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好晴天。阳光一大早就告诉他。身上曾经失去的感觉正在一点点苏醒，阳光水一样一丝丝浸过他的肌肤，滋润着干枯的肢体。他感觉到了温暖，胳膊腿竟有了想动的欲望。许是能量积攒了许久，许是恰逢好天气，他特别想出去走走。他想起“户外”这个词语，脑中立时就有了生动的意象。“户外……户外……”他含混地咀嚼着。像这样的有些洋味的词语，在他的脑子里许久没有闪过了。他现在看的是线装书，它们就堆放在他的床头，与昏暗的室内背景浑然一体，既符合他的心境，又像是他生活的写照。但是，那上边没有“户外”这样光线感很强的词语。他想从这样的生活里走出去，看看户外久违的太阳。
换衣服时，颇费了些周折。要知道，他每天是不脱衣服睡觉的，因为他无法脱掉它们。他的腿已经肿得像条又硬又粗的俄罗斯面包，且泛着老式家具般暗红色的光泽。这种光泽传达的暗示他是明了的，但是，他不在乎。他想，还是应该去会会太阳。他让工友老周把他搀扶到床上去。他的床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由于终日倚在藤椅上睡觉，这床便成了他放书和换衣服的地方。在一般情况下，他是绝不麻烦工友的，即使双腿像箭穿一般锐痛，即使上厕所要花上一个时辰，他也不愿意让工友帮忙。但是今天，他却叫了工友。因为他的双腿已经不能打弯，它既然有老式家具的光泽，就必会有木质材料的特性。他半躺在床上，让工友老周给他换上一件半新的蓝料子裤子，委实是两腿肿胀得太过厉害，那看似肥大的裤子竟穿不进去，眼见工友老周累得气喘吁吁，他只得作罢。于是便穿了衬裤。按说穿着衬裤是断然不能出门的，但今天却可以例外。为了想出外走走这个心愿，也为了自己的讲究，他让工友找来一件蓝布长袍穿在身上，脚肿得穿不上单鞋，于是光着脚穿了一双棉鞋。
这就有了一位老叟在阳光下散步的景致。
说是散步，实际上是蹭和挪。他追求的是直立行走的意义，追求的是会晤阳光。他的腰佝偻着，似乎总在俯视着什么，以这样的姿势追求直立行走，从理论上讲是很难完成的。但是他要追求，至少在心里是这样命令自己的。他以很坚毅的神情挪动着自己的脚步，从北京大学踽行而出，来到中关村大街上。
这是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他必须来到这里，中关村北部的一个T字路口，完成他与太阳的约见。
太阳很好。由于深秋的缘故，周围的景致显得晶莹而透彻。阳光好似饱满雪亮的水，流到哪里，哪里的景物就丰润而鲜亮。现在，那些阳光就堆积在他瞭望的前方，一幅丰盈剔透的画面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就是水木清华——他生命中永远的清华园。
不知是谁说过，时间是永恒不变的，变的只是我们自己。在一个亘古不变的背景下，人生不过是一次长长的物理过程。现在，这堂实验课该结束了，他想给清华园挥挥手，给那些莘莘学子说一声：再见！
他就那样默默地站在阳光里，任由往事在他的面前纵横驰骋。一阵风吹过来，他打了个趔趄，但最终还是挺住了。没有人注意到这位与太阳约会的老人，更没有谁注意这位与风搏斗的老叟。那时的中关村虽然没有现在这般繁华，但却从来没有寂寞过。大街上车辆来来往往，人行道上行人步履匆匆。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就像我们在阳光下看不到天上运行的星辰那样。
我们注定要和这位老人失之交臂。
1998年夏天的一天，当笔者应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先生之邀，来到小西天附近他的寓所时，钱老用激动的语调谈起了这位老人——他的老师，一位培养大师的大师。一时间，在座的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在笔者有限的知识中，在我们主流媒体提供的科学家、教育家的名单中，这个人被大大地忽略了。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痛惜的疏忽。我们只知道中国科技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有“航天之父”赵九章，有“光学之父”王大珩，知道中国“两弹一星”的科技功臣，知道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知道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等等，却不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亮点实际上均和他有着巨大的关联！
这个人，就是中国当代物理科学宗师，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1977年1月13日，终生未婚无儿无女的叶企孙拒绝治疗多天之后，在这一天平静辞世。
生前没有要人看望，死后没有消息见报。
只有中关村街头卖糖炒栗子的小伙子和摆水果摊的大娘心生诧异：多日不见那个腰缠草绳出来晒太阳的老头了，是不是出事了？
没有人认识他，更没有人知道他的价值。
他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一个我们知道得最晚、了解得最少，然而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伟大人物。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