧初年被召，上疏极陈时政，得罪了当朝权贵韩侂胄，罢官南归。于是结草堂于山中，与士子讲学，时称山堂先生，因而此书亦称《山堂先生群书考索》。
据此书宋刻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有汪有开于南宋淳祐八年作序云：此书原为100卷，经过吕中增广。因此，此书应题：南宋章如愚编，吕中增广。
此书宋刊本10集100卷。后经增广，元、明刻本编为前集66卷，后集65卷；续集56卷；别集25卷。根据明刊本，四集共212卷，分50门。前集分为：六经、诸子、诸经、诸子百家、韵学、字学、诸史、圣翰、文章、礼乐、礼器、律吕、历数、天文、地理共15门；后集分为：官制、官、士、兵、民(风俗田制)、财、赋税、财用、刑共9门；续集分：经籍、诸史、文章、翰墨、律历、五行、礼乐、封建、官制、兵制、财用、舆地、君道、臣道、圣贤15门；别集分为图书、经籍、诸史、礼乐、历、人臣、士、财用、兵、夷狄、边防11门。每门又分为若干类，每类再分为若干条目。各集所分门类、目互有出入，体例前后不一致。元刊本的门类分合稍有不同，共分52门。这部类书体例繁杂，并有重复矛盾的地方。但收集资料丰富，包括有自先秦至宋代的大量材料，尤详宋朝时政，考据也有心得，尤其关于政治制度方面，叙述源流，比较详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宋自南渡以后，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议论而少考证。但此书独以考索为名，言必有征，事必有据，而又能折衷群书断以己意，这在崇尚议论而不重考证的南宋，是难能可贵的。引书则整段摘取原文，注明出处，是南宋私纂类书中较好的一种，向来为学者所重。可惜明代以后，没有刻本，流传不甚广。
此书因卷帙浩繁，又四集不作于一时，不免有重复、前后自相矛盾之处。不过考据多所心得，在宋人著述中虽体例稍杂，然有优胜处，较之《玉海》虽博赡不及，但详于时政，是其特点。
《山堂考索》流传下来的有四种版本：一是宋刻残本；二是元延祐园沙书院刊本；三是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刊本；四是四库全书本。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正德刊本，题名《群书考索》，精装两册，用起来较方便。
f 植物学的专门类书——《全芳备祖》 此书为宋陈景沂编；分前后两集：前集只有一部“花部”，共27卷；后集有：果部，卉部，草部，木部，农桑部，蔬部，药部，共七部，31卷；全书共58卷。就目前所知，这种关于植物学的专门性百科全书，在世界上以此书为最早。
此书内每条是一种植物，在体例上每条又分成三个“祖”。第一是事实祖，内容是有关植物的科学知识、故事、传说等；第二是赋咏祖，所收都是诗句；第三是乐府祖，录的全是词。每祖又分若干小类，如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赋咏祖下分散句、散联等17个类；体例严谨。前后两集共收植物约307种，资料截至宋代为止。
此书编于宋末，由于战乱影响，此书刻本在我国早已亡佚，仅有少量抄本流传，极罕见。明代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编《本草纲目》时，都未引用。
1960年代初，发现日本皇宫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全芳备祖》的元刻残卷。通过中日双方有关单位的支持，日本宫内厅所藏此书刻本的复制品于1979年10月运来北京。据推测，原刻约在元至元四年——明万历元年(公元1338—1573年)之间，即日本室町时代由我国传到日本的，经过五、六百年，以照片复制返回我国。这书已由农业出版社列为《中国农业珍本丛刊》的第一种，影印出版。这可谓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明代人编《群芳谱》即以《全芳备祖》为底本。清初的《广群芳谱》则是《群芳谱》的扩充，所以，《全芳备祖》可谓我国植物学专门工具书的鼻祖。
此书也可用以查诗词，是按咏何物，查何门。如查李清照的“醉花荫”词，因其中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被收入“菊花门”；《如梦令》：“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则收入“海棠门”。近人即从此类书中辑录李清照诗词。
查此书时可与《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草木卷相互参阅。
g 考证性质的专门类书——《事物纪原》 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是流传下来的比较早的一部考证事物起源和沿革的专门类书，共10卷。分为天地生殖、正朔历数、帝王后妃、衣裘带服、学校贡举、经籍艺文、什物器用、岁时风俗、农业陶渔、博弈嬉戏、草木花果、虫鱼禽兽等55部，每部下又分若干事，共1841事。每事目下列引文，多引用原书原文。此书搜罗广泛，天文、历数、典章制度、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及其他许多事物，往往都能找到。由于各条是以类相从，要查找一事，先估计这一事物可能在哪一部，然后在该部查找。例如：观灯、竞渡、乞巧，这都是古代的风俗，我们可在“岁时风俗”部找到。《事物纪原》的特点是，如同书名所标示的是追溯事物的起源，探索事物命名的由来，凡书中所列事物，不论巨细都要“原其始，推其自”。例如：
称朕：朕，我也，古通称之。秦始皇二十六年始，独天子称朕云。《史记》曰：李斯议：天子自称曰朕也。(卷一，朝廷注措部)
熨斗，《帝王世纪》曰：纣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熨之，使人举，手辄烂，与妲己为戏笑。今人以伸帛(用熨斗把帛熨平整)者，其遗意也。(卷八，舟车帷幄部)
还有如：大蒜，根据《切韵》，张骞通西域时将大蒜带回，所以，大蒜自汉代才有；苜蓿，西域人以此喂马，张骞使大夏时得其种，带回与葡萄同种于离宫馆旁，极茂盛，也是汉代始至中国。(以上皆见卷十，草木花果部)
再如扇子，据此书：舜时即有五明扇；又据晋陆机扇赋则说：今天的招凉扇是周武王时开始做的。(卷八，什物器用部)
再看看馒头的来历：当年诸葛亮征孟获时，有人说蛮地多邪术，需要向神祈求帮助，按蛮俗必杀人以人头祭神。诸葛亮认为太残忍，于是命用猪肉、羊肉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祭神。后人由此为馒头，则馒头是始自诸葛亮的。(卷九，酒醴饮食部)
此书特别对一些生活器物、食品等选录较多，不及细述。还有不少资料可供研究科技史的参考。总之，对一事一物都考索古书，求其缘起，《事物纪原》确是第一部书。它将散见于群书中有关事物起源的记叙搜集起来，汇成一编，集中地记录了我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但此书对事物起源的考证，失误之处也不少，而且有些条目的归部不甚合理，如：姬妾、奴婢在布帛杂事部；熨斗、雨伞归舟车帷幄部，就令人费解，给人查找带来困难。不过《事物纪原》毕竟是开考源之作的先河，对后世有明显影响。明、清两代又陆续出现多种这方面的类书。
h 通俗类书的先行者——《事林广记》 此书是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古代民间类书。南宋末年陈元靓编。原本早已不见。现在看到的元、明刻本都是经过增广和删改的，因此，书名也几经变动，至顺刊本题《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至元刊本题《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日本翻刻泰定本题《重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各集各卷题名不一致)等。所称“新编”、“增新”、“增类”、“重编”，都说明对陈氏原本有所增益和改订。元、明刻本因屡刊、屡增、屡改，内容都有出入，无一完全相同。现据元至顺间(公元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看，有前集13卷，后集13卷，续集、别集各8卷，共42卷，前集16类，后集19类，续集、别集各8类，共51类。
《事林广记》和唐代的《兔园策府》相类，都是通俗性类书，但它却又是别树一帜的，因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包括较多的市民文化、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的资料，二是首创了类书附载插图的体例。
由于《事林广记》是为民间日常通用的百科手册似的类书，因而收录了当时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资料，体现了市民文化的种种。例如：续集卷六、七、八文艺类载有当时市民娱乐活动的种种方式方法：投壶、双陆、打马等；别集卷四公理类引列各种告状纸的程式，如“妇人夫亡无子告据改嫁状式”等，可以看到市民生活，甚至社会底层的种种情况。文艺类还记录有宋、元之间都市中市民阶层流行的切口语。该书别集卷六载有当时民间运用的各种算法，及民间营造工匠世代所习用的各种尺度，为其他文献所不载，此书不但记述，且附插图。
我国自古以来重视图文并茂，所以有“左图右史”的说法。但类书却自《皇览》出世以来，没有附插图的传统，唐宋以来几部大类书，都没有插图，类书之有图较早的只有南宋唐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但所谓图，仅有地图五幅而已，根本没有形象的图。看来，真正有插图的类书，就是从《事林广记》开始的，这是陈元靓首创。此书中除有谱表、地图之外，还有很多形象和动作的插图。如：历候类的“古制莲漏之图”、“今制莲漏之图”；仪礼类的“习跪图”；农桑类的“耕获图”、“蚕织图”；学校类的“天子五学图”；幼学类的“习展拜图”；服饰类的各种冠冕衣服图；器用类的“度量衡具图”；武艺类的“步射图”、“骑射图”；文艺类的“投壶图”、“圆社摸场图”等等，使我们对古代器物形制，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了解。自此以后，影响所及，如《永乐大典》、《图书编》、《三才图会》、《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类书也很重视插图。
《事林广记》采集的资料广泛，留给后代不少可用的资料，特别是它保存了不少散佚不传的音乐资料，如“遏云要诀”、“圆里圆”、“赚词”、“鼓板棒数”、“愿成双”、“狮子序”等等已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集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辑录影印，对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研究有参考价值。另外它的古代计时仪器“古制莲漏之图”，也为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所采用。
此外，《事林广记》征引的古籍，大都为当时所见的本子，因而也可用来校勘古籍，近年已有学者用来比勘、订正、辨明古籍等许多事例，说明此书在今日的史料价值。但此书缺点也不少，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说教的糟粕充斥其中，且此书出自书坊编制，草率、校订不细、出处不详等毛病时有出现。此书盛行于宋季至明初，后来渐被新出现的民间类书如《便民图纂》、《万用正宗不求人》、《万宝全书》等所代替，因而流传稀少。
《事林广记》据知有七种版本，其中元至顺本较好，可惜内容缺医术和药方。经查辑入《和刻本类书集成》的日本元禄十二年翻刻元泰定二年刻本的《事林广记》，它与元至顺本卷次、内容多有不同，此本的辛集卷一至卷六，全是辑录医术及药品、药方，饮食相反，服药忌食等各方面，卷七是兽医集验。可以补至顺本之缺。
金元两朝类书很少，而且大都亡佚。明代由于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达，编制类书的数量颇多。而且明代特别重视科举，对经义考据无大发明，读书人赴考必须写时文，应付科举的类书应运而生，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实超越各朝。仅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来看，所收各代类书(收录和存目)共282种，其中明代即有139种，几乎等于所收隋、唐、宋、元、清类书之总数。不过明人编类书有的不免粗制滥造，或任意增删，或引文不注出处。但明代最有名的类书《永乐大典》却中外驰名。其他如俞安期的《唐类涵》，200卷，是把唐人的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编，分43部，是整理改编以前类书之作；唐顺之的《荆川稗编》，120卷，略仿《山堂考索》的体例，分52类，每类排比前人文章；徐元太的《喻林》，120卷，专收古人譬喻词语，分造化、人事、居道、德行等10门，共580余子目；冯琦的《经济类编》，100卷，冯琦未编完即去世，由他弟弟冯瑗和弟子周家栋等稍加排比、删定而成，全书分23类，性质、体例都与《册府元龟》相近，但《册府元龟》只录事实，此书兼收文章，内容虽嫌芜杂，但征引材料比较严谨；陈耀文的《天中记》，60卷，因作者住在天中山附近而得名，内容广泛，并对材料是否真伪有所考证，为其他类书所不及；彭大翼的《山堂肆考》，228卷，补遗12卷，分宫、商、角、徵、羽五集，45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还有王圻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的《图书编》等等，都是明代类书中比较有名的，有的学术价值较高。
现将最重要的和有特点的介绍如下：
a 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类书编纂史上，它把古类书的编纂形式发展成为具有完整性的百科全书的形式；其次，它内容特别丰富，构成15世纪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库，成为后来辑佚工作的资料渊海。特别是其中所收的一些农业、手工业、科技书籍、医学书籍和古典文学书籍的资料，不是封建时代一般类书所具有的，这也构成了《永乐大典》丰富内容的一大特点，因此更加重了它本身的价值。
《永乐大典》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七月十九日开始纂修，永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书，当时赐名《文献大成》。由于朱棣不满意，决定扩大重修。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年底，全书告成，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下面简称《大典》)。
明成祖为什么要修这部大书呢？原因是他在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对忠于建文帝或不归附他的官员和读书人进行了酷毒的清洗，甚至抄灭满门外还要株连十族。朱棣狠辣残忍，树敌之多，可想而知。为了巩固统治，他想方设法要转移天下舆论，笼络人心，特别企望抚服知识分子。于是就下令让翰林院学士解缙等人按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扩大编纂，这就是初名《文献大成》的这部书。编成后，永乐皇帝又以该书内容简略而再命重修，并特地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为监修，儒臣文士参加编校、圈点、缮写等工作的达2000多人，书成时已扩充到2180人，包括正总裁三人，副总裁25人，纂修347人，催纂五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教授10人，办事官员20人。在扩大重修的四年时间里，人员常有更动，总人数尚不止此数。这样庞大的编修机构、众多的纂修人员，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的。公元1408年编成后，朱棣亲自写了序，并定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编纂，首先采用明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所收藏的宋、元两朝政府藏书作为基本材料，同时派遣一批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不久，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和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业等各类图书达七、八千种。总的体例模仿宋阴时夫《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依照明初编成的一部音韵书——《洪武正韵》，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先注明读音，再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列出这个字的篆、隶、楷、草各种字体，最后分类汇集与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等各项记载，这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把自古到明初保有的一些书籍中的有关资料一字不易地整部、整篇或整段按韵编入。单字注解中的书名和作者名全用红字，极为醒目。
全书连凡例、目录共计22937卷，分装11095册，总计字数约在3.7亿左右。修成后初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成祖决意迁都北京，北京皇宫落成，南京文渊阁藏书大部分与《永乐大典》一起北迁，贮藏在皇宫里的文楼中。
由于部头过大，卷帙过多，这部书始终没有能刻版。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内奉天门、三殿、午门失火，经抢救，《永乐大典》幸免被焚毁。于是明世宗恐怕孤本再遭到意外，命大臣徐阶、高拱监督儒生109人摹写了副本一部(也有记载是二部)。这一工作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八月开始，到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正本、副本分藏于宫廷内的大图书馆文渊阁和紫禁城外的皇史宬〔cheng成〕。明朝灭亡时，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副本传到清代。
《永乐大典》的副本虽然得以留传到清代，但在清代却不受重视。清世宗雍正年间由皇史宬移到东交民巷翰林院。清高宗乾隆年间重新点检时，已经失去2422卷，仅存有9000多册了。这9000多册《永乐大典》曾在纂修《四库全书》和《全唐文》时大起作用，从中发掘出佚书500多种，及唐人文学作品等珍贵材料。但此后，《永乐大典》残本即被蛛网尘封，无人查问；冷落之外，又经历年被窃和鼠啮虫伤。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移存在翰林院敬一亭的《永乐大典》，因在使馆附近，被外国人掠去不少。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点检时，《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了。最悲惨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毁翰林院，《永乐大典》再次遭到劫掠，被烧毁一部分外，又被肆意糟蹋，甚至被侵略者用来做砂囊、马槽，或当炮车陷入泥泞时，用来垫道。所余无几，又几乎全被侵略者挟之而去，盗运回国。遭此劫难，《永乐大典》仅剩下64册了。英国使馆因“近水楼台”，劫去的最多。从那时起，英、美、德、日、俄各国大图书馆都藏有我国的《永乐大典》。这部书从编成到这时，几经沧桑，丧失殆尽，实在令人惋惜。清末，剩下的《永乐大典》残本移存到京师图书馆，后转入今天的北京图书馆收藏。1949年后，有些国家陆续还回若干册，经多方搜求，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220册(其中60册暂存台北中央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大典》全部影印，共印730卷，分订为202册。1984年重印，加上新征集的67卷，共797卷精装10册出版。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也曾影印过《永乐大典》。据日本学者岩井大慧统计，中外现存《永乐大典》797卷，约合原数22937卷的3.4%强。《大典》的命运，折射出国家的兴衰对于文化的重大影响。
《大典》所收录的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宋元以前的佚文秘籍多赖以保存流传。到360多年后清朝修《四库全书》时，辑出并录入《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中的佚书515种，就清楚地证明了《大典》的巨大价值。辑出的佚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旧五代史》，130卷；《东观汉纪》，24卷；还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水经注》等等，都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旧五代史》是宋代薛居正撰，到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诏令学者专用宋欧阳修撰的《新五代史》后，《旧五代史》逐渐湮没无闻，明代仅明内府有此书。修《四库全书》时，由《大典》里辑出，又根据《册府元龟》等书逐条补录，按原书合为一编，才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二十四史中的一种。《大典》选材广泛，内容又极为丰富，保存的珍贵材料非常多。就以地图来说，地图的测绘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记载，然而传世作品多为明中晚期以后所出。宋、元、明初时期，尽管雕版印刷已十分盛行，版刻地图已遍及各地，但历经数百年的板荡流离，现在所能见到的实物寥寥无几。特别是明初编绘的地图，几至罕见。但《永乐大典》却引录并保存了众多绘制精细的宋、元、明初地图，弥补了自宋、元版刻地图至明嘉靖间罗洪先的《广舆图》问世这一阶段的空白，从而成为中国地图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永乐大典》保存的珍贵遗书佚文，以及考证史实的重要史料，不及细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编撰时，曾严格规定，凡辑入诸书，务必只字不差地整部、整篇、整段抄录，不得任意删改。所以，在编辑体例上，虽有人指责过它“依韵缀字，舛杂不伧”，但它却较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失传典籍。因此，还有待大力发掘。外国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赞誉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它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为各国学术界所重视。
b 图谱性类书——《三才图会》和《图书编》 明代还有图文并茂特点的图谱性类书出现，如王圻编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编的《图书编》。这种类书从图谱和文字两方面来阐述事物的源流。
《三才图会》，106卷，汇集古书图谱，包括古代文物和人物图像，加上文字说明。分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等14个门类。虽然有些图是根据流传的形状绘制的，不尽可信；清代人评论它采集广泛而失之过杂；但是书中绘制的图像却有着特殊的功用。如明十三陵的定陵曾发掘出皇后的凤冠，但已残破。要使已经残破的凤冠在展出时恢复本来面貌，就借助于《三才图会》里的一幅皇后凤冠的侧面图，根据这幅图修复出明代皇后凤冠的原形。另外，据所知，日本编的百科全书和词书都已采用了我国的《三才图会》。
《图书编》，原名《论世编》，后改今名，与上书属于同一类型，是辑录古籍中有图有说的材料汇编而成。全书127卷，分经义、象纬、历算、地理、人道等类编；其中所附的易象类编和学诗多识两卷，有说无图；余125卷，都有图有说；说的部分取材广博，条理分明。一般学者认为它在材料考核方面和体例编排上超过了《三才图会》。在地理、人道两门类中，更有许多反映明代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可以补充史志的无记载。此书在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列入“应毁书目”，因此，流传不广。
类书发展到清代，编制愈加精湛。康熙、雍正两朝编纂的类书体例益精，种类很多，规模宏巨，卷帙浩繁。官修类书著名的有《渊鉴类涵》、《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还有《分类字锦》等。其他私人编的类书也很多，著名的如：陈元龙的《格致镜原》，100卷；和它体例近似的类书还有汪汲编的《事物原会》，40卷，以及魏嵩编的《壹是纪始》，22卷，补遗一卷。此外，还有《事类赋统编》，93卷，黄葆真增辑。此书是把宋人吴淑的《事类赋》、清人华希闵的《广事类赋》、王凤喈的《续广事类赋》、吴世旃的《广广事类赋》，以及张均的《事类赋补遗》汇集再加补充而成。此外，康熙时，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八卷，从诗话、小说、笔记中选材编次宋代人物掌故，分为59门；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由各笔记、野史、杂书内取材，汇集清代人物、故实，分为92类。两书都有丰富的材料，能为研究宋、清两代掌故、轶闻提供线索。另外，更有较大规模的，专门辑录妇女史料的类书《奁史》出现。总之，清代的类书，不论数量或质量在类书史上都有一定份量。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出于笼络士大夫这个政治上的需要，即网罗人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所谓“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之“具老死文字间”。当然，前面说过，唐宋初期的编纂类书，明成祖的敕修《永乐大典》，又何尝不是如此。
下面将清代最著名的类书和常用的类书讲一讲：
a 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下简称《集成》)一万卷，约计字数1.6亿；在份量上原仅次于《永乐大典》，但它至今完整无缺，因此，可以说它是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
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六汇编，首三编是按天、地、人排。一是历象汇编；二是方舆汇编；三是明伦汇编；四是博物汇编；五是理学汇编；六是经济汇编。六汇编下又分32典；典下共分6109部，确是规模宏大，囊括万有。一般常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渊鉴类涵》是大类书，其实总量多者也不过《集成》的1/10。
这部万卷巨制的编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曾是一个谜。一般著录大都写蒋廷锡等奉敕撰，其实真正的编者却是康熙皇帝的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门客陈梦雷。陈梦雷在诚亲王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到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1—1706年)四月主持编成，初名《古今图书汇编》。先录目录、凡例为一册，由诚亲王代呈皇帝，康熙帝钦定改名《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在初稿基础上自行修订；在修订过程中，雍正即位，陈梦雷被发遣远边，于是就改成蒋廷锡等奉敕撰了。这里就不能不谈谈陈梦雷的一生坎坷，二次冤狱，两番流徙。
陈梦雷，福州侯官人，官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他回闽省亲，适逢三藩之乱起，耿精忠起兵响应吴三桂，威胁闽中诸名士，其中也有陈梦雷父子，胁受伪官。其实陈梦雷没有接受，且和同窗好友李光地共商灭敌之计。但当时有陈昉者做了伪官，京师误传为梦雷。三藩之乱平，陈梦雷被捕论斩，而李光地又不肯为他辩护。幸圣祖特准减死，流放到奉天尚阳堡(今沈阳)16年。直到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圣祖玄烨东巡，他才有机会面诉冤枉，召回京师。次年奉旨入懋勤殿，侍奉皇三子诚亲王胤祉读书。这个时期，他出入宫闱，颇受知遇。他为感恩戴德，独力编了《集成》。这在他的著作《松鹤山房文集》(康熙曾御赐他一副对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著作因此得名)卷二里，有一篇《进汇编启》，详细叙述了编撰经过。但好景不长，到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世宗胤禛即位，不久就将陈梦雷再度流放远边。其实这和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康熙中世以后，皇太子再立再废，诸皇子各树党羽，谋夺嗣位，斗争甚为激烈。雍正夺得皇位后，为翦除异己，先后把诸皇子置于死地。陈梦雷是皇三子的门客，被当作要员，当然不能放过，因而不惜“欲加之罪”老账新算，借口归案，被再度流放到东北。这时陈梦雷已是72岁的白发老翁，远戍边外，单车就道，绝塞荒山，自然没有生还的希望。而《集成》这部巨著的真正编者陈梦雷的名字也就被削得一干二净，埋没了200余年。
尽管陈梦雷经历了悲惨的一生，但其辛勤编纂的《集成》却留在人间，为后世所利用。18世纪初期，中国印刷术大大发展提高，皇宫的武英殿开办了一个印书工场，这个工场用铜活字版印了一部大类书，就是《集成》；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到六年印成。这第一次共印64部和样本一部；正文一万卷，目录40卷，分订5020册，装523函。因印数少，当时就属珍籍，在内府分藏文渊阁、乾清宫、皇极殿等处。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分建七阁，每一阁也放《集成》一部。另外还分赐大臣，乾隆时四库馆的总裁、副总裁都有一部。修《四库全书》时，各地进呈图书多至五、六、七百种者，赐《集成》一部。国外收藏这一版的有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是完整的一部，已改订成745本洋装巨册。法国、德国也有这一版的残本。因印数少，当时国内的读书人是难得一见的。后来又有第二次的铅印扁字体，西方人称“美查版”(公元1888年)，印1500部，每部1620册，加目录1628册。这版错落很多。第三次是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印成一百部。但留存在上海栈房的因遭火灾，传本很少。第四次是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据铜活字原印本用橡皮版缩小影印。这部铜活字本购自康有为的旧藏；缩印成800册，包括目录六册，正文794册，后附《考证》八册，共808册；常用的就是这个本子。1985年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据1934年版联合影印出版《集成》，并将800册线装本改为16开精装本，并编《简明索引》一册，自1985年起陆续出书。
《集成》一书，部头很大，所收资料浩瀚，但条理清楚，繁而不乱。全书六汇编中，以明伦汇编为最大，占全书1/4以上，方舆汇编次之，经济汇编又次之，历象汇编最小。32典中，职方典最大，约占全书1/6弱，乾象典最小，仅占全书1%。在6109部中，最大的是医部，占全书1/20以上，最小的部在边裔典内，只有12行。每部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其中汇考是主体，总论、列传次之。编纂者认为有些荒唐难信的纪事，录之似乎无稽，不录又怕遗漏的，则入于外编。根据具体资料，繁简不同，一般汇考不再细分，但资料多者又分门。如职方典，各省、府部下的汇考，又分建置沿革考、疆域考等。
综观此书，规模宏大，内容赅博，“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插图精美，图文并茂，而且分类细密，其层层展开的三级类目(甚至到四级)结构、编排，系统性强。由于它是类编群书，具有将同一内容按不同主题分别归入不同部类的特点，实质上等于编制了各种类型的索引。例如，要查李广射虎石这一典故，《集成》里就提供了五种检索途径：
㈠因为李广是西汉名将，所以，可从官常典·将帅部去查；
㈡因姓李，可由氏族典·李姓部去查；以此类推，可从；
㈢禽虫典·虎部；
㈣戎政典·射部；
㈤学行典·勇力部，都能查到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
由于《集成》大量辑录了历代正史、方志、野史、笔记等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而又按类按主题汇编起来，所以它又具有“二十一史主题索引”，“方志主题索引”，“野史笔记主题索引”等各种主题索引的作用。如想知道方志和正史中有无连体婴儿的记载，可查庶征典·人异部，就可知道明万历三十八年夏天，山西某地有连体婴儿的记载(《山西通志》)。还可查到《隋书·五行志》、《唐书·高宗本纪》等正史中的有关材料，并可知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国就进行过连体婴儿分离手术的记载。这一切都说明《集成》在编制技术上，当时已达到高度水平。
由于《集成》的内容贯穿古今，包罗万象，编制体例细密，而且图文并茂，功能多样，查检较便，编辑时间又距今最近，所以，自问世以来，很为中外学者所珍视。在第二、第四种印本未出世之前，因为传本太少，在“宇内读书人求一见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不辞辛劳远道求访、借阅，借到后，一天读几十册，即或夏日炎炎，汗流如雨，夜晚在昏暗的烛光下，即使在蚊虫“围攻”的漏尽更深，也不肯停下。读书人勤奋、感人的记载不少，而且这也证明此书的文献价值。据记载，乾隆年间有人提出120条问题，请教于诗人袁枚(公元1716—1797年)，其中多为僻典，袁枚不能答。招词林诸子查《集成》，答出百条。有孔某曾读《集成》七遍，120条问题都可答出。《集成》和其他类书一样，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在查考史实，提供参考材料，查找文章典故，辑佚工作中都发挥着作用。如果要查我国工程技术史料，历代都有哪些能工巧匠？那就看考工典，其中有“工巧部名流列传”。它从各种史志笔记中辑录了历代的能工巧匠，例如鲁班等人的事迹和他们的创造发明。读者如对生活常识感兴趣，可看食货典饮食等部，其中介绍各种食经、菜谱及烹调知识。仅粥部就介绍了绿豆粥、羊肉粥、茯苓粥等几十种粥的配料、制作方法及主治功能，至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在国外，《集成》早享盛誉。外人称它为《康熙百科全书》或《中国百科全书》。为它编目录、索引或写文章介绍，或列为重要参考书。例如，英国威·弗·迈耶斯1878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中国皇家藏书书目》一文，其中介绍《永乐大典》、《渊鉴类涵》、《佩文韵府》和《集成》。英国人翟理斯曾把《集成》和第11版《英国百科全书》比较，认为《集成》大于最巨的《英国百科全书》三、四倍；而《英国百科全书》第11版是被人称道的。翟理斯还为《集成》编了索引，名《中国百科全书字顺索引》，1911年由不列颠博物馆出版。日本一些学者也编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1912年)、《古今图书集成引用书目录稿》(1872年)。国外学者把《集成》引为重要参考书的不少，英国知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参考文献简述里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他藏有的《集成》是1888年的第二种印本，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请朋友代他搜购的)。他说：“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许多西方学者都非常信赖这部百科全书”。确实，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各卷里都把《集成》作为重要参考书，运用了其中丰富的资料。
当然，这部书毕竟是18世纪初期的一部类书，它的编制水平虽已达到当时的顶峰，但和其他类书一样，总是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本身难免存在缺点，封建正统观念和阶级偏见贯串全书，一些陈腐的、迷信的内容充斥其中。既是类书，需按类去查找资料，但当时的分类和现在的分类不同，今天看来颇有失当之处，也增加一定困难。例如，火与烟并非天象，而列入《乾象典》；笔、墨、纸、砚等是文房用品，却被列入《理学汇编·字学典》；农、商、渔、樵、牧、猎、医，甚至乞丐、刺客、娼妓等竟同属《博物汇编·艺术典》；三国蜀昭烈帝刘备，后主刘禅列入帝纪部后汉，而不另列蜀汉等等。这对查找很不方便。另外，这部鸿篇巨著，虽说包罗万象，实际失收却也不少，除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而显然是有意摒弃不收者外，还有其他如：《草木典》杏部选句中，许多为人熟知的著名诗句，如唐朝韦庄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宋朝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叶绍翁的“一枝红杏出墙来”，陈与义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陆游的“深巷明朝卖杏花”；明朝唐寅的“红杏梢头挂酒旗”等等，都没有收录。而且引录文献时讹误缺脱、随意删节，引文出处著录欠详、或著录错误都时有发现。和参阅其他类书一样，使用时最好能核对原始资料。
但瑕不掩瑜，《集成》仍不失为我国古代工具书中的一颗明珠。
b 按韵编的一部类书——《佩文韵府》 此书是一部官修的、规模较大的、汇编辞藻典故的类书，为供旧时文人吟诗作赋时采摘辞藻、对偶，寻求典故、轶闻，以便押韵对句而用的。张玉书等70多人奉康熙皇帝之命而编。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开始，在以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的《五车韵瑞》为底本的基础上，大加增补，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成书。康熙很重视这部书，“亲加考订”，时时面授意见。因北京海淀畅春园内康熙有一个书房，名“佩文斋”，于是命名《佩文韵府》。
此书正集444卷，收单字1.9万多个，引录的词章、典故达140万条之多。以单字统词语，单字按照平水韵的106韵排列，按词条末字入韵。每个单字下加注反切和解释，下列尾字和这个单字相同的词语，按二字、三字、四字顺序排列。如“红”字，下列“阵红”、“题红”、“长红”………“映山红”、“二丈红”………“玉白花红”等词语。字数相同的，则按这个字出自经、史、子、集、不同典籍的来源为顺序。词语之下，列举古书里用过的诗文典故例句。另外还排录对语(对仗的词语)，如：“嫩绿”、对“嫣红”；“熊肪白”对“鹤顶红”。还有摘句，如“花蕊飏春红”，即押红字韵的词句。所收词语典故，凡是《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所已采用的，叫做辞藻，列在前边，两书未收的，标一个“增”字，排在后面。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又命张廷玉等拾遗补阙续编《韵府拾遗》，至五十九年成书，共120卷，是补《佩文韵府》的遗漏，体例与《佩文韵府》同，分为“补藻”和“补注”两栏。
读古典文学作品，往往有两方面困难：一是不了解词汇的意义和用法；二是不熟悉典故。而古典文学作品中，典故和词汇又常常密不可分；典故本身就是词汇，词汇也会包括典故。如“推敲”是个词，但也是典故。据说：唐代诗人贾岛家境贫寒，一度为僧。他初次赴京赶考，一天在驴背上吟得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反复琢磨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不禁伸手作推、敲的动作。他不知不觉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车骑队伍，被人带到韩愈面前；贾岛讲“推”、“敲”两字未定，不知回避。韩愈沉吟很久，对贾岛说：“敲字佳。”并让贾岛和他一起回去，共论诗道，与贾岛成为布衣之交。这一故事表明古人遣词造句用心良苦，也即“推敲”用典之来源。后来因此把斟酌字句、反复考虑称为“推敲”。读古典文学作品，只有查明诗文典故的出处时，才能理解其意义。所以，就在现今，《佩文韵府》仍然是一部常用的工具书。例如，我们读文天祥的《念奴娇·驿中别友人》那首词，其中有“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此句中有二典，一为“铜雀春情”，是运用唐杜牧的《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借此典故暗指南宋皇后、妃子被元兵俘虏送去北方的事。二为“金人秋泪”，可查《佩文韵府》卷十一真字韵，人字条下，有“铜人”，此目下可查到《魏略》：“明帝徙长安……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又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说：“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率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shan山〕然泪下”。才知“金人秋泪”是用汉朝灭亡之后，魏明帝拆迁汉代铜人的典故，借指宋朝文物被元人掠夺的可悲故事。这样就能了解文天祥填这首词时的心境，便容易懂得词意了。
由于《佩文韵府》是按词条末字入韵，不懂声韵的人很难利用，幸而商务印书馆编的索引能帮助解决这个困难。索引是按《佩文韵府》原词首字编排，不懂声韵的人，可先按四角号码查，假如你四角号码也不熟悉，那么可先查笔画索引查出四角号码，然后从四角号码索引查得词条所在页码。例如：有一文件，内引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谁的诗呢？不妨查《佩文韵府》，“沉”字的四角号码为37117，从四角号码索引看到沉字下列许多词条，看到有“沉舟侧”，据所注页码看正文，即可知道这是唐代刘禹锡的诗。据此还可进一步了解这首诗是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席上酬答白居易的赠诗而写的。白居易赠诗中为刘禹锡被贬23年鸣不平，刘禹锡的回诗也感叹自己遭遇不幸被贬23年，埋没一世，今已如“沉舟”、“病树”。但沉舟前又是千帆过往，枯树前仍是万木欣欣向荣。这两句诗被人认为是包含着一种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用来说明：没落的事物，就由它没落，新生的事物，依然会按着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所以，也常为写文章所引用。
《佩文韵府》先后印过五种版本，常用的是1937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共七大册，末册是四角号码索引和单字笔画索引，是把《佩文韵府》和《韵府拾遗》合编在一起的，使用很方便。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根据《万有文库》本影印，改为精装四大册。
但这部书根据的资料大都是从其他类书辗转抄袭的，错误不少。有时标明出处不可靠，如“寻问”一词，见《北史·儒林·孙灵晖传》，而《佩文韵府》误作《北齐书·儒林·孙灵晖传》。《北齐书》里也有此篇，但文字不同，并未有“寻问”一词。另外，我们在使用中发现《佩文韵府》引用资料标明出自《唐书》的，往往是《新唐书》而不是《旧唐书》；标明出自《齐书》的，往往是《南齐书》而不是《北齐书》。某些词书，如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日本的《大汉和词典》中有些词条，由于照抄《佩文韵府》等类书的材料，不加核对，就以讹传讹了。这是应该引为鉴戒的。另外《佩文韵府》注明出处，只有书名，一般没有注明篇名，是大缺点。
c 《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的姐妹篇 《骈字类编》是清圣祖敕撰的官书，张廷玉等编，240卷；自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开始编，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成书。它与《佩文韵府》不同的是：所收都是“骈字”，即双音词，或双音词组，是两个字组成的实意复词。把首字相同的词语排在一起，就是齐首字，而不是齐尾字。书中分列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人事等13个门类；门类下又细分小类，以类聚词，所以叫“类编”。小类即“子目”，“子目”即标首字，计1604字。如“天地门”有天、日、月、星、雨、露、雷、电、霜、雪等58字，亦即58个子目。由标首字带出该字头的复词或词组，如“天”字带出的复词有天日、天月、天地、天风、天云等近千条。各标首字所带复词多寡不一，如“天”字带出的复词有5卷之多，而“地”中的“坻”、“坳”等字仅只五条，这反映汉字的构词能力与繁衍的实际。
它与《佩文韵府》一样，都是把含有某个典故的记载或诗文一一加以罗列。优点是比《佩文韵府》简明，而且不仅注有书名，大部分还注明了篇名，可与《佩文韵府》互为补充。《佩文韵府》的查法是按韵部查词尾；《骈字类编》是按类查词头；两书相辅相成，所以称它们为姐妹篇。这两部书都是查诗文典故和词汇的常用类书。《骈字类编》的缺点是体例所限，收词有限。因此，它的流通不如《佩文韵府》广泛。不过，有时它比《佩文韵府》有用。比如，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诗句的出处时，《佩文韵府》中的“山雨”条只录有许浑诗“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不引全诗，也不注明诗题。要知道诗题，可以查《骈字类编》“山水门”、“山雨”条，记载：“许浑咸阳城东楼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根据这一线索，我们可在《全唐诗》中查到许浑这首诗的全部诗句。所以说，《骈字类编》和《佩文韵府》可以互为经纬，相辅而用。
《骈字类编》最早的版本是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内府刊本；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出有石印本，计48册；1984年北京中国书店据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合为12分册，是现在通用的本子。1988年，中国书店又出版了《骈字类编索引》，使用较方便。
d 《渊鉴类涵》 《渊鉴类涵》，450卷，是张英、王士祯等奉皇帝之命编撰，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成书。
这部书是以明代俞安期的《唐类涵》作为底本扩编的。《唐类涵》原是采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帖》、《岁华纪丽》等及《通典》中的材料，删除重复编成的。《渊鉴类涵》则博采广收，又补充了自唐以后到嘉靖年间的《太平御览》、《玉海》、《山堂考索》、《天中记》等17种类书的内容，并且采录了二十一史和子集、杂纂、稗编材料汇编而成。全书分为：天、岁时、地、帝王、后妃、储宫、帝戚、设官、封爵、政术、礼仪、乐、文学、武功、边塞、人、释教、道、灵异、方术、巧艺、京邑、州郡、居处、产业、火、珍宝、布帛、仪饰、服饰、器物、舟、车、食物、五谷、药、菜蔬、果、花、草、木、鸟、兽、鳞介、虫豸等45部(俞书为43部)。部下再分小类，共2536个小类。每类的内容都各分五项，全是以释名、总论、沿革为第一，典故为第二，对偶为第三，摘句为第四，诗文为第五。凡是《唐类涵》中原有的引证，都标明一个“原”字，续增的部分则标明一个“增”字，以示区别。
《渊鉴类涵》也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它的卷数虽不到《太平御览》的一半，但篇幅实际比《太平御览》还多一倍，内容相当充实，查阅唐宋以至明嘉靖时的典故、辞藻，很可以利用这部书。
《渊鉴类涵》有七种版本，目前常用的是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据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的本子，18册。
清代官修类书中，还有一种是专门采集子书和史书中的材料，提供给一般文人查找词章和典故的，书名叫《子史精华》，160卷，分30类，子目280，是康熙时编撰，雍正时成书的。因为我国史书繁多，子书更杂，从中查找词语典故不容易，利用这部书即可大为方便。此外，还有何焯等奉敕撰的《分类字锦》，64卷，辑录经、史、子、集及其他各书中的字词，分为40门，618类；这都是供采取典故、诗文、辞藻用的类书。
e 《格致镜原》 《格致镜原》，100卷，陈元龙编，与前面介绍过的宋高承的《事物纪原》体例相近，也是记载事物起源的。所谓“格致”，是取《礼记·大学》“格物致知”之义，就是穷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的意思。“镜原”是探索事物本源的意思。全书分为：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朝制、珍宝、燕赏器物、耕织器物、玩戏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等共30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如乾象类有天、日、月、星、风、雷、云、雨等14目，各类共有886目。一般首先是总论，然后引古书，讲该字的字义和该物来源，下面列出有关材料。这部书着重考证饮食、布帛、文具、武备、日常器物以及花、木、鸟、兽、昆虫、水族等等。这些记载事物的资料，大多录自原书，而且多据善本，所采经、史、杂记、野乘，都一一注明出处。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为研究古代文化史、科技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部书在清代影响很大，据说当时几乎家家必备。
清代与此类似的类书还有《事物原会》、《壹是纪始》。后者考证“书院始于唐”、“国子监始于隋”等等，引证都根据文献记载。这些都是把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事物起源资料分门别类集中起来，供探求事物本源始末性质的类书。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f 专辑女性史料的类书——《奁史》 《奁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女性专门类书。有关古代女性历史的记录，向来不具系统，这部大型的综合性类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辑录不少女性生活的记载，弥足珍贵。但女性专门类书的出现，更值得重视。
据查各种书目，专门与女性有关的类书有十几种，但《奁史》却未见著录。《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著录了，但入“小说类”，因而很少被人注意。其实，《奁史》正符合类书的标准，是“博采众籍，以类相从”；因而它应该列入传统的类书。
《奁史》，100卷，原题东吴王初桐于阳纂，卷首有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伊江阿序文。关于编者，诸种传记史册均无专传，据今人考定，原名王丕烈，嘉定人，字於阳(于阳)，别称、室名甚多，如赓仲、耿仲、无言、古香堂、杏花村、红豆痴侬、红犁翠竹山房等等。他做过几任知县。著作有《鲁齐韩诗谱》、《夏小正正讹》等多种，并修纂过《嘉定县志》。他有一侧室名李湘芝，亦有诗文名《柳絮集》，见于《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书。据《奁史》序文：“是编抄撮之初，半出其手”，则《奁史》一书是夫妇二人合作编成的。
不但如此，此书的编成，还赖有众多的学人参与阅订校刊工作。各卷阅订、校刊者共51人，包括清代当时著名的经学家、考据学家阮元、孙星衍、王昶，以及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陆锡熊等在内的名儒硕学、名见经传的大学者。说明此书的编撰是颇得时人支持的。
据编者说，《奁史》分类是模仿《太平御览》和《玉海》而加以变通的。其实它是有特点的。全书共分36门，包括：夫妇、婚姻、统系、眷属、妾婢、倡妓、肢体、容貌、性情、蚕织、针线、井臼、文墨、干略、技艺、音乐、姓名、事为、诞育、术业、衣裳、冠带、袜履、钗钏、梳妆、脂粉、宫室、床笫、饮食、器用、绮罗、珠宝、兰麝、花木、禽虫、仙佛。各门又再分子目约153个。各门排列次序颇具层次；古人认为：人伦始于夫妇。“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所以首列夫妇门，罗列有关夫、妻本分之言论，以及夫妇相从的各类形态，包括：相敬如宾、同甘共苦、反目离异、破镜重圆、夫妇合葬等等。夫妇之合，端赖婚姻，所以次立婚姻门，辑录嫁娶礼仪之外，又展列多类婚姻故事，如：皇族婚、同姓婚、世代婚、指腹婚、续弦、辞婚、冥婚等故事。夫妇、婚姻两门之下的四门是分述各阶层妇女：自后妃、公主、及诸宫廷内各种女官，中及祖母、外祖母、后母、乳母，再列孝女、贞女、姐妹、姑嫂等各种亲属关系及若干事迹，然后分述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妾媵、奴婢及娼妓的命运遭际。文墨、干略、技艺、音乐四门，主要是记载古代妇女的文化成就。历代妇女在诗文、书画、音律、技艺，以至武艺方面，不乏有突出成就的人，所以，辑录了她们的事迹。其他各门也都是辑录与妇女有关的方方面面。综观《奁史》之分类，条目划分都较细致，能从更广阔的层面去反映传统社会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内容，甚至其容貌举止、性情爱好，以及服装、饰物、鞋袜、所佩香囊用料等等都在辑录之中。编这样一部向来不受重视的妇女史料的类书，是不容易的。中国古代典籍，浩瀚如海，其中涉及妇女者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该书广为搜罗，正史、别史、杂史、经义、类书、说部、书目、书画、诗话、文集、选录、杂著都在选录之列，而诸书有可引者少，无可引者多，因而《奁史》征引书籍约3900种，而所检阅普查之书却不下万种，其工程浩繁可知。
由于《奁史》是一部有关妇女的专门类书，因此，更集中地保存了妇女的历史，史料更广泛，把反映古代各阶层妇女生活面貌的大部分文字材料集中起来，除供便利查找使用之外，更保存了若干已散佚的史籍中之妇女材料，尤为可贵。其全面性是它的内容包罗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全国各省以至邻国)、不同年龄的妇女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生活，构成古代社会妇女生活全面的图像。做为一部以妇女历史为对象的专题类书《奁史》，其规模、深度、广度是值得一提的。对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人来说，是一部颇有使用价值的类书。
当然，该书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统系门”下，子目“宫人”部分，其中著录“红叶题诗”的有关故事，编者只征引《豫章诗话》陈述明嘉靖年间事，并附注“或云王庄妃事”。反而并未引录或附注唐、宋人的著作，如唐孟棨《本事诗·情感》、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十、宋刘斧《青琐高议·流红记》、宋孙光宪《北梦琐言》等多种书中有关“红叶题诗”的类似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