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校当时被人称之为“国耻纪念碑”。除了原有的中国风格的厅堂之外，美方办学之初便在校内大肆铺陈自己的意志，因此，清华最早的大礼堂、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和教学楼大都按美式风格建立，大哲学家罗素来访清华时就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外观如此，而内里则洋化更甚。当时校内的主流意识强调，清华造就的学生应当是“感受美化最深”，“未出而先洋”的“非中非西的人”。
我们从当年清华的各项约束和措施中可以推想西方文化所占的主流位置：
一、入学考试时，除国文及中国史地外，一律用英文作答。
二、入学后在各年级用英文直接教学的西文学科课程，一律安排在上午；而用中文教学的中文学科，则全排在下午。
三、西文学科算成绩和学分，有必修及选修的规定；中文学科皆非必修，评定成绩时不算学分。
四、毕业成绩一律以西文学科为准，不考虑中文学科成绩之优劣。
不仅课业方面如此“西化”，在教授待遇上也严重“倾西”，依1918年清华学校全年俸给的分配标准来看，有下列4个特点：
一、美籍教员的最低薪，高于中国籍教员的最高薪。
二、校长月薪低于美籍讲座教授，副校长月薪低于6名美籍教员。
三、华籍教员中，西文部月薪最高者，比中文部最高者多40元……
四、美籍教员的平均薪酬是中国教员的3.1倍，此外，还享受外汇上的优待……
1921年以前，学校只顾兴建教研大楼，而不顾及教员的住宿问题，使得清华教职员工的居住环境出现下列悬殊差异：
一、美籍教员可以免费居住美观、宽敞和配备现代卫生设备的新式洋房。
二、唯校长和副校长获得学校赠与的新式住宅。
三、数十位中国教职员工中，仅少数人分配到中式住所。
四、15位教员和家眷租赁成府村民房，另有六七户住茅房。
五、在配有宿舍者当中，有的须付租金，租金多少因人而异；有的得到家具，有的则无。
六、美教员迁入新居后，空出之旧房，只能租给少数担任西文课程的中国教员。
（以上资料见《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苏云峰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8-155页）
对于学校的崇洋媚外，学生们更多的是愤愤不平。一位同学在其日记里这样记述道：
……今日午，美国公使来校参观，总办、监督等皆陪侍之。先是昨夕诸管理人即预备一切，扫除地板、清理什物云，以求洁净而壮观瞻，忙忙碌碌如办差然。临时又告诫同学：凡寝室、自修室均须整理洁净，即在教师亦宜端正姿势，勿妄吐痰。诸君他日赴美，一切皆当如是，美公使今日便要看个榜样云云。呜呼，中国人之学堂不惧外部、学部之考察，而惧美公使之参观。岂真欲修饰表面以壮外观欤，抑国权堕落，以赔款之余建立学校，则事事必得受外人干涉耶？
而叶企孙则以文化反抗态度来应付滚滚“西”流。
他采用超强吸纳中学精粹的学习方式，来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侵扰。
翻阅叶企孙早年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他大量阅读的痕迹。
1915-1916年，他曾深研过《诗经》、《左传》、《论语》、《史记》、《礼记》、《尚书》等书，并作了大量的摘记和读书心得——
1915年1月8日
阅《通鉴纪事本末·汉通西夷》一卷，兹摘要如下：
建议者：唐蒙、司马相如、朱买臣、张骞。
反对者：公孙弘、淮南王安。
建威者：郭昌、卫广。
西南夷中以夜郎为最大；夜郎之西以滇为最大；滇之北以卬都为最大。
又阅《通鉴纪事本末》第十四卷四页（通西域）。
摘要：张骞初次循北山而行，为匈奴所得，后因内乱亡归。共外出十七年。骞于大夏见蜀布，问其国人，云自身毒来，身毒去大夏东南数千里，骞由是知身毒与蜀相通，而大夏与身毒相通，故自蜀能至身毒，自身毒能至大夏。此蜀国通西域至程也。后匈奴浑邪王归汉，众东徙，汉因欲迁乌孙于浑邪王故地，以断匈奴右臂，故又遣骞由北道至乌孙，谕乌孙王东迁，王不从，骞乃历至诸国。诸国王及乌孙王均遣其臣下从骞来汉，汉与西域由是通矣。
1915年2月6日
读《左传》摘记年谱
隐公：
元年：五月，郑庄公克段于鄢。段奔共，段子公孙滑奔卫，卫人为之伐郑，郑人以王师虢师邾人鲁人伐卫。
二年：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三年：三月，周平王崩（桓王立）。四月，郑祭足率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八月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公子冯出奔于郑。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卫始乱）。夏，州吁以宋卫陈蔡之师伐郑。九月，卫人杀州吁及石厚。十二月，宣公（公子晋）即位。
五年：曲沃庄伯（成师子）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1915年2月9日
（读《左传》评曰）
自公子彭生弑鲁桓公至公孙无知弑鲁襄公。凡诗与《左传》于有关系极要者，如晋曲沃之乱，卫宣姜之乱等是。鲁文姜与齐襄之事见南山之诗。
1915年2月10日
（读《左传·桓公入齐始末》，记曰）
长勺之战，乘丘之战，宋南宫长万弑闵公，齐桓公王师及诸侯之师盟于宋。郑厉公复国及楚灭息蔡等事。
在他的日记里，还显现出他自1916年暑假末开始研读《诗经》的细微末节。在9月至10月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天天手不释卷，将《诗经》305首悉数收入囊中。
叶企孙用母语陶冶和整理着内心的诗意。那些葱茏的水样的情感总在柔软处栖居，只有在阅读和品味中才能安抚它们。由中国语言组成的凹凸不平读来抑扬顿挫的诗句，总像高空飘散的飞雪密密麻麻撒满他的心灵，塞得满满的，美得让人窒息，冷艳得让人心痛。当回味一点一点消融，被美丽扩充过后的心灵便显得空旷和辽远。只有祖国的语言才会有这样壮美的景观。叶企孙会4国语言，世界各国的语言就像天上飘飞的云朵，唯有中国语言这朵云彩才七彩斑斓美不胜收……
在这段时间里，叶企孙创作了不少旧体诗，或律诗，或绝句，表面看是诗意兴发，而在特定的时局和环境下，应该是他对祖国文化表露出的一份挚爱和珍视。
1915年9月3日，叶企孙由沪返京，斯时他刚休完暑假，17岁的翩翩少年，正是感时伤怀的年纪，他在途中创作了多首旧体诗并记在日记中——
沿途古迹甚多，足资谈助。如滁州为欧文忠谪居之所，醉翁、丰乐二亭，颓然尚在也。二亭碑本欧公所书，苏文忠见之以为不善，乃取己书易之（有正书局有二记石印本）。古人之直道而行，于此可见。又闻竹以滁州为界，州以北无竹。滁州为南唐名胜，自来题咏甚多，唯以王渔洋四绝句最有情致。予有诗云：
车出绕滁州，云阴特地愁。
传闻今年熟，家家酿美酒。
放鹤亭在今徐州，为宋云龙山人放鹤处。苏轼有记。予有诗云：
宋代有畸人，放鹤以娱神。
人鹤今已杳，惟有一亭存。
徐州为古刘邦起兵发祥地。府治下有桃源县。并因放鹤亭典共作一诗。兴怀所及，不求工也。诗曰：
汉时刘邦起斯州，宋代云龙挟鹤游。
按图东北有桃源，未卜渊明曾往不。
德州、沧州为夏中兴时二国之地。当时遗臣兴复之苦心，车中每为道及。因赋诗以怀之：
寒浞弒君夏道休，谁知兴复在斯州。
师徒一旅且兴国，莫笑文王百里侯。
符离集为宋张浚大败处。浚有志恢复，性刚愎而才疏阔，陕西之役，因微衅而诛曲端，以致失地千里。败归与金人战于符离，又大败。传闻张浚大度，闻败后犹高卧云。予诗曰：
恢复感皇恩，将军仗一人。
奈何兵败日，鼾鼻犹闻声。
（按：此诗连用倒句，故健）
五日晨过黄河铁桥，启窗凝望，不胜今昔之感，因为诗曰：
晨曦日出过青州，河水汤汤日夜流。
空际悬梁飞铁架，谁忆当年古渡头。
我们除了在日记上能获得叶企孙当年读书情况的信息外，还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他的古文功底。1915-1916年两年内，他曾用古体文写过《弱固不可以敌强说》、《钟仪论》、《节用而爱人说》、《范宣子数驹支论》、《孔子言仁、孟子言义说》、《读〈史记·张仪列传〉书后》、《富兰克林之少年》、《中国古代之天文》、《驳吕相绝秦》、《慈禧传》等等。
一个年仅17岁的青年，便能写下此等文字，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1915年12月起，他开始阅读培根与赫胥黎的著作，并且以他特有的读书方法，即做札记和写读书笔记的形式对其进行研究：
1916年
12月27日：读培根《论伪》、《论父母与子女之关系》、《论不婚之利害》、《论妒》。
12月28日：读培根《论爱》，曰钟情一切，性之弱点；若扩大之而为博爱，则古圣贤不是过也；论“在上之职”，曰在上有三役：役于国、役于名、役于事；“论勇”，曰去愚就智，勇也，山不能行，人必就之，心向往善者须有勇。
12月29日：读培根《论善》。曰善莫大于爱人，爱人之德，可以配天，唯人性不同，可亲者亲之，可敬者敬之，余则泛爱之，此爱人而又兼慎择者也；论“贵”，曰贵族足以减暴君之焰。然共和则以职论，安所用贵哉。
1916年
1月6日：读赫胥黎《粉笔之历史》，赫氏演说之目的在证明，粉笔（即碳酸石灰）由海中古介壳生物构成。
1月7日：读赫氏文。句云：天地之构造，较希腊之神话为尤奇。生物之竞存，较海析丁之大战为尤剧。儒者之史，不过五六千年，若就海底底层而考之，则数百万年之事可知也。
1月10日：读赫胥黎《发酵论》曰，糖液变而为酒，必有大力焉。孰知施此大力者，为至渺之微生，非显镜不足以见之，非巴士端之智不足以明之耶？
1月11日：读赫胥黎《发酵论》曰，近今学者，好为“万物源于一”之说。不知物之繁杂，决不可以哲学之见解观之，而以为同源。吾党之事，就实验以观其同异，同固可喜，异亦自然。源生质岂必同哉！
1月18日：读赫胥黎《动物学大义》曰，天下之生物，迹其大者则皆同，察其微者则互异……
1915年3月7日，叶企孙与同学郑思聪、洪深等在宿舍进行一番学生式的高谈阔论之后，似有所悟，便写下了这篇颇具哲理的日记——
今日予语郑君思聪曰，凡劳力之人，必寡情欲，因情欲等事，脑之作用，非肉体之作用，常人做事，心力不能并用。劳力时心常清静；劳心时每懒于用力。今既劳力，则心虑必去；心虑去则情欲自去。今日学校盛行体育，虽大效在于练成强有力之身体，以适于生存之竞争，然于德育上能消除情欲，亦未必无间接之效也。近世监狱制度，多使囚人多苦工，亦即此意。予又谓，人生无聊之时，每冥然而思，涉于情欲；试观夜不成眠及醒而不起之人，其脑中必百虑交至，而涉于情欲者为多。故卫生家寝后求速眠，醒后即起床，盖其用意，毋使此身有怠惰之时而涉于恶念也。予语时洪深君适在侧，遽尔曰：“子何以知他人之思念？意者足下于夜不成眠及醒而未起之时，未尝不‘悠悠吾思’乎？”予答之曰：“噫！此言而实也。则吾之思虑，君亦何由知之？假而不实，则吾亦安能自辨？吾不知尔之思，尔亦不知吾之思。人生于世，如此而已耳，如此而已耳！”
试想一个懵懂少年，本是青春萌动之时，竟有此冷静深邃之思想，我们不能不为叶企孙独特而又深刻的领悟力而深深折服。而另一方面，我们从他颇具理性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思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学习效果。从叶企孙的个案中，我们还解读出另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该校创立之初就倡导的中西会通的清华精神。
清华老校歌里有一句歌词“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即使是用现在的眼光来观照，它也当属颇具现代意义的一种学术理念。
清华学校一开始就奉行“全人格”教育，这很有些像时下提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路。但是，清华斯时所说的“全人格”，是建构在该校奉行“三通-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基础上的，是因其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它绝不是一句口号。“三通”中，中西会通首当其冲，有提纲挈领之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课程设置等如今人所说的硬件和软件上分别下工夫。清华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从教学设施来讲，它从建校之日算起，不到10年工夫，即建成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新校区，有着众多实验室的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等，可谓一应俱全，十全十美。在师资力量方面，中文部教习有马季立、饶麓樵、钱基博、钱玄同、吴在等，叶企孙之父叶景沄此时也被聘来教国文，这些人大都是有过“功名”的晚清儒士，可谓当时的学术重镇。而教授西学的教习有马国骥、林语堂、孟宪承、巢堃霖以及美籍教习miss bader，miss clemens，mr.smith等，就国内来说，他们应该是当时西语教学的最强阵容。就课程设置来讲，以高等科（实验）课程为例，除前4年（中等科）已修过22门必修课程之外，高等科4年中还要修习修身，国文，英文学，修辞作文，德、法文，通史，上古史，中古近代史，美国史，地理，生理，物理，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化学，高等算数，平面几何，三角，立体几何，高等代数，经济，政治，手工，国器画，体操等24门必修课。从以上环节对比我们今天之大学教育，即使在国内排序靠前的几所大学，也不敢保证就比一个世纪以前的清华学校在教育理念的“中西会通”上，先进多少或“现代”多少。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言里谈到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时写道：“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寥寥八字颇具超前意识。梁启超在王国维自沉后所送挽联上有一句话“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通方知类”，就是王国维先生学术精进的全部秘密。它的通神处既有会通之意，又有对话精神。
刘半农和叶企孙大致是同一时代的人，虽然刘比叶大六七岁，但刘在常州府中学堂和钱穆同窗学习时，也是辛亥革命期间，从这一史料推断，他们当时受教育的大氛围是相同的。刘半农死后，他的书法作品曾流于市。一天，他的学生张中行逛街，曾在一小摊上发现老师的书法，上写“中和”二字，张中行觉得意义不大，因此与之失之交臂。实际上这应该是张老先生的失算。张中行是193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听刘半农先生的课，从年龄上推断，他要比刘、叶晚生一二十年，因此他对师辈们受教时的主体氛围不甚了了，因此便对刘半农先生何以对“中和”二字记挂在心以致念念不忘难免漠然。实际上，“中和”二字正是叶企孙和刘半农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最强音。
“会通”一词最早见诸《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所谓“会通”即“会合变通”之意。在20世纪之初，清华园的知识分子提出“中西会通”这个口号，并非心血来潮一时所兴，而是以“中庸”为哲学基础的。
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他的特殊贡献在于对当下的对话时代提供了理论上的阐释：他发现了以对话方式存在的文化主体，不仅强调人的主体性，同时又注重“主体间性”。这种既我又他的身份角色认定，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中和”这两个字眼。
在巴赫金之前，西方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否定和斗争，并通过否定之否定来促进或实现事物的转化。然而，巴赫金则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就像每个人都有缺陷那样，人实际上是依据他人而存在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就像王国维先生谈中西关系所说，“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这里边讲述的更多的是相同，是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和斗争。而会通讲述的也正是对立面之间的“同”和“通”。徐葆耕先生言：“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会通就是需要兼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找出各个侧面之间的内部联系。”而巴赫金所说的“主体间性”之间各种张力的顾盼与之何其相似乃尔！我们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能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上可以看出“中西会通”的现代性和超前性。“会通”强调“中和”，《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天地位焉。”可见，“中和”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哲学观，既是一种和谐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目标。可以这样说，“中和”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承载和寄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与愿望，它理所应当成为那个时代最重的字眼。
既然“中和”是一个方法，正像张其昀在《中国与中道》中说，中国人“其处世接物守中而不超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恪守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理念，就会出现那个时代所期盼的“全人格”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