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同他接触得越多，对他的了解越深、越广，对他也就越加敬佩，无论从那个方面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是中国人民真正的伟大领袖！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深厚而广怅，也使我终生难忘，他的言行、他的音容笑貌、神彩韵味，至今仍赫然在目。
1940年初、我随周恩来、任弼时一同回到祖国，是受共产国际派遣的，任务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然后回共产国际去汇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派一个外国人到延安执行此项任务实在多有不便，也不可能。
我们回到延安以后，“七大”的召开却推迟了。于是周恩来把我安排在任弼时身边，名义上是弼时同志的秘书，实际上主要是给毛主席担任俄文翻译，同时执行共产国际交代的任务、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在我写回忆录之前，绝未对外传扬过。
那时，苏联的飞机差不多是每年至少到延安宋一两次。1942年末，苏联飞机又到了延安，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要我返回国际去汇报工作，毛主席听到这个口信，先是一愣，接着目视着我，意思是问我的态度。我当时立即说，“不回去！”主席说，“那好，你同他讲讲。”
于是当着主席，我对苏联同志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如此紧张，任务又很繁重，这里需要人，我不能回去。”
这样，主席知道我不愿意再离开中国，放心了！我也知道主席需要我，我也放心了。所以当第二次、第三次又催我返回国际时，我照样回绝了，当时主席还对我说：“你留在中国作用更大，如果国际一定要中共派人去，那我们可以另外派人。”
1943年3月，共产国际解散了。当我将国际方面来电译出并读给主席听时，主席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早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接着又对我笑着说：“把你也解放了。”不用说，我也有此同感。
我回国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早已牢牢确立了。然而他每向前走一步，仍要再三试探，要摸准、吃透，慎之又慎，有了十分的把握后才去做。在用人方面尤其如此，他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观察、考核——了解其思想品德和能力等等，然后才决定是否启用和如何用其所长。主席常讲：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重要的还是要观其行。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工作，在此期间，我先后被派到绥德、关中专区去处理那里“抢救运动”造成的一些棘手问题（见我的回忆录《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通过这些工作，我自己得到了在基层锻炼的机会，毛主席也了解了我，考验了我。
不想提而又需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善于钻营的奸人康生，—185—最注意探测毛主席周围的“气候”，他得到了毛主席要用我，并对我有好感的信息，便设法把我从边区保安处调到他所管辖的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并告诉毛主席：“师哲已经调到中央社会部，住在枣园一一你的近旁，主席如有什么事要找师哲，也很方便。”他还对别人说是他把我介绍给主席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纯属吹牛！
我刚到枣园不几天，主席就打电话找我，我奇怪主席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到了枣园？我到他面前以后。他来龙去脉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是康生所为。由此，对康生的工于钻营，也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复讲过对敌要狠，对己要和。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在党内也有威信，但有些书生气，对许多原则性问题的态度，有时不够明确。王稼祥相反，对问题态度明朗，是非界线鲜明。在遵义会议上，正是他投了关键性的一票，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平时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中央的5位书记都住在枣园时，就请张闻天也注在枣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有时也请他参加。整风时，请王稼祥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还请他担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指导主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主席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以示重视。不过王稼祥当时表现得对这项工作热不起来，我作为他的第一助手，向他请示工作时，他大多不吭声，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就一直未能开展起来。主席总是请他们参加一些重要的座谈会，出席中央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不仅对他们如此，对他们的下属如中宣部部长吴亮平等，也常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至于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
曾经对遵义会议不理解，顶得很厉害的是凯丰，但主席对他也是很注意团结的。1937年底，王明到了武汉，武汉的中共中南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4人。王明阴谋搞第二中央，凯丰坚决抵制了，主席对这一点也是记在心里的。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主席让凯丰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主席由于对某项工作的重视，也往往表现在对干部的态度上。皖南事迹后，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1942年1、2月，林彪从苏联回国，主席要他先不要回延安，径直从西安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做点统战工作，以求改善国共关系，这是主席的一个策略。他认为林彪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介石在黄埔时的学生；第二，他又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大捷的指挥员；第三，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和苏联的背景。我当时不能理解主席这一决定，曾向主席提问，主席不便多作解释，只是坚持这样做。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是因为如果林先回到延安，然后再去见蒋，蒋会生疑，认为他是代表中共说话的。林彪在西安住了较长时间，主席不断打电报或捎信让他安心住着。林彪完成使命回到延安的那天早晨，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便一同下山。他边走边对我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了心中一动，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归来，恩来、粥时从苏联归来，主席都没有去迎接，何以亲自迎接比他们地位低得多的林彪？我随即说：“我也去接。”主席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林彪？”我说：“他在苏联养病两年，我经常照顾他，替他解决问题。”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同他热烈握手，林彪转身看见了我，把另一只手伸给我。主席一直握着林彪的手回到窑洞里去，我觉得这好象斯大林曾经拉着一位红军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吩咐伙房为林彪备饭，又让林彪在杨家岭靠近他的地方住下。
1942年8月，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到西安会面，中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认为毛主席不便去，于10月7日仍派林彪去重庆。这一次蒋介石对林彪的态度大变，于10月13日见了林彪一面之后，就不再见他了，而且不准他和周恩来离开重庆。直到1943年3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们才得以回到延安，那是同年7月16日。临行前，蒋介石又见了林彪一面，做做样子。
相比之下，主席对李立三是比较冷淡的。1946年初，李立三队苏联回到东北。5月，他利用参加东北三人小组和平谈判的机会飞到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他给我打电话，要求见主席。我考虑到他和主席都是湖南人，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是多年不见的老相识；再者，李立三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自1930年出国至今，才第一次回到中央，于是自作主张，替主席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可以，待安排好后即通知你。”
我去请示主席，想不到主席淡淡他说：“好啊，他在哪里？”我回答后，他又说：“明天上午见他吧。”当时主席住在王家坪，李立三来到时，主席什么准备也没有，只是招呼勤务员：“客人来了，倒杯茶。”见面后，主席平淡地说：“你回来了，也好。你在东北的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是满腔热情，看样子是一心想好好汇报汇报，以便主席了解自己的情况，但看见主席不怎么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主席心中有数，不能让李立三激动。更奇怪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国军服（美国给中国的“救济物资”），还得意洋洋，主席看见很不高兴，事后吩咐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
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也注意一些具体小事，诸如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举止等，透过这些现象，了解你的内心活动、思想、感情、品德、性格等。比如，我在国外呆久了，养成了说话时好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去不以为然，他认为年轻人在长者面前、在上级面前，不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也就努力改变这种西方人的习惯。
主席和我闲谈的时候较多，但从未讲过对任何一们政治局委员的看法。政治局开会时，他最重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善于启发引导展开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他善于吸收大家意见中的有益成份，并在自己头脑中加工。所以他起草的文件、指示和电报等，各委员很少提出修改意见。这种把各方面有益的东西迅速而及时的吸收过来，经过自己头脑的加工，再用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在是主席最高超的本领！他也常常教导干部们都这样做。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讲过“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特别讲到：“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刘志丹牺牲之后，毛主席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大家说：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了，按资历就数高岗了。当时高岗在内蒙工作，主席把他调回来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其实高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特别是他品德不好，但主席当时并不了解这些。
高岗但任了中共西北局书记后经常向主席汇报工作、反应情况，还算格守职责。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他也向主席反映这些作法过激，主席都是很重视的。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高岗急急忙忙跑到东北去“工作”，接着但任了东北局第一副书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他是一心想过大城市生活，追求享乐，而把大西北丢下不管了。到了全国解放以后，高岗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主席对他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更是毛主席的宗旨。要为人民服务，就要了解情况，就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他的至理名言。主席调查研究的范围是很多、很广、很丰富的。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已为人所共知，其实这类调查他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从不放过一个机会。
主席从重庆谈判归来，精神不佳，身体不适，又加上江青的纠缠、捣乱，使他不得安宁，根据苏联大夫阿洛夫的意见，我想了许多办法，想找个安静的环境，让他的精神放松些，尽快恢复健康。后来他同意到柳树店原中央后勤部疗养院去休养一段时间，其实也只住了一个礼拜。但在这一周中，他把柳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跑遍了，和每个村庄群众都谈过话。
我出于安全的考虑，提醒他：“主席，这个地区不会有特务，但对当地居民我们还不很熟悉，不了解，最好不要到处走动，”主席回答说，“难道我住在一个地方，连周围的情况都不能知道吗？”我无话可说。其实这也是主席最好的休息方法，他在同群众的接触中不仅了解了情况，也得到极大乐趣，健康状况迅速好转了。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先进行调查弄清情况，使自己心中有数。
主席对劳动人民有着深沉而真挚的感情。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杨姓贫农，住的窑洞和当时所有贫苦人家住的一样，窑洞只有门，没有窗子。窑里住人，也烧火做饭，烟熏火燎，侗壁全是黑的，本来进光就少，这样就越发的成了黑洞洞。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碾谷子。婆姨三十几岁，手很脏，脖子污黑。据说，陕北农村的人一辈子只洗3次澡——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时洗一次，死后洗一次。所以他们的脏是可以想见的。毛主席是杨家的老邻居，老熟人，他们看见主席走过就主动打招呼。主席亲切地向他们间长间短。主席很有感触地对我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瞧不起。”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每当我读到这段话，都倍感亲切，他和老乡攀谈的神态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对我讲的话又响在耳畔。我相信：凡是了解主席联系群众的细节的人，肯定会对这段话有更为深切的体会和理解。
主席对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的。有一次我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边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延安城里回来路过此地。他手里拿着根拐伏，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见到主席打了个招呼，手里的拐仗仍未停止挥舞；碰到老乡赶着运盐的毛驴队，他依然如此，视而不见，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道路的最边沿，他仍形若无人。主席气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根本不想他日常吃的用的是哪儿来的，准供给的！”我每次和主席在一起交谈，都象上了一堂课，受到生动的教育，获益匪浅。
主席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经常带着一两个警卫员，有时带着小女儿李讷，出去走走，到处看看，和群众随便聊聊。无论他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总是把左邻右舍的老乡请来一起欢度佳节。
对于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他绝不姑息适就。当年驻于小砭沟口的中央警备团想盖平房，在延河边占了农民二亩平地，须知陕北尽是山坡地，二亩平地是老乡的心尖子。被占地的农民抗议，警备团不理，农民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此事。主席见信后立即命令停止建房，将土地归还农民。并做了指示，大意是：作为警备团，应该最体贴人民群众，最能为人民利益服务，怎么能干出这样的蠢事来！此事得到纠正后，群众高兴他说：“毛青天来了！”
又如众所周知的一个农民骂毛主席的事：那是1942年6月，边区政府如开县长联席会，忽然暴雨来临，电闪雷鸣，一个炸雷从会场的屋角穿入，击伤数人，其中伤势最重的是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经抢救无效而殒命。此事由《解放日报》作了报导，并在南门外开了追悼会。消息在群众中传开，人群密集的新市场也是议论纷纷。其中一个赶集的农民在群众中骂道：“雷公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保安处闻讯拘留了这位农民。高岗把此事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群众总是有什么不满才骂人的，便立即指示：问清楚了以后放了这位农民，不要难为他，由此注意到了农民的公粮负但过重，要边区政府对农民负担做一认真的调查，又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将抗日公粮减少了1/3，并发动机关、学校、部队都动手搞生产，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
就在这时的一个星期天，我在门前修理坏了的椅子、工具、木头放在那里，我因临时有事，离开了一会儿。刚好毛泽东散步，转到了这里，他看见了那场面站住了。
我的女儿秋朗上前向主席问好。
毛泽东指着家具、木头和工具问：“这是谁在干？”
秋朗说：“我爸爸。”
毛主席又问：“你爸爸是哪个？”
秋朗说：“我爸爸是师哲。”
毛泽东：“晤。”点点头，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自己动手，……搞生产……”。一面说，一面若有所思地走开了。
他的意思好象是说：是啊，只要自己动手，一切都会有的！似乎他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在这里也得到了验证。
1942年，全面掀起的大生产运动，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打破了蒋介石对边区的封锁，也增强了抗日实力。过年时，群众抬着“人民大救星”的大匾给毛主席拜年。
主席不仅尊重，爱护群众，不仅在政治局会议上发扬民主，倾听意见，而且他的工作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主席和我随便聊夭的时候较多，他常常把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他的思考和打算，讲给我听，只有形势发展到了他所预料的程度时，才将他的想法、分析和打算拿到书记处会议上去讨论。开始时，我不理解，时间长了，我才明白：主席对我讲讲不成熟的意见，起个自我检验的作用，而我历来守口如瓶，绝不会传出去，况且也没有贯彻执行的任务。如果过早地向书记处的同志讲，可能会影响大家的思索；另外，作为领袖，应是一言九鼎，由于形势的千变万化、条件的不成熟、想法的不5全等等，过早地拿出来，未必能得到好效果。这就叫作留有余地，是出于高度的责任感。
我从1940年到毛主席身边，一连四五年中，常常听到主席提到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那是邓小平在1938年讲的：“一切都是辨证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他认为这两句话很历害，很有用，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以此为鉴，时刻提醒自己的。
主席很有涵养，我从未看到过他生气、发脾气。有一次，我对他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他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切勿现于辞色。”
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只要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有失误、错了。他讲话不仅逻辑性很强，而且很注意分寸，很含蓄。我在他面前讲话，有时讲错了一句话或一个词，他就用眼睛盯着我，或者说：“你再讲一遍。”我马上就发学自己讲错了，赶快纠正。
我们住在枣园时，时常到杨家岭大礼堂去看戏。主席乘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有时，许多青年往车上爬，凡是挤上来的，都可以搭乘，主席从不干涉。一路上主席同大家说东道西，问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等等；返回时，还要问他们看节目的心得。他讲话时，眼睛注视着对方。后来，有的青年对我说：“我看见主席就害怕，他望着我，几乎要把我看穿了。”
主席的历害之处，也正在这里，他对一切事物都要看穿，也都能看穿！主席生活简朴，对饮食从不挑剔，只爱吸烟、喝茶。偶尔搞到了鲍鱼、就鱼，就吃，没有，也没有关系。进了城，生活改善了，但也不过是一礼拜吃一两次红烧肉。
在延安时，主席自己有个小灶，倒不是他有高级食品，而是因为他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大多是白天睡觉，夜里工作。有一段时间，有人要求中央领导人过集体生活，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办公厅决定首长们都到饭厅吃饭。主席也来了，吃了几口米饭，说道：“这是什么东西？稀饭不是稀饭，干饭不是干饭？！”
我说：“有人（我没好说是朱总司令）要求把饭做得软些。”他说：“那要牙齿干什么？！”他就吃了这么一次，再也没有来过食堂。
主席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律。他在延安的饮事员、理发员、司机都对主席生活规律非常熟悉，主席也觉得称心，省心，后来他们都跟着主席到了北京。主席一生不爱钱，一贯不摸钱。他的津贴、工资、搞费等，都是由勤务员或警卫员管着。他从不让孩子沾光，不允许他们享受任何特殊待遇。进城后，李讷从学校回到家里，很少一起吃饭，总是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到大灶食堂吃饭。他儿子毛岸英的培养，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也寄予厚望。但是，抗美援朝开始，前线需要翻译，主席就让爱子到前方去。岸英壮烈牺牲，主席悲痛万分，但仍指示：和所有抗美援朝牺牲的战士一样，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主席一心为人民。他不仅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且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和许多亲属都参加了革命，他的亲人中就有6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似这等献身的精神和事实，从高级干部到全体党员能找出几个？仅凭这几点：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二、绝不爱钱，不谋私利；三、不让亲属子女沾公家的光；四、牺牲自己及亲属。我们还能说什么？对主席还能有什么可苛求的？！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论断，毛主席是很赞赏的。可是毛主席早先并不懂军事。他给我说过：在井冈山时，由于不懂军事，虽有正确意见，却缺乏说服力，比懂军事的人低一头，有时不得不屈从别人。于是他就下决心学军事。他通读了《孙子兵法》，研究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茨，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终于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思想。到了毛儿盖已是大不相同了，他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事实上，正是毛主席指挥中国的武装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主席曾经说：我们党内要有200个精通马列主义，就等于打败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精通，是说法仅能懂，还要会用。所以他同时又极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提倡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那些言必称希腊、夸夸其谈、党八股、只会唱高调等作风习气，他是深恶痛绝的。
我曾碰到这样一件事：主席想找一个熟悉马列主义理论，又在工作上能作为助手的人帮他工作。中央党校给他推荐了一位，这位同志据说是研究苏共和中共党史的专家，2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搞理论工作，是位饱学之士。他从中央党校搬到了杨家岭，在离主席不远处住了下来。可是主席只见了他一次面，就把他打发走了。事情是这样的：主席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联共党支方面的问题，他却如同平时在党校讲课一般，不问情由，不看对象，把他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一套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得十分得意。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了，打断他问道：“《联共党史》你读过吗？”
他不明其意，夸口说：“我通读了三四遍。”
主席说：“我一遍也没有通读过，只是将每章的结束语都读了。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我没有通读过，可是会用。你讲的这些都很对，但是对目前中国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到。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这里容不下你。”
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对教条主义这一顽症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批判，这里不赘。
这样说，是不是主席只注意中国，不注意外国呢？那也不是，他只不过把外国的事放在较次要的地位，作为参考而已，在杨家岭，我住的窑洞位于他的侧上方，他工作疲劳了。就走出来休息一会。往往在这时他就喊：“师哲，下来。”我来到他的面前。他利用这个休息时间，让我谈我所知道的苏联各方面的情况，各个时期的许多生动的事实。刚出版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一书中所述我在苏联经历，当年也都同他谈过。我这人情急心直，用不着启发，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也就注意地听着。他觉得精神已经得到调济之后，就说：“今天就谈到这儿。”然后各自回窑洞继续工作。
有时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他也讲点笑话。不过他的幽默、笑话往往只有三两句，随即言归正传。记得有一次，他这样说：“我是个好人，能容人，连老鼠都可以在我屋里自由往来（陕北的老鼠有半尺长），甚至爬上我的脖子。”他这话是指这样一件事：他在专心致志伏案工作，一只大老鼠爬上他的脚，上了腿，上到他的身上，他都丝毫没有察觉，直到老鼠爬到他的后脖根，他才似乎觉得有东西，下意识地用手扒拉了一下，老鼠跳到地上，他才发现是老鼠，待他发现的同时，老鼠已经跑掉了。
为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他向各阶层的农民学习领教，树立典型，带动群众。延安东有个姓张的地主，土地革命时被分了地，但他仍积极劳动，且经营有方，收成比别人好。主席就找他谈陕北农业的经营经验，了解他是怎样发家致富的。了解之后他说：“这里的地主和南方的不同，南方的地主，土地可能不多，但不劳动。和绥德、米脂地地主也不同。这里的地主自己劳动，也有经营的好经验。”
吴满有是富农，柳树店的扬步浩是贫农，都是劳动模范，这是人所共知的。
康生一手搞的“抢救运动”，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西北土生土长的干部，没进过城，更没见过国民党。但他们也被当做“特务嫌疑”。集中在边区行政学院，逼他们“坦白交代”，同志们愤怒难平，十分不满。有人把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毛主席知道后，亲自来到行政学院，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他对大家说：“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事情有不是我干的，但是我没有管好。”说着脱帽鞠躬，要求大家原谅。本来满肚子冤气和怨气的同志，被他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热烈鼓掌，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听说主席在杨家和中央党校也这样做过。
“七大”以前，他早就被大家称为“毛主席”。他曾对我这样说：“叫我毛主席。究竟是叫我中央军委这个主席，还是党中央主席？不过军委主席是已经确定了的。”我体会他这话的双重意思：一是中央军委主席是明确了的，但党中央尚未设主席；二是也表示他对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位的重视。在“七大”上明确了他也是党中央的主席。他对“主席”这一称谓很喜欢，他的解释是：“主席就是主要的一席，主人翁嘛。”
中国共产党设主席开了个头，不久，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跟着学。如伊巴露丽当了西班牙共产党主席；陶里亚蒂当了意大利共产党主席等等，不过他们只是主持会议的主席。
毛主席历来对人的特点、特性抓得很准，抓到要害处绝不放松。例如：在“七大”上，王明做了自我批评以后，我和他在回枣园的路上，他问我：“你认为王明的检讨怎么样？”
我说：“不深刻。”
他说：“你说得对。不过他的核心问题是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我立即觉得豁然开朗！真是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太准确，太深刻了！
彭德怀在“七大”检讨以后，他又问我彭德怀检讨得怎么样？
我说：“作为副总司令，检讨得就算不错了。”
他听了有点不高兴，说：“态度很勉强！他的问题是刚愎自用，目空一切，高傲自大，不听话！”
对敌人，他绝不手软，这已是中国革命所证实了的。我这里只说一件自己亲知的小事：
有一个汉奸军阀，名郝鹏举，是我留苏时的同学。日本投降后，他在苏北处境不佳。想投机靠拢我解放军，以求生存。陈毅、粟裕在山东，郝鹏举正是他们控制的对象之一。郝鹏举通过我们的统战工作者，说他有个同学师哲在共产党中央工作。陈毅指示统战工作者，要郝给我写信。信寄到了毛主席的手里，主席当即替我给他写回信。郝的第二次来信，几乎是痛哭流涕，说我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信仍然是到了毛主席手里，这一次，毛主席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意思是开导他、教育他向人民交心，老实做人。但是，我向毛主席介绍了此人的情况。
我说：“郝鹏举一贯有野心，反复无常，已反叛过多次。开始他在冯玉祥部。很受冯的信赖，和我同期派往苏联学习。1927年他回国后便背判了冯玉祥，自己拉队伍单干。独立混不下去了，日寇侵华时，他又投靠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王克敏，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收编，又积极反共，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先头部队，并到苏北想捞一把，却遇到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走投无路，又想投机。”
毛主席了解到此人不可争取之后，便指示陈毅、粟裕：把郝鹏举一方面稳住、警惕他；另方面调动他，在调动中予以消灭。这次战斗只用了2个小时，而且第一个被打死的就是郝鹏举本人。
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他们的孩子毛永福（岸英）、毛永寿（岸青）是人们所熟知的。从现在展出在杨开慧烈士纪念馆的照片看，杨开慧蒙难前夕和孩子们的合影，除了她膝前的永福、永寿以外，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这婴儿大概是随母亲同去了。
开慧牺牲时，毛泽东已经上了井冈山，撇下永福、永寿二人。哥哥永福八九岁，弟弟永寿五六岁，哥哥照顾弟弟，二人相依为命。而敌人是要斩草除根的，一时也无人敢收养，他们到处流浪。地下党组织设法找到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上海。在上海，他们卖报、拣破烂、给人打扫房子……，勉强维持生活。
上海地下党为了使他们能受到教育，也为他们的安全计，又通过许多关系把他们送到上海基督教会。牧师董建吾可能有觉察，但并不真正知道他们的身份。
两个孩子在教会受到百般虐待，被强迫干力所不及的工作，干不了，就拳脚相加。永寿（岸青）更小，更不会干活，因而受到的摧残更严重，他的脑神经就是在那时被打伤而致残的。
显然，此处也不是久留之地。1936年党组织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委托法国轮船上的熟人（据说国内方面是张学良与董健吾疏通的）把两个孩子带到了马赛港。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康生亲自到马赛把他们接到莫斯科。康生为自己的资本增加了一点积累，另当别论。
永福、永寿到了莫斯科即被送进国际第二儿童院（即莫尼诺儿童院）教养，这时已是1937年了，同年底，王明和康生等都回到了延安。
1938年3月，任弼时同志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8月我找到任弼时同志要求回国，一时未获批准，却派我到国际第二儿童院任副院长兼教务长之职。上述情况，便是我到任后同永福、永寿的接触中了解到的。
永福、永寿到了国际第二儿童院以后，都改了名字，永福的苏联名字叫塞尔盖伊，中国名字叫岸英；永寿的苏联名字叫亚力山大，中国名字叫岸青。该儿童院经过整顿，准备专收中国儿童，后因盛世才的背叛，国际通道中断，大批孤儿未能去苏。
岸英和岸青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分的习惯，到了苏联，仍继续隐瞒，起初对我也没说实话，谈到毛泽东时，他们也直呼其名，以示他们和他没有关系，我向他们说明我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同时知道儿童院每一个孩子的身世，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这里什么都不需要隐瞒。就这样，他们渐渐生活得舒展了。
儿童院的孩子不多，只有四五十人，但年龄从三四岁到十六八岁都有，文化程度自然也是参差不齐，很难进行教学。于是设法把他们送到苏联的各学校适合的班级，儿童院只管他们的生活。
有一次岸英无意中谈到一个观点一一他认为无产阶级只能由无产者领导，并流露出毛泽东是无产者的意思。我又不得不同他进行认真的交谈，向他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无产者，却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伟大领袖的道理，他终于领悟了。
我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就绪之后，仍回共产国际帮助任弼时同志工作，在儿童院时间虽然不长，但和孩子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以后，岸英很快报名入伍，在军队中，他进步很快，两三年后即获得上尉军衔。回国时，他就是戴着这个军衔见父亲的。他在军中自然也是受到多方保护的，没有让他担任过艰险的任务。
1945年，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归来，健康状况欠佳，斯大林派两位医生来给毛主席治病时，毛岸英也同机回到延安。苏联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毛泽东带着病体，亲自到机场迎接孩子。他的心情，可以想见，但他绝不流露在表面上。至于岸英，历尽十几年的磨难，即将投入父亲的怀抱，其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天我和他再次相见时，他竟象是初次遇见我似的，可见他当时除了父亲以外，一切都视而不见了。
岸英回到延安的最初一两天是同爸爸一起用餐的，接着，毛泽东就止岸英到食堂去吃饭，第一餐是工作人员领岸英到中灶食堂吃的，饭后毛泽东问他在哪个食堂吃的饭？岸英如实回答了。
毛泽东说：“你对革命有什么贡献？”又让他到大灶和战士们一同吃饭。大家看着都很心疼。孩子固然应该锻练，但生活条件一下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会吃不消的。我自己深有肠胃不适应的痛苦感受，很想让岸英同米大夫一起用餐，但不便这么办，也不矛说。
陕甘宁边区那时已经颁布了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方可结婚。岸英已20岁出头，在苏联开放的中活过惯了，和女孩子接触中，总引起周围人的议论，尤其是江青，最爱在主席面前说三道四，使毛泽东很烦恼。
岸英很快钟情于一位姑娘——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他向父亲报告，要求准许他们结婚，父亲问他：“姑娘多大岁数了？”他如实回答说：“差一两个月就18岁了。”
父亲说：“这不行，一天也不能差？你应该知道，政权是我们的，婚姻法是我们订的。如果我们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能执行，还怎么要人民去执行呢？一句话，就是一天也不能差！”岸英只好服从了。
这已是1946年春季。接着，他又让岸英到农村去劳动锻练。10月间返时，已是为准备胡宗南的进犯而开始疏散了。
在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留在莫斯科的岸青间或给爸爸写信来，毛泽东拿着岸青用俄文写的信，不得不让人到处找我给他翻译，甚觉不便，不觉说道：“他为什么不用中文写信？”我说他中文没有俄文学得好。
到了西柏坡，毛泽东对岸英还是严加管教。其具体原因和内容不得详知，但有一次，岸英可能是受不了了，从爸爸屋里出来，跑到一间无人住的空房间里，硬梆梆躺在床上，又吼又叫，又哭又闹，手握成拳头，胳膊腿直挺挺不打弯。毛泽东害怕了，找到我，却又是小声告诉我，要我找米大夫给岸英看病。米大夫拿着小锤、钎子来到岸英床前。用钎子在岸英脚一划，他的腿立即躲闪，反应灵敏；敲敲膝盖，也正常。米大夫向我挤挤眼小声说：“给他爸爸撒娇哩！”然后向岸英用俄语说：“谢廖沙，起来，别耍死狗！”这病就这样治好了。而毛泽东却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呆在自己房间里。
1949年11月毛泽东访苏时，李克农负责护送到边境，为到边境与苏方交接时的方便，李克农带了毛岸英同行。我陪着毛主席，他们在后面车厢里。我并不知道岸英在车上，但毛泽东知道。而且想得很周到，他怕岸英临时要跟他同赴莫斯科，别人不好拒绝。所以他要我去告诉李克农：到边境交接工作办完了一定把岸英带回去。我照办了。他做了预防工作。
毛泽东在莫斯科两个多月，竟没有让在莫斯科的儿子岸青和女儿娇娇来看他。我也有一双儿女在莫斯科，我很想见，只有一天有空，我请假看了孩子。毛泽东就是不见孩子。
岸英参加了抗美援朝，彭德怀把他放在自己身边，为的是便于管理和照顾。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开始，有人主张暂时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消息，但彭总认为不能隐瞒，他亲自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噩耗。毛泽东听了以后，呆愣了好一阵子，然后说：“他是国际革命的烈士！”这话实际上是给彭德怀宽心的。
毛岸英，一个纯洁的青年，他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撒尽了自己一腔热血！
在毛泽东的亲人中，岸英是第六位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人！毛泽东访苏后不久，岸青回国了。回国后跟一个搞翻译的人一起工作。此人俄文很低，在翻译工作上，岸青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可是稿酬却被那人独吞了，或者只给岸青很少一点。对此人我也曾大大领教过。岸青向爸爸谈到自己的遭遇，毛泽东听了异常气愤他说：“他竟欺负一个残疾人！那里还有共产党员的气味？！连人格都丧失殆尽了！”因此，毛泽东建议开除其党籍。但此人却受到另外一些人的包庇而不了了之。
毛泽东东对亲人有着深沉的情感，但原则性极强。这里叙述的仅仅是我亲知的一小部分。
毛主席，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心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那敏锐的感知、刻苦的求索、准确的判断、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知人善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常想：要是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不还要在黑暗中徘徊摸索多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列宁说得好：“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