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日本又一个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中日围棋交流以来水平最高的一个代表团。团长高川秀格九段曾九次蝉联日本本因坊战冠军，并荣获“终身名誉本因坊”的称号，在日本棋界素负盛名。团员中有洼内秀知九段、石博郁郎八段、户则昭宣七段等高手，其中洼内是日本关西棋院的名将。日本派团也是根据我们的水平不断提高而提高档次。
这次我第一盘的对手是洼内九段，陈祖德对高川九段，我已上升为第二主力队员。此时高川和洼内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们国内的比赛人家是不关心的，我赢宫本那盘人家也没怎么在意，下棋哪有不输的？我和洼内这局，是我第二次与日本九段对阵，但由我执白棋却还是第一次。从专业棋手的角度来讲，执白棋是比较难下的，需要有顽强的斗志和强大的韧性，此外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方可抵消黑棋的先手效力，进而争取主动。
因此日本棋界断言，中国人要想执白棋战胜日本九段，还要若干年以后。
为此，我决心要扭转这一看法，战胜洼内。此时我已经没有“恐日症”了，经过一番激战，我完胜洼内。陈祖德负于高川。接着我又轻松地战胜了石博八段和户则七段，然后移师广州。
10月28日，我在广州迎战高川九段。高川先生的鼎鼎大名，我还是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而且非常崇拜他。我在很久以前就研究过高川的棋，知道他擅长持久战，形势判断准确，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便取得了优势，因此高川的棋有“流水不争先”的美称。
1975年时的高川，虽已不是他的鼎盛时期了，但对高川的威势，我还是有所顾忌。这局棋我们都有失误和缓手，但他的一个无理手被我抓住，立即展开攻杀，最后以四子的优势获胜。
下完棋高川就问，你的棋是怎么学的？你的老师是谁？我说我的老师是过惕生和张福田。他又问，你经常和谁下棋？在日本，各个棋院之间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问你经常和谁下棋，那意思是问你在哪个棋院。那时我还不是专业棋手，我不能瞎说，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还在农场，是个农民。这使日本人大惊，简直无法接受：一个农民居然赢了他们的九段。于是弄得很多日本记者也来采访我，一个劲儿地追问我怎么会是个农民。可我确实是个农民，一切关系还都在山河农场。日本人觉得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事。
高川接着对我说：“据我看日本现在最厉害的棋手是小林光一和赵治勋，你的水平一定不比他们差，如果你能到日本来，你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大国手。”他还劝我不要再当农民了，这样会耽误自己的前程。当时我没法跟他讲我正在国家集训队长期集训，不知为什么上面有条规定，所有体育项目对外都不许说有国家队。
随后到南京我又和高川下了一盘，他执黑，我被他压住，发挥不出来，输了。这次我总的战绩是四胜一负，在当时已经是奇迹了，特别是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报社记者发出很多文章，称我“聂旋风”也就是这次。
他们叫我“咪咪咪”，日语耳朵叫“咪咪”，“咪咪咪”就是三个耳。开始他们不知我的名字，就知“三耳”厉害。
高川回去向日本棋院汇报时，对我大加赞扬，他说：“一般的中国选手接触战的力量很强，但布局的感觉有些迟缓，不过，聂选手的布局完全具有日本棋手的感觉，速度快，战斗力强，官子也非常清楚……能和我战成平手，也完全可以和小林光一、赵治勋等优秀青年争胜负。”这时日本棋手开始知道我了。然而高川九段毕竟是退出了第一线的棋手，洼内九段也不能代表“超一流”九段的实力，因此日本的绝大部分优秀棋手并不以为然，更有许多人在摩拳擦掌，极欲给我点“颜色”看看。
到了1976年4月，中国围棋代表团去日本进行回访。这次我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主力队员。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出国。当我上了飞机，想起两年前不让我出国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现在我终于能出国参加比赛了，我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做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
我那时出国也挺绝的，没有合适的衣服。出国要求穿西装，可我从来没有穿过西装，也没做过。出国前我只好到国家体委的仓库借了两套人家穿过的西装，再用制装费买了点衬衣、袜子、领带什么的，兴奋得不得了，那时出国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至于到了日本要买什么东西根本没那思路，理由很简单：没钱！出国一分日币都没有，只给二十元人民币的零用钱。到了日本，人家评论我穿着不太得体的西装，没错，借来的嘛，不可能完全合适，而且至今我都不会打领带，我的领带是插上去的。
出国前，天安门正在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那几天我天天晚上都到天安门去。我对周总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在此之前，全国已经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围棋队的一次“批邓”会上，有人提出应该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全部撤销，很多人也随声附和。只有我一个人马上站起来说不行，邓小平在治理国家方面做得很有成效，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应该保留，不能撤。那时我还不认识邓小平，我对他也是一种自发的感情，他搞的那些“治理整顿”我看了是很佩服的，人家传说他的一些事我也听到了，比如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甚至他打牌输了也钻桌子等等，我很欣赏他这种直来直去的讲话，我最讨厌的就是说假话。当时像我那样站出来替邓小平讲话的，估计整个体委都没有多少。
幸好我们围棋队的领队高文占没有给我向上汇报，否则我肯定会因政治问题给留下来。当时体委主任是庄则栋，他是紧跟江青的。那时我对庄则栋意见很大，因为周总理追悼会那天全国停止娱乐一天；下棋是我们的专业，不属于娱乐，即使这样我们都没敢下，自动停下来。可庄则栋参加完追悼会就跑到我们这儿下棋，对他来说下棋就是一种娱乐了。我平时和他关系很熟，加上他又是主任，我不敢不下。我让他八九子，他倒是没架子，输了就钻桌子。我觉得庄则栋这人各方面都挺好，就是跟“四人帮”跟坏了。
我们是4月2日抵达东京的，休息两天后，4月5日，在东京读卖新闻社二楼大厅，中日棋战正式打响了。坐在我前面的对手正是赫赫有名的藤泽秀行九段。秀行先生是最为我国广大围棋爱好者所熟悉的日本着名棋手，他功力精深，技术全面，更以风格独特而获盛名。他曾奇迹般地蝉联六届“棋圣战”冠军，从而使他的声望达到顶点，被日本棋界称为“怪杰”。
在我们下这盘棋时，秀行先生是当时“天元赛”的冠军保持者。
赛前，日本棋界认为藤泽秀行九段获胜是毫无疑问的。身拥“名人”
头衔的大竹英雄九段更是直言不讳，他和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谈论这场比赛时说：“聂选手虽然是中国的冠军，水平很高，但若同我们的秀行先生相比，还差得很远。打个比方，秀行好比是大相扑，聂选手是个小相扑，大相扑只要稍用力一弹，小相扑就会败退下来。”大竹九段有此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从技术和实战经验来说，我确实赶不上秀行先生。不过他们忽视了一点，即心无旁骛、志在必夺的决心，使我进入了最佳状态。
此局，我占先行之利，双方激战数十回合，我仍死死地保持着先着效力，最终以两目险胜。对此，秀行九段惊异地对身边的翻译说：“咪咪咪（日语三耳之意）的棋和他的名字一样新颖，下得好极了。”
第二场对村上业余七段的比赛，开始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满以为略施小计，便可取胜。结果战局刚开始，在一个局部的攻杀中，我一着不慎，便被对方牢牢抓住机会。我真没想到村上先生竟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在他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下，我的白棋几乎全面崩溃。我判断了一下形势，发觉黑棋已经领先三四十目，一阵绝望袭上心头。这时比赛才刚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我环视了一下大厅，看到队友们都在全神贯注地与对手拼搏着，不禁对自己的轻敌痛恨不已。作为主将，我深知，如果这么快就败下阵来，中国队的士气将大受影响。“不能认输”，“不能影响队友”，我咬牙发狠，决心不下到最后一着，就绝不认输。但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决心再大，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一反自己的棋风，拿出了1973年时“横行霸道”的蛮力，到处挑战寻衅，企图把局面搞乱。刹那间，盘上硝烟滚滚，战火纷飞。
面对我的“疯狂”抵抗，处于绝对优势的村上反倒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村上虽说是日本业余棋手的顶尖人物，但还从来没有赢过职业高段棋手，更不用说九段了。而我已经战胜过四名九段，因此战胜我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不仅是战胜了中国的冠军，而且等于间接战胜了九段。在极度渴望获胜的心情下，他显得比我还紧张，结果一让再让，下出了一连串的缓手，最后被我以一目反败为胜。实际上，一直到收官之前，他走对了还能胜一二目。
这如履薄冰的一局棋，使我浑身直冒冷汗。比赛结束后，我才感到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这就是因轻敌而遭受到的报应。我不敢想象这局棋如果输了，以后的结局会怎样。不过成功地度过危机，使我精神大振。
4月10日在福冈我执黑以六目的优势战胜加田克司九段。这局棋引起了日本棋界专家们的注意，他们认为从棋的内容上来看，黑棋下得非常好，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尽管白棋并没有下什么恶手和坏棋，结果仍是输了。后来大平修三九段特意撰文详细讲解了这局棋，认为这是黑棋的杰作。
4月13日在大阪我执白以两目之差负于桥本昌二九段。桥本先生是日本关西棋院的一把尖刀，在日本各大棋战中均有出色的表现。他的棋风厚实、稳健，尤其在执黑棋时，要战胜他是相当困难的。我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一步随手棋导致了形势的恶化。我更深一步地领会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
4月17日我又在名古屋执白战胜岩田达明九段。这局棋岩田采用了“中国流”布局，而我以“小目”、“三三”、“单关守角”相对抗。至白四十二的一系列应接，完全按我的设想所进行，步调极为流畅。局后岛村九段称这为“大江直泻奔流”的气势。但接下一手白四十四太贪，险些酿成苦果，这是需要我认真记取教训的。
最关键的一局是我和石田芳夫九段的最后一盘比赛。“本因坊”和“名人”两大冠军的头衔，哪怕只得到其中的一个，也足以使日本的职业棋手为之奋斗终生。而当时石田芳夫已经连续保持了五届“本因坊”冠军，并荣获“终身名誉本因坊”的称号，同时他还获得“名人”冠军。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正是他的“黄金时期”，他思路敏捷，判断准确，有“电子计算机”
的美称，是我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
这局棋是4月19日在东京日本棋院进行的，由我执黑先行。当时到场观战的不仅有很多日本的高段棋手，还吸引了各大新闻媒体的众多记者。
这局棋如果说我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一点也不为过。
十点差两分，我和石田芳夫九段相继入座，静待着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可真难熬啊！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当时的心情就像坐在考场里等待老师发考卷的学生一样忐忑不安。为了稳定情绪，我点了一支香烟。
石田九段一入座，就将双手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以眼观鼻，以鼻观心”，显得从容不迫。当然，我并不相信他的心情就那么平静。
比赛终于开始了。石田九段素有精于计算、判断准确的盛名，尤其善于收官。赛前我就估计到他会打一场持久战，因此我使用了战斗力强的“对角星”布局，希望能尽快进入战斗。
第七手走大斜定式挑战，是我预谋已久的。因为我过去打石田的谱时发现他很喜欢实地，由于他功夫全面，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宁肯稍损一点，也不轻易和对手一举决胜负。不出我所料，他果然选择了避战的下法，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黑十一、十三连压，是陈祖德首先下出来的，我在此基础上又进行过研究，这次正好用上了。石田显然感到有些意外，几次从棋盒里拿起棋子又放回去，他衡量再三，还是不愿意立即形成激战，就退让了一步。这一退让，顿时让我一气呵成走到第三十九手，黑棋不但得到角上实利，而且形成了一块庞大的阵地，一举获得了主动权。
此后我越战越勇，灵思妙感接踵而来，下出了一连串的精妙之着。石田九段不愧为当代高手，始终紧紧咬住不放，几次凶狠地反扑都给了我极大的威胁。直到走出第一百二十一手，我才出了一口气，这局棋已必胜无疑了。
当裁判长神情严肃地宣布黑胜七目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新闻记者的闪光灯下，我和石田芳夫本因坊同时站起身来，隔着棋桌握手致意。我察觉出石田先生眼中一闪即逝的懊丧，同时也注意到在大厅里观战的日本棋手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惊讶和迷惑：堂堂日本的本因坊怎么可以输给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国人呢？而此时却是我永生难以忘怀的一刻。
正是这局棋，强烈地震撼了日本围棋界，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聂旋风”
已经刮到日本本土了。
遗憾的是这股“旋风”被国内的政治形势压了下去。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我是在和藤泽秀行比赛之后听说的，当时日本的新闻媒体报道的特别多。震惊之余，我感到的是极度忧虑，甚至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回不去了。我一向认为专业棋手应该离“政治”远一点，可有时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掺和进去。当时对“四人帮”我没看出来，也不可能看出来，但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反感，对王洪文我是搞不清楚，不了解内幕。
回到北京后，看到正在“深入批邓”，追查“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顿时产生一种强烈的压抑感。这时姚文元通过体委的人找我要这次在日本比赛的棋谱，我尽管对他很烦，可他是政治局委员，我不能不给他，于是就草草做了一个。我估计这张棋谱在姚文元那里应该能找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