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保护的本质，既然是保护制作图书的材料，或者说是保护图书文字的载体，所以中国人很早以前便锲而不舍地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当图书制作普遍采用竹简时，人们便整治竹简，使之防朽蠹；当图书制作普遍采用纸张时，人们又想方设法加工纸张，使之防霉避蠹；当图书已被虫蛀鼠啮或霉烂破损时，人们又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维修手法，使之整旧如新。可见图书保护只能是针对不同的制作材料而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祭祀也是很虔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传告给后世子孙。可是又担心竹简、缣帛都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晓，于是又将祭祀鬼神这种事磨刻在盘盂器皿上，雕刻在金属、石头上，以表示对此类事情的郑重。墨子其人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距今已有2300多年。也就是说2300多年以前的墨子已经发现了竹、帛易朽蠹的弱点，所以改换文字载体而“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但盘盂也好，金石也罢，容纳文字均很有限。稍长一点的文章，就只好著之竹帛。可竹帛较之金石又确实是易朽蠹，难以传诸久远。怎么办呢？经过长期的实践，至西汉便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总结性的全面回答。西汉成帝时，刘向受命校理国家藏书，对书写材料的竹简整治有过精到的议论。他说：“杀青者，直至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还说：“汗者，去其竹汁；杀青者，去其青皮。”(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这就是说，以竹作简，充任书籍的制作材料，其防治朽蠹，最晚到西汉已经有了系统的整治方法。远比墨子时只知道它易腐蠹，不知整治而改换金石盘盂的做法显然是大有进步了。新竹，含有水分，且带有青皮。破竹为简后直接利用，不但难以吃墨书写，而且青竹潮湿，写好编连便卷起收藏，极易生虫被蛀，最后腐朽。所以凡做简之竹，必先去掉它的青皮，再于火上炙干它的水分。条条竹简没有青皮，又没有了水分，刮削出的平面新且干，写起字来极易吸墨。这就是刘向所说的“易书”。由于简已去掉了青皮，又烤干了水分，也就是经过了杀青去汗，生虫被蛀的条件没了，朽蠹也就不会发生了。这就是刘向所说的“复不蠹”。既易书，又不蠹，真是一举两得。这可以视为我国以竹简作为书籍制作材料时期的图书保护。大约到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已经有了手写纸书出现。到东汉蔡伦拓宽造纸原料，改进造纸工艺，提高造纸质量之后，纸书日渐普及。迭经三国、西晋，直至桓玄帝下令废简用纸，纸张正式取代了行用很长时间的竹简、木牍，而成为书籍主要的制作材料。
纸张充任书籍主要的制作材料，为书籍生产的广泛普及提供了先决条件。但纸张比起竹简更难保护。它不但易破损，而且易霉易烂，易生虫被蛀。如何防止破损、维修破损，如何防潮防霉，防虫避蠹，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向有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作风。以竹简制作书籍而图书保护重在材料整治的传统，到纸书盛行以后人们仍然移植发扬，转而对书写、印刷书籍的纸张加以整治，使之防虫避霉，防止书籍老化，延长书籍寿命。归纳起来，古人对纸的整治主要有染潢、涂布、砑光几大工艺。这几大工艺的相互配合，就能使书籍延年益寿，久传世间。
纸张染潢并不光是为了满足颜色要求。中国古时讲阴阳五行，五行对五位，五位对五方，五方对五色，最后推算出当崇尚黄色。所以古代中国的皇帝、皇室、皇宫，穿的衣服尚黄，用的器具尚黄，住的宫殿也尚黄，使用的纸张也尚黄。染出黄色纸张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能不能在染黄的同时，使之能防虫避蠹，并开卷书香呢？事实证明，中国人早就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早在汉魏时，人们就知道了用黄檗〔bo〕染纸可以一举三得的方法。黄檗，又叫黄柏，北京人又称它叫黄木，主要产于四川。属芸香科，落叶乔木，高可长到十一二米。其茎部的内皮呈黄色，可作染料；也是中药，具有医治泄痢、血痢、口疮、目热赤痛等；含有生物碱，主要是黄连素性质的小檗碱，具有杀虫卵的效用。这种东西的汁液，嗅者清香；尝者味苦；目者呈黄。清香令人开卷爽神；味苦防虫蛀鼠啮；黄色悦目并符合中国尚黄的习俗。用这种东西处治纸张，制作书籍，可谓一举三得。故公元二世纪的刘熙在其《释名》中释“潢”字，便说它是染纸的意思了。可见刘熙以前人们就懂得用黄檗汁染纸了。东汉炼丹术士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也有“若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的记载。东晋葛洪(公元281—341年)在其《抱朴子》中也谈到了用黄檗汁染纸，并亲自试用这种汁浸染麻纸获得成功，并很快被广泛采用。西晋陆云(公元262—303年)的《陆士龙集》卷八收有一篇《与兄平原书》。在这封信里陆云对他哥哥说：“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当潢之。”其意是陆云劝他哥哥写文章用纸要染潢，以防虫蛀。与陆氏同时代的荀勖(公元289年卒)在其《上穆天子书序》中亦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也是经过染潢的纸。王羲之、王献之写字，据宋米芾〔fu扶〕《书史》著录，也多是经过入潢的麻纸。
由东汉至南北朝，人们积累了三四百年入潢染纸的经验，至北魏贾思勰写《齐民要术》便有了极为科学的描述。他说：“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他这段话说了几层意思：一是说打纸(即砑光)要用生纸。原因是生纸发泡发松，极易吸水而且向四周洇染，特别适宜入潢。入潢的程度以灭去纸白为宜，不宜染色太深，太深了则年久纸色便变得黑暗。写完书要经过夏天潮湿的考验，然后再入潢。这样纸与纸相粘连的纸缝就不至于绽开脱落。若是刚写完的书便入潢，则必先用熨斗将粘连的纸缝熨平粘牢，否则一入潢着湿，纸缝就要脱落。蒸煮黄檗内皮，也不要煮一遍，只取用纯汁，便将渣滓扔掉。而是在头遍取汁过程中滤出渣滓捣碎再煮，然后放在纱布上包好和压挤，令其再出汁。而后再捣再煮再压挤出汁。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一并使用，便可节省四倍。而且纸张还显得越发明净。这种细微的描述，科学的论断，不借鉴前人经验不行，不亲自动手，躬身实践也不行。可见至南北朝时，我国的染纸入潢技术已臻炉火纯青，图书保护又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入唐之后，染黄技术更加普遍，更加提高。《唐六典》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49年)，在弘文馆置“熟纸装潢匠九人”；秘书省皇朝所定“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还规定一些官府文书、宗教经典皆须用黄纸。《文房四谱》卷四说：“贞观中始用黄纸写敕制。高帝上元二年诏曰：‘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州并宜用黄纸。’”《洞天清禄集》说：“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避蠹。”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到唐代染纸入潢不但极为普遍，而且已经成为诏立的制度，可见那时对图书保护是何等的重视。难怪从敦煌藏经洞出来的大量唐人写经，很多完整无损。黄纸黑字，庄重肃穆。其纸摸之较厚，抖之有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千阅寒暑，纸质未变。此后迭经宋元明清，染纸入潢，防虫避蠹，始终没有间断。明代的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五中仍在描述染潢的具体作法：“黄柏一斤捶碎，用水四斤浸一伏时，煎熬至二升止。听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听用胭脂五钱，深者方妙，用汤四碗，浸榨出红。三味各成浓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观音帘坚厚纸，先用黄柏汁拖过一次，后用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托一次。更看深浅加减，逐张晾干可用。”可证明明朝人在继承染潢的同时，又大胆创新，加进了橡子角水和胭脂水，从而使图书保护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宋代书籍的出版量已大大超过它的前代，光用黄檗汁染纸，已不敷世用。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椒纸，是用胡椒、花椒、辣椒的汁调和染的纸。椒实中含有香茅醛，水芹萜〔tie 贴〕等，有杀虫作用。椒纸主产福建建阳，这很容易理解。福建是两宋刻书中心之一。特别是建阳，书肆林立，刻手云集，所印书籍行销全国。其书印纸要不要加以防虫处治，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意。所以取当地盛产的胡椒、花椒、辣椒煮水取汁，用以染纸，对图书加以保护。《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引其木记说：“‘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四月十七日，左司廊内曹掌典秦玉桢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监造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犊。’据识则孝宗年所刻，以备宣索者。枣木刻也尚知用，若印以椒纸，后来无此精工也。”可见，宋朝人在纸张处治，防虫避蠹，保护图书方面，又有大胆的创新。
明、清两代，为了解决南方潮湿，蠹鱼容易泛滥成灾，在书籍印纸之外，又创制了一种万年红纸。万年红纸是用红丹为涂料将纸刷红。红丹的主要成份是四氧化三铅，次要成份是碱性硫酸铅、一氧化铅等。四氧化三铅的分子量是685.57，比重约为7.1，在空气中稳定，且有毒。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专门对红丹的配制有如下的描述：“炒铅丹，用铅一斤，土硫磺十两，硝石一两。熔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块；少顷，入硝少许；沸定，再点醋，依前渐下硝、磺，待为末，则成丹矣。”这种红丹，其实就是红汞，以其刷纸，虫不乐食。如果虫蛀了这种红丹纸，等于吃进了若干铅。而铅不仅是有毒，主要是比重大，吃进之后重量坠胃，致使蛀虫下坠而死，故有杀虫作用。古来藏书家深知此法，所以常用此纸作古籍的前后内封页，或书页衬纸。看上去红白相衬，既鲜艳美观又防虫避蠹，令用与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坐收一举两得之功。清朝广东有位藏书家叫方功惠，其藏书地处多雨潮湿的岭南，故其书多装有万年红扉页或内衬。被虫蛀者绝少。但时间久远，万年红纸自身也会发生变化，连书叶带万年红衬纸一道被虫穿蛀者，也不稀见。
总之，古代中国人，为了保护图书，延缓其老化，延长其寿命，首先注重书籍制作材料的整治。从竹简的杀青去汗，到纸张的染潢、浸椒以及橡斗汁、胭脂汁浸染，再到万年红纸的装扉加衬，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人类的图书保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涂布是造纸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也是一种工艺。现代实践证明，除了被虫子蛀蚀之外，书籍的最大天敌还是纸张的自然老化、脆化。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机制纸代替了手工纸。用这种纸书写、印制的书籍，更易变脆老化。尤其是经过阳光照晒，紫外线辐射之后，发脆老化得更快。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机械造纸，是以机械的强大威力，将树木连皮带干、连枝带梢全部绞碎，做成纸浆，抄造纸张。大家知道，植物树木中都含果胶酸。果胶酸在造纸帚化过程中能够脱去多少，直接关系着纸张老化的快慢、寿命的长短。现代图书保护，重点是给将要老化的手稿、图书脱酸。而脱酸的办法，有的用低碱度的小苏打溶于水，然后将手稿、书页摊开放于水中浸泡，使碱与纸中所含低酸慢慢中和，从而达到脱酸保书的目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高投入建一密室，放置将要和已经老化的图书，而后充入低碱性气体，利用气体渗透，使酸碱中和，达到脱酸保书的目的。中国古人不懂这么多现代科学的道理，但他们在造纸过程中采取的某些方法，实施的某些工艺却做到了尽可能脱酸，使生产出来的纸张自然“延年益寿”。
中国的手工造纸，特别是古代中国的手工造纸，无论是造麻纸、皮纸或竹纸，大都需要经过沤、泡、蒸、煮等几个环节，然后才能捣碎漂浆。而在沤、泡、蒸、煮几个环节中，果胶酸便已脱得差不多。加之人工捣浆，怎么也不会把植物纤维捣得很碎。不像现代机制纸那样，纤维已被捣成颗粒状态，纸的结构中缺乏纤维之间的彼此拉力。而古代中国手工纸，保留的纤维较长，自身拉力与彼此拉力均较强，所以纸张本身的寿命就比较强。加上脱酸较好，老化也较慢，自然也会延长纸的寿命。除这些之外，纸张抄造出来之后，质地泡松，不能着墨。一着墨就会漫洇，不成格局，所以纸抄出上墙烘干后，还必须得经过砑光的工序。所谓砑光，就是用极光而又有一定重量的石滚轧过纸面，使纸的结构贴紧，质地细密。这一砑，又加强了纸的拉力，从而使纸面光滑，易于挥毫书写。而除了砑光之外，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涂布工艺。所谓涂布，就是用白垩〔e恶〕粉、石膏粉、滑石粉、面粉等，混合和成稠度适合的稀糊，然后以毛刷排笔蘸着这些粉糊朝纸上涂刷，直到布满为止。经过涂布的纸张白度增加，更易挥洒。更重要的是，用来涂布的这些原料，多是低碱性的物质，涂在纸上，继续会与残留在纸结构中的低度果胶酸中和，又可进一步减缓纸张的老化速度，延长纸的寿命。
前边已经说过，古时作为书写、写书的纸，还要经过入潢处理。而潢纸所用的黄檗，也含有生物碱，亦有酸碱中和的效用。
试想，经过沤、泡、蒸、煮等造纸过程，果胶酸大部分已被脱去，而后又加上砑光、涂布、入潢等工艺整治，不但可以防虫避蠹，还可以继续用低碱脱去纸中的残留酸，延缓纸张老化。如此的图书保护，不敢说古代中国人都是清醒的，科学的，有意识那样做的。但经验使他们成熟了，令他们这样做了，因而图书保护也就成功了。莫高窟出现的大量敦煌遗书，有的虽已阅一千五六百年，但看去与新纸无异。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唐人写经，有的纸质光洁坚硬，再经过入潢涂蜡，真是抖之有声，完好如初。可见古人加强对图书制作材料的整治，是图书保护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