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延安整风开始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但毛泽东由于事情大多，只挂了个名，并未具体管；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也没有管。这是康生求之不得的局面。
康生由于善于看风转舵，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上了中央社会部部长，因而掌握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的部分权力。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之后，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康生）做。”康生提出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当时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因而也是帮助他工作的人员之一，并分工联系西北局和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整风和审干。
开始时，毛泽东还比较关注，他的想法是通过学习、讨论，辨明是非，明确方向，就算达到了目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在同我的接触中曾说过：“不过（指追究错误路线的责任者），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情思想就行了。”
1942年1、2月，中央各机关开始了整风学习，我有一次同毛泽东一起散步，我又问过中央机关整风学习的目的。他还是讲：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可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进来了，味道有点变了。不仅对错误路线是谁，提出要追究责任，而且对其它一些问题也追究责任。
1942年夏季，康生提出了“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这是一个十分阴险的谋略——只要他说谁有问题，即使搞不出任何事实，也让其“自救”，永远没有完。而这一谬论的出笼，是从这样一件事情引出的：
康生在苏联时，本来是紧紧追随王明的，他们的党内下发文件都是用“王康”的名义（特别是对我国东北地下党发文件是用这个名义）。1937年底，康生回国以后，看到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了王明，便摇身一变，把自己标榜为“反王明的英雄”，并极力靠拢毛泽东。用曹轶欧（康生的老婆）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以后就制造出他们在苏联受王明排斥的神话。康生主持整风以后，就想乘机把王明搞下去，却又不敢妄动，便从统战部副部长、王明的助手柯庆施下手。柯庆施夫妇被反复批斗，柯庆施的爱人被迫自杀了，柯仍不能被放过，有一天，中央机关开群众大会斗争柯庆施，这样的斗争会名之曰“抢救失足者”。这次斗争会是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富春主持的。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柯庆施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群众”就是不依不饶，大家都腹内空空，可就是收不了场。康生和毛主度、刘少奇就住在会场——中央办公厅上面不远处的一排窑洞。康生听到中央办公厅人声鼎沸，深夜不绝，他来了。他来到大会上讲了话，意思是：抢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允许自救，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再看他的态度如何，他玩了这样一个把戏，会散了。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吹牛：“李富春都收不了场，我给他收了场。”他的几个“必然转入”也就在此时出笼了。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时，我曾帮助他工作，1940年回国后，我任他的秘书。此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对代表资格的审查。
由于斗争形势的艰苦复杂，各地代表来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从1942年起，便有代表陆陆继续来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等候开会。1943年5、6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数人“有问题”。到了1944年初，任弼时告诉毛泽东这样搞法不行，“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样才把党代表中的抢救运动停了下来。这些代表中究竟有没有问题？
1942年中期，从湖南来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人较机敏，那时中央办公厅需要人，就把他调来杨家岭、后来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学文件时，他总提出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负责人找他谈话。他承认他变过节，答应了作暗藏的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
河南省委书记XXX，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后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后，他向中央但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XX，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XXX，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后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敌特“突击”了。他一直伪装，我们还重用他，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打通西部通往苏联的道路，他一到甘肃，便携款逃跑了。
以外，还有几个有类似问题的人。
以上说明在错纵复杂的斗争中，与敌特的斗争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象所估计的那么严重。
整风学习中，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我自认为在苏联15年，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层。我觉得保卫工作能接触各种人，能了解干部和中国的社会，就向任拐时同志提出到保卫部门做实际工作，他同意了。于是1943年1月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任局长。调去之前，康生找我谈话，他认为西北的干部不纯，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个社会部，想把我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肃反”。虽然当时我对他的意图并未看破，但我认为西北已经有了个保安处，不应该再另搞一套，没有答应他。但他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是搜集敌方情报的中心，所以实际工作还是要听他的。保安处处长是周兴，他每天晚上都要听康生给他的电话指示，然后通过我去执行（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处的对敌斗争全部在一局）。
这年4月的一天，床生要周兴和我带了边区干部中坐过监狱和“历史不清”的名单去见他。康生在名单上圈了200人，叫我们把这些划了圈的全部抓起来，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单中有“师树德”的名字，我随口说出“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过名单，把师树德的圈抹去了，我说：“有问题应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摆，嘴里“嗯嗯”着，然后在“师树德”名上点了一点（这是送行政学院审查的记号）。我有点茫然，也有点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据还是随心所欲？于是我问：“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干脆：“有材料还要审问？”这似是而非的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我想了一下又说：“一下抓这么多人，保安处容纳不下。”他说：“想办法！”我们领了任务，向下布置执行。
康生下令大肆捕人之所以得逞，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4月份，蒋介石把他部署在晋西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陕西韩城、宜川、大荔一线，并声言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因为中共不听话”。后来知道蒋介石这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逃离抗日前线，又要掩人耳目而放的风。但当时中央分析：蒋介石这一动作，可能是同日本搏和的一个步骤，便紧张起来。边区人民也群情激奋，到处集会，声讨蒋介石降日反共的罪行，表示坚决保卫边区的决心，还把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请到大会主席台上，让他看看边区人民不可侮！
康生利用了这样一个时机，借口“为了整顿后方，清理阵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来。于是延安一夜之间抓了260人，中央社会部也抓了100人，绥德专区抓了100人，关中也在抓人，以后还在扩大。大约5月份，我又领命到绥德收拾那里的烂摊子。
绥德地处黄河西岸，绥德的宋家川与山西的军渡隔河相望，绥德的商人就从这里往返于秦晋之间。他们的货源在山西的柳林镇，而该镇确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经常从商人的嘴里探听河西的虚实，但这些商人都是爱国的，从不对日本人说实话，倒是把山西的实际情况不断告诉我方。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逃跑，山西的日本侵略军构成了对绥德的直接威胁，于是绥德也和延安同时捕人，命令当然都源于康生。这一行动，伤害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同时因为打击面迅速扩大，人人自危，不可终日。李鼎铭从亲友那里了解到他自己家乡的情况，很有意见，便向林老（林伯渠，当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任副主席）反映。这也就是派我去绥德的原因。
绥德地区的行动是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亲自主持搞的，捕的人都关在专署，审又审不出个名堂，骑虎难下，他们也向西北局和党中央呼吁求援。大约5月底，我带了布鲁等七八人去绥德。
我们到绥德后，首先停止乱捕人，接着抓紧审问在押的人；弄清没有问题的，立即释放。其中有一个唐海，是马列学院的优秀学员，我教过他，也认识他，我把他找来一问，他便痛哭流涕，说他什么错误也没有，唯一的错误是同一个女青年接过吻。此等案情，当然立即释放。
工作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一个姓陈的同志说我：“我的天啊！你逼着鬼上树，一天审的案于比过去一个月都多，一个月比两三年做的事情都多。”这样突击了一个月，绥德、米脂、清涧都安定下来，李鼎铭收到亲戚的信，表示满意，又向林老说了，讲了我的好话。
那时，徐向前是军委成员，又是绥德抗大分校的校长，他很稳重，我们都尊敬他，重大问题都是徐向前、习仲勋、袁任远和我一起研究，得到徐向前很大帮助。
这时，绥德师范的女学生田家凤和另一男青年（姓李）还在延安到处做典型报告，其实都是假的，是逼出来的。我们有些同志确实喜欢用诱骗和折磨肉体来逼供。
整顿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之后，就在绥德警备区召开了群众大会，作了总结。
林老将我在绥德工作的情况向西北局作了汇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将我的书面汇报作为典型经验上报中央并介绍到边区各地。尽管自己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领导上还是肯定了我对稳定局面、安定人心所做的努力。
7、8月间，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气氛已缓和，上级要我回延安汇报工作，我把家属留在绥德，打算汇报之后还返回绥德。
回到延安，林老要我到边区政府做了工作报告，李鼎铭副主席出席。工作汇报完了，高岗、康生、任弼时找我秘密谈话，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件特务案。
任弼时他们同我谈话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对XXX并不怀疑，可是敌特的情报里老有他，这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
这里要提一下，军委二局真是我们的无名英雄。他们对敌人的密码破译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到敌人的各种密电。上述敌特情报就是这样获得的。
1943年11月我到了关中，那时关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已经是满城风雨、草木皆兵了，如：说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的爱人是“特务”，妻弟也是“特务”，文本人虽说还不是特务，但因“特务”在他身边，自然不能信任。专员兼保安分处处长江锋是“特务”，几个书记、副书记也靠边了。连关中秦腔剧团的团长，因同XXX关系密切，也被当成“特务”。只剩下副书记段德章和张德生可以商量事。
为了模清问题，我到关中未声张，但很快有几件事引起了我的思索。第一件是：父父父已调离关中一年多了，敌人的情报中还有“XXX给情报”的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竟会有此情报？
第二件是：我到关中，在转角（地名）停了一下，和一个脚夫聊过凡句话，马上就从国民党的密电中截收到“贺龙到关中，穿黄呢子衣服”云云，国民党着实紧张了一下。我一看，穿黄呢子衣服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是把我当成贺龙了。可见国民党的情报并不那么准确。
经过调查分析之后，把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此人名叫杨洪超，家在边区境内的马兰，家庭中人口较多，他本人住在国统区的职田镇，都是双方的边沿地区，来往频繁。杨洪超是布鲁收买了给我们做情报的，他的叔叔是我们的交通，布鲁又让他的叔叔监视他，但是他为国民党做假情报的事却不知晓。
淳耀县保安科长贺生高手下有在职田镇的人，摸清了杨洪超的住处，一天晚上，由保安分处干部王天民带六七个武装，半夜越过边界，到杨洪超的家、破门而入，两口子睡得正香，武装人员把女人带到一边，警告他不许出声，不许孩子哭，让杨洪超赶紧穿上衣服跟着走。一家人全都吓傻了，只有哆嗦的份了。事情办得很利索，狗都没有叫一声。他们经过敌人的岗楼时，可以听到岗楼上的说话声，也没有被惊动。
我在马兰附近的正营等候。把杨洪超押到张德生的办公室，我们二人审问。审问之前，先来个下马威，把镣铐往他面前一扔，告诉他这是他的“最后关头”。杨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
问：你给国民党的情报是哪里来的？
答：我编的。
问：为什么要编假情报？
答：为了挣钱、骗钱（国民党特务机关按情报的价值付钱，这是XXX被扯上的根本原因——笔者注）。
问，你给假情报，人家就不查？
答：他怎么查呢？我说的都是边区的事。
问：都什么人给你情报？一个一个说！
答：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知道谁的名字就写谁。
问：文年生的老婆你知道吗？
答：她是咱地方上的山东人，谁不知道？
对他的交代一时不敢完全相信，可是很快从敌方得到了证宴：国民党特务机关如丧考妣，说他们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情报专员；西安派了个师级干部专程到职田镇查处此事，并给上司报告说：“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而且此后，确实再也没有收到国民党方面有关边区的情报。
关中大批干部受冤枉，怎么收场？于是开了大会，让杨洪超讲话，因为他捏造假情报，害了不少人，意思是说干部受冤枉，事出有因。在关中两个月，基本搞清了问题，我于1944年1月回到延安。
我从绥德回到延安，尚未去关中之前，康生召集过一次审千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和他发生了冲突。参加会议的有晋西北、晋东南、西北地区较高级的干部，在会上要制订几条审讯口供的原则。而这时毛主席已经讲了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自己以往做保卫工作的经验，在会上发言说：“审问时不能用刑。”而康生说：“用刑是可行的。”我说：“不能欺骗诱供、不能利用病情或心理不正常时逼供，套取供词，要让犯人说真话。”而康生反驳我说：“照你的说法就没法审问了。”我说：“用材料嘛！”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审问？！”我说：“弄出那么多假的怎么办？”他说：“我们逼供而不信，他愿意说就让他说，完了再甄别嘛！”而且威胁说，“如果你认为谁没有问题那你就对此人签字具保，负责证明他没有问题。”这就是一大皂糊涂帐的根源。在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只好不再作声。
当时延安的审查对象分在三个地方，认为问题较严重的，关在保安处和社会部；其次的集中在行政学院。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在枣园后沟）关着100多人，行政学院主要是陕北的当地干部，西北局反复证明陕北的干部都是一起干革命过来的，都了解，没有问题，但康生仍坚持县以上干部都要审查，因为“可能是汉好、是托派”。以至于所有的机关单位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是当时的人都经历过的。
康生的主意是，坦白交代了的戴红花、吃白面。在社会部受审查的张克勤，是个20来岁的青年，他根据一本侦探小说，瞎编了自己的“特务”故事，咬了许多人，被作为典型到处作报告，于是假口供更加普遍了。再加上边区生活苦，监狱更差，承认了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也促使假坦白增多。当然也有坚定的，如孙作宾（曾任甘肃省委书记。当时仅因他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的）就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吃苦也就最多。
假口供百出，康生得意忘形，同时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行政学院受审查的陕北干部不满情绪最高，反映到边区政府，反映到西北局，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后受到了震动，觉得错了，问题不小。于是1943年底到1944年初之间，毛主席亲自到行政学院向被审查者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脱帽鞠躬、赔礼道歉。随之又到中央党校等多处表示了同样的态度，扭转了大面上的形势。
1944年初，我从关中回到保安处，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并很快选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输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两篇就不看了，他觉得像是读小说。在4月初的一天，他叫周兴和我去见他，也叫了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到他那里，整整谈了一个上午。直到现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他知道我们的头脑还在发热，只能慢慢地降温。
毛：“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为什么？”
毛：“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毛：“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
我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
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那么可不可能有10句话是假的？”
我理直气壮：“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10句话是假的；有10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正要问你们为什么？”
我还想争辩，周兴制止了我，让毛主席说不去。
毛主席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10句错了改10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帖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
毛主席接着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
我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毛主席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
这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对自己十分悔恨！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周兴自己也是这样干的。
毛主席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那时，反对八8团，抓住可疑分子就审问，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八8团”的。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所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只大姆指用绳子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八8团”，承认后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于是又钉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为止。我听了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而且对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深感正确。当天晚上，本来准备要枪毙两个犯人的，另有三人陪绑。罪名是“顽伺”（即不说假话）。听了毛主席的开导，当即撤销了原案。想到差点错杀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栗。
我中午回到保安处，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
我问：“这口供是你的吗？”
答：“是的”。
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
他哭了。
我让他说真话，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为了吃饱饭。
1944年7月，在押犯人大部分甄别释放之后，我被调到社会部情报室任主任。
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我们也搞国民党的情报，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难，我们搞国民党的情报容易，这是真的。国民党给我们派特务，我们也给国民党派特务，他们派来的特务无一能立足，我们派去的却只有少数失败，这也是事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向背，其次是我们平时审查干部就很严格。
1942年，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到关中出差，为的是建立那里的情报网。他住在马兰，国民党派进来一批特务，其中一个叫吴南山，家在马兰附近。此人考虑到自己家在边区，一旦身份败露，将涡及全家，便主动投案自首，向布鲁坦白。原来他是在汉中参加了戴笠的特务训练班。该班46人，都是西北的青年，毕业后全部派到边区，让他们互相联系，并打入我机关。此人交代了全体46人的姓名，经调查核实，有些人在兵站，有的在运盐队，无一在重要岗位。布鲁回到延安，研究了对策，找了一两个谈话，交代的和吴南山但白的一致。这就是“戴案”（或你“汉中训练班案”），查清了，并未捕押一人。
康生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到毛主席面前去夸口，毛主席问他究竟是谁搞的？康生才不得不承认是布鲁破获的。毛主席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这是康生自己说的，他当然不会轻易说这种丢脸的事，而是另有目的的。
真正的特务，仅此而已。康生却借口“整顿后方，清理阵营”，搞得人人自危，不战自乱，人心涣散，无疑帮了敌人的大忙。我心里老有一个问题：“康生究竟是什么人？！”
我自己做敌人的工作也有失败的例子。国民党统治的榆林有个营尔宾，在莫斯科时和王友直（现陕西省政协委员）同学，我也认识。1944年初，他从榆林经延安去西安开会，打订匆匆穿越延安。他是榆林三青团负责人之一，他一出发我就知道了。当他夜晚到了延安，并在南门外二十里铺歇脚时，我派人把他找来。
我问他：“认不认识我？”
他说：“老朋友了。”
此人本来也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关系密切，可是这时，他说他是国民党员，我要他为我们工作，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无所谓给谁工作。”后来可能是害怕，还是答应了同我们合作，并签了字。他到了西安，在三青团的会上，把我同他的谈话全部捅了出去，还把师习德（我过去的名字，他知道）大骂了一顿。
1944年春夏之交，中央再三督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以便给边区干部和群众做个交代，同时这也是“七大”的准备工作之一。康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夜不成寐，食不甘味，但他总是能找到出路一他让保安处写这个总结，而且要一部分一部分送给他。40多页的报告写好了，报告人应该是周兴，可是康生说这样的报告周兴不能做，要由他亲自出马，他在报告中加入了他自己的许多私货，诸如：“许多人生了病不就医，不治疗；又有些人抱着敌人的坦克睡觉而不自知，那么，旁人大吼一声，引起你的注意和警惕，有何不对呀？！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动和伤及少数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如此等等。
会后，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咱们做不了，也不敢做。”
（首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