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署名张闻天。
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今之总理）。他在社论中实际上宣布红军主力即将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张闻天对“进攻路线”作了新的解释，说明依照当时的环境，不单采取进攻、反攻，就是采取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也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他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肯定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便“缩短战线”，突破封锁“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相当明确地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张闻天还进而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他自觉运用这一带规律性的认识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发展轨迹作了概括，并进行批判。张闻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社论虽然还没有完全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经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央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进入9月，开始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同粤军陈济棠停战协定的签订，为红军从赣南突围西征开出了一条通道。但是，对于突围行动这样一件大事，在广大干部与指战员中没有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直到9月下旬，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所以，张闻天写的这篇社论，实际上代表党中央宣告：主力红军即将离开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
董必武和何叔衡两位革命前辈是读了这篇社论后才意识到红军即将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顾长征的文章《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社论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所以，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开始长征时，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没有“长征”这个名词。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实行战略大转移，最初的目标是到达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故称“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洛甫（即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洛甫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邀约洛甫、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到赣南省省会于都集结，跨过于都河，踏上西征路。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互相影响的因素，一是博（古）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
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路线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自1932年秋冬，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此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的警觉的目光，总是寻找着一切“右”的迹象，加以无情的打击。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以及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一·二八”事变后，张闻天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有所认识，纠正了原先对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认识到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
博古不同意张闻天的看法。所以，在“共同抗日三条件”的宣言发表以后八九个月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是博洛之间又一个分歧点。博古把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列，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
张闻天则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博古指责张闻天主张“让步”、“妥协”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博古把同十九路军的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张闻天则认为通过谈判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积极的影响。在军事行动上，博古对“福建事变”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主张积极配合”。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李德、博古根本不听。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等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会后，博古又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博洛之间的裂痕更无从缩小以至弥合了。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洛甫与毛泽东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洛对毛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二人关系平常。不久，洛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在上述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及广昌战役等问题上，毛支持洛甫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洛甫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表面上看，似乎洛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他，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洛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从1934年2月起，洛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合作、尊重毛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的意见。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而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6期连载毛泽东的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两个农村调查报告。他还进而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出版了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里。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他们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
关于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这是把洛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进行巡视工作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洛甫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洛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的心里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差得多。
洛毛之间在长征出发前的坦诚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征途的前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如上所述，毛、洛在同“左”倾错误领导共同斗争中取得的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一致，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战友情谊，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基础。
在长征开始时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给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环境。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讲述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使毛洛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为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做一章的标题。张闻天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则采用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1．过了老山界，洛与毛、王一起批评李、博。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的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比画自己的脑袋。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时执行他的决策。毛、洛、王感到，对中央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翻越老山界后，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洛甫即同毛、王一起，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惶失措的逃跑；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李德、博古坚持原议，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2、6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
2．通道会议通过毛洛建议，决定“转兵”。在中央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洪江、藏江及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4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在这样的情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方针。洛甫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后，立即告诉毛泽东，商量对策。洛同毛、王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经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向2、6军团所处地区推进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洛、王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洛、王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当晚19时30分即发布红军于13日人黔的命令。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按与2、6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
3．黎平会议作出战略方针决定和到遵义后开会总结经验教训的决定。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后，战略方针问题再次提上日程。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洛、毛一起同李、博进行了激烈争论。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博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人黔西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4．黄平橘林谈话，洛提议毛出来指挥军事。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洛甫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洛甫和稼祥的两付担架放下来休息。王问洛：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洛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洛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稼祥当晚就把洛甫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5．猴场会议批评李、博。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批评了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此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综上所述，从1934年12月上旬过了老山界起，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进行了积极的斗争。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失利后毛、洛、王“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展开斗争的结果。洛、王在黄平的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富有决定意义的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仅是组织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标志。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这就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博古的分析，实际是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过错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回顾、总结。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洛甫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洛、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的观点为主导、由洛执笔写成的。
此刻由洛甫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洛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洛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而与周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在洛甫作反报告后，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这样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和博古不同，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他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他表示“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过程中他还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这种恶劣态度阻挡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
遵义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地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分清是非、指明错误的基础上，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引者按：指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引者按：指博古，下同）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引者按：即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洛甫一再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
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入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洛配合合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推选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张闻天再三推辞，所以会议决定只说“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后，事实上博古已经无法继续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土城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向云南的扎西（威信县县治）集中。1935年2月5日晚，中央纵队行军到达鸡鸣三省地域威信县境内水田寨附近的一个小村落花房子驻扎。在这里常委讨论分工，确定以洛代博，由洛甫（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张闻天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团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军，一路开会（史称“扎西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继续完成遵义会议预定的任务，及时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办了几件大事：
一、讨论通过并传达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镇中央军委纵队干部会上作传达报告。遵义会议前，张闻天是“提纲”的执笔者；遵义会议上，他是“反报告”的主讲人；遵义会议后，他是《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人和遵义会议精神的第一个传达者，对遵义会议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对于中央苏区和2、6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及时讨论，作出决定。2月5日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当晚即致电中央苏区领导同志，依据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央苏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请示作出明确答复，并对中央苏区领导机构的组成作了明确指示。2月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2、6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及时电告。《遵义会议决议》通过后，又即向2、6军团及四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长电告知决议大意。相当及时地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建立起了新的中央领导同各主要苏区和各红军部队之间的关系，为对全党全军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基本的组织保证。
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作出新的改变。张闻天于2月7日在大河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原定渡河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四、2月9日到达扎西镇后，即在镇上的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红军部队实行缩编的决定，要求通过缩编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宣传“转兵”、“缩编”重大决策，阐述《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运动战的原则。这一切为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并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娄山关大捷，奠定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
张闻天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后完成的另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就是在从二占遵义到会理会议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
1934年12月20日张闻天同王稼祥的黄平橘林谈话时，就提出要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对常委分工，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又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
扎西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打了娄山关战斗这一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张闻天更加相信、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在遵义，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得到周恩来、朱德等赞同，1935年3月4日正式发布了命令。这一新的建置和任命，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
此后，因要不要进行打鼓新场战斗发生了争论。事后，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采纳毛泽东的意见，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此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作出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样，毛泽东在张闻天等人支持下，进入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定最终完成。
新“三人团”成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经过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和抢渡金沙江等战斗的胜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围追堵截的敌军远远甩掉。但是，在红军高层领导中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法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还不真正理解，埋怨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5月上旬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会理会议，对怀疑和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进行批评，肯定毛泽东运动战方针正确，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通过会理会议，离心倾向得到克服，毛泽东运动战思想为大家真正接受，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5月19日，张闻天在礼州附近的铁坑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的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就在这一天，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中央红军先遣队成立，为全军北上开路。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后，刘伯承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在彝族同胞帮助下，红军部队安全通过彝族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5月25日，先遣队强渡大渡河成功。29日又飞夺泸定桥。于是红军从安顺场和泸定桥两个渡河点过河，30日全部到了对岸。
5月31日，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走铁索桥过河到达泸定县城。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6月2日，中央纵队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花林坪驻扎。当天下午，召开中央纵队班长以上干部会，张闻天作报告，讲渡过大渡河的胜利和当前形势与任务。
随后，红军北上至天全河畔，击溃守敌杨森部之6个旅。6月7日，占领天全。8日占领芦山。尔后继续前进，爬越终年积雪、没有人烟、没有道路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遣团胜利会师。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到面前。
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敌人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敌人在东边已集结130个团，向东过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为少数民族区域，条件更加恶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陕甘，那里人口稠密，经济较好，便于红军扩大、发展。因此，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
两种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一起，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地交换意见，希望他改变主意。但是，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者南下的方针。
6月20日凌晨4时，洛、朱、毛、周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北进、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种方针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针，力主北进，并邀约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为了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张闻天于6月23日到达两河口，住在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里。6月24日在这里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立即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一期上发表。
文章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同时指出，在现在两个方面军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县“长久地停留”或“西进”青、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对于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张闻天认为，要把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可能变成实际”，战略方向上应该是“北进”，而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张闻天的文章还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
张闻天《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集中讨论目前战略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提出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必须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还提出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朱德、博古、彭德怀、张国焘等12人相继发言。包括张国焘在内，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张闻天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于6月28日发出。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还指出：“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即率领中共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等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的上芦花。在这里，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决议发动攻打松潘战役；一面筹集粮食，准备北上打大胜仗。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表面上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实际上他还是惧怕敌人，想避敌主力，实行其南下（四）川（西）康或西移青（海）新（疆）的退却方针。这时，他的个人野心不断膨胀，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想以此为资本，取得对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为团结争取张国焘，对他一再忍让。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商量并经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的权欲并没有满足。他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故意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对于《松潘战役计划》，则极力延宕，不予执行。
对于张国焘延迟北上贻误战机的错误，中央提出批评，并要张国焘等速来芦花集中指挥。同时，中央对他在“组织问题”上提的要求还是委曲求全，尽量考虑。张闻天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毛泽东不同意，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商量，周恩来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
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经讨论，张闻天最后宣布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他强调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同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后，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了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他在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即不进兵；还在中央的附近，搞了一次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
而这时敌方胡宗南部已经集结主力，在松潘附近地区构筑了堡垒线，红军攻打松潘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不仅如此，各路敌军经过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的态势。红军处于危局，如不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制止其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处境将更为凶险。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并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4日至6日，张闻天在毛儿盖南20里的小村庄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和组织问题。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作报告和结论。在结论中，张闻天着重肯定遵义会议的正确，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概括的军事路线的正确，要求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都要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张闻天再一次指出：“是过早的”。
8月9日，中央印发了沙窝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它针对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前现实情况，作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很有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以及其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和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
沙窝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组织问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3个正式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央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一为正式委员，一为候补委员。
张国焘不满意。8月6日的会议主要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讨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透张国焘的用心，是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所以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上口径统一，维持原议。但为了尽一切可能同张国焘搞好团结，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员。
沙窝会议以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决定，会合后的两个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
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两面派伎俩。他在会上赞成《沙窝会议决议》，而会后却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他回到毛儿盖后即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方针，而不执行经阿坝北进东出的计划。
针对张国焘这一破坏北进战略部署的错误做法，中共中央于8月15日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军、32军即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张国焘对中央的耐心说服教育和明确指示置之不理。
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即8月19日，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到会者有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列席。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讨论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方针问题、常委分工问题、宣传工作问题。会议认为：应该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会的作用。确定中央分工如下：张闻天负总责之外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这一决定，将领导权集中统一于常委会和党中央总书记，将军事领导掌握在毛泽东手里。这在当时张国焘拥兵自重、向党争权，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是十分必要的；对日后战胜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分裂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会议还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主编，编委成员罗迈、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儿盖召开，集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以便取得甘、陕广大地区的行动计划。会议指出，目前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毛泽东作结论说，我们应该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因为有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会后，发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张国焘没有出席毛儿盖会议。张闻天等通过各种方式将会议决定告诉张国焘，明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但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不执行从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再三商讨确定的北上东出方针。这样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张国焘才命令左路军集结后向班佑前进。但是才走一天，8月31日，张国焘又犹豫动摇，却步不前。
毛儿盖会议后，张闻天带领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从毛儿盖出发，进入纵横几百里、渺无人烟、气候变幻莫测的茫茫草地。走了5天，终于在月底通过草地，到达四川、甘肃交界之班佑、巴西地区。右路军部队就在这里进行休整、整顿，等候张国焘率左路军到来。
张国焘对中央的劝告、命令一概置若罔闻。9月2日，他以左路军自阿坝出发在行军途中遇“噶曲河水涨，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为由，停止向右路军靠拢。9月3日，张国焘不仅决定左路军退回阿坝，而且不顾朱德反对，竞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发电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5日，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名义正式发出退兵命令：“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毛、洛、周等当然不同意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行动，但是他们还是期望能够争取张国焘北上。毛、洛、周就怎样答复张国焘要求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红军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行动这些问题，同在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等多次讨论，力图劝说张国焘放弃南下主张而取北上方针。他们表态既不失原则而又留有余地，甚至表示南下如果真有利的话不是不可以交换意见。同时，让徐向前、陈昌浩向张国焘把问题讲透，便于张国焘转圜。9月8日上午，徐、陈联名给张国焘一份电报，劝张国焘“速来北进”，并要他“即明电中央局商议”。
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竟致电前敌总指挥部，要求“1、3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陈昌浩、徐向前即向中央报告。张闻天当即于9月8日晚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分析了南下、北上的利弊。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七人联名致电劝告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当晚22时，周、张、博、徐、陈、毛、王联名电报发出，力促张国焘北进。电报文辞十分恳切，开头说：“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电报将“弟等仔细考虑结果”一一条列陈述，指出“右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而，“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改道北进”。电报最后说：“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真是一片至诚，溢于言表。
对于毛、洛、周、博、王和徐、陈的透辟分析、热忱期待，张国焘一概不听。9月9日，他复电徐、陈并转周、张、博、毛、王，依然以种种困难为借口，反对北进，鼓吹其“乘势南下”的主张。中央即回电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命令，竟变本加厉，于9月9日当天发密电给陈昌浩，背着中央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译电员送交这封密电的时候，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讲得兴高采烈。他没想到这是张国焘给他的一封密电，示意坐在旁边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先阅。叶剑英一看电文，敏锐地洞察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中央的阴谋，遂机警地离开会场，赶到巴西党中央驻地报告。
他第一个遇到的是毛泽东。毛随即用铅笔将密电抄录在香烟纸盒上。叶带着密电仍旧返回会场。
毛泽东立刻找洛甫和博古商量对策。毛、洛、博一致认为事态十分严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已经绝无可能，继续滞留下去将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毛、洛、博三人很快赶到3军团驻地阿西，与在那里治疗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并通知已经北上在俄界的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
会后，立即分头秘密布置脱离险区的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了任务，叫他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于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叮嘱他，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李维汉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
9月10日凌晨两三点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起率领3军团、红军大学离开危险地区。军委纵队各单位也以“上山打粮”为名，随党中央一道北上。
出发时，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还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
9月10日当天，毛、洛、周、博等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电令陈昌浩等，要他们指挥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4军、30军于日内尾1、3军后前进，并郑重声明：“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还通知他们：“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同时，张闻天等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申明：“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
与此同时，9月10日在阿西，发布了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告同志书》断然否定南下方针：“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红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危急关头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使党和红军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错误和今后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回顾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就战略方针进行争论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不应依靠共同北上，而应该单独北上。
张闻天在充分开展讨论后作总结性发言，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和发挥。
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张闻天明确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张闻天分析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路线形成的过程，并着重指出其性质：“从退出通南巴起，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对于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张闻天同意毛泽东所作“反对中央，叛变革命”的估计，并且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后来张国焘果然另立“中央”，最终叛变而去。
张闻天起草了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为留有余地，决定通过以后，没有立即发布。到1935年12月间才在党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4日致电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和责任：“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动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文还指出：中央“再一次地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4军、30军之北进”。
但是，张国焘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4军、30军南下，在反党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1935年9月13日，陕甘支队离开俄界，迅速北上。先头部队红4团于9月17日夺取了腊子口，打开了主力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9月18日，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于20日到达哈达铺。当天，张闻天在一座关帝庙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讨论组织部工作和部队整编问题。
张闻天讲话强调要爱护干部，说有的老同志有能力，但人拖瘦了。对干部要“宽大一些”，“现在有马的，不必取消”。
毛泽东支持张闻天的意见，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
会议决定了整编方案：陕甘支队下设3个纵队，原来的1、3军团分别改为第1、第2纵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第3纵队。第3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会议还讨论了白区工作。会议同意张闻天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到新疆去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
常委会开过以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从险境中冲出来的党和红军领袖来说，得此消息后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9月22日，张闻天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报上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25军、红26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25、26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提出的任务，即“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
博古根据报载材料也发表了题为《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区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于9月22日下午在哈达铺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宣布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提出红军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继续前进，突破渭河封锁线，到达通渭县城榜罗镇。9月27日，张闻天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此后，陕甘支队经过回民地区，连续突破了会宁一静宁之间与平凉一固原之间的两道公路封锁线，于10月7日到达固原县青石咀。毛泽东指挥陕甘支队采取两侧迂回和正面突击的战术，击溃了尾追而来的敌骑兵两个连，顺利翻越海拔约3000米的六盘山。
翻越六盘山后，中央红军过环县，向陕北根据地挺进。10月18日，部队经陕西省定边县境抵达铁边城。再往前走，就进入陕北苏区了。
在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之际，张闻天在铁边城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今后方针。他就当前形势与任务作了发言，指出：过去决定要到达一个地区，现苏区已经在前边，这一任务一般地已胜利完成。他估计在这种形势下，敌人对付红军的“趋势，必从追击进到会剿”。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放手休息”。张闻天提出，“应批准”上次榜罗镇会议关于“在陕北创造苏区”的决定。他还指出：与25、26军的关系，应更虚心，不是消极批评，而是积极提议。告诉部队要敬重25军、26军首长，而不要自夸。
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之际，在即将同25军、26军会合，开创新局面的前夕，张闻天的这些意见，对全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铁边城会议后一天，1935年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进驻吴起镇。当地群众因为闹不清开来的是什么部队，都跑散了。在这个相传战国名将吴起曾屯过兵的古镇上，已经看不到一点有关吴起的遗迹。不过，镇子街头和窑洞墙上，随处可见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刘志丹”、“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一个窑洞门口还挂着一块牌子：“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对于长途跋涉的红军来说，没有比这更亲切、更令人振奋的了。说明这里确实已经是苏区了，中央红军确实到了陕北根据地了！
10月22日、27日，张闻天在吴起镇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22日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报告，在最后发言中分析了长征胜利后的形势和面临的新任务。他指出：到达苏区根据地，长征的任务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反帝和土地革命直接结合起来。
张闻天在10月18日铁边城会议上已经提出巩固、扩大苏区的任务。这时，他又将这一具体任务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
张闻天主持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中央红军的长征，跋涉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到这里终于胜利完成了。新的艰巨的任务又摆到了张闻天、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面前，这就是要巩固、扩大苏区根据地，及时实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并在这一伟大战略策略转变的过程中，战胜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活动，领导一、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