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方圆”之人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这样的人既不乏刚烈勇猛，亦有沉静与智慧。真正的“方圆”之人能对大喜悦与大悲哀之事泰然不惊。真正的“方圆”之人，行动时干练、迅速，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真正的“方圆”之人，没有失败，只有隐忍，且是面对挫折与逆境时为了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隐忍。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当时刘备落难投靠曹操，曹操很真诚地接待了刘备。刘备住在许都，在衣带诏上签名后，也防被曹操谋害，就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使他放松对自己的注意。
一日，曹操约刘备入府饮酒，谈起以龙状人，议起谁为世之英雄。刘备点遍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张绣、张鲁，均被曹操一一否定。曹操指出判断英雄的标准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问“谁人当之”，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尔。”刘备本以韬晦之计栖身许都，被曹操点破是英雄后，竟吓得把匙箸丢落在地下，恰好当时大雨将至，雷声大作。曹操问刘备，为什么把筷子弄掉了？刘备从容俯拾起来，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说：“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何为惊怕？”刘备说：“我从小害怕雷声，一听见雷声只恨无处躲藏。”自此曹操认为刘备胸无大志，必不能成气候，也就未把他放在心上，刘备才巧妙地将自己的慌乱掩饰过去，从而避免了一场劫难。
刘备在煮酒论英雄的对答中是非常聪明的，他用的就是方圆之术，在曹操的哈哈大笑之中，才免去了曹操对他的怀疑和嫉恨，从而最后才能如愿以偿地逃脱虎狼之地。
做人要方。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不可逾越的行规。比如说：做官就要奉守清廉的原则，否则这官绝对当不长久。为商就要奉行一个“诚”字。真正的大商人必是把诚信放在第一位，绝不会行狡诈、欺骗之伎俩，为一些蝇头小利或眼前得失而失信于天下。
做人要圆。这个“圆”绝不是圆滑世故，更不是平庸无能，这个“圆”是圆通，是一种宽厚、融通的大智慧；是与人为善，是居高临下、明察秋毫之后，心智的提高和成熟。不因洞察别人的弱点而咄咄逼人，不因自己比别人高明而盛气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坚持自己的个性和主张让人感到压迫和惧怕；任何情况都不会随波逐流、亦步亦趋，而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这需要极高的素质、很高的悟性和技巧，这是做人的高尚境界。
做人方圆两兼顾，方可成大业。水无常形，兵无常势。遇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必有方圆人生。
据说，当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进京面见咸丰皇帝，北京万人攒动，皆想一睹这位盖世功臣的风采，许多精通相术之人更是不会错过给这位湘军统帅相面的机会。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曾国藩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糟老头儿。令精通相术之人费解的是曾国藩本应是奸臣短命之相，为何会有这等荣耀的命运？
不管传说是真是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金陵攻克后，朝廷确实对曾国藩有了防范之心，倘若他不改变自己的性格，仍按照以前的性格办事，肯定会落得和年羹尧一样的命运。因此说，曾国藩的确因改变性格而改变了命运。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最典型代表，更是因改变性格而改变命运的人。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活：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了，可谓占尽了令人羡慕的一切好处。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12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以致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击而数日悬刃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当时同为湘军重要将领的两个兄弟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物产丰富的浙江，清廷十分恐慌，被迫请曾国藩出山，并赐他兵部尚书头衔。于是曾国藩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政，认为满人无能，开始重用汉人，这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曾国藩性格中的“方圆”，也可理解为“刚柔”。“刚”让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曾国藩刚练水勇时，水陆两军约有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曾四次抗旨。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如果他一味地刚硬下去，恐怕会的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命丧黄泉。然而，性格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对曾国藩这样勤奋读书的人来说，书里的真知灼见的确能令他时时警醒，事事警惕。
如果说“方”即是“刚”，那“圆”必是“柔”。曾国藩性格中的“柔”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谓“方圆人生，刚柔兼济”即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