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统治者控制全国，发号施令的地方，都城的安危对全国政局的安定与否关系至大。都城人口众多，一般说来它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因而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此外，都城也是统治者生活享乐和保持无上权威的所在。因此，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和布局都极为重视，往往要经过再三的权衡和周密的规划。
统一王朝选择首都时所考虑的主要条件，也是分裂王朝和边疆区域性政权择都时必须要加以考虑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以中国南部作为势力范围的割据政权皆定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和杭州，就是因为它们具有许多地理优势。长江下游为南方开发较早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区，定都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漕粮和其他消费品供应问题。这里的世族豪强向来在南方地区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失去他们的支持便难以在南方立国。孙权定都武昌不久又迁回建业，原因便是江东大族反对迁都。南京钟山龙盘，石头山虎踞，又可借滔滔长江阻挡北方军队南下。杭州更是前有长江，后有吴淞江，有重江之险。南京、杭州虽未据南方中心，但与南方的其他区域交通来往十分方便。而且，自南京北渡长江以后，不久即可进入华北平原，也便于北伐。可以说，如果要割据南方，长江下游地区无疑是最好的建都区域。
总的说来，古代一般都是根据以下几项要素，来确定建都地址的：
第一，地面要平坦开阔。都城为全国第一大城市，没有开阔的原野是不行的。只有建筑在比较平坦开阔的地方，才便于都城的布局和发展，也才有比较方便的交通系统和发达的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古代的著名都城，特别是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无不位于平原上。甚至疆域面积较小的区域性政权的都城，差不多也都位于境内较大的平原上。例如，山西境内的太原、大同、临汾，便都是在地势比较平坦的盆地内，四川的成都更是居于全省主要平原的腹地。只有少数都城建在崇山峻岭之中，但这并不是统治者乐意选择这种地形建都，而是境内地形都是如此，平地较少，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即使这样，这种都城仍是建在境内地势稍平的地方，例如河谷。
就同一都城而言，地面状况的变化也会引起城址的变化。西汉和隋唐的都城长安都在今西安市，但两城城址不同，变迁的原因就是隋唐要寻找较为开阔的城址。汉长安城在龙首原北原，北临渭河。汉代以后由于渭河向南摆动，侵蚀北原，北原面积缩小。因此，隋建大兴城时，把城址选在平原面积较大、便于都城发展的龙首原南原。
第二，水源要充足。都城人口稠密，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帝王将相的宫殿园囿、沟渠池塘，需要涓涓的绿水加以美化点缀。近水择址，也可为灌溉和航运提供方便。因此，水源对城址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由于水源的原因，我国的古都无不是设在大江大河旁边。西北干旱地区河流较少，但古都也都是在水源较为丰富的绿洲上。此外，水源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都城城址的迁移。元朝兴建大都，不取金中都城旧址而选择在它的东北郊建城，原因就是金中都城所依赖的水源——莲花池水系已不能满足新首都的要求，不得不移动城址，以使用新的水源——高梁河水系。
第三，交通要通畅。要将统治者的命令迅速送达全国各地，来自全国的信息较快地反馈到都城，东西南北的物资尽快地输送到都城，都离不开优越的交通条件，首先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战国时，秦国的三个都城雍、栎阳和咸阳，都排列在渭河北岸，主要是因为渭河之北有一条平坦的东西大道，可以直通到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晋国。虽然渭南也有一条道路，但却不如渭北的重要。北京在古代之所以发展为华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原因之一就是位于中原北部通往东北、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几条道路的连接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利用河流进行水上运输是最为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不少都城周围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为此，朝廷往往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开挖运河，以弥补天然运力的不足。因此，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就开挖鸿沟，沟通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一年，便开通济渠和大运河，使船只可在洛阳下水，入黄河和淮河，直下江南。
第四，周围要山环水绕，便于防守。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不至于轻而易举就被敌人攻占，历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区域是险要之地，今西安之所以成为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其所在的关中区域山环水绕，易守难攻显然是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险可依，以资最后的抵抗。建于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北朝、隋、唐的长安，城址都没有越过灞水，原因是要“临河以为渊”。因为这些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南北流向的灞河无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营建的东都洛阳，南望伊阙，北据邙山，东临瀍〔chan潺〕水，西接涧河，洛水中贯，显然在选址时已考虑到防御的需要。
如果不具备山环水绕的地理形胜，便只好在都城周围屯驻重兵，借助于血肉长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对外地粮食和物资的需求程度。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洛阳或长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东周)、汉(西汉和东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担心定都开封，屯驻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运输漕粮的负担，“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dan单〕(意思是用尽)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五，所在区域经济要发达。都城既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长途运输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区经济发达，就可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程度。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上节已经指出，唐中叶以前，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所以统一王朝的都城设在长安和洛阳，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东向南移，先是迁到靠近江淮的开封，然后干脆迁到位于江南的南京。就全国总的经济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次一级的区域来说，都城所在地也应该是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战国时，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主要因为栎阳所在区域多盐碱泽卤地，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改造，经济落后，而咸阳一带人口稠密，开发早，终南山物产丰富，取之不尽。元明清的都城北京虽然已不是经济重心地区，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第六，山川要秀丽，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满，饮甘餍饫〔yanyu厌玉〕之余，还要纵情于声色犬马，田猎游乐。他们不仅在城内修建了大量的宫殿楼阁、沟渠池塘，还在城外大造离宫别馆、禁园御苑。古今闻名的游览胜地西安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和杭州的西湖、北京的西郊，当年都是帝王纵情游乐的地方。由于这一原因，历代统治者在选择都城地址时，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明朝人谢肇淛在《五杂俎〔zu祖〕》一书中分析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甚至说：“高宗之都临安，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即西湖周围的秀山丽水是促使高宗定都杭州的主要原因。
都城选址时，除了要考虑上述自然条件，往往还要取决于占卜的结果。古人认为在宇宙间存在着无所不能的主宰力量，选择都城这种重大事情，必须征询上天的意见。西周修建洛邑之前，首先进行“卜宅”，即通过占卜确定在此建都是否吉利，占卜大吉，才能确定城址并正式动工。隋代在龙首原建都城，事先也经过占卜。新都开工前，隋文帝发布诏令说：“现在居住在此，只是权宜之计，既没用筮〔shi适〕草或龟甲占过卦，也没对过天象，因此不能建为首都。而龙首原山川秀丽，万物生长茂盛，经过占卜，适宜建都。”(《隋书·高祖上》)
就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要选择各方面都十分理想的都城同样也是不可能的。不仅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如此，杭州、安阳、成都等区域性政权的都城也同样如此。因此，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需要确定都城地址。此外，都城的选址往往还要受历史继承性影响。
长期生活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的人，一般是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因为举家搬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个王朝，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建都，或将都城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更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不容易选择到各方面较旧都城更适宜建都的城址，主要也因为建设一个新都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一个尚未巩固的新政权来说，这是一件影响民心向背的大事，不得不认真考虑。况且，旧都城经营多年，一般都建有华丽的宫殿和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发达的交通系统，可以现成利用。正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不少的古都长期延续，往往具有几百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