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对昆虫资源开发利用并取得显著成果的例子之一。蚕原来是野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在蚕桑还未被驯养之前，人们可能已经懂得利用野蚕茧抽丝了。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浙江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象形文字，而且还有祭祀蚕神和刻有派人察看蚕事的卜辞。商代蚕桑生产已经相当发展，可见开始人工养蚕要在这以前。
到了周代，栽桑养蚕在我国南北广大地区得到蓬勃发展，养蚕织丝被认为是妇女们都必须参加的副业劳动。《诗经》中就有许多篇章描写蚕桑，有的诗还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妇女们采桑养蚕劳动忙碌的情景。《豳风·七月》写道：
春日载阳(春天一片阳光)，
有鸣仓庚(黄莺鸟在歌唱)。
女执懿筐(妇女们提着箩筐)，
遵彼微行(走在小路上)，
爰求柔桑(去给蚕儿采摘嫩桑)。
出土的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更加逼真地描摹了古代劳动妇女采桑的劳动场面(图14)。要发展养蚕，就必须繁植桑树、发展桑园。《诗经·郑风·将仲子》有这样的诗句：“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不要跨过我的墙头，不要采摘我的桑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桑田之间啊，采桑的人来来往往)。”《孟子·梁惠王上》中也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可见周代已经有大面积的人工栽种的桑树园了。战国铜器上采桑图描绘的桑树有高、矮两种类型，低矮的桑树可能就是后人所称的地桑。关于地桑，古代书籍中说：头年将桑椹和黍一起种下去，待桑树长到和成熟的黍一样高时，齐地面割下，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的枝条。这种桑树不仅便于采摘和管理，而且枝嫩叶肥、产量也较高。地桑的出现，也是蚕桑生产发展上的一大进步。
图14 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
重视发展蚕桑技术，对蚕桑生产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管子·山权数篇》记载：“民之有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存之于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是说，对群众中精通养蚕技术的人，请他介绍经验，并给予黄金和免除兵役的奖励。可见当时非常注意总结经验，以提高栽桑养蚕的生产水平。
制备蚕种，是养蚕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要用清水浴洗卵面，后来进一步发展到用朱砂溶液、盐水、石灰水以及其他具有消毒效果的药物来浴洗消毒卵面。这对防止蚕病发生非常重要。
蚕农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注意蚕种的选择。《齐民要术》提出要选取“居簇中”的茧为蚕种。宋代以来，人们还进一步从各个角度，如茧的质量、成茧的时间和位置、蛾出茧的时间、蛾的健康状态，以及卵的健康状态等，来选取种茧、种蛾和种卵。到清代，人们更注意到了选蚕。他们深知只有“蚕无病，种方无病”。通过层层的严格选种，淘汰了大量体弱有病的蚕种，从而提高了第二代蚕的体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微粒子病原体通过胚胎传染给后代。
远在秦汉时代，人们就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和发育，可以缩短蚕龄，所以历代都很注意养蚕环境湿度温度的调节和控制。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已在蚕室四周置火加温，以调节蚕室温度。元代《士农必用》指出：幼蚕的时候，蚕室要暖些，因为那时天气还冷；而到大眠之后，就要凉些，因为那时天气已经热了。经过长期养蚕实践，古代蚕农还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例如清洁和用药物消毒蚕室、蚕具，以药物添食和薰烟等办法提高蚕的体质和抵抗力。到明代，人们对某些传染性蚕病如脓病、软化病和僵病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能积极采取淘汰和隔离的措施，以防止蚕病的传染和蔓延。
为发展蚕丝生产，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养多批蚕。《周礼》中有“原蚕”记载，“原”是“再”的意思。“原蚕”就是一年中第二次再养的蚕，即夏蚕。据刘宋郑辑之《永嘉郡记》的记载，公元4世纪时，永嘉(现在浙江温州)地方，一年可养八批蚕。大家知道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在热带(如广东)地区，可以利用多化性蚕，在一年中自然多次孵化来养多批蚕。此外也可以利用二化性蚕所产的卵，放在适当的低温中催青，这样所产的卵，在当年内就又能继续孵化。继续维持低温催青，就又能继续孵化。古代永嘉(今浙江温州)地方一年能养八批蚕，就是采取低温催青二化性蚕实现的。《永嘉郡记》载：
永嘉有八辈蚕：蚖〔yuan元〕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末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凡蚕再熟者，前辈皆谓之“珍”。养“珍”者少养之。“爱蚕”者，故蚖蚕种也：蚖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蚕生，多养之，是为蚖蚕。欲作“爱”者，取蚖珍之卵，藏内罂〔ying应〕中(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盖覆器口，安硎〔keng坑〕泉冷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得三七日，然后剖生，少养之，谓为“爱珍”，亦呼“爱子”。绩成茧，出蛾，生卵。卵七日又剖成蚕，多养之，此则“爱蚕”也。藏卵时……当令水高下，与种卵相齐，若外水高，则卵死不复出；若外水下卵，则冷气少，不能折其出势。不能折其出势，则不得三七日。不得三七日，虽出“不成”也。“不成”者谓徒绩成茧。 出蛾生卵，七日不复剖生。至明年方生耳。
这段记述表明当时我国温州一带的蚕农，已经知道，以适当的温度，就可以打破二化性蚕的“滞育”状态。大家知道，二化性蚕的第二化蚕所产卵，在通常情况下，当年便处于滞育状态，即使当时的温度还很高，但其卵都必须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孵化。能否打破这种状态，使第二化蚕所产的卵，能在当年里继续孵化呢？晋代蚕农们说，行。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即螈珍蚕)所产的卵存放在一种叫罂的陶器中并加上盖，然后将它放在山间的冷泉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过了21天蚕卵便孵了(在通常的自然状态下，第一化蚕所产的卵，只须七八日就孵化了，但在低温即“冷气”影响下，卵便延长到21天才孵化)。这种蚕叫“爱珍蚕”。它与普通没有经过低温影响而孵化出来的第二化蚕不同，它所产的卵，可以在当年里再继续孵化。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次人为地利用低温的影响来中断蚕的“滞育”。实际上，当时永嘉地区的蚕农，就是利用这种低温影响，可以使二化性蚕，接连中断“滞育”，从而可在一年中连续孵化四代(见示意图)，实现了一年养多批蚕，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在这当中，关键是对用以影响蚕种孵化的温度的掌握。正如《永嘉郡记》指出：藏卵时，温度必须适当，过低就“卵死不复出”，过高，则不能达到使卵能延期到21天再孵化。不能延期21天，那就达不到中断滞育的目的。以上事实说明，我国古代学者已经深刻地理解到，温度对动物生长发育的重要影响。
永嘉八辈蚕关系示意图
(引自汪子春《中国古代养蚕科学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低温催青制取生种》)
除了桑蚕，我国古代还饲养柞蚕、樗蚕、天蚕等许多种蚕，也都取得了不少成绩。柞蚕，人们常常叫它山蚕或野蚕，它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据古书记载，早在公元前40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人民，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柞蚕丝来织绸。在明代，用柞蚕茧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
在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初山东省益都县人孙廷铨撰写有《山蚕说》一文，专门介绍放养山蚕技术。文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柞蚕，不久柞蚕放养逐渐传到其他地区。早在清初，放养柞蚕方法已经传到辽东半岛。逐渐地，这里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不久放养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传播到较远的云贵等地区。
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去的。
从公元前138—前120年起，以至唐、宋，我国丝织品和蚕桑制丝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阿富汗、波斯、印度、埃及、罗马、法国和俄国；更早时期也传到朝鲜、日本，为世界文明增添光彩，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蜜蜂的蜂蛹和蜂蜜都是人类的优良食品。可以推想，我们的远古祖先，很早就和蜂打了交道。但是直到公元3世纪才有关于养蜜蜂的记载。据皇甫谧在《高士传》中说：东汉延熹年间(公元158—167年)，有位名叫姜歧的人，“隐居，以畜养蜂、豕为事，教授者满天下，营业者百三余人。”可见在1800年前，养蜂已经成为人们的活计了。晋代人已经知道蜜蜂是一种社会性昆虫。宋代对蜂群的内部组织有了相当的了解。王禹偁(字元之)在《小畜集》中写有“记蜂”，对蜜蜂的生活习性和蜂群组织，以与寺僧对话的形式作了如下记述：
商于兔和寺多蜂。寺僧为余言之，事甚具。予因问：“蜂之有王，其状若何？”曰：“其色青苍。差大于常蜂耳。”问：“胡以服其众？”曰：“王无毒。不识其他。”问“王之所处？”曰：“窠之始营，必造一台，其大如粟，俗谓之王台。王居其上，且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数。王之子尽复为王矣，岁分其族而去。 山甿〔meng盟〕患蜂之分也，以棘刺关于王台，则王之子尽死而蜂不拆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团如罂，或辅如扇，拥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则溃乱不可响迩。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堕(惰)而不作。”
这里，对蜂巢内部组织、分群习性，尤其是控制分群方法作了详细的记述，很有价值。当时人们已知蜂有蜂王，色青苍，比其他蜂大，且无毒。王生幼王于台中；分王时群蜂拥着蜂王飞去。有蜂王在蜂就不螫，失去蜂王蜂群就溃乱。当时养蜂人都知道，为了防止蜜蜂分巢，只要用棘刺关住王台，这样巢内王子都要死亡，蜂群也就不再拆开。可见当时对蜂的习性有着很深的了解。元末刘基在《郁离子》卷上“灵邱丈人”中，通过对善于养蜂和不善于养蜂的父子两代的对比，描述了养蜂之人对蜂群的清洁、寒暖、晴雨、燥湿以及防止敌害诸方面的周到照顾，及蜂箱的选材制作、排放、管理等，说明当时的养蜂技术已达很高水平。元代《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代《农政全书》等都将养蜂作为科学进行研究。清代郝懿行还写了《蜂衙小记》的养蜂专著。至于蜂蜜作为药用，则早在《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列为上品加以利用了。
白蜡虫 虫白蜡是雄性白蜡虫的分泌物，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家副产品。宋代周密《癸辛杂识》就有关于饲养白蜡虫的记载。说江浙过去不产白蜡，后来有人从淮北带来白蜡虫出售，其种形状如小茨果实，“每年芒种前以黄布作小囊贮虫10余枚，遍挂桎树间(叶类似茱萸叶)，至五月每一子出虫数百，遗白粪于枝梗，这就是白蜡。八月中剥取用沸汤煎之就成白蜡。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来春渐大，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这里已经将放养白蜡虫、收白蜡的时间和方法，基本说明了。以后汪机《本草会编》、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徐光启《农政全书》对寄生植物种类、产地、白蜡虫的习性和采蜡方法都有记载。17世纪初耶稣会教士把有关中国饲养白蜡虫的消息传到欧洲，公元1853年由罗刻哈特从上海将白蜡样品和白蜡虫送到英国以供研究。
紫胶虫 紫胶虫分泌紫胶，我国古书上称为紫铆、紫梗或赤胶。公元3世纪张勃在《吴录》中记载说：“九真移风县，有土赤色如胶，人视土知其有蚁，因垦发以木插枝其上，则蚁缘而上，生漆凝结，如螳螂螵蛸〔piaoxiao飘肖〕子之状。人折漆以染絮物，其色正赤，谓之蚁漆、赤胶。”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云南考察，第一次指出云南是我国紫胶产地，同时记述了紫胶虫寄生植物紫梗树的形态。紫胶在我国古代作药用，也用作染料。
五倍子蚜 五倍子是五倍子蚜虫在盐肤木叶上所形成的虫瘿。它是染色、制革工业的重要原料，又是重要的药物。五倍子蚜的生活史很复杂，不容易为人所知。五倍子是因为生于(木(上艹下角))(同倍)木而得名。宋代人虽然知道五倍子(虫瘿)是生在盐肤木上，但并不知道里面有虫。直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才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李时珍说：“此木(即盐肤木)生丛林处者，五六月有小虫如蚁，食其汁，老则遗种，结小球于叶间……起初甚小，渐渐长坚，其大如拳，或小如菱，形状圆长不等。初时青绿，久则红黄，缀于枝叶，宛若结成，其壳坚肥，其中空虚，有细虫如蠛蠓〔miemeng灭猛〕。山人霜降前采取，蒸杀货之。否则虫必穿坏。”李时珍还认识到寄生不同，其虫毬(虫瘿)也不一样。但是限于时代，他没有完全弄清五倍子蚜的生活史。
虫白蜡、紫胶、五倍子都是我国自古以来对昆虫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果，这些产品除了供国内利用外，还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
昆虫种类繁多，其中有的昆虫肉体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早就是我国古代餐桌上的佳肴。
《周礼》中记有“蚳醢〔chihai池海〕”，“蚳”就是蚁卵，“蚳醢”是由蚁卵加工而成的蚁卵酱，供“天子馈食”和“祭礼”用。
古代供“人君燕食”的昆虫，据《礼记》记载还有“蜩〔tiao条〕”(蝉)和“范”(蜂)。三国时曹植写的《蝉赋》记了蝉一生所遇到的各种天敌，并称它的最后“天敌”是厨师。唐段公路在《北户录》里记载了广人食用蚁子酱的情况。唐刘恂在《岭表录异》里还记了交广酋长用蚁酱招待官客享用。唐代，人们把蝗虫也列入食品。北宋范仲淹说：“蝗可和菜蒸食。”明徐光启在《屯盐疏》记录了当时天津地区人们把蝗虫当作美味食品，互相赠送。
有趣的是，古代人们还把臭虫、蜻蜓、天牛之类的昆虫，也作为“山珍海味”。例如唐剑南节度使鲜于叔明“嗜臭虫，每采拾得三五升，浮于微热水，泄其气，以酥及五味熬卷饼食之，云天下佳味。”(《耕余博览》)晋代崔豹在《古今注》中记载了人们食用蜻蜓的情况。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记：把蛴螬〔qicao齐曹〕(金龟子幼虫)与猪蹄混煎成羹，白如人乳，勾人食欲。
清代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引《滇南各甸土司记》说：腾越州外各土司中有一种棕虫，穴居棕木中，食其脂汁，形状如海参，粗如臂，色黑，土人视为珍馔。土司请贵客必用。作羹味绝鲜美，肉绝似辽东海参，食之增髓补血，尤治妇人带下。这里所说的棕虫，可能是天牛类的幼虫。他还在“龙虱”条引方以智《物理小识》记：龙虱可以熏干油润，去甲翅啖，也可以盐蒸食。实际上，现在我国广东一带市场还卖作生食。
古人餐桌上的昆虫，现在大部分在人类“食谱”中消失了，但蚁卵、龙虱、蚕蛹、蝗虫等，仍是人们的佳馔。在国外，昆虫也普遍地列入食谱。由于昆虫资源丰富，繁殖能力很强，营养价值也很高(有资料证明一些昆虫含高蛋白，还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我们应该充分进行研究，发扬我国古代传统，把昆虫开发作为未来理想的食品来源，为人类再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