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初级城市，为大都市的出现创造了基础。事实上有少数城市已有相当规模，与文明时代的城市相比已没有太大距离。
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人口迅速增殖并相对集中，不同于一般村落的大型聚落出现了；手工业技术向高精水平发展，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越发专门化了(包括制陶、琢玉、纺织等)，手工业已开始与农业分离，手工业者的居址也与农业村落分离开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交易活动频繁，集中的交易场所形成，集市出现了；知识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孤立分散的乡村居住状态已满足不了一些特权人物的需要，所有这些就是城市出现的经济基础。
社会由氏族公社发展到部落和部落联盟，不可避免地生出一级一级的管理机构，高级权力机构的驻地，一般要建在经济中心，这是城市出现的政治基础，城市是统治者的权力中心。
城市的出现还有军事上的原因，主要出于防御上的需要。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城市的出现还有宗教上的原因。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神治”的方法进行管理，要举行礼天礼地的活动，或者称为“礼治”。敬天礼神，要有专门的宗教场所，这往往就是城市所在地。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有宗庙建筑，后来的封建王朝也将礼仪建筑作为都城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个传统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城市起源的时代。
史前考古获得的大量资料表明，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城堡和城市，我们不妨简要叙述一下这些发现。
就目前的发现看，龙山时期的古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见到的较多，已有河南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山东寿光边线王村、章丘城子崖、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丁公城和临淄田旺城等处。
安阳后岗发现的是一段宽3—4米、长70余米的夯土围墙，城圈大小尚不清楚，城内发现许多房屋基址。
淮阳平粮台的城址为正方形，面积五万多平方米。夯筑的城墙顶部宽8—10.2米，底部宽13.5米，现高3.6米。城垣南北各有一座城门，南门有土坯垒砌的两个门卫房，附近的道路下面发现有排水管道。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台上有长方形排房建筑基址。
登封王城岗发现的是两座并列的城址，西城平面呈梯形，东城大部为洪流冲毁。两城面积总共约10000平方米，是一座不大的城堡。城墙已荡然无存，仅存筑城时挖掘的基槽。城内发现有殉人、殉兽的奠基坑。
寿光边线王村城址平面为圆角梯形，总面积近五万平方米，城内也见到奠基用的猪、狗和人骨架等。
章丘城子崖城址早在30年代即已发现，近年又做过一些勘察。城址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达20万平方米，超出边线王村城址3—4倍，是王城岗城址的20倍，是现今所见的龙山时代最大的城址。残存墙体深埋在地表下2.5—5米，宽8—13米，规模相当可观。这座城一直延用到夏代时期，后来又曾重新修筑，是一处十分重要的考古遗迹。
北方地区也发现了早期城址，地点在内蒙古凉城的老虎山。城址面积达13万平方米，四周筑有石墙。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座石头城。同在内蒙古的包头市附近的阿善，也见到一座石砌围墙的城址，面积也有五万平方米，年代也比较早。
类似的石城遗址在北方还有发现，内蒙古赤峰附近就有数十座之多，只是年代略晚于龙山文化。这些城址大小不一，一般为1—2万平方米，也有大到10万平方米的，有城墙，也有城壕。城内有大量石块垒砌的房屋基址，一般有40—100座，有的达600多座，规模不算太小，超过了许多中原的龙山文化城址。当然这类城址的性质还有待深入研究，还有待细致的发掘，这些城址对于城市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长江流域，在这个时候也有了规模较大的城堡建筑，例如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澧县城头山等。良渚文化虽无明确城址发现，但也有大规模夯土台和红烧土建筑遗迹发现。
龙山时期的城址发现的已不算少了，未及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这些发现证明龙山时代确已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市与城堡，这是任何聚落都不能比拟的。当然也有些令人遗憾，虽然已经发现了这么多的城址，却因为种种原故，没有一座进行过全面发掘，城内的建筑布局很不清楚，开展研究还有很多困难。
城市的出现，表明形成了政治、经济中心，也许就是一个个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城邦。中国早期城市形成的起始年代，大约是距今4500年前，或者还会更早一些。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高筑城垣的都市已是比较发达的城市。为防御目的而修筑的城垣，主要当是部落间征战的产物，更早的城市也许不一定有城墙环绕。没有城墙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样也是城市，城墙并非是城市的决定性标志，如安阳殷墟和周代都城就都没有发现城墙。照此说来，将来发现没有城墙的早期城市不是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