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北京，金秋10月，风和日丽。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7周年！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喜迎国庆，纪念长征，我们豪情满怀，心潮澎湃！
70年前，徐向前元帅指挥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又展现在我们眼前。徐帅生前多次回忆说：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还有红25军，所取得的长征的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团结奋斗取得的。红军主力从四川懋功（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师、甘孜会师、到甘肃会宁大会师，结束了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分割包围之下各自独立作战的局面，把武装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认真总结长征胜利的经验，发扬长征精神，推动国家的各项改革和四化建设。”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全国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当时年仅34岁的徐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他同陈昌浩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和张国焘等领导人，率领并指挥红四方面军8万大军，从1935年3月28日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10日甘肃会宁大会师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翻越了红桥山、梦笔山、夹金山、折多山、巴郎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三过松潘草地；跨过了嘉陵江、涪江、岷江、抚边河、达维河、小金川、大金川、嘎曲河（白河）、班佑河（黑河）、包座河、鲜水河、雅砻江、白龙江、洮河、渭河等15条江河；经过4省（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3个县（市），行程约二万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大会师，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上写下辉煌篇章。
“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1935年1月22日，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收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接电后，在广元县旺苍坝（今广元市旺苍县）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向四川军阀及国民党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提出了“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战斗口号。树立了“渡江必胜”的坚定信念。
战前，徐帅亲自带领王树声副总指挥等高级将领，骑马跋涉400余里沿江勘察，选定了以苍溪县城南塔子山为主渡口。他还通过深入了解敌情、地形、水文和天候等情况，主持制定了红军在苍溪和阆中约百里的沿江地段，实施偷渡和强渡相结合、多路突击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作出了严密、周详、细致的作战计划。
嘉陵江，蜿蜒于川西北的高山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易守难攻。四川军阀和国民党军，正是凭借天险，调集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南北3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筑碉设障，严密控制渡船、封锁江面。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红军自有回天力，越是艰险越向前。没有渡船，动手造；没有水兵，自己练。在徐帅和王树声副总指挥精心指挥下，3月27日深夜，红军将秘密造好、能同时运载两个团兵力的船只和用毛竹搭建的3座浮桥，全部运到嘉陵江边。
3月28日夜，徐帅一声令下，渡江战役开始。李先念政委指挥红30军88师第263团两个营和总指挥部教导营，在塔子山下的主渡口，以神速秘密的动作渡江，兵贵神速。红军勇士们直至迫近敌岸滩头阵地才被守敌发觉。敌军火力还未及展开，红军在塔子山上的炮兵和重机枪即猛烈射击，掩护突击部队登陆。全歼守敌1个营，击毙敌团长陈登朴，又击退左右两翼的敌军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3月29日拂晓，红军88师后续两个团投入渡江战斗，一举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溃从阆中后撤之敌第2师第5旅。与此同时，红31军在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攻占了敌军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军刘汉雄部1个旅；红9军在阆中以北渡口渡江。3月31日攻克阆中。至此，敌军在嘉陵江西岸的江防阵地，被全线突破，红军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
强渡嘉陵战役自3月28日起，至4月21日止，历时24天，共歼敌1万余人。先后攻克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漳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至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开创了红军战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模范战例，从而也揭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战斗序幕。
长征过北川，激战千佛山。北川，位于川西北的高山峡谷之中，是羌族聚居地区。主要河流有湔江、青片河、白草河等。北川河谷，是由北川西进岷江流域的唯一通道。在北川与安县交界处，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帽盒山、东大垭口、观音梁子、横梁子等高山，它们连成一片，东西起伏蜿蜒60余公里。北面多雪山群峰、原始森林；南面为川西平原、成都坝子。这一带地形十分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它既是成都平原的“北边城墙”，又是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
4月中旬至5月初，徐帅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兵分5路，先后进入北川。这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已进至云南省北部金沙江南岸，准备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亦在西进北川的同时，深入进行穿越北川河谷、西进岷江，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动员。
四川军阀和国民党军察觉红军继续西进的动向，邓锡侯急令陶凯率3个旅，到墩上、土门一线的北川河谷布防。
为打破敌军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徐帅和陈昌浩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决定发起土门战役（即千佛山战役）：第一步，首先由北川南打，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军攻打成都的态势，以吸引敌军主力。第二步，穿越北川河谷，突破土门要隘，红军主力乘胜西进。
4月底，按照徐帅的战斗部署，红30军88师于漩坪击溃敌军孙震部李炜如第11旅，攻占伏泉山，歼敌一部。5月1日，红30军89师击溃敌军陶凯部，占领墩上。5月2日，红9军、红30军主力，从蔡家咀、乱石窖抢渡湔江，击溃敌军第28军杨宗礼第15旅，5月3日攻占大垭口。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敌军为了恢复对北川河谷的控制，在邓锡侯统一部署下，再次发起进攻：由第29军第2纵队司令王铭章指挥第8、9、12旅，共3个旅9个团兵力，从擂鼓坪白北川河西岸攻击；由第28军第1师师长陈鼎勋指挥第2、3、12、14、15旅，共5个旅14个团兵力，由茶坪向北川、墩上之线攻击；妄图恢复对北川河谷的守势。
徐帅得知敌情，当机立断指挥红9军、红30军各一部，在大垭口的白家林，给进犯之敌沉重打击，敌军被迫退回茶坪防守。红四军进至千佛山以东地区。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各一部，从千佛山东侧向西左右夹击，攻占了千佛山主峰的天门洞和佛祖庙，并乘胜追歼逃敌至西大垭口。从5月6日至12日，敌军对千佛山、大垭口、白家林等阵地进行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徐帅亲临千佛山一线阵地指挥，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顽强击敌，攻占并巩固了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险要阵地。
5月14日拂晓，徐帅指挥红9军、红30军和红31军一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敌军第28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13旅旅长陶凯指挥的7个团又1个营及地方屯殖军严密筑碉设防的土门要隘，发起总攻。经激战，敌土门防线土崩瓦解。红军占领土门、干沟，彻底打通了天险北川河谷。5月15日，徐帅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进驻茂县。当日晚，刘湘电令王缵绪：“亲率4个旅由大石坝、鹦哥咀向观音梁、土门进攻。同时，茶坪正面猛向大垭口攻击。”同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亦致电刘湘：“令第一、二、六路军重整旗鼓，限5月17日反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进到漩坪、土门之线，重新封锁土门。”企图阻止红军向岷江流域西进。敌军高官邓锡侯、孙震、王缵绪在安县紧急会商，决定调集30个团兵力，于5月18日向红军发起进攻。5月22日，蒋介石判断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西过岷江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遂令邓锡侯、孙震、王缵绪停止向北川、土门进攻，改取守势，筑碉固守。尔后，王树声副总指挥指挥红四军、红31军各一部和红33军，继续坚守伏泉山、千佛山、土门一线，在完成掩护和牵制任务后，于6月中旬，由东向西逐次撤出阵地。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过北川的一次重要战役，历时月余，歼敌1万余人。为保障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懋功会师——一曲团结胜利的凯歌。5月下旬，徐帅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先后进驻川西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番）、汶（川）地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茂县召开各军领导干部会议，认真研究并布置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早日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徐帅和陈昌浩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都在会上讲了话，反复强调、阐明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重要意义及其深远影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动员，红军指战员要奋勇杀敌，切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军需给养物资。提倡人人动手，制作慰问品，以实际行动热烈欢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徐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会师后一定要搞好两军的团结，一切行动要听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
会议决定：由李先念政委和何畏军长率领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渡岷江、翻越红桥雪山，日夜兼程，赶赴小金川地区，策应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行动。由王宏坤军长、许世友副军长、孙玉清军长等，指挥红4军、红31军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抵御北面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由王树声副总指挥率领红4军、红31军另一部及红33军，在千佛山、北川、片口一线，抗击从东面、南面侵犯之敌。
会后，徐帅又把李先念政委留下来详细交待，周密安排。徐帅说：“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非常辛苦和劳累，要深入动员部队，发扬红四方面军不怕艰难困苦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争取早日会师；两军会合后的发展方向，还是北上以川、陕、甘边界地区为好；你还记得吧，我们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转战途中，行军锅丢了不少，弄得部队没有饭吃。我估计，这一次红一方面军和我们西征转战的情形差不多。你们出发前，要从各部抽调些炊事员，多带些炊具、粮食和盐巴，支援他们首先要解决好吃饭问题。”
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河边胜利会师。两支兄弟部队的指战员，紧紧握手拥抱，欢呼跳跃，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师的喜讯，通过红色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当日晚，住在理番（今理县）的徐帅，受命以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一份1500余字的书面报告。徐帅满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在报告中，他首先从7个方面分析了敌情；接着详细报告了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他深情地提出：“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宗南）先打刘（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在介绍了理（番）、懋（功）一带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后，报告最后请示：“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请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这封热情洋溢的报告书，是派骑兵专人传送的，随信还附送了两份地图，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正确地制定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可靠依据。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陆定一同志在宝兴用《二次全苏大会歌》的曲调，编写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迅速在全军传唱。
这首歌，不仅充分表现了红军指战员胜利会师的欢乐、兄弟团结的战斗情谊，而且也增强了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下，争取更大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另据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报道：“不完全统计，共有衣服686套又379件，鞋子342双，草鞋2879双，毛巾576条，袜子1478双，毛毯104床。”还有袜底、袜套、红匾、牙粉、香皂等慰问品。《红星报》特别说明：“总政治部已先后接到四方面军慰劳品两批，已分发给一方面军各部队了。”
会师传捷报，全军尽开颜。6月15日，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名义，向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致贺电：“懋功会合的电报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的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坚（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同日出版的《红星报》，发表了《伟大的会合》社论。社论指出：“经过了8个月万余里的长途行军与作战，横跨南部八省的山河关隘，克服了一切天然的和人为的困难，我中央野战军终于与四方面军会合了。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这一伟大会合的成功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
6月16日，党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名义，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复电四方面军：“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记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欢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8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6月18日，党中央率领中央机关到懋功，受到代表红四方面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带领88师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日晚，在懋功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李先念政委，表达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极大关怀。
懋功会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粉碎了蒋介石妄图阻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的阴谋，为红军两大主力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包座之战，为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还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番号，统一改称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同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会上，张国焘介绍了撤出鄂豫皖及川陕根据地的经过；陈昌浩政委汇报了政治工作情况；徐帅汇报了军事工作情况。党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肯定了红四方面英勇奋斗的业绩；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是坚决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帅一枚五星金质奖章。52年后，徐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在芦花，徐帅第一次见到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等同志，他感到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充满了钦佩和敬重。
徐帅从朱德总司令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经过8个月的长征转战，损耗很大，官多兵少，就和陈昌浩政委商量，从红四方面军调几个团的兵力，补充红一方面军。上述建议报请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批准后，由红四方面军抽调4个建制团和1个师部直属队，共3700人，补充给红一方面军。与此同时，还从红一方面军抽调有丰富经验的军政干部，补充红四方面军，大大加强了红四方面军各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工作，进一步增强了两大红军主力的内部团结和战斗力。
包座，分上包座和下包座。位于松潘县以北的高山峡谷中，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筑碉扼守。胡宗南得知红军北进的消息后，急调驻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向包座增援。8月26日，徐帅指挥右路军，首次穿过茫茫草地，进至若尔盖县的班佑、巴西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的红3军还在过草地，红1军长征转战减员较多，徐帅审时度势和陈昌浩政委一起，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攻打包座的战斗任务，由红四方面军的红30军和红4军承担。经中央批准后，他立即组织勘察地形，侦察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决心在敌军援兵到来之前，攻取上、下包座。以红30军89师的264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88师两个团、89师另两个团，布于包座西北，相机打援；以红4军一部攻打下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红1军作预备队，集结于班佑、巴西地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徐帅打仗，一贯指挥靠前，他的指挥所就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山头上。
8月29日，我264团向上包座大戒寺守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残敌退据大戒寺后山顽抗待援。8月30日夜，援敌第49师先头部队第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我264团略予抵抗后，撤至大戒寺东北，红30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上包座西北山林中待机。当日深夜，敌军进至大戒寺。8月31日，敌军继续前进，以两个团兵力沿包座河西岸背水为阵；以另一个团位于包座河东岸；敌军第49师师部进抵大戒寺以南。当日下午三点钟，徐帅一声令下，红军发起攻击。英勇的红军战士，忍着刚过草地的饥饿和疲劳，连续向敌阵猛烈突击，勇士们前仆后继，与敌肉搏，激战至晚，将敌49师大部歼灭。困守大戒寺后山高地之敌200余人，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这次战斗，速战速决，歼敌第49师师长伍诚仁（伤）以下官兵4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与此同时，红4军10师部队，也向求吉寺守敌发起进攻，经激战，歼敌1个营。战斗中10师王友钧师长壮烈牺牲。
包座战斗，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取得的重大胜利，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下转战川康边。9月中旬，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擅自率军南下后，徐帅在军事指挥上仍一如既往，勇挑重担，紧密团结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打了许多大仗、恶仗，阻止并迟滞了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对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的战略行动。
绥（靖）崇（北）丹（巴）懋（功）战役，是南下转战的第一个战役。徐帅暗自下定决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征得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王树声副总指挥的意见，做出了战役部署：以红9军25师、红31军93师及红五军组成右纵队，由王树声副总指挥率领，沿大金川右岸前进，强占绥靖、丹巴；以红4军、红30军、红32军及红9军27师大部组成左纵队，由徐帅和陈昌浩政委亲自率领，从大金川左岸地区进攻，夺取崇化（今安宁）、懋功；以红33军及红9军27师1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以红31军91师师部及277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组成阿坝警备区掩护后方。
10月18日，红军左、右两个纵队，按计划开始行动。右纵队红9军25师，在绥靖以北强渡观音河受阻。徐帅当机立断，临时调整部署，以左纵队红4军由党坝出动强渡大金川。红4军渡河成功后，即沿大金川右岸疾进，10月12日，攻克绥靖，击溃四川军阀刘文辉部两个团，10月16日，再克丹巴县城。左纵队红30军于10月11日渡过党坝河，10月15日攻占崇北。红9军27师亦同时向南疾进，当日夜，向杨森部第7旅发起攻击，经3小时激战，敌军全部被击溃。10月16日，攻克扶边，歼敌两个营大部。10月19日夜，红军袭占达维。10月20日，红30军一部攻克懋功。绥崇丹懋战役历时10余日，取得了歼敌3000余人的胜利。紧接着，敌军不甘心失败，疯狂调兵遣将。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认为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的铁军传统。徐帅在军事上殚精竭虑，又指挥了南下转战的第二大战役——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0月24日，红军以左、中、右3个纵队，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以红30军及红31军93师、红9军25师组成的中纵队，一举攻占宝兴，击溃杨森第20军3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1个旅和1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沿途俘敌千余人，缴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由红4军、红32军组成的左纵队，于11月7日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其前锋抵进邛崃县境。由红9军27师组成的右纵队，攻克西康金汤设置局所在地金汤镇后，继占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模范师1个旅，于11月10日攻占天全县城，该部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急令其独立旅由名山出动增援。红30军、红9军各一部，兵分两路对敌钳击，将援敌全歼，继克名山五家口镇，又全歼守敌1个团。11月12日，芦山城被攻占。红军攻势，势如破竹。10余日内，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共歼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
百丈战斗，是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组成部分。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徐帅和李先念政委都亲临火线指挥。11月19日拂晓，敌军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百丈的北、东、南3个方向，向红军10余里长的弧形阵地反扑。红军指战员忍着疲劳寒冷，与优势之敌展开浴血苦战。有的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搏斗；有的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导火索将手榴弹拉响，与冲到面前的敌人同归于尽。连续激战7昼夜，共歼敌1.5万人。鉴于敌众我寡，不能长期消耗，红军才痛下决心撤离战斗。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也被迫结束。
长征途中，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时刻，徐帅坚持原则，坚决斗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5年9月10日，天刚蒙蒙亮，红四方面军有一位干部给总指挥部打电话，报告：“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陈昌浩政委一面接听电话，一面问徐帅：“这事怎么办？”徐帅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一句话具有千钧之力，避免了极端危险的错误行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9月15日和17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他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此后，红四方面军各军和红5军、红32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巴西地区南下，向马塘、松岗、党坝一线。这时，高原气候已是秋风凛冽，部队衣单、鞋缺，红军大部队第二次过松潘草地，粮食更为缺乏，困难更多，许多指战员，又被草地极度恶劣的环境和自然条件，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10月5日，张国焘更加变本加厉，公开打出反党旗帜，于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召开会议，做出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张国焘这一严重的反党行为，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都表示坚决反对，坚持：“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中央，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徐帅也不赞成张国焘的错误言行，他常用沉默不语、前方打仗、身体不适等为由，而拒绝出席张国焘召开的会议。他们的这种态度，在红四方面军各级领导干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11月上旬，在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过程中，关于红军主力是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领导人产生不同意见。张国焘主张：“要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徐帅和陈昌浩政委商量后认为：“还是应该按原定战役计划执行为好，重点要加强左翼的攻击，以夺取天全、芦山、雅安地带为上策。”争论中他们摆出了三条理由说服张国焘：一是天、芦、名、雅地区人烟和粮食较多，部队利于补充；二是红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能获得更多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2、6军团较近，能对他们的长征转战，起到有力地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易策应红2、6军团转战。徐帅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政委赞同徐帅的意见，认为：“蹲到川康边地区，被敌人封锁住，红军的处境将会更困难。”这样，张国焘没再坚持他的固知己见。战役仍按既定计划执行。
11月下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区，与长征先期到达的红25军及陕北红军会合后，在直罗镇打了1个大胜仗。这一仗，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打开与东北军张学良的统一战线局面，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称赞：“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张国焘为了缩小党中央的影响，不让宣传直罗镇战斗的重大胜利。徐帅知道后，明确指出：“红军打了胜仗，不仅要向部队宣传，还要向川康边地区的人民群众宣传。”胜利的喜讯通过电波、报刊、标语、演出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之后，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进一步提高了党中央的威信，扩大了胜利的影响。事实再一次教育了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在陕北打了大胜仗；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擅自率军南下，损兵折将，减员过半。谁对？谁错？不是泾渭分明吗！
张国焘南下川康边地区后，处境日趋严重。徐帅提出：“把红军主力开到甘孜、炉霍地区整训，准备第二次北上与党中央会合。”这一正确主张，得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大力支持，陈昌浩政委也坚定地站在徐帅一边。张国焘孤掌难鸣，勉强表示同意。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准备迎接红2、6军团后，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至此，张国焘进行了9个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宣告彻底失败。红四方面军在“迎接红2、6军团，准备第二次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了整编、训练、筹粮、筹款、筹集物资等工作。徐帅在一次动员会上，特别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6月底，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2、6军团进入甘孜地区后，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写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红2、6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红2、6军团！”大幅标语，筹集了大批粮食、牛羊和食盐，腾出并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木柴和开水；由红4方面军指战员亲手缝制的毛衣、毛袜等慰问品，一件件送到战友手中；召开联欢大会，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心情激动，充分显示了两支红军主力兄弟般的亲密团结。
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三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的意见。正当红四方面军调集部队西进时，徐帅率先赶到临洮，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西渡黄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随即返回洮州，向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汇报，并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9月27日，党中央来电，明令禁止西进，力促北上。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主张部队西渡黄河，再次穿过荒无人烟的水草地，也表现出极大愤慨和抵制。徐帅严正警告张国焘：“你再要部队翻雪山、过草地，是没有人跟你走的。”陈昌浩政委积极赞同徐帅的意见。最后，张国焘终于放弃了西进计划。
10月，先后在甘肃的会宁、平锋镇、将台堡和兴隆镇地区，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出了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并且指出：“我们在这一抗日前进阵地会合，证明强盗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贺电号召：“我们即刻就要进入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