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对党的危害历历在目。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在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的把持下，仍然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其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惨遭失败。但是坚持与“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同志在这样极端严酷的形势下积极地为党寻找新的出路，挽救失败。
1934年的金秋十月，阴霾笼罩着江西红土大地，时任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南方战线粤赣军区司令、政委兼粤赣省委常委的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潘汉年，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要他们星夜兼程来瑞金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何、潘二人及其随员策马扬鞭疾速赶往瑞金，此时周恩来副主席正在焦急地等候。他们到达甫定，周副主席就说，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进行秘密谈判。这是件大好事。
说起同粤军陈济棠的统战由来已久。这个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矛盾较深，曾三次通电反蒋。他利用我们在赣南粤北的武装力量作屏障阻蒋军入粤“拥兵自重”，并同我们苏区做买卖。此前红军领导人就同他有过接触。1934年5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顽强御敌，鏖战正酣，他在南方战线也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式，一度占领粤赣军区所属的筠门岭，曾派代表同我们进行过谈判，试作城下之盟。此前中央书记处已向共产国际通报，红军主力将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表示同意。当时，何长工、潘汉年尚在反“围剿”战斗第一线，并不十分清楚中央的真正意图和活动。通过与中央领导的交谈，方才略知同陈济棠进行统战谈判的意义。同时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兵力部署上“南轻北重”的道理。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毛泽东基本上被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其正确意见无法实施。但党和红军的危机日甚一日之际，毛泽东忧心忡忡，为挽救党与红军，为使革命斗争走出低谷而奔走，他几次来到南方战线何长工所在的粤赣军区。毛泽东既是何长工的领导又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友，他们彻夜长谈，谈斗争形势，谈革命的未来，更谈到了同陈济棠的统战问题。所以在周恩来交待了同陈济棠谈判之前何长工心里有了些底。
1934年秋，陈济棠派一代表秘密到瑞金，希望同红军谈判。因何长工是南方战线的负责人，对方要求由他到场直接参加和谈。而潘汉年是谈判的行家，曾参加过福建事变的统战和谈。
这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函陈济棠，首先申明了民族大义，凡愿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红军均愿与之订立作战协定”，并提出了谈判的具体内容。朱德致陈函，和谈打下了基础。
何、潘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又就谈判的内容、方法与态度，作了具体指示。周恩来说，陈济棠派出的谈判代表都是粤军有资历的高级军官。杨幼敏是第1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以及黄质文、黄旭初等师长，你们此次出去谈判是代表我们红军，可谓重任在肩，要坚持原则，立场鲜明，要勇敢沉着，落落大方，灵活机动，见机行事。他们带上由周恩来亲笔书写、朱德署名的信。
前往筠门岭。夕阳西下，暮霭沉沉中来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前来迎接的是独1师第2旅旅长严应鱼的特务连连长，何、潘下了马便坐上了轿，每遇岗哨盘问，这位连长都以“这是司令请来的客人”喝退盘问，不多时来到了寻乌县罗塘镇一偏僻山村的一幢小洋楼前。陈济棠还专派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安全工作。
经过三天的秘密谈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消除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通商务，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五、特别需要时可相互借道，红军倘有行动须事先向陈通报，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记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这时反“围剿”的形势越来越吃紧，党政军领导机关由瑞金向于都转移，周恩来发去了事先商定的密语明码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潘看后不觉心头一沉，已经会意，逐道别陈部急返会昌，转而去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密谈成果，周恩来听后甚为高兴。
10月初，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10月1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关于红军转移的命令。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主力红军8.6万人撤离，踏上西去突击的历程，开始了极为艰险的漫漫长征路。
同陈济棠的谈判对开始长征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红军比较顺利地突破南线粤军三道封锁线。据悉李汉魂在率独立3师在仁化、乐昌、汝城一线设防时，曾指示属下军官同共军互不侵犯、让出红军西进之路。蒋介石原以为红军不会以粤北“不利之途”作为突破口，现在眼巴巴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毫发无损地通过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大为恼火。他在发给陈济棠的电报中严厉怒斥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然而陈毕竟是蒋之属将，慑于委员长之淫威，亦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掮球师分头尾追红军入湘，以示对蒋的“遵从”。
董必武在《出发前》一文的长征亲历记中，这样写到：“这是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红9军团作战参谋林伟在10月21日的长征日记中也写道：“早晨全军团从……出发，向版石、重石圩前进。粤敌沿线溃退，不予抗抵。”
以前讲党史、军战史时总是讲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轻”，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偏师借道西南行。自20世纪80年代笔者给亲历者何长工撰写回忆录时方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蒋介石调集50万国民党军对中国工农红军强势“围剿”，而我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手中，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难之中，为挽救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开始艰难的长征。中央在秘密转移前，于1934年8月在瑞金新组建了中央教导师，有官兵6000余人，都是精兵强将，总参谋长刘伯承极为关切教导师的组建。教导师成立后直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在长征中主要执行卫戍党的领导机关的任务。
何长工完成了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回到于都，向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汇报情况时，周副主席告诉他不必回粤赣军区了，另有任用，到新组建的中央教导师任政治委员。听到委任后的何长工有些踌躇，觉得统领这样一支兵强马壮的战斗部队，恐怕有些力不从心，难负重任。1931年，他在井冈山红军部队反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争中，摔伤左腿致残，成了一瘸一拐的跛子，行动起来多有不便。1932年春在任红5军团第13军政委时，中央准备让他去苏联治疗，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战斗紧张而未能成行。现在正当我党我军正处于危难之中，既然组织需要就应无条件地勇挑这付重担。何长工到任受到师长张经武、师参谋长孙毅和政治部主任李熙的热情欢迎。他们都是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和粤赣军区时的老战友，彼此了解，感情甚笃，都是忠于党的知识分子型军政干部。他的到来，使这一新的战斗集体的工作开始紧张起来。
10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军委刘伯承总参谋长匆忙来到教导师驻地，召集干部会传达军委命令及有关事宜。中革军委决定月底或11月初，我中央红军将实行战略大转移。准备西行同先期长征到达湘黔的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便于行动中共中央、中央临时政府、中央军委和直属部队以及后勤医院，编为战时序列的两个纵队。第1纵队代号为“红星”，由红军总部和四所院校合组的干部团组成，下辖四个梯队。第2纵队代号为“红章”，由中央机关、中央临时政府机关、后勤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及保卫团等组成，辖三个梯队。中央教导师为该纵队第3梯队，代号为“瑞金”。
教导师除担负武装保卫中央的艰巨任务外，由于搞大搬家式的远征，还是辎重队，要担负中央机关千多担的物资随军转移。当天晚上，教导师派出3000多名指战员分赴各机关捆绑诸如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东西，还包括那些生活用品的坛坛罐罐。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北岸地区集结待命。17日军委下达《野战军渡河计划》，接着在这里的红军按分设的十几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向突围的预定目标前进。这天，教导师随中央、总部在于都河白鹅镇边的浮桥上分四路通过。这座浮桥是由干部团特科营韦国清、黄朝天、谭希林领导的工兵连队架设的，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红军第一桥。韦、黄都曾在何长工领导的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学习过工兵专业。谭希林则是他们在红校的连长兼工兵教员，他们伫立在桥头向远征的人们致敬。此时原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博古、李德仍在一意孤行，听不进正确意见，自恃正确地瞎指挥，又在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施行“甬道式”的大折腾，部队相当臃肿，不便机动。
教导师简直成了辎重师，每个人除枪支弹药、着装、背包和所携带近20公斤的干粮，约百斤外，还要背着、担着、扛着、提着、抬着书刊文献资料以及兵工厂、印刷厂和医院的大件机器仪表等，行动迟缓。经过四五天超负荷的跋涉，进抵赣县、信丰和安远边境，即国民党军南线陈济棠所部的第一道封锁线。何长工看见陈部散落的枪炮弹药和被遗弃的其他军用品，意识到粤军确系按照双方所订协议施行让道后退了。从此，红军长征进入了白区，开始了无后方依托，又缺乏群众基础的征战。天上不时有敌机呼啸掠过扫射，地上有敌军围追堵截，负荷累累的教导师官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仅月余部队非战斗减员即达三分之一。教导师进入赣粤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山间气象瞬息万变，时常变脸，忽而赤日当空，忽而细雨蒙蒙，山路既陡又滑，举步维艰，部队困乏至极，看着所带千多副担子，尤其是那百多件大机器，翻山越岭，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时何长工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决心把这些影响前进的辎重忍痛丢下，让部队轻装前进，便于机动作战。不久教导师来到乌径镇，接替红1军团在水口圩、南雄方向的警戒任务，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保卫中央纵队安全通过，这是中央红军自开始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师、团领导张经武、孙毅和文年生等都意识到倘为辎重所累，此仗将难于取胜，认为何长工决定扔“包袱”的决定是非常理智的。撤出战斗，部队继续前进，来到连绵不断的南岭山脉的九峰山下。望山兴叹，若爬过这悬崖峭壁，翻越横卧在前的大山，部队背负的行装仍感沉重。何长工经请示中革军委同意，还是同那些“包袱”说再见了，教导师翻越了庞都岭、越城岭两大山峰后，两条激流汹涌的大江——蒲水和湘江，又挡住了前进的脚步。
兵贵神速。倘部队尽速占领渡江有利地形，则可较为顺利地过江。然而，拖至11月25日才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蒋介石已经察觉红军欲过湘江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便迅速调集40万大军，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由粤、湘、桂军分别围追堵截，妄图聚歼红军于湘江之畔。勇敢的不惧牺牲的红军，在界首至全州之间十余公里的战线上，与敌决战，红军指战员用智谋和血肉之躯同敌激战达一个星期，御敌于湘江渡口，那真是横尸遍江岸，血流红江水，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空前惨烈的、损失极为沉重的战役，人员折损过半，由出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人，5000人的教导师，现在只剩下3000人。
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何长工痛彻地感到在敌强我弱、被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面前，再与之死打硬拼；再不改变战略战术，党与红军的命运堪忧，有被葬送的危险。一些曾支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在血的教训面前，也逐步改变了态度，不得不接受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此举一实行，部队占领了湘西南边境的通道城之后迅即转兵贵州，旗开得胜，又攻下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进军，改向黔北挺进。就此还要整编部队。决定撤销了中央教导师和保卫团的建制，其所有人员编入红1军团与红3军团。中央第1第2纵队合并成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陈云，下辖三个梯队，何长工为第2梯队司令兼政委。中央教导师完成了使命。何长工由于长时间的紧张工作，拖着伤残的腿爬山涉水，身体不支患重病又被编进了干部休养连，兼任休养连连长，该连还有人称大姐的邓颖超、蔡畅、贺子珍、陈惠英（邓发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李坚真等以及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诸老。这里有妇女解放的领袖、巾帼英雄；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清末秀才、有留洋的学生、有文学家……。周恩来叮嘱何长工说：“这些优秀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你虽然也有伤病，但保护好他们仍是你的头等大事。”何长工表示坚决完成好党交付的光荣任务。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并在此作短暂的休整，15～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在军事上和组织上存在的严重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与中国革命于极其危难之中，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重要转折。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地作战，迂回曲折地穿梭于敌重兵之间，处处主动。此时蒋介石已经坐不住了，急忙从南京飞往重庆，策划新的“围剿”，试图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守北攻的战法，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因此他纠集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湘四省的地方军，约150余个团的兵力妄想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面对这种形势，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进行了整编，除干部团外只有16个团；同时精简领导层次，充实战斗连队，加强灵活机动性。为加强统一集中、直接指挥，于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溪成立前敌指挥部，朱德为前敌司令，毛泽东为前敌政委，在他们英明决策下至3月下旬，四渡赤水，把敌重兵甩在了赤水西岸地区。继而我军调头渡过乌江南下，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为策应朱毛率主力南下，红9军团暂留黔北地区活动，执行别动支队的任务，伪装主力红军，迷惑、牵制敌人。
为适应独立作战的形势，中革军委对红9军团的领导作了调整，何长工任该军团的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27年秋，他曾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了开创、保卫井冈山的游击战争，又率部转战鄂东南，开辟了那里的革命根据地，深谙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红军二渡赤水河后，毛泽东也曾就红9军团的调整问题找他谈过话，现在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新的任命，走马出任了。
红9军团虽成立较晚，却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军团领导层知识分子多，所以被大伙儿亲切地呼之为“小老九”，有“9k”的代号序列之称。它是由资历较深的红军老部队组成，打游击战非常在行，十分干练，善于机动，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战争。长征以来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后勤部长赵镕以及中央代表王首道的领导下战绩颇佳，被周恩来副主席赞誉为“战略骑兵”，眼下更需要“战略骑兵”发挥更大的作用。
3月26日何长工衔命到任后，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军委前敌指挥部司令员朱德于当日发来的电报：
罗、何：
甲、现我一、三军团已封锁白腊坎、鸭溪之敌一团余。五军团二十八日上午转移至枫香坝之南。军委纵队明日十二时越过白腊坎。
乙、为吸引长干山一带之敌北向，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越过封锁线，九军团于二十八日拂晓应以主力依托马鬃岭为枢纽，经倒流水向长干山西南李村之敌积极佯攻，务使该敌不能向枫香坝移动。
另以小部（两连）逼近枫香坝之敌佯敌，与五军团相响应。
朱
会议认真研究电报，明确此次行动的战略意图、任务和战斗方法。何长工认为要把上级的指示变成全体指战员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一方面要层层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一方面要整顿组织，精简机关，加强基层。以这样精干的战斗单位作战，便于奔袭，灵活机动。中革军委为加强与红9军团的联系，还特别从三局伍云甫那里加派无线电第30分队配属军团。按照上级指示，红9军团遂投入了以金沙县马鬃岭为枢纽地区的活动。大造声势，伪装主力，向西南李村积极佯攻，牵制敌人使其不能向枫香坝移动，并与红5军团相呼应。这时主力红军疾趋南进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并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敌人的封锁线，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红5军团则在沙土、安底附近抗击敌人。为配合红5军团南渡乌江，于3月30日朱德司令员又发来电报：
罗、何：
丙、我九军团有向西南转移，配合五军团主力抗击周、吴主力的左侧翼，迟滞敌前进以便争取野战军全部渡过乌江，并争取自己在两日内渡过乌江的任务。
丁、九军团今夜在窑上应即准备南移，并侦察由窑上、青元、太平场通马蹄石的道路，以便今夜得军委电令后即行动。
牵制任务一经完成，军委急令红9军团日夜兼程奔袭前进，于第三天8时赶至沙土，尾随主力过江。可是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乌江南岸发现敌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由西南沿鸭池河北上了，向迎面红9军团渡河点逼近，后面又有黔军尤国材部紧紧咬住红9军团的队尾不放。部队冒雨穿插于敌人空隙间，赶到沙土时，比规定时间晚到6小时。守桥部队（陈赓、宋任穷的干部团）恐“引狼入室”，在主力过江后已将浮桥破坏了。
欲进不能，欲退不成，红9军团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必须迅速抉择。军团长罗炳辉、军团政委何长工当即召开会议，研究情况，分析追敌特点，讨论如何行动。决定事不宜迟，立即转移，离开江边，迂回迎击敌人。尾追的尤国材部的一帮兵士都是些肩扛步枪腰别大烟枪的“双枪兵”，装备差，战斗力弱，我军在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我们有高昂的战斗精神、勇敢不怕死的战斗意志，只要精心组织，选好战场，发挥好我们的优势，捕捉好战机是完全可以击溃尾追的敌军，取得战斗胜利的。
决策已定，便迅速部署。红9军团在乌江北岸东绕西转，迷惑调动敌人，选定在打鼓新场的老木孔地区作为打击黔军犹国材部的前沿阵地。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4月4日下午进抵该地。据情报得知，犹部魏金镛师三个团正在向这里追来。老木孔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镇，这里地形条件好，穿村而过的大道两侧丘陵起伏，灌木丛生，便于部队埋伏隐蔽。
<何长工以坚定的语气、宏亮的声音向部队作战前动员。之后，罗炳辉作了具体的战斗布置：第9团正面御敌，7团在右，8团在左，分列两厢，在距老木孔20余里的山林里布下了伏击圈。5日中午敌人的队伍如一条长蛇阵过来了。大中午的这帮烟鬼们烟瘾上来了，打着哈欠懒懒散散、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前行，进入伏击圈了，罗炳辉、何长工一声令下，阵前的指战员们从丛林中突然跃出，犹如猛虎下山，杀声震天。敌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天兵”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嚎叫着夺路逃命。指战员们发扬我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猛打、猛冲，一鼓作气追敌六公里，并击溃敌人惊魂甫定后的反扑，战至黄昏，获得全胜，打了自长征以来的一个漂亮胜仗，使红9军团割掉了“尾巴”，取得主动，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从被俘的敌人员口中得知，这路敌军共有九个团，本想紧紧盯住并跟踪红军，并会同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部聚歼红军于乌江北岸，未曾料到却被红军所歼。王首道在《长征中红九军团支队的片断》一文中写道：“每个战士都笑嘻嘻地说着：‘今天何跛子（指政委何长工）罗胖子（军团长罗炳辉）指挥得好，不然我们要吃大亏呵。’”
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红9军团未能及时完成前电文朱德司令员下达的“选定有利时机南渡乌江，配合我主力向贵阳以东行动”的基本任务。
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军又急忙调滇军增援，云南空虚，红军又大踏步奔袭云南，直逼昆明，滇当局再调兵防守昆明，金沙江防务削弱，红军突然北进强渡金沙，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9军团自一月从贵州湄潭县出发以来，经老木孔的战斗胜利，到飘儿井方才有三天补充休整时间。4月7日又接朱德来电指示：
罗、何：
甲、你们总的方向应速向毕节、大定前进。……
乙、经过各据点附近，应以一部佯攻，主力则迅速通过。
丙、不必各天强行军……以便迷惑敌人利我前进。
戊、你们今日到达何处？决心如何？望立电告。
朱
部队从飘儿井出发，穿行于大定、黔西间的公路上，向乌江上游三岔河行进。来到大定（今大方）夜宿猫场镇。由于近日的胜利，有些麻痹轻敌，突遭顽敌围攻而失利。部队在群众帮助下，劈荆斩棘，穿林过隘，通过天然桥梁——虎跳石，从容地渡过北盘江。甩掉了黔军和中央军的追击，进入云南境内。至5月9日又完成了军委交付的掩护主力巧渡金沙江的任务。随后，红9军团又在巧家渡口，在船工们勇驾飞舟的护送下，连同军需物资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川军刘文辉派兵阻截。何长工、罗炳辉对这送上门来的“礼物”岂肯放过，决意予以迎头痛击，敌一战即溃，红军取得入川的首战大捷。罗炳辉军团长是彝族，以他的影响部队顺利通过彝区抵达孔州。至此，红9军团离开方面军主力单独活动两个月来，转战数千里，在军团党委正确领导下，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严守纪律，宣传群众，英勇战斗，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军委，使主力抢渡乌江、金沙江的光荣任务，重新与方面军会合，挥师向大渡河。
此时，上级指示要红9军团接替红5军团防务，仍为方面军殿后。红9军团在泸沽彻底击溃刘文辉所部三个团之后，军团党委书记何长工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北进大渡河的路线。此时有两条路线可选择，一条是经越西至大树堡（今属石棉县），过大渡河，经汉源，走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到安顺场。这是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须经过历来被人视为“畏途”的彝民聚居区。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歧视并镇压少数民族兄弟，造成很深的民族仇恨，军队若在此通过非常困难，但这里是蒋军防守薄弱的地区。经过认真分析讨论，统一认识，最后何长工、黄火青拍板，就走这条羊肠小道。
当罗炳辉、何长工率红9军团来到冕宁县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队伍早在五六天前已顺利通过这里，这就为红9军团辟开了前进的道路。由于红9军团在彝民区努力宣传并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又赠给贫苦彝民一些衣物和他们爱喝的米酒，加上罗炳辉的工作，较为顺利地通过了传说是三国时七擒孟获的地方——孟获岭，于5月末进抵安顺场。安顺场原名紫打地，位于石棉县西，在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所部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狂言，要让红军到达这里后成为石达开第二。但孰不知，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先进部队，具有坚韧不拔、无坚不可摧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凭借一只木船，以17勇士在汹涌的波涛中率先抢渡天险大渡河成功，随之先头部队高速度沿东西两岸突袭前进，出奇不意地占领了泸定铁索桥。在安顺场罗、何接到军委命令，要红9军团接替红1军团，坚守北去的咽喉要地泸定桥，担任后卫任务。
接到命令后，红9军团日夜兼程，赶赴泸定桥。安顺场距泸定桥170公里，通路就是一条蜿蜒起伏于山峦间的羊肠小道，西依高耸入云的峭壁，东临万丈深渊惊涛怒吼的大渡河，途中还有横切道路的数十条山涧溪流，道路难走，险象环生。泸定桥位于泸定县城以西，是四川腹地成都通往康藏高原唯一的一座铁索桥梁。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此前过大渡河只能用“皮船”摆渡，或用藤索、竹索悬“溜”过去，过河相当艰险。此间，守卫好泸定桥对红军关系重大，部队据此可进可退便于机动；倘北进不能可过桥后退，另寻他途。这是中革军委对红9军团领导及全军团指战员的一次考验。泸定桥右上方天全河北岸有四川军阀杨森部两个旅，南面敌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所部已追至安顺场、汉源一线。敌情严峻。红9军团部队在这里坚守泸定桥业已一个星期了。何、罗向军委请示，是否可以有限度地破坏铁桥，军委回电说，不可擅动，倘若动作须在四小时之前向军委报告。这时，何长工主持召开了军团党委扩大会，决定一面适时有限度地破桥，每两根铁索链之间毁掉一根，还剩六根，敌人过桥每天也只能过去一个营，在守桥、破桥的同时，决定由军团长罗炳辉、参谋长郭天民率部直奔天全河上游，在河面宽处徒涉，与先期到这里的主力会合，出奇不意地夹攻天全县守敌杨杰生部，再猛追闻风而逃的杨森两个旅，直至始阳镇飞仙关。红9军团迂回天全，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果然奏了奇效。假如天全敌人据险而阻红军主力，不能北上，那么势必得回师泸定桥狭窄通道，向西康寻找北进道路。那里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红军将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可见红9军团迂回天全意义重大。
何长工、黄火青、赵镕率领守桥部队及后勤、后方人员，于红军占领天全后的第三日深夜抵达天全。周恩来副主席、朱德司令员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派骑兵前来迎接他们。当何长工汇报了这次行动的决心、部署以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表扬了红9军团领导及全体指战员，祝贺他们迂回天全的胜利。还特地给何、黄、赵等同志做了鸡丝面条作为犒劳。朱德、刘伯承还特别表扬了红9军团，自乌江以北为策应主力行动单独执行任务以来，一个小支队用智慧和勇敢钳制并战胜敌人，出色完成上级指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