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砺者，磨难中得到砥砺也。磨难同时也是磨练，它在消耗大量体能、创伤创痛身体的同时，也锻炼人的体魄，锤炼人的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讲，磨砺是一种文化，磨难则是一种财富，少年磨砺和磨难尤为如此，而这种文化和财富的积累过程，总让人回味。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几筋骨，饿其体肤……”。它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成功的人士，必定在其成长的时候经受过多次的苦难，得到了多次的磨砺。如：周文王被而演《周易》，孔子不得志而作《春秋》，屈原被逐放而作《离骚》、左丘明失明而作《国语》，孙膑受害而编《兵法》，韩非被囚而作《说愤》，苏轼经历“乌台诗案”的贬谪，留下万古的诗篇《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成功人士所经历的遭遇，非一般人能所忍受的，但他们凭借着惊人的意志，排除万难，最终名留史册，供后人学习。因为磨砺，生命的光彩怦然而现；因为磨砺，人们更加成熟，成就了自我；因为磨砺，磨去了年少轻狂的棱角和爱冲动锋芒。
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从小就经历了战争与贫困的折磨。任氏兄妹7个，加上父母共9人，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维持。当时家里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以保证人人都能活下去。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慌，也只能用米糠充饥。他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他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可以想见，任正非青少年时代是在怎样的贫困中度过的。生活的艰辛以及心灵承受的磨难，成就了少年任正非隐忍与坚定的性格。他感慨：“我能真正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任正非能够成为一个行业的巨头，与他小时候经受的苦难和磨砺有着极大的关系。
任正非，一个叱咤全球的人物，他是哪里人居然不为人知，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不是他的《我的父亲母亲》，这一切还都是谜。任正非在文中说，他的老家是贵州浦江，但没有具体说是浦江哪里。浦江那么大，究竟哪里才是他的老家呢？
一些有心人决心揭开这个谜底，到浦江去寻访。但是寻访了一天，依然没找到答案。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与一位老乡交谈的时候，意外得知任正非的老家是浦江县黄宅镇治平片任店自然村。据说，为查证任正非的老家的详址，浦江有关部门用了两年时间。
这些人马不停蹄立即赶往任店村。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任正非的堂哥任希平。通过交谈得知，浦江姓任的人不多，是祖上从东阳迁移过来的，姓任的在浦江主要分布任店等5处。浦江有关部门曾到他家了解任正非的情况，但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镇宁县，从小就不在浦江，任正非的父亲1944年离开老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也没把他们在贵州的情况告诉老家人，他们自然不知道任正非的父亲就是任摩逊，于是回答不知道有这个人。后来，有关部门又一次来调查时，说到任正非的父亲是任摩逊，属狗的，在贵州工作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妻子才想起以前伯母（任摩逊的元配夫人，一直在浦江生活）经常说起伯伯是属狗的。
原来，由于战争逼近，任摩逊就职的兵工厂后来迁到了贵州桐梓。在贵州，他和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成了家。任摩逊比程远昭大17岁，当时结婚时任摩逊34岁，程远昭17岁。两人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目前，任正非和弟弟任树录分别任“华为”的总裁和总监，任正非还有两个妹妹也在“华为”工作。
任希平说，任正非的父亲叫任摩逊，出生于浦江，但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在贵州从事教育工作。
据任氏宗谱记载，任正非的父亲字摩逊，1910年11月16日出生，1934年毕业于北平民大经济系，1934年至1935年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任教，1937年至1944年在412工厂（兵器厂）会计处任会计，由于他在北平民大求学时参加了共产党，在日伪勾结反共时期被严加追捕。
1944年，任摩逊送家眷回乡定居，但国民党特务随即跟踪而至，结果误捉了他人。第二天，他装病托村里人用皮龙（类似于轿子）抬到郑家坞火车站，就此悄然离乡，直至1995年5月才携妻回过浦江。当年6月，仙逝于贵州。
至今还在世，今年97岁的任店村人任成纽当时就是抬皮龙的人之一。
任希平说，他们的祖父任三和是腌火腿的大师傅，在当时的浦江远近闻名，家境也很不错。任希平一家现在住的是一个四合院，院子里的门窗都雕了花。任希平说，前几年用松树做的门、窗、“马腿”等都被白蚁蛀光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杉树的雕花门窗了。为了雕这些花，据说他们请花匠做了整整三年。
据任店村人说，任正非父亲在浦江娶过两个老婆，最早的一个是分娩时去世的。和第二个老婆吴氏结婚后，生下一子一女，任正非同父异母的哥哥已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还有一个嫂子在浦江。
早年，有一位和任摩逊一起在贵州工作的浦江人到任店探亲时，说起过任摩逊。当时，浦江老家还派人去贵州找任摩逊。任摩逊一直每个月寄10元生活费给老家的元配夫人，直至文化大革命他被关进牛棚。
1995年，任正非陪父母到浦江时，逛了浦江县城，在塔山公园拍了照片作留念，但没有回任店老家。对此，浦江任店老家人估计，任正非父亲不回老家，自有他的难处。任正非到浦江仅此一趟，那回陪父亲回浦江，是为了却老人家的一大心愿。至于任店，任正非一趟也没去过，任正非的两个妹妹任淑红和任正黎也多次到老家探亲过。她们认为，任正非在任时基本上没时间去老家的，可能要等到退休以后了。
至此，任正非的籍贯及家庭情况才水落石出，祖籍是贵州东阳，后迁徙到浦江县黄宅镇任店村。任正非出生及长大的地方是贵州安顺镇宁县。任正非的祖父任三和，是浦江远近闻名的腌火腿的大师傅。父亲任摩逊大学毕业，共产党员，曾在贵州某兵工厂会计处任会计，后从事教育工作。母亲程远昭，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任正非兄弟姐妹7人，他是老大。
任正非的家族并非文化世家，爷爷任三和是做金华火腿的乡间厨师，他的子女们除了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外都没有读过书。任摩逊1910年出生，由于执着要求才获准读了书，也是家中唯一一个读过大学的文化人。1931年任摩逊进入北平民大经济系就读，在求学期间正值日本入侵东北，救亡运动高涨，和很多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由于父母相继病逝，1934年任摩逊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回到老家后曾在职业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时期，任摩逊在同乡的介绍下到位于广州的42厂任会计，这是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他身在兵工厂却认同共产党的观点，积极宣传抗日，组织读书会，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后来读书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高级干部。由于战争，工厂经广西辗转迁到贵州桐梓。1944年任摩逊送家眷回乡定居，避开特务追捕后悄然回到贵州，自此长期在异乡生活，直到1995年才回到阔别半世纪的家乡观光，不久去世。
在贵州，任摩逊和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结了婚，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1944年，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这里属于喀斯特石灰岩地形，风景优美，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就坐落在那里，然而经济非常落后。
任摩逊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但政治立场上一直站在共产党一边。贵州解放后他加入土改工作队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冒着冷枪开展工作，后又参与筹建学校，担任了多年的专科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不计较升降得失，拼命工作，完全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工夫不负有心人，学校的教学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升学率达到了90%多。他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一干就是几十年，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干部，而他自己依旧地位卑微，但是他从来不计较什么。
任摩逊非常爱好读书，喜欢独立思考，稍有空闲就给孩子们讲一些科学家和文化名人的故事，并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虽然任摩逊较早参加进步活动，但因为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和在国民党兵工厂干过并不受信任，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接受改造，反复交代思想问题，直到1958年才被批准入党。
任正非的母亲是中毕业后，做了一名很普通的乡村教师，除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坚持自学，最后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有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和优秀专家，他们对任母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
任母一生陪伴丈夫在贫困山区从事教育事业。夫妻俩谨言慎行，埋头忘我工作，以至于无暇顾及孩子。
任正非的父母是处于当时社会底层的学校教员，无法给予孩子财富和事业上的帮助。他们留给孩子的是对知识的热爱，以及为人父母的舐犊之情。
很多人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无忧无虑，充满稚气，充满美好的幻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然而，任正非的少年时代却是灰色的。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不仅工资收入微薄，而且受人鄙视，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待遇大相径庭。任正非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家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来源，父母还要给老家的家眷寄生活费。那时候全国经济困难，粮食严重短缺，那一点点存粮连全家人填饱肚子都不够。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
任家当时2-3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但是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孩子们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学费，到开学交费的时候，父母就发愁。经常要到处向人借钱来维持，而且常常借不到，因为别人也一样困难。但他们始终秉持“自己再苦也要孩子有书念”的思想，想方设法筹集学费让孩子们上学。
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任正非读完了小学初中。按理说，初中毕业在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了，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出路了，而他又是家里的老大，早点工作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是，父母都是很明智的人，他们不但让任正非上高中，还要供他上大学。
贵州地处高原，经济欠发达，尤其山区俗称“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由于农村大办公共食堂，高征购，使得粮食极其紧张。1960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饥荒现象，省委却向上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被誉为“红旗省”，要求全国学贵州“一律照此办理”。1961年，贵州这个大办食堂的红旗省不得不实行包产到户，城乡面貌才得以缓解。
但是，任正非上高中的时候，又赶上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一切凭票，最少的时候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几斤粮票，兄妹七人哪能够用！因此，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即使炎热的夏天也只能穿着冬天时的厚外套。而且，因为缺少食物，饥饿和死亡时刻威胁着人们。任正非天天饥肠辘辘，哪里有心思读书啊！因此，高二时他补考了。
母亲意识到缺衣少食对孩子的影响，因此临近高考的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任正非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因此他才能安心复习功课，考上大学。任正非后来感慨地说：“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创办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可能会多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困境让人变得现实，高中三年，任正非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上一个完整的白面馒头。最终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的是毕业前夕一个家境不错的同学的请客，那次他拿到了2/3个白面馒头。那大半个馒头他吃了整整两天，每顿饭都吃上一口，然后再装进口袋。
任正非快高考了，有时在家复习功课，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们心疼了。那时家里穷得连一个可以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用瓦罐装着，但他决不随便去抓一把，否则弟弟妹妹们都要挨饿。
任正非考上大学那年，需要自带被褥，这可难倒了父母。后来母亲想了一个主意，那时正赶上学生毕业，母亲就捡回毕业学生丢弃的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做好，让他带上才得以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在此期间，母亲还一次送给他两件衬衣，他深知这来之不易，激动得热泪盈眶。
可以说少年时期的任正非并没有鸿鹄之志，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绿化用的那种），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当做食物。有时候妹妹采几颗蓖麻籽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将美人蕉的根煮熟了吃……
父亲有时外出参加会议，还有机会适当改善一下；而母亲却负担沉重，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还要教育七个孩子……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来不多吃一口。
为生存所迫，全家人想方设法寻找食物，种南瓜，采野果，煮菜根，实行严格的分餐制，同舟共济度过难关。任正非认为正是父母的无私才保证了所有子女能够生存下来。
这段忍饥挨饿的人生经历使任正非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摆脱了奢侈和招摇，养成了朴实无华的心态。他说：“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告别了懵懂无知、饥寒交迫的少年时代，扑面而来的就是火热激情的青年时代了。
青年时代是美好的，是人生中的黄金季节。青春，又是那么动人的字眼，多少人因为它而努力拼搏，最终功成名就；又有多少人因为它疯狂虚耗，到头来一事无成。
是碌碌无为，虚度韶华？还是踏踏实实，拼搏奋斗？这取决于自己。是成为笑傲天穹的精灵，还是成为陆地上平庸的小丑，一切的一切还是由自己决定。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光阴何其短暂！光阴何其宝贵！当人们还没省悟过来之时，时间老人早已蹒跚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巷口。倘若不抓紧时间，奋斗进取，拼搏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那么我们将会是一个既可悲又可怜的人。因为我们的人生画卷是如此的空白，如此的缺乏光彩。本来应该由我们涂抹的画卷，却因为虚度光阴而被白白地弃用。
铸剑师十年磨一剑，为的就是“剑快至倚天”的境界。削发如泥者，利也。漫长的十年，在铸剑师眼里是那样短暂，因为他早已将岁月忽略，遗忘，在自我构筑的碉堡中精心研究铸剑。可以这样说，他没有浪费光阴，他可以自豪地说，“为了一剑活十年，我无怨无悔！”
人生在世，不外“奋斗”二字。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要无怨无悔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若干年后，当步入暮年，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的青春没有虚度，我的人生终于有所成就，我高兴，我自豪。”这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事实上许多人到老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失落，很无奈。青春无悔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个谎言。中年无所建树，让他们后悔莫及。凡世没有后悔药，一错过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人生之悔莫过于此。
雷锋说：“青春呵！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告别了满怀期望的父母亲，告别了荒凉萧瑟的小村子，告别了透风漏雨的老房子，告别了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任正非踏上了对美好未来不懈求索的道路，前方的路是怎样的呢？
青春是人生的花季，活力充沛，激情盎然，年轻就是资本。青年人朝气蓬勃、奋发努力，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候。然而，任正非没想到，刚步入青年时代，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运动。
19岁那年，任正非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他想，现在终于可以如饥似渴地饱览群书，一展宏图了。然而或许是生不逢时，也或许是苍天捉弄，平静的生活隐退了。随之而来的是“文革”的“天下动乱”，任正非及家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运动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为模式找靶子。那时一些会写文章、有独立的政治思想的党的领导干部，被指责为与当地潮流不合拍的“靶子”。教育界首先遭遇“文革”的灾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在劫难逃。全国上下都运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大揪“走资派”，无情地批斗，全国笼罩在“恐怖”之中。
父亲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由于其出身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接受无数次审查。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是埋头做学问，因此，平安度过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及1964年“四清运动”。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父亲在早期革命队伍中算是有文化的，有教学经验，是领导干部，符合“靶子”标准。他最早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父亲的同事、原学校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了。
被当做“靶子”的父亲受尽了残酷的折磨。那时弟弟妹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和打击。他们经常趴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边上，看着父亲挨批斗，吓得浑身发抖。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父亲头戴高帽，满脸涂黑，双手反捆，还被人拳打脚踢，甚至被踢倒在地……有时，和几百个“走资派”挂着黑牌，被装在卡车上游街。
任正非当时在外地上大学，对家中的情况不太了解。关于家里的情况，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再转告给他的。在大串连中，任正非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记得当时传单上有这样一段领导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这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父亲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至于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说，他是为了家里的七个孩子。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的“罪人”，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下，孩子们背上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一辈子该如何生存。为了无辜的孩子们，父亲忍受百般折磨，最终没有选择自杀。
当时，任正非在大学里正如饥似渴地读书长知识，外面是什么情况他没有工夫理会，因此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不幸遭遇，母亲来信从来不会跟他讲。她只是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任正非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在火车上挨了上海造反队的打，补票也不行，硬是把他推下火车；也挨了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是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地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他回来了，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孩子的前途，来不及心疼，就让他走。父亲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交给儿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发任正非走了。临走时，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
“文革”中，任正非家里的经济状况比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更困难。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发文件控制他们的生活费，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才10元左右。
由于父亲的问题，全家都要跟着“背黑锅”，受尽了旁人的白眼和侮辱。由于父亲遭批斗，弟弟妹妹们的入学资格一次又一次地被取消，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任正非也无法加入红卫兵，更不能入党。他回忆说，虽然也参加了红卫兵运动，但始终不是红卫兵，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他参加。
任正非后来回忆这段心酸的历史说，“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
正是父亲的激励，给正处在转折点上的儿子指明了方向，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未来的路。一颗浮躁的心最终找到了归宿——“知识就是力量”。
据任正非回忆，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课程自学完。家人也开玩笑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感动。他还结交了西安交大的一些老师，那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另外，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达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任正非知识渊博，见解独到，在他的讲话中旁征博引，一针见血，可以略见一斑。
在那个年代，要想保持独立的人格，拥有自己的追求，缺乏恒久的定力是很难做到的。然而，任正非却做到了。在“枪林弹雨”的“文革”岁月，任正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有着自己独立的追求，并为此默默地努力着。
任正非曾说，“‘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经历了“文革”的人生磨难、家庭蒙辱，任正非逐渐成长起来了。
任正非对那些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们的崇拜和敬仰，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种崇敬和对知识的追求也最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任正非青年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心甚至超越爱情。他对贝尔实验室的历史了如指掌：“贝尔实验室对人类做出了伟大贡献，这里产生过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1997年访美参观贝尔实验室时，他破例在此合影留念。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很多人都为一时流行的东西去奔波。但是好景不长，这段岁月转瞬即逝，美好的幻想破灭了，而人已不再年轻。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想挽救已无回天之力了。
在人人都想成名、抓住媒体乘机火一把的今天，全社会弥漫着浮躁情绪，他的这种定力直到现在仍不减。这才是难能可贵的崇高境界。
在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生那可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国家还统一安排工作，到哪都是备受欢迎的人。哪像现在，大学生遍地，硕士生满街，刚毕业就失业，为了一份工作挤得头破血流。
任正非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天之骄子，不幸的是“文革”方兴未艾，看不清前方的路。
按学制任正非本该1967年大学毕业，然后分配工作。由于“文革”造成的混乱，到1968年6月67届大学毕业生才开始进行分配。这次分配坚持面向基层的方针，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去当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但任正非毕业之后就直接应征入伍，成了当时受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
一首《咱当兵的人》唱出了二十世纪六七十时代人的追求。绿军装、绿军帽，保家卫国，“做英雄好儿女”，在那时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当时的中国主流价值由工人、农民和军人所主导，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是最现实的选择。而且经历了“文革”中那些稀奇古怪的事，目睹了父母亲大半生因没有通过思想检查而错失发展机会，任正非得出了一个基本经验，那就是“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想法虽好，但任正非也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参军需要政审，也就是说政治面貌一定要合格，否则一切免谈。父亲曾经给国民党做过事，还因此受过批斗，就凭这一条，参军的希望就不大。
说来也是出于侥幸，任正非父亲的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结论，当时整个中国已经有千千万万干部被打倒，任正非就显得不孤立了。任正非的好学给他加了不少分，部队需要技术兵，任正非得以穿上了军装，成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直到1982年以副团级干部身份转业，他在军队里度过了人生最好的14个年头。
军队是个大熔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不管是仍在军界发展还是转业的，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曾经有人统计过，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成功的企业家中转业军人比重占了绝大多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任正非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成为一名军人会给自己以后的人生带来那么大的影响，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锻炼自己。
任正非所属的部队为基建工程兵部队，它成立于1966年，是解放军的一个新兵种，负责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施工任务。周恩来总理勉励他们“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到10个军级单位，总人数近50万人，成为国家基建战线上的一支突击队。
入伍不久，任正非所在部队奉调参加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六十年代国家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备战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程就位于任正非的家乡贵州安顺地区，这使他非常兴奋，虽然因为忙于施工不能随时回家。
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激情是永不枯竭的，这段艰苦的国防施工记忆使得任正非的内心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情怀，虽然并不是现实的厮杀，但同样是金戈铁马，攻城拔寨，这使他日后不自觉地将创业的艰辛与战争等同起来，以讴歌将士的方式称赞华为市场部的员工们：“没有他们含辛茹苦的艰难奋战，没有他们的‘一把炒面，一把雪’，没有他们在云南的大山里、在西北的荒漠里、在大兴安岭风雪里的艰苦奋斗；没有他们远离家人在祖国各地，在欧洲、非洲的艰苦奋斗；没有他们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面对花花世界而埋头苦心钻研，出污泥而不染，就不会有今天的华为。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因为没有荒废自己，在动荡中坚持刻苦学习，任正非在部队中迅速表现出了良好的科技素养，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得到了领导和战友的一致认可。部队在艰苦的环境里开展工程建设，陆续完成了包括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在内的几十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分布在贵州至安顺公路两侧的山沟里，绵延400多公里。1970年011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中国航空工业增添了新的成员，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任正非以他的智慧和汗水，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段经历也为任正非以后创立华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军队给予了任正非很多，可以说，任正非的性格特征与这段军旅生涯密切相关。在部队里，任正非养成了宠辱不惊的心态。他在部队时努力工作，有很多技术创新和发明，只是因为父亲的“政治原因”，使得他多年与应的表彰无缘，也不被批准入党。即使是他所领导的战士们每年都大批立功受奖，他这个领导者也从未受到过嘉奖。对此，任正非说，“我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客观地说，任正非也并非一次奖励也没得过，那就是安慰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除了文化知识的学习之外，任正非也非常注重政治学习，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熟读多遍，而研读最深的还是“文革”时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在华为，任正非雷厉风行的作风，说话直来直去，脾气暴躁、不留情面；华为的军事作风和唱军歌的传统，无不打着军队的烙印。
改革开放后，在新政策的呼唤下，饱受饥饿和贫穷的中国人开始想尽快“填饱肚子”，赶快发家致富。于是，告别贫穷、走向富强，成为那时全中国人的夙愿。
改革开放“春雷轰隆一响”，整个中国沸腾了。政策给予每个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人人都行动起来了。
20世纪80年代是“下海”的时代，各行各业的人纷纷“下海”，抓紧在“第一时间”捞到“一条大鱼”；80年代是淘金的时代，各行各业的人都争取想在最快的时间内淘到“第一桶黄金”。80年代是“冒险”的时代，是“冒险家的乐园”。
“下海”的“下海”，“淘金”的“淘金”，远离贫穷，赶快发家致富成为最大的动力。许多人胆子大，敢去做，抓到了“大鱼”，淘到了“黄金”，钱袋鼓起来了；更有很多人“葬身大海”、“赔兵又折将”。
这就是80年代，“财富至上”的80年代！整个社会的空气中都飘着一股“海鲜”的味道，“知识无用”，只有赚大钱才是根本。在这样的氛围中，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自然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的事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任正非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时代需要，“标兵”、“功臣”……奖励雪片似的向他飞来，但是他还是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代领回来的，又分给了大家。
家庭的熏陶，对知识的渴望，让任正非不为所动，孤独地追求着他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梦。他向往贝尔实验室的卓越，钦佩爱因斯坦的智慧，羡慕IBM公司的先进……“I HAVE A DREAM”，他孤独地奋斗而且执着地追求着。
靠激情维持的岁月是不能长久的。随着时光无情地流逝，“文革”那段历史被送进了“博物馆”。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思想开始解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改革开放“春雷轰隆响”，“文革”一去不复返了。随后拨乱反正，纠正假错案，中国发展进入了新轨道。
此时，任正非刚过而立之年。三十岁风华正茂，正是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许多卓有成就的人都是在三十多岁时开始成功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他逐渐开始在一系列活动中崭露头角。在新时期，他意气风发，积极准备做出一番成绩。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始料未及。“文革”中，任正非与立功受奖的机会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的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当时，中央军委提出要重视高科技的作用。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时代需要，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他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
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任正非也入了党。一次，部队首长在谈话中说，“任正非是自己人”，于是部队派人到地方了解他父亲的情况，结果是没什么特殊情况。地方得知部队派人下来了，不敢怠慢，于是父亲就被平反了。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提到：“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
更大的荣誉接连而至。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那年他33岁。6000人的代表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而且他还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内人士。后来，他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他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配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家里，全家引以为豪。
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任正非还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发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那时他还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中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了，他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总算苦尽甘来了。但是好景不长，危机又向任正非袭来。
“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时代的主题已不再是“战争和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这一宣言开了中国大规模裁减军队的先河，任正非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
裁军给任正非和他的家人带来的茫然是可想而知的。他已经习惯了多年的军队生活，虽然物质简朴但不用操心自己的生存问题，离开军队实在是依依不舍。由于任正非本人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非常希望留住他，准备分配他去一个军事科研基地。按惯例，任正非事前被安排带全家到基地参观，并且参观后允许选择去留。
任正非多年两地分居，这次重新安置倒意外地是全家团圆的一次机会。他把两个孩子都带到基地，小儿子还不懂事，看到周围的山区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到处乱跑，可是稍大一点的女儿却说了一句：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
听到女儿的话，任正非顿时心情复杂：从军多年，没给孩子多少父爱，实在不希望再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离开军队又依依不舍，割舍不了十几年的生活方式。终于，亲情的选择在心里占了上风。也许，任正非离开军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女儿的一句话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次安置，决定转业。
1982年，38岁的任正非从军队转业到深圳，在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南油集团工作。
深圳，曾经是一座只有六条弯曲街道的边陲小镇，人口不足3万，清一色的低矮平房和茅草房，最高的楼不过六层，周边是一片荒坡野岭。但是它临近香港，一河之隔就是已实现经济腾飞的东方之珠。1979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广东省领导人说：“还是办经济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钱，你们自己去搞，争取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便有了南海边的“那个圈”，小镇深圳被列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深圳迅速崛起，沉睡的山丘被推平、荒沟被填平，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这里平地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花园式城市，一亩亩良田、一个个渔村迅速变为高楼大厦，国贸大厦建设工程中三天一层楼的速度被概括为“深圳速度”，迅速震撼全国。“深圳速度”引发了中国社会的一场观念革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大潮中的最强音。一时间，全国的人都在谈论充满生机的深圳，谈论那里遍地黄金的传说。
转入地方后，任正非才发现，军队里那种淳朴的作风与现实情况简单是天壤之别，商品经济大潮中唯利是图、阴谋算计的伎俩，让他一时难以适应，更无驾驭它的能力。如此一来，他淳厚朴实、耿直的秉性也就免不了栽跟头。由于看不惯一些部门领导得过且过的行为，他豪情满怀地给老总立“军令状”，要求将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管理。然而热情换来的只是冷漠，他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瞬间，他的心变得瓦凉瓦凉的。
老总为了安慰任正非，让他到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正是在那里，四十多岁的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冬天”。
由于习惯了部队慷慨与坦诚的环境，对一些商业陷阱毫无防备，任正非做一笔生意被别人骗了，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80年代末，200万元人民币不是一笔小数目（按当时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不亚于2009年的1个亿），当年内地城市月工资平均不到100元。
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在令人羡慕的大国企南油集团待不下去了。此时的任正非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赡养，还要兼顾6个弟弟妹妹的生活，正值所谓“上有老下有小”、青春不在、未来尚长的中年之际。想必那时的任正非对人生的坎坷无比伤感。
之后，任正非开一个电子公司，但是结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收益不大，只能在生存线上徘徊。
这一系列的不顺直接导致了任正非的家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他的夫人是四川某省长女儿，在任正非转业的时候就已经是南油集团的高层了，而任正非混得很一般。任正非比较爱家，自己转到深圳后，也把家人都接来深圳住。父母和弟妹们的到来，让家庭矛盾与工作矛盾开始有了纠葛。这段原本圆满的婚姻不得不以解体告终。任正非曾感叹过生活无常，爱情难测，年轻时满腔热情但感情失意，功成名就后爱人已经远去。
当兵出身的人最大优点是敢于打硬仗，啃硬骨头，吃苦耐劳；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如不适应商品经济，领导与服从意识浓，抑制个性发展等。为了支援特区建设，当时国务院、中央军委曾调基建工程兵两万人到深圳执行基建任务，次年他们被集体转业改编为地方国有建筑企业。脱下军装的建设者们面对市场经济中的如林强手和不规则竞争，由于思想意识跟不上、服务意识差、不熟悉环境，一度几乎无饭可吃。
来到这座新兴城市的任正非似乎也没有完全适应过来，面对花团锦簇的外部世界他的雄心被本能地激发出来，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途径。
一个曾经豪情满怀、自信坚强的人混成这样，这种打击落在一般人的身上，估计早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任正非不是一般人，他没有时间去感伤，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令任正非走上了一条下海干实事的道路。就这样，处于中年危机之中的任正非被逼无奈开始创业，华为诞生了。就这样，深圳少了一个国企干部，中国多了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教父”。
这几年，挫折成了任正非的伙伴，随影而行、挥之不去。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的“撒手锏”也许就是冒险，“赌一把”了。正是无处可以就业，所以他才被迫重新走上通信行业这一块属于自己的优势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