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吕氏春秋·用民篇》说：“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说明对生物性状遗传的稳定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生物性状的遗传是如何实现的呢？我国古代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解释。
对于亲代与子代之间性状传递研究最早并有突出成绩的，要推东汉的王充(公元27—104年)。他在和儒生们辩论时，曾就是否有瑞祥神灵动物问题进行过一次辩论。王充说：“龟生龟，龙生龙。形、色、大小不异于前也，见之父，察其子孙，何谓不可知？”王充认为各种生物都能相当稳定地将本种类的特征传给它们的后代。所以后代的颜色、形状、大小总是像它们的亲代，见到某种生物，就能预知这种生物后代的性状。他还在《论衡·奇怪篇》说：“物生自类本种。”“且夫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王充在这里讲的“本种”显然包含着“种”的概念，并且把在自然条件下能不能互相交配，产生后代列为种的特性之一。2000多年前，王充关于“种”的概念，竟然和18世纪分类学家林奈(公元1707—1778年)的“物种”概念有些相似。王充认为各种生物的性状的遗传，是在生殖过程中，通过种子实现的。他说：万物“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在天地之间皆一实也”。他还以植物为例说：“草木生于实核，出土为栽蘖稍生茎叶，成为长短巨细皆由实核。”(《论衡·初禀篇》)他也正是基于对物种性状相对稳定的认识，有力地批驳了所谓瑞物神龙、神龟的存在。他认为正常的生物都是有种类的。
明代王廷相(公元1474—1544年)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遗传物质的“气种说”。他在《慎言·道体篇》中说：“人化生之后，形自相禅。”指出了性状遗传的连续性。又说：“人有人之种，物有物之种。如五金有五金之种，草木有草木之种，各个具足，不相凌犯，不相假借。”说明物种的稳定性和特异性。那么，物种为什么稳定呢？他说：“万物巨细刚柔各异其才，声色臭味各殊其性，阅千古而不变者，气种之有定也。”他认为是由于遗传物质——气种的稳定。针对性状遗传过程中出现的“人不肖其父，则肖其母；数世之后，必有与祖同其体貌者”的现象，他的解释是“气种之复其本也。”实际上，这已经是从遗传物质的传递和表现规律深处来理解了。王廷相在这里讲的“气种”已经很接近我们现在知道的遗传物质了，只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手段和科学实验，未能从实体上加以证实罢了。“气种说”和后来魏斯曼于公元1892年提出来的“种质说”已经很相似了，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清代戴震继承了这些思想，他说：“如飞潜动植，举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气类别之”，“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形色臭味，无一或阙也”。试图把遗传物质落实到植物的具体部位，可惜只能落实到种子，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对遗传物质决定遗传性、决定生物性状的认识概念还是十分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