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这是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说的一句话。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领导无疑是市场的灵魂、创新的主角。他们以长远的眼光、坚定的信念、卓越的能力建立和领军现代企业，指挥千军万马驰聘于广阔的市场天地。他们不仅以其卓越的工作能力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而且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越来越深刻地左右着企业的前途。
美国IBM公司的小托马斯·沃森在《一个公司和它的信念》中写到：“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于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这种信念，与我们常说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密不可分。
当前，国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自身道德建设。英国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国际公司就推出了8种名为“FTSE4GOOD”的“道德指数”。公司行政总裁对此作了说明：“我们推出该指数的原因，是由于投资方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越来越多地希望挑选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只有那些在社会责任方面起表率作用的公司，才能有幸被纳入这一指数。公司的道德，正是来自于公司领导的道德。
其实，不仅是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所有领导都必须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过去，我们对一个领导的评判标准过多地依赖于他的工作成就，而忽略了他的道德品质。其实回头想想，如果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领导者所取得的成就上，而不关注他们实施领导行为的伦理基础和取得这些成就的道德价值的话，那历史上的希特勒也可以被视为伟大的领导，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及对人民的价值大相径庭。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车头歪处带，火车死得快。领导的道德，对一个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德才有得，有诚才有成。一个道德低下的领导，纵使他有通天之才，但最终带给组织的，也只能是灰烬和深渊。
在《红楼梦》中，一个玲珑剔透的凤姐充分展示了红袖巾帼的魄力、才学、精明、干练。她对贾府的管理确有可取之处，从某些方面给贾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可惜她有理家之才，而无理家之德，她是贾府的CFO，却为水月庵老尼姑所托的一场官司，串通官府，弄得张、李两家人财皆空，她却“坐享了三千两”。她还利用职权高利盘剥，损公利己，索贿受贿，中饱私囊，挪用一家主仆的月钱，去放高利贷，“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在荣府，她高居几人之下百人之上，把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她利用职权对财富的掠夺最终加速了这一家族的溃败与坍塌。当“贾氏大厦”将倾之时，这个精明的管家，也等到了她心劳力拙、众叛亲离的末日。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现代社会中，领导的道德愈发显得重要。以当今社会中最常见的组织——企业为例，领导的道德有以下重要作用：
古人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诚服也。”企业凝聚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道德和人格魅力。现代社会的竞争，最重要的不是财力资源的竞争，而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吸引、挽留有用人才并做到人尽其用，是领导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企业成长的根本。
当有媒体问管理学大师德鲁克“21世纪第一流的领导者需要什么特质”的时候，他回答：“成功的领导者有两点共同的特质：一、他们拥有许多追随者；二、他们拥有这些追随者极大的信任。”
领导作为企业员工的主要维系者，自身的道德素质是人心凝聚和力量凝聚的粘合剂，对每个成员都有感召和凝聚作用。
蒙牛集团的创始人牛根生41岁创办蒙牛，6年冲刺全球第一，创造了一个企业成长的奇迹。“很多员工愿意死心塌地跟着我，因为他们觉得我不自私，能让大家都赚到钱。”牛根生这样说道。时至今日，他自己深信“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理念，始终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却很乐于把利益分给员工和下属。他的住房和办公室不如副手的大，汽车不如副手的贵，工资不如副手的高。“小胜靠智，大胜靠德”，高尚的道德作风，让牛根生在企业拥有很高的威望——“工作特别好开展”。
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艰苦创业期，在蒙牛成功上市后，牛根生又把自己价值数亿的股份悉数捐出，成立了“老牛基金会”，转眼间又完成了“从有到无”的回归。这一举动更是彻底震撼了蒙牛集团，上至集团高管，下至普通员工，无不被老牛感动着、激励着。“蒙牛更团结了，人心更齐了。大家都说，跟着老牛走，肯定吃不了亏。”一位蒙牛员工在博客中如是说。
老牛的例子告诉我们：企业的凝聚力同领导的人格吸引力呈正相关，领导只有在人格上堪称表率，才能真正得到员工的信赖，受到员工的敬佩，员工才会忘我地工作。所以说，企业领导的自律在先，传教在后，才能让企业内部员工团结合作，齐心合力发挥才干，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来推进企业发展，从而使企业朝气蓬勃地实现道德观与经营之道的完美结合。
刘备曾说：“惟贤惟德，能服于人。”领导的人格是个“回力板”，你付出什么便回收什么。你对员工倾注真诚的爱，员工才能给你信赖的情。在企业，领导与员工之间由于人格的相互影响会导致相互效仿，员工对事物的认定评断和好劣取舍慢慢会趋同于领导的道德观。如果领导妄自菲薄，拘牵自抑，员工就难于意气风发，开拓进取。领导如果媚上凌下，妒贤嫉能，员工中就将出现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是企业形象的缩影，是员工的楷模，必须在人格上给广大员工树起可效仿的榜样。
1981年，印度小伙子穆尔蒂和6个朋友用250美元创立了Infosys公司。2000年，该公司跻身全球20强。2008年的全球软件出口100强中，Infosys和埃森哲、IBM包揽全球前三。身为印度教徒的穆尔蒂一直认为自己创办公司的目的从来不是赚钱，金钱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尽管个人拥有公司7%的股份，他的生活却非常简朴，至今和妻子住在创业时居住的两居室简陋公寓，开一辆普通的三菱汽车；没有雇用管家，也没有仆人……虽然家族企业在印度很盛行，而穆尔蒂却没有让自己的子女进入Infosys，他认为应该把职位留给更有才华的年轻人。穆尔蒂的道德观不仅赢得了员工的尊敬，也赢得了其他6个创业伙伴的认可——他们把个人财富的60%都捐入穆尔蒂创办的基金，用来资助慈善事业。
穆尔蒂这样总结自己的成功之道：“首先，把大众的利益看成你自己的利益，就会成为长期的赢家；其次，奉行一整套道德观念，用这些观念来鼓舞周围的人。”穆尔蒂的美德使Infosys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雇主之一。据统计：2007年，Infosys收到了三百多万份简历。
这里强调的是：要想领导他人，首先要修炼自己的道德。只考虑个人利益的领导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领导。只有自身光芒四射，才能号令八方。
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帕卡德去世时，其同伴休利特评价说：“对于公司，他在身后留下的最大贡献是一套源自他个人信念的道德标准，这套理念从1938年提出后就一直引导着公司。它包括对个人的深切尊敬，对质量和可靠性的追求，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帕卡德把自己价值43亿美金的惠普股票捐赠给福利基金会），还包括公司存在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类进步、做出技术贡献的理念。”
这些理念经过数次修改，并在实践中制定了许多具体规划和办法，最终形成了广为人知的“HPWAY（惠普之道）”。惠普之道帮助惠普从车库创业时的538美元资产，成长为2006年营业额917亿美元的全球最大IT公司。在创始人故去多年之后，惠普之道依然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同时，惠普也为整个IT界培养了大量的经理人才，他们去其他公司后，也带入了惠普之道的精神，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惠普公司的边界，惠普之道为美国商业树立了一个典范。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员工。领导的道德观对员工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准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英国作家勃特勒说：“道德是一个人所在国家的风俗习惯。在吃人的国家里，吃人是合乎道德的。”如果领导自己争利于钱，争位于权，却要员工艰苦奋斗，任劳任怨，那才真是不可想象的。
趋势自下而上，风尚自上而下。只有领导对自己献身的事业充满信心，富于坚定的目标追求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广大员工才能恪尽职守，悉心奉献，企业才能充满旺盛的活力，焕发出勃勃生机。所以，领导在道德上应成为引导员工的旗帜。
孔子尝言：“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只有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使人心悦诚服。领导以身作则，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作风，对企业能起到一种表率和教化作用，即其身正，不令而行。人是感情动物，员工的贡献如果受到及时的肯定、赞扬和奖励，时时受到鼓舞，处处感到满意，就会有极大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从而激发其创造热情。这种环境和机制胜过任何行政指令。所以，领导的良好道德可以促使员工爱岗敬业，激发员工们的工作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效益。
这方面，玫琳凯的创始人艾施女士是个很好的例子。身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认为自己有使命把爱心和对人的尊重、信任注入组织。艾施女士要求公司的经理：在对待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时，都应当觉得对方在提醒你：“让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
在公司里，艾施的所作所为都称得上是道德楷模，也赢得了下属的敬重和追随。员工说在她眼中，损益表里的“P”和“L”，不是通常意义的“Profit”（利润）和“Lost”（亏损），而是“People”（人）和“Love”（爱）。这样的道德观通过她个人的行为散播开去，玫琳凯在美国和中国都入选最佳雇主也就不奇怪了。艾施自己总结说：由于树立了公司的道德观，员工乐意在团队中工作、贡献，以公司使命——丰富女性人生为荣，将个人事业与公司发展结为整体，哪怕是对于那些超出本职的任务，也乐于承担。
领导良好的道德有利于企业内外各方面关系的协调，促成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销售产品，获得利润，就免不了和各个利益相关者发生联系，如供应商、销售商、竞争者、消费者等。在此过程中，企业领导的美德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相互摩擦。
举例来说，在与供应商、销售商打交道过程中，企业须诚信，唯此才会有更多的合作，使营销的各个环节畅通无阻，更快、更好地达到经营目的；在与消费者的接触中，须将消费者的需要放在首位，尊重消费者的利益，以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取得广泛的社会效应。
李嘉诚一直把“道德”和“诚信”视为天条。当年，当他决定在伦敦出售持有的香港电灯集团公司的10%股份时，却通过内部消息获知：香港电灯即将公布获得丰厚利润的财务报告。他的助手建议他暂缓出售，以获得更好的盈利，但李嘉诚却坚持按原计划出售，他说：“还是留些好处给买家，将来再配售会顺利点，赚钱并不难，难的是保持良好的信誉。”
在李嘉诚看来：“在与合作伙伴合作时，如果拿10%的利润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那么我只拿9%，这样以后才有更多的机会。”推己及人的高尚道德，使李嘉诚获得了各界的称赞和信赖。不论是供应商还是合作者，甚至是投资者和竞争者，都把李嘉诚视为“可靠的伙伴”和“值得信赖的常青树”，是“优先考虑的合作伙伴”。正是高尚的商业道德，为李嘉诚的商业王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晕轮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如果被大家认为具有某种优点，大家就往往认为他还具有其他许多优点。比如，一个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全班第一，大家就会觉得他头脑聪明，喜欢读书，做事认真仔细，尽管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我们知道：苏东坡的文章、琴艺、诗词、书画均冠绝于天下，于是，大家就往往认为他的棋艺和酒量也同样天下无双——可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实苏轼下棋喝酒都是绝对的菜鸟。
领导并非完人，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是行家里手，做出的决定也不可能每个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最容易让他获得“晕轮效应”。一个品德高尚、人人尊敬的领导，员工就认为他干的事总是有道理的，出发点总是好的。即使有些小的失误或过错，员工也倾向于谅解，还会积极帮助该领导找出客观原因，相信这不是他的本意。反之，如果一个领导的品格不高，居功自傲，恣意妄为，即使他说的是真理大家也不敢轻信，他给员工办了好事，大家心里也在嘀咕他的居心。长此下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信任危机。
在相声界，牛群可以说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和冯巩搭配起来是那样的天衣无缝，两个人真可谓是当年中国相声界的“最佳组合”。然而，2002年，牛群却自告奋勇去了安徽蒙城县，去当副县长。
凭心而论，牛群的精神是让人感动的，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正做得风生水起、如日中天的时候竟然又去冒险另一种职业，是需要一种忘我的牺牲精神的。他去蒙城的最初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惹官司和“作秀”，而是为了在另一个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干点实际工作的理想，“给一方老百姓实实在在做点好事”。但我们知道，最终的牛群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名利双失。
牛群谈到这些时，曾洒泪动情地对记者说：“我在蒙城干了4年，没有干偷鸡摸狗的事，但工作失误是有的。比如说在最初的两年里，凭着一腔热情，豪情万丈地四处招商引资，没有充分考虑到哪些项目适合在蒙城发展，结果，有些项目没有搞成，还与一些朋友在感情上产生了误会。”
我们撇开牛群最终的结局不谈，在他上任初期，之所以作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决策时，在当时却都得到了当地百姓和官员的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为什么？正是因为那迷人的“晕轮效应”。大家觉得牛群相声说得好，当县长肯定也错不了。再加上大家觉得牛群是抱着高尚的目的和伟大的志向来蒙城的，所以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老百姓好，都是正确的。正是“晕轮效应”帮助牛群很轻易地赢得了大家的支持，使他能够很顺利地开展工作。
领导在高尚的精神境界中体现出来的优良的品德、顽强的精神，必将化为令员工心悦诚服的精神力量，通过吸引、感染、示范、引导，像内驱力一样激励员工，它在员工的心理和行动中的作用是巨大的、长期的、深刻的。
许多人之所以成功，就是得益于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正如伏尔泰所说，“造就政治家的，绝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人格。”人格德性是最重要的，能力则总是相对而言的。人格的力量，是最可靠的事业资本。
道德问题也是做人为官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古人云：“百行以德为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缺乏道德的人，必然为社会所不容，为世人所不齿，更遑论为官从政。因此，做官必须先做人，做人必须先立德；德乃为官之本，为官须先修德。自古以来，国人对为官从政者有着比普通老百姓更高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寄希望于为官从政者成为国人道德行为的楷模。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意是说为官从政者的道德具有导向作用。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的角色地位，决定其道德状况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对社会有着更强烈的辐射作用，引导着全社会的道德风尚。
德才兼备，是我国政府和党组织用人的大政策、大原则、大标准。德与才是相辅相成的。德和才是支撑“人”字的撇和捺。没有德字这一撇，不成其人；没有才字这一捺，人难自立。德是才的统帅，才是德的资本；德乃人之魂，才乃人之胆；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德才兼备德为先。成人比成才重要，为官应重德性。做官要通过道德来引导方向，来提供动力，来保证后果。方向一错，全盘皆误。因此，做人应先于做事，道德应重于才干。1960年，陈毅同志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空军飞行员，如果开不好飞机，那总不好吧；然而，飞机开得再好，开到敌人那边去了，反过来打自己的国家，那就更糟了。”这段话告诉我们，无能固然不好，无德就更不好，才高而缺德是灾难。
领导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