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公寓位于沃里克路，这条街丑陋得出奇，整个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有货车轰鸣而过。公寓里有一个大厨房，一个非常大的起居室，楼上有两间很像样的卧室，外加两间小卧室。这是一套“复式公寓”。在我住过的那么多房间、公寓、房子中，这是第一个属于我的地方。房间里面全是棕色的木家具和奶油色墙面，二十年后这是最别致的色调，但在当时却是俗气、保守眼光的代表。我不能住在那种色调里。我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把所有的墙壁都刷成白色。我平衡地站在梯子上、窗台上，有时站在梯子、椅子和木板搭起来的奇妙组合上。有时我的登高装置甚至横跨楼梯井，现在只要想想我当时的举动都会让我发抖。楼下的粉刷工上来瞧了几眼，因为他听说有个女人在抢他的活儿。他看了看我用的粉刷滚筒，滚筒在当时刚刚发明出来，他说，没有哪个正经工人会用这种破玩意。“没有谁能用滚筒干出漂亮活儿。”专家们说。
公寓自带的家具糟透了。我重新油漆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房间里挂起了物美价廉的窗帘，把古旧的地毯染成了绿色。一位朋友有天告诉我，她到我公寓里来，看到我的床上盖着黑色的床罩，吃了一惊。但那是红色的，不是吗？我记得曾经把一条“凸花织锦”床罩染成了深红色。一开始，我把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当成卧室，被杰克甩了之后，我就搬到楼下，大起居室成了我睡觉、工作、生活的地方。
当我搬进这座公寓或“复式公寓套房”（它真的很像一栋小房子）时，我的做法跟有些人征服一小块蛮荒之地有很大区别吗？这座公寓是我的，不是在别人家里租下的一个角落。我们用窗帘、颜色和家具在新房子、新公寓里打上我们的印记，但我没有钱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到。我挂在窗户上的东西不是我本来要选的。我的印记是覆盖了每寸墙面的晃眼的白色。我曾以为我的厨房是我的——蓝色的漆布地面，白色的木家具，红色的墙纸——但杰克站在里面，微笑着说：“多像个颜料盒！你跟我妻子的共同点比你以为的要多。她在厨房里贴的墙纸跟你的一样。”那时候，市场上不像今天这样有很多选择，看不到几百种不同的厨房墙纸，所以这种巧合一点也不奇怪。但他的话让我很泄气，真的是这样。
如果不出租一个房间，我负担不起这套公寓，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出租的租金很低，今天即便是在外省也已经没有谁会出租这样的房间了。房间里有刚好够用的床、梳妆台和衣柜，地面是涂着油漆的木板，所有的东西都色调明快、价格低廉。盥洗室和马桶是公用的。彼得住的是大卧室中的一间。我有一连串房客，因为它们，我从此进入了一群迷失、孤独和不适应社会的人的世界，这些流浪者和边缘人在庞大的城市中从一间出租屋漂向另一间出租屋。这是一段令人厌恶的经历。我是个年纪轻轻的独身女人，这对整个处境没有什么好处。我作为女房东获得的最高社会礼遇是遇到两位法国房客，他们是法国大使馆的低阶外交官，租了一个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他们很有魅力，充满抚慰人的法国式男人对女人的情感。这些当然鼓舞了我的士气。他们送花给我，帮我干各种我干起来吃力的零碎家务活，比如搬动笨重的家具。他们对彼得也很好。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我指的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当时法国正与越南进行最后一搏，他们称越南人为丧胆的棕色小兔子。这两个漂亮的年轻人在楼上四间屋子里玩抓兔子，吓唬彼得，因为他们喜欢暴力和恶作剧，尽管只是在开玩笑。他们是传统的排犹主义者。他们抱怨街上那些黑人：“他们应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出租房间的经历让我无比沮丧，几个月后，我决定冒险放弃出租，有多少花多少，希望我的进账够用。真的够用了——或多或少。
彼得过得不开心。他在第一个学校里成绩不错，喜欢在学校的时光（或者说看上去喜欢）。到了选择高年级学校时，我想，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留在他一直表现不错的学校呢？彼得的学校在诺丁山门附近，大多数孩子都从学校的低年级部直接转到高年级部，中间只有一门之隔。但彼得一进入高年级部就开始闷闷不乐，可怜兮兮的，成绩也在班里垫底。然后他告诉我，校长打过他。以前从来没有人用巴掌打过他。我去见校长，他是个身材矮小的霸道的人，让人不快。他说，省了棍子，惯坏了孩子，而且管彼得叫“有福气的莱辛”。我知道彼得受惩罚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这远远不是他生活中最后一次因为这个而受罚。成功人士的孩子有时候会因为父母的身份而吃些苦头。这位校长身上最糟的地方是他那冷冰冰、尖利的挖苦声调，我小时候听到这样的声调就会发抖。他有气无力、满怀嫉妒地评论我写的书。彼得换了两所学校，情况都不好。我想，这个最合群的孩子经常跟我一个人待着，这对他很不好。他仍然每晚不到九十点钟不睡觉，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他平时在学校寄宿，周末回家住，但他不喜欢回家。他不喜欢沃里克路，跟我一样不喜欢。我有房客的那段时间，彼得对他们心怀不满而且不信任他们。他已经习惯了待在有活泼家庭氛围的房子里（琼的房子），现在他必须保持安静，因为担心会打扰住在他自己家里的陌生人。我犯了个错误，不肯买电视机，虽然他百般央求我。我的想法是，他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漫画书”，这已经够糟了。结果他养成了习惯，放学后总是去朋友家里看电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展开了一场意志对抗，后来似乎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也变得如此。我知道，彼得需要的是一位父亲。当哥特弗莱德丢下他时（就那样丢下了他），他难过极了，于是我特意在他心目中塑造了一个英勇的哥特弗莱德的形象，把他描绘成一个为穷人和孤苦无依的人而战斗的英雄。这几乎一点也不真实，但我相信让这个孩子知道太多共产主义的失败对他不好。我编了很多故事，讲他——彼得——跟哥特弗莱德如何一起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从解决贫民区的住房问题，到跟地主做斗争（那时候，地主瑞奇曼的名字仍然是对佃户的残酷剥削的同义词），乃至击溃纳粹的一整支部队。后来，等到彼得长到十多岁去看望哥特弗莱德时，他发现他爸爸用尽各种办法对我恶语中伤，而且他这样做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一点也不罕见，失败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方，但并不总是女方）在孩子面前为不在身边的那一方描绘出一幅“正面的”、恭维的肖像，最后却发现对方在孩子面前将自己描绘成恶人。
怎样才能改善一下这种糟糕的状况？这段时期，艾希纳夫妇帮了我和彼得的大忙。在东格林斯特德，在石丛中的农舍里，在其他孩子中间，住着一个真正正常的家庭：有妈妈、爸爸和孩子们。他们一家在彼得的生活中起到了平衡作用，跟我的状态相平衡：我是单身妈妈——这在当时比现在罕见得多——不合常规的妈妈、写作的妈妈。而彼得正处在最看重体面和生活常态的年龄。艾希纳夫妇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来做客的孩子到各地旅行，足迹遍及英国，也去了国外：法国、西班牙。彼得跟着他们一起去。
在艾希纳家里，彼得也成了一项推广活动的一部分。弗雷德·艾希纳有些天赋，他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塑料泡沫”的东西，一共有两类：一类是块状物质，里面满是小气孔，像海绵一样；另一类是各种尺寸的小球球。他有一座小工厂。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用于包装，对花店也有用。这支有大人也有小孩的大篷车队一边周游英国，弗雷德·艾希纳一边尝试着做点生意，同时也在寻找银行或有远见金融家为他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在我知道的那几年，他总是失败。他也许最后取得了成功。
他们的长子迈克·艾希纳是彼得的朋友，他来伦敦和彼得一起出去玩。到了假期，我自己带彼得，有一年夏天去西班牙住了一个月，彼得很喜欢那里，但我不是很喜欢。
楼下的公寓里有段时间住着一个跟彼得年龄相仿的男孩。家长们希望两个男孩能交上朋友，这是家长常有的想法。但这两个孩子都不喜欢对方。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曾帮彼得一起用集邮册集邮，我们买邮票，还写信向人讨邮票，并且彼得也跟人换邮票。楼下的小男孩拿了彼得的集邮册，偷走了里面一半的邮票。彼得很可怜，像一般小孩感到自己落入了环境的陷阱时那样充满了难以遏制的愤怒。我让那个男孩的妈妈把彼得的邮票还回来，但她只是说“可怜的小男孩”——她指的是她儿子。这很不公平，让彼得很受伤害，而我只感到再熟悉不过的心灰意冷的气馁：彼得经常遭受委屈，我却无能为力。
这个主题就写到这里。靠自己一个人把儿子带大的女人都知道这有多困难，而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根本无法体会。一个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地描写单个的戏剧性场景，比如，一位来伦敦旅行的人出现在门口，给彼得捎来一份爸爸送他的礼物，例如一只塑料鲸鱼，但却没有爸爸的只言片语，没有信，什么也没有。一个人也可以写出这件事情让孩子感到的痛苦，描写他的不解和母亲的恼怒，但没有谁能写出日复一日的艰辛：努力做不可能的事情，既当父亲又当母亲。
杰克最后离开我的时候，我们在巴黎。他要去国外的一家医院工作。我知道，他这样安排是为了跟我分手。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结束了，但我们都在说：“没关系，只去六个月。”他坐飞机走，但他陪我去了火车站售票处，我要在那儿买回伦敦的火车票。我们拥抱。他走了。我僵直地站在那里，泪如雨下。窗口售票的年轻人发出同情的唏嘘。没问我一句话。他看到我手里有包吉坦尼斯烟，便一溜烟从他的小亭子里出来，往我嘴里放了一支，点着，啧啧了两声，轻轻拍着我，连说几次“可怜的小东西”，然后溜了回去，为窗口的顾客服务。当我终于能够走上前去买票，他说，爱情是很重要的，但要振作起来，我很快就会找到新的爱人。
情况糟透了。这段持续了四年的“婚外情”其实是一段婚姻，比我前两次法定婚姻都更加真实的婚姻。在那两次婚姻里，我天真未凿，没有经验，只把自己很小一部分投入了进去。但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我一直义无反顾，要么全情投入，要么一无所有。然而这多么荒唐：他从来没说要跟我结婚，从来没做过任何允诺。然而我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允诺给了他。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爱情。他几乎不明白这段爱情对我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后来出现时（一共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是七十年代）居然说得出这样的话：既然我们以前相处得那么好，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说话时眼睛看着床，那是我们两人了解对方的地方……但确实还有很多其他方式，不是吗？我在《刻骨铭心》中描写我离开了两个小孩子，招来了一些批评，批评我没有刻画自己的感受。但我认为那感受是显而易见的，我一定很难过，任何有头脑的读者不需要看到仪式般的捶胸顿足也会理解这一点。现在我也是这样觉得。没有谁不曾在某段时间为爱而痛苦过。因此这样说应该足够了：被这个男人抛弃，这对我来说糟透了。糟得不能再糟。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男人们爱上我，但无济于事，我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接着，在不明智的反思后，我做了件傻事。我不认为我的前两次婚姻是出自我自己的选择：第一次婚姻是因为战争临近，即将爆发的战争总是婚姻的好掮客；第二次是一场政治婚姻。我最强烈的爱情，跟杰克的爱情，却这样糟糕地结束了。我干吗不像人们几百年来做的那样，挑一个跟自己趣味和思想（在当时这必然包含政治思想）相投、相似的男人？在对我感兴趣的男人中间，有一个男人再合适不过，而且他待彼得非常和善，彼得也喜欢他。我们开始了一段亲密关系。这对他是一段很糟糕的经历。他爱着我，完全是认真的，而我却必须让这段关系结束。他让我感到窒息。没有理性可以解释的理由，我也一直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愉快地见面、谈话、散步、一起进餐，我觉得他让人开心——然后就开始了，最后我感到毫无道理地想要逃走，想要离开。在床上也是如此，尽管表面上看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无法呼吸。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从那以后也没再发生过。我对自己感到震惊，我居然让他陷入这样的痛苦，他受到了很深的伤害。
现在再说说我妈妈：残酷的故事还在继续。她已经在伦敦住了四年，伦敦是我妈妈在流放岁月中一直梦想的世外桃源，而她这四年是在一座压抑的小房子里度过的，照顾另一个老人，这个老人甚至不是她自己的亲戚，而是我爸爸的。我不在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到琼家里来陪彼得。她总是说：“我只是希望能对我的孩子有点用处。”当我离开琼那里，有了自己的地方，她提议（语气不是特别自信），她应该来跟我一起住。“你需要有人帮你照顾彼得。”我的确需要，迫切需要，但不是来自她的帮助。她去见萨斯曼太太，想让她说服我明白事理。萨斯曼太太用各种传统的表达方式告诉她，年轻人需要过自己的生活。我妈妈从萨斯曼太太那里回来，抱怨说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可以抱怨萨斯曼太太是犹太人，不是英国人，她深受欧陆文化的影响，是她让我接受了荣格和弗洛伊德这类不列颠外的影响。但她抱怨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我妈妈都不会有反应，她甚至根本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现在彼得已经觉得艾希纳家——孩子们的天堂——比跟我妈妈出去玩更有吸引力。我试着提醒妈妈，一个精力充沛的九岁男孩，肯定会觉得一个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的地方比跟大人在一起更有意思。
“艾希纳夫妇是谁？”
“他们有四个自己的小孩，到了假期会接待其他孩子。”
“不错，但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澳大利亚人，是来英国避难的。”我从来没从我父母口中听到一丁点儿排斥犹太人的话，所以当我妈妈说“但他们是外国人”时，我知道她不是在暗指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是吗？”
“我不知道，从来没问过。”
为什么对罗马天主教这么戒备？艾米莉·莫迪·麦克维的继母是新教牧师的女儿，难道因为这个，她从小受到了罗马天主教徒的惊吓？但如果罗马天主教这么可怕，她为什么把她的宝贝女儿送进多米尼加修道院读书？她的这些态度统统不可理喻，让人无可奈何……一点办法也没有——跟往常一样。
有一次她带彼得去南海岸旅行，让彼得在那里受了洗，这件事她后来才告诉我。她带着挑衅的语气，但她知道她做的是对的。让我生气的不是受洗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受洗跟异教的仪式相去不远——让我生气的是，她根本不考虑我是怎么想的，一贯如此。“现在你得带他去教堂了。”她下达了命令。事情真的是这样，彼得经常去教堂，因为他嗓音优美，在唱诗班里面唱歌。“你可以让琼当他的教母。”
“但如果琼成了彼得的教母，她跟彼得就会变成比现在还要好的朋友了吗？”
我搬进自己的公寓不久，我妈妈就来了。她站在我的公寓里，头戴质地精良的帽子，帽檐上垂着一小块面纱，戴着质地精良的手套，裹着狐狸毛披肩，刷过的鞋子闪闪发亮，看着我的丑陋的家具。
“这些东西不是你买的吧？”
“不是，是跟公寓一起租的。你知道，她们去澳大利亚了。”
“你最好用我的家具，我会把它们从库房拿出来。”
我妈妈的继母死后，她把那栋维多利亚房子里的家具放进了库房，付钱保管，年复一年照付不误，即便是在我们没钱付日用品账单的时候。等到我们有朝一日终于可以“摆脱农场”，回到英格兰，我们可能一开始没地方住，但至少还有一屋子的家具。她这么做不是因为喜欢那些家具。正相反，她以前讨厌那座她从小在里面长大的阴沉晦暗的房子，讨厌里面的一切。
现在她却不明白，用她的家具填满我的公寓——我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地方——就像是把我放进她的势力范围，把我关进过去的监狱，套上涅索斯之衫。
“我不想要，妈妈。把它们卖了吧。”
“你不能这样，你不可能更喜欢这些破烂……”她打量着我房间里的家具，然后看着我。我们对视着，陷入我们之间常有的无助、无望、痛苦不堪的状态。她本来有可能会哭出来，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可是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或者是我对她哭喊：“可是你从来就不喜欢我，不是吗？”
但是现在，“喜欢”，“不喜欢”，是恨还是爱，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妈妈，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没有，我没这样说。但她确实这么做了。她在那张丑陋的书桌上干练地放下几张纸。“这是家具的收条。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随后她就回南罗得西亚去了，回到她的儿子那里。
那些家具自然是维多利亚风格的。那时候，只要一提到“维多利亚”这几个字就会招来一阵居高临下的或者是轻蔑的笑声。但过不了多久，这些家具就会值很大一笔钱。我不想为这些家具操心。我写信给我表哥——缪丽尔姨妈的儿子——问他要不要这些家具。他来看我，说这些旧家具对他没有用处。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曾经来过我这里。他那时候手头很紧。
于是我让存放家具的库房把东西卖掉，把卖的钱寄给我妈妈。那些钱几乎不值得寄，实在是太少了。
这里有个未解之谜。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我妈妈一直给她的挚友戴茜·莱恩写信。当她来到伦敦——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她需要找个地方住下来，后来我知道，戴茜阿姨也需要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为什么她们两个没有住到一起？在当时，我想到这个问题，就像想到跟我妈妈有关的所有问题一样，感到费解、烦躁——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有多想。但现在我把这两个人的心理形象放在一起：戴茜阿姨比我妈妈年轻，是一个身穿黑衣、弯腰驼背的小老太太，而我妈妈七十多岁了，看上去却像五十多岁，身强体健，精力充沛。二十五年来，我妈妈究竟是在给谁写信？
只有当你成年后——真正的成年，而不仅仅是在年龄上的成年——你才能理解你的父母。我进入中年后才意识到，我从来不认识我爸爸，不知道真正的他是谁，不知道如果没有那场可怕的战争，他会是什么样子。年轻时，他性格乐观，朝气蓬勃，踢足球，打棒球、台球，代表县里参加比赛，在方圆数英里内走路去赶场跳舞。他最喜欢跳舞，走十英里路去跳一场舞不在话下，跳上一整夜再走回来。战争杀死了那个年轻人，留下一个性格阴郁、脾气暴躁的男人，很快就变成了半个残疾人，然后重病缠身。如果我遇见年轻的艾尔弗雷德·泰勒，我会认出他吗？同样的，我妈妈也是这样。是的，我知道战争也把她给毁了，尤其是杀死了她生命中的挚爱，导致她最后嫁给了战争的牺牲品——并用整个余生照料他。但过了很久我才开始看到其他东西。我妈妈是那个违抗父亲的意志、选择了护士职业的姑娘，她父亲有好几年甚至拒绝跟她说话，而她毫不动摇。这是一个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会被她的精力、才干、独立和幽默所打动的女人。我无法想象，如果我见到年轻的艾米莉·莫迪·麦克维，我跟她能有多少共同语言，但我一定会敬重她。
我认为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她来到农场，那还是未经开垦的灌木，没有多少清理出来的耕地，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农舍，什么也没有；当她知道这就是她的未来，孤独的未来，因为她跟邻居们毫无共同之处；当她意识到，她向前生活的动力——对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向往——从此被阻断；当她意识到她丈夫是个残疾人，已经不能牢牢掌控自己生命；当她知道她向往过的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时——她崩溃了，倒在床上。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用“精神崩溃”、“抑郁症”这类词，人们会说自己得了神经衰弱，或者情绪低落。她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非洲灌木丛，一个她永远不会觉得像家的地方，一颗心因为焦虑而狂跳不已——她说她当时心脏不好，她可能自己也相信这一点。她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对她的小孩说：“可怜的妈咪，可怜的生病的妈咪。”乞求他们的爱和同情，这完全不像她，这本应该引起我的思考。然后她起床了，因为她必须起床。但从床上下来的那个人是谁？不再是年轻的艾米莉·莫迪（那时候她已经是莫迪，艾米莉不见了——她舍弃了她母亲的名字），而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女人，不断地告诉她的孩子：她为他们牺牲了自己，而他们不知感激、没心肝……她的絮絮叨叨的抱怨全都是女殉道士的老话。我相信，这样一个人是当年的她——当她还是她，当她还年轻，还没有被战争摧毁的时候——所厌恶和鄙夷的。
她在伦敦度过了四年失望的时光，返回了南罗得西亚，再一次告诉她的儿子和儿媳，她将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们，而她的儿媳再一次对她儿子说：有她没我。她开始轮流拜访朋友们。她在信中说，她希望让自己有些用处，她不想成为负担。
访苏之行带给我的最好的结果，是我成了萨缪尔·马沙克的朋友。马沙克是苏联享有盛誉的作家，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他是位诗人，翻译彭斯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也写儿童故事。当时作家们不能写他们想写的东西，因为严肃文学遭到迫害，于是他们选择翻译——这就是俄译本的翻译水准为什么这么高的原因。当我访问苏联时，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但后来我突然接到苏联大使馆打来的电话。一定是在1954或1955年。我去肯辛顿，到萨缪尔·马沙克下榻的宾馆见他。情势正在松动，因为斯大林已经死了，即便如此，我仍然有所戒备。从那之后，他每次来伦敦——他来过几次——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等孩子睡下，大约九十点钟到他那里，大约一两点钟离开。在这中间，我倾听。那是我的角色。他非常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他的第一任妻子来过伦敦。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没有钱，但他们沉浸在爱情中，爱彼此，爱伦敦。他对我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想聊聊旧时的伦敦：大英博物馆，郊游，公园，书店。我让他想起他的那位妻子，他说。但她后来死了，他又有一位妻子。她在“二战”期间死了，死于饥饿和寒冷。他喜欢谈论那场战争对俄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他坐着另一把，向我追溯往事。他把手放在扶手上，有时手腕微动，略微抬起手指，意思是说，他还有很多话可以讲，但他担心那些看不见的听众们——克格勃在他们关照的人的宾馆房间里都安装了窃听器。
“二战”期间，或者说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俄国人日复一日地在生命线上挣扎……我坐着，这样想：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很难想象那样的困苦、那样的寒冷。后来，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在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工作，而他住在莫斯科郊外。那时很难获得旅行的批准，即便是享有盛誉的作家，但他有时候确实可以坐火车去列宁格勒——安娜·卡列尼娜的火车，他提醒我——而她休息一天。她在列宁格勒围困中幸存了下来，她很瘦，身体虚弱，健康状况不佳。他们在她的房间里坐上一整天，说话或者沉默，然后他坐火车回莫斯科。他们之间甚至不需要言语，他说。在一起就足够了。那场恋爱就是这样进行的，但她也死了。
关于政治他也谈了很多，他谈论斯大林当政时期。“我从未出卖过任何人。”他坚持这样说，一遍又一遍，提高声音，怒视着电话机，他相信克格勃的窃听器一定藏在那里。“我们都做了妥协，每一个人。你不会明白，像你这样生活在西方的人不会明白。根本没有可能向他们说‘不’。但当我被审讯的时候，我没有说到其他作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恐吓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他已经决定不把我们送进监狱了，但他们还是要审讯我们。”
他也想提醒我，要小心政治对于作家的危险性。“你还年轻，我也年轻过。我是个少年天才，农民的儿子。高尔基注意到了我，他说我是个天才。他和我很相似，我们都来自贫困家庭，都喜欢独自一人徒步穿过一个个村庄。他走遍了俄罗斯，我也走遍了。有时候，几个月的时间我都是独自一人行走，农民们给我吃的。但没过多久，高尔基就被毁掉了——他们杀了他——我也被毁了，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我在委员会待了一辈子。我的天才就是浪费在那里的。我总是对年轻作家说，不要去委员会，他们会让他完蛋的。这也是我现在在对你说的。”
“呵，但你看，我很早以前就明白了。”
“那好啊，很好。但这对你来说比较容易，你可以说‘不’。但我们要说‘不’就太难了。”
他告诉了我一个故事。有天，他走在某个省的乡村公路上，高尔基看到他，停了下来，让他上车。“我想让你看些东西，今天你会见到一个重要人物。”一些作家在一栋乡下房子里开会，斯大林传话说，他会来一下。他真的来了。他听了他们的精心准备的发言，都是阿谀逢迎之辞。然后高尔基站起身，直接对斯大林说，刚才讲的每件事情都是假的，人民的状况很糟。我们坐在那栋精致的房子里，而周围的人都在受苦。作家们也在受苦。党关于文学的理念是错的，对作家也没有好处。
“我们都屏住了呼吸。”马沙克说，“每个人都因为恐惧而面色苍白。我在发抖——我很年轻，在座的人在我眼中全是大人物、重要人物，而高尔基对待他们的态度仿佛他们只是些淘气的孩子。而且没有谁违抗过斯大林。你不明白，你们这里的人不会明白。斯大林站起来，非常郑重其事，他说他很高兴这里有位诚实的人——高尔基同志。‘你们其余的人都在说谎，你们只说让我高兴的话。’然后他在护卫的陪同下离开了。”
我听到过关于其他独裁者的类似故事。显然，我们需要听到这种“一个诚实的人”的故事。
我喜欢萨缪尔·马沙克，我想他也喜欢我。但他需要的是有人听他说话，给他注意力。他很孤单。但他是位举足轻重的苏联作家。
他想见彼得。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白天见了面，在公园里喝茶，去商店陪马沙克买鞋，因为来英国访问的苏联人都要去买鞋和好衣服。他爱彼得，彼得也喜欢他。他送给彼得一把很好的小刀，还有他用俄语写的一些儿童诗。他为彼得写了几首诗，但我不知道那些诗的下落。后来，马沙克的儿子常来伦敦，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会接到大使馆的电话：“你愿意带他去商店买鞋、买衣服吗？”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的命运会比萨缪尔·马沙克的命运更不幸。一个有天赋——甚至可以说天才——的农家孩子，在当时被视为辉煌未来的继承人。受到高尔基的庇护，这意味着获得了俄国最著名的作家的认可。高尔基不懈地跟列宁的残暴政策做斗争，让数百名政治犯获释，然后又跟斯大林对抗。马沙克当时很容易觉得自己跟革命好的一面站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认为“革命存在着好的一面”仍然是可能的。慢慢地，他被吸收进这个压迫的体系，但这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等他意识到自己身陷其中，为时已晚。从来没有经历过政治恐怖的人可以很轻松地讲出这样的话：“他应该选择退出。”怎么退出？他会被送去古拉格，死在那里，就像上百位其他作家那样。“我一直没有去写我应该写的东西。”他说，“我本来可以像高尔基。我的天赋真的在现实主义写作这一方面。我本应该写下我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东西。”直到今天，萨缪尔·马沙克仍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极大的蔑视。他们像是恨不得往讲出他名字的声音上吐口水（这是很有俄国特色的表达轻蔑的方式，神圣地保留在他们的语言里）：他是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他是苏联政权的同义词。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他出色地翻译了彭斯、莎士比亚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但我认识的那个悲伤而谦恭的老人是一个像被斯大林谋杀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样的受害者吗？
我遇到一件不无喜剧色彩的事情。苏联的文化专员说他想见我，与我讨论……是什么呢？可能是文学。我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邀请他共进午餐。他来了，看到只有我一个人，桌子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当时还是在琼的房子里。他本来以为还有其他客人，以为是一次真正的午宴。他巡视了屋子里到处都是的书堆和纸张，说：“你是个真正的作家，我看得出来。”他有些紧张，我假装没注意到。心里在想，我如果为了适应他们的愚蠢想法而改变自己做事情的方式，我就太差劲了。“我不能在这里跟你单独吃午饭。”他说，“会引起误会的。”
“噢，为什么？”我故作惊讶地说。他是个好人，根本不像当官的。我带他去了法国酒馆，酒馆二楼有个很好的餐厅。我给他讲了自由法国和这个酒馆的故事，还讲到7月14日人们会在这条街上跳舞。他听得津津有味。他根本不想谈论文学，而且坦言文化让他觉得乏味，并希望我对他的印象没有因此而变坏。他喜欢马戏表演，一有机会就会去看。他很高兴这些没有让我感到震惊，因为他知道，作为文化专员，他应该对书很在行才对。我们分手时，他说很抱歉，但他必须告诉我，我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不，这不是称赞。
我接下来要讲一件事情，它在过去了很久之后，才充分展现出它的全部意味。我接受苏联大使馆的邀请去吃午饭，跟保罗·罗伯逊见面。保罗·罗伯逊是歌唱家，完全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美国处境艰难。我像往常一样，心想：噢，上帝，我猜我不得不去。在场的苏联官员跟他们的客人一样多。午宴上大约有十六个人，其中包括帕米拉·汉斯福德·约翰逊和C.P. 斯诺。斯诺即便不是党员，也是深得苏联信任的人。詹姆斯·奥尔德里奇和他妻子蒂娜当时也在。詹姆斯·奥尔德里奇的长篇小说《外交官》在苏联被当成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詹姆斯在英国不是特别出名。《外交官》里面充斥着当时所谓的“进步观点”，并不是一部好作品。他写过一部美丽的小长篇《猎人》，讲的是加拿大的荒野，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但可悲的是，这部小说，这部真正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在苏联却基本上被人忽略，在英国也被忽略，因为他是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
我当时坐在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旁边，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和《顿河入海》的作者。前者是一部史诗般的小说，描写了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内战，十分精彩。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读了，那时我还在农场。形容肖洛霍夫只需要一个词：大男子主义。绝对是喜剧中那种爱炫耀自己多么强悍的男人。我们之间立刻回荡着彼此厌恶的情绪。他问我是否读过他的书。是的，读过。我喜欢它们吗？是的，但是我喜欢《静静的顿河》要胜过《顿河入海》。为什么？既然他抬举我，让我说出我的观点，我便告诉他，前者元气充沛，有很多奇思妙想，其中的爱情故事美妙极了，但后者没有达到前者的高度。他突然怒不可遏。他说，如果他在他的国家逮住我，就会骑上马，把我拴在后面，让我跟着跑，直到摔倒，他会把我拖在身后，直到我哭喊着求饶为止，然后他会用鞭子抽我。对我这样的女人就应该这样。我说我不怀疑他完全会这么做。我们你来我往地开了几句这样的玩笑。后来我才发现，他的第一部小说剽窃了一个不幸的年轻作者，结果大获成功，全世界的人都满怀钦佩地阅读它。他于是写了《顿河入海》，希望能与之匹敌。
喝咖啡的时候，我跟保罗·罗伯逊和他妻子聊天。我的结论是他们都很愚蠢，因为他们满嘴都是共产主义套话：资本主义的谎言，法西斯帝国主义，走狗，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热爱和平的人民。这些全都不是正常谈话中用到的词。但我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当人受到胁迫时，经常会有意识地或本能地操持起这种语言，这种状况有时甚至会持续几天、几个星期。保罗·罗伯逊当时在苏联大使馆，四处逡巡着苏联官员，他非常依赖苏联对他的善意，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对他非常恶劣。当政治和公共生活变得像当时那么两极分化时，人们也许就会显得愚蠢。因此，我可以说我见到了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歌唱家，并且跟他交谈过；我也可以说，我没见过他，没有跟他交谈过——两种说法都是真的。
跟罗伯逊的交谈也让我看到美国左翼和英国左翼有着怎样的差异。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美国是个爱走极端的民族。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人承认这一点，更不用说对此进行讨论。一种（或一组）特定的国家“形象”妨碍了我们的视线：贫穷的男孩或女孩有可能有朝一日成为总统……家境贫寒的年轻人努力工作，上大学，变得富有，举世闻名……每口锅里都有一只鸡（这个丰足的象征现在变得廉价了）……杰弗逊、林肯，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但这是一个发着烧、体温很高的国家。我们说，我们跟美国的“共同的语言”（英语）构成了我们跟美国之间的障碍，因为有些词（尽管这些词并不是很多）的用法是不同的。但这种说法本身绝对构成了另一个障碍，它让真相变得模糊，真相是：我们之间的障碍是民族脾性，或者说民族气质。现在你在美国几乎不能大声说，存在着民族气质或民族性格这种东西——因为这属于政治不正确。而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
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比我在英国认识的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更加共产主义、更狂热、更坚持党的路线、更表现出多疑妄想狂。他们中间产生了更多共产党所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这种称号当然不是赞美之词，因为他们知道，极端的共产主义者很容易倒向自己的反面，变成痛恨共产主义者。美国政府对保罗·罗伯逊和美国的其他共产主义者非常严酷，在英国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遭到过那样的待遇。
现在，克兰西·西加尔出场了，仿佛出现在一幕电影场景中。他一身当时美国年轻人的打扮：牛仔裤、运动衫、低挂的腰带，你必定会在那里看到一把幽灵般的手枪。孤独的亡命之徒与歹徒孤身作战的警察。
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有这样一个美国人来了，他需要住处，我能不能租一间房给他。我说我的房东经历让我没有勇气重操旧业。那位“不知何许人”的同志说，自己的房间空着，却不帮助同志，不感到羞耻吗？
克兰西跟我以前见过的美国人都不一样。我以前见过的美国人大部分都属于出版界或电影界，他们庄重、平头短发，仿佛穿着一身看不见的盔甲。他们斟酌措辞、说话缓慢。人们造出“上唇紧绷”这个短语，也许就是为了形容当时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男人，因为他们的嘴巴仿佛被下了咒语：上唇几乎不能动。你可以在一百码之外认出一个美国人，从他嘴唇的架势你就可以知道是他。这是因为麦卡锡吗？难道是他把美国人吓得变成这种嘴唇紧闭、完全一致的人，即便他们跟左翼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没过多久，这种类型的美国人就消失了，美国人变得个个无拘无束、轻松自在——这成了一种时尚。
克兰西是个英雄人物，塑造他的不仅仅是上千部电影史诗和左翼的英雄男女——他们生活在他的想象中，就像他的好朋友——还有美国历史上的伟人。他刚刚履行了美国青年的义务：驾车像个疯子一样独自一人，一路上跟亚伯拉罕·林肯、克莱伦斯·丹诺、萨科与万泽提、杰弗逊、布卢尔妈妈、约翰·布朗交谈，还包括罗莎·卢森堡、斯佩兰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任何一个进入到他的想象的人。
克兰西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我身上每一样开始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东西。我只是刚刚才开始对它们感到不自在——而这正是困难所在。即将到来的事件提前投射出它们的阴影。但从那些事件的视角往回看，很容易自欺欺人。当时一闪而过的感觉的阴影，一团朦胧的云翳，十年后也许会变成揭示真相的暴风雨——关于你自己的，关于他人的，关于时代的。但它们也有可能已经烟消云散了。
让我开始感到不快的东西是左翼的浪漫主义，更不用说左翼的滥情。这种浪漫主义决不仅仅出现在共产主义者身上，它其实渗透了整个左翼。滥情经常伴随着极度的残忍，或者说，它会导致极度的残忍。刻意渲染的姿态。垂死的英雄把红旗举上电光火石的风暴之巅。巴士底风暴，冬宫风暴……这两场风暴都经过了神化，跟真相毫无共同之处。我可以在这里写上一两页纸——我在说什么——应该是一卷，好几卷。
在左翼的这个层面上，最重要的东西总是戏剧性的壮举，更确切地讲是通俗、成套路的戏剧性的壮举，从来不是冷静的、不起眼的小事情和小小的努力。左翼（和其他领域）中有一些人用毕生的时间去努力改善人们生活中的某个细小的方面，但我所在的左翼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克兰西的美国史里全是英雄的斗争，其中经常是跟政府的血腥对抗。矿工对抗冷漠无情的矿主——不，我不是在说，当时没有冷漠无情的矿主，现在的人们已经忘了矿主经常有多么残忍。约翰·布朗腐烂的身体 ，克莱伦斯·丹诺为自由和真理而战的法庭，大萧条时代的煮汤的厨房。在克兰西的图景中，这些元素被放在舞台中央，排除了所有其他的东西。
还有一部充斥着英雄主义和重大事件的英国史。克兰西对它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他的美利坚传奇，这两部历史中都没有这样的故事：某个女人或男人通过多年的努力，改变了一条小小的法律条文或其他事情。
我必须把我那时候的“怀疑”——这些怀疑独立于从苏联那里不断“泄露”出来的事情——记在这里，尽管它们当时让人很不自在，而且也很难自我说服。
我有时会研究自己当下的思想——其中有些思想是新出现的，带着让未经检验的思想增色的格外鲜明的轮廓，它们尚未经过事件的侵蚀和塑型，而有些思想的无礼让它们自己也感到震惊——我会想：将来，这些思想中有哪些是我本应该听从的，应该进一步发展的？十多年后，哪些思想会显得荒谬，甚至可悲？
克兰西来到我这里时，病得很厉害，几乎快要散架。他从巴黎来，那里住着他的一位好友，一个美国女人，她说他疯了。多年来，人们一直这样对他说。“克兰西，你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他刚刚断定，他们的话也许有些道理。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发现我是心理医生的很好的替代品。他比我年轻。
按照我用来衡量杰克、哥特弗莱德和其他人的冷冰冰的、但又很好用的标准，克兰西和我在感情上很不合适——这是最要紧的——在性关系上也不合适，但这是因为当时很多美国人对感情都抱着冰冷的界线分明、保持距离的态度，让人望而却步。但我们在心智上般配，好吧，在一段时间里面般配。首先，他博览群书。他妈妈是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非常穷，她——还有克兰西的爸爸——把自己看作那场世界性伟大革命运动的继承人，她继承的东西里面当然包括了文学。他的父母都是工人的发动者和工会组织者，经常丢工作，而被迫换地方。抚养孩子的任务始终排在革命后面。简而言之，克兰西是个幸存儿，他是我所知道的极端例子之一。“怪不得你这么惨。”我经常这样对他说。而他说：“夫人，我不惨，其他人才惨。”
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让他成了双料的不法分子。首先，在陷入红色恐惧症的美国，他是个革命者。其次，他又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也是共产党的叛徒。这意味着他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一开始这是他妈妈的决定：如果苏联奉行斯大林主义，那么她就追随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大学里，他被斯大林主义者痛斥、辱骂了几年。现在他自己决定要做一个托派分子。而用不了多久，英国和欧洲各地的革命青年都会称自己是托派分子。
我要提一下这场古老的分裂，因为人们正在将它快速遗忘。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曾是斯大林主义者，而托洛茨基是个叛徒和异端。但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相信，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如果是托洛茨基获胜，而不是斯大林，那么共产主义就能成为它原本所设想的乌托邦。研究苏联革命的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写了两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武装的先知》和《缴械的先知》。我推荐这两本书。多伊彻在书中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角逐的角度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读者很容易看出，这两个人经常交换位置，一个人不久前还在指责对方奸诈虚伪，转眼间自己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就像观看木偶们在跳舞。这些稻草扎的小人被倾泻而下的大瀑布冲走。布尔什维克们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后，一致同意他们不会像法国革命者那样内斗，不会相互反目、相互指责、相互屠杀。然而他们后来却不折不扣地做了这些事情。
伊萨克·多伊彻认为列宁是个完人。很有意思，因为“完人”这个概念来自灵性传统。
当我把克兰西·西加尔介绍给鲁本·席普、泰德·阿兰和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时，我稍微领略了托派分子在美国的待遇。圈子里的人都曾经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见面时带着挖苦的或者说嘲讽的语气，立即展开了怨毒的辩论。但他们毕竟还相互说话，就在不久前，没有哪个斯大林主义者觉得托派分子配得上他们的一声招呼——更确切地说，他们觉得，就连用碎冰锥往对方脑子上扎一下，这些托派分子都不配。
我回想起索尔兹伯里的托洛茨基小组。我私下里曾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活泼、更有趣。托洛茨基分子有些气质上的特点：无政府主义、易怒、极爱挑衅、有趣。
五十年代党内有个玩笑：斯大林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者是同一种材料，他们喜欢一致性，倾向于保守；荣格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很类似，都是反叛者。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很难向读者解释弗洛伊德主义者当时在人们眼中的形象：他们是一个教会，他们是教士，是已经揭示出来的真理的拥有者；他们迫害反对者，或者是偏离他们的道路的人。他们没有幽默感。他们是恐惧症妄想狂。我不能说，我觉得弗洛伊德是最可爱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比马克思好，但他（他们两个）不是肯定会厌恶自己的这些继承人吗？开创新思想、掀起新运动的人知道将来注定会发生的情况，将来的景象一定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会催生一代人，这些人咆哮着狂咬他们的残尸，把他们变成偶像，这些人会变成狂热分子和偏执的人。
我发现，我跟托派分子克兰西的政治观点相一致，当时我还是党员，但已经在想着如何脱党才能不惊动别人。我对克兰西的政治观点的认同当然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为党对托洛茨基的官方路线依然没有改变。在左派当中，每个人总会花上很多时间来确定认识上的确切立场。个人的“路线”没有必要符合党的路线——事实上也很少符合。克兰西和我会花上几小时来讨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呢？你觉得这个是真的，还是那个是真的？一定要有一场革命——嗯，这是当然的——但现有的各国共产党，英国的和欧洲的，确实不可能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他们太容易妥协了。
克兰西对女人有一种直接的、聪明的理解，他对女人的理解并不是对女性的理解，而是对我们的处境和困难的理解。这是因为他目睹了他母亲的漫长苦境：抚养他，非常穷困，没有他父亲的协助——他父亲离开了他母亲，建立了另一个家庭。女人很容易回应他。我在《金色笔记》中称之为“命名”。他“命名”我们。他把自己遇到的每个女人带上床，或者说，他总会试着这样做，这是他的原则。独行侠的风格。他告诉我，在他周游美国的旅程中，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很少独自过夜。我不觉得这些女人遭受了损失，即便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因为当他第二天早晨离去时，这些女人都会觉得自己得到了支持，就因为他理解她们。
我怀着羞愧回忆起当时的愚蠢：当克兰西来到我床上时——我记得那是他到我公寓里来的第一个晚上——我觉得，杰克离开后一直笼罩着我的孤独从此结束了。当一个女人需要男人，需要一个可以拥有、可以怀抱的男人时，再没有谁比她更蠢了。
没有，我的愚蠢没有持续很久。这又是一个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客”态度的男人。杰克和克兰西都出现在《金色笔记》里。《金色笔记》中写的并不一定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情感上的真实状况完全反映在里面。《与虎嬉戏》里面也有他们。后来克兰西写了一本小说，把我写了进去，但我没有去读。我通常不读关于自己的书，除非是一些资料性的书籍，我必须查证里面关于我的事实性陈述。我不读关于我的书，因为抗议和争吵的诱惑可能是无法抵挡的——一个人有可能会把一辈子的时间花在这上面。
“我没说过这话。”“噢，你说过。”
“我告诉你，我没有。”“但我告诉你，你说过。”
“没有。”“有。”“没有。”“有。”
“从来没有那么回事。”“我知道有。”
“我知道没有。”“就是有。”“没有。”“有。”“没有。”“有。”
这类争吵大多数不会高于这种水平。对你来说真实的东西对我来说未必是。
克兰西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新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他们有个小孩。他有过一任妻子，沿途和很多女人在一起过。我认识他的时候，家庭生活、亲密关系等对我来说变得轻松自如，但对他来说只意味着陷阱，年轻人都很容易这样想——尤其是在当时。居家的生活状态就是对纯粹、善和高尚的背叛，就是对布尔乔亚道德的屈服，当然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了。他经常告诉我，他在美国如何离开了一个朋友的房子，因为那个男人结婚了——最终的屈服——他家的浴室橱柜里面居然放着避孕啫喱。这就是证据，证明了他的朋友对他们立志要成为年轻骑士的标准的最恶心的道德沦陷。在他周游美国的道别之旅中，他发现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有一半都结了婚，他们的浴室里有个表明他们堕落的橱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明白事情就是这样，我必须离开。”居家的污浊——他走进一座房子就会闻到。
我们在一起——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的话——有三年多。
关于克兰西对伦敦的叙述，我确实没有什么要说的，除了一点：他声称，他在伦敦时，总是被迫在廉价的汉堡包店里吃饭。而事实上，伦敦的一些最好的业余厨师在帮他做吃的。如果他真的去了汉堡包店，那也是某次怀旧之旅，去缅怀自己年轻时代的不可思议的贫困。伦敦对克兰西极其友善。
他，克兰西，是个浪漫的人。当时的左派都是浪漫的、英雄主义的，头顶上盘旋着英雄的幽灵。这种浪漫和英雄主义的阴暗面要到晚些时候才显露出来。
现在，我遇到了克兰西，当时正是左派的浪漫——滥情——渲染开始让我感到震惊的时候。多年来，它们是我赖以为生的东西，曾是我的燃料，是我向着更好的事物前进的动力。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人舒舒服服地顺着浪漫和英雄主义走下去，但有一点不自在，一开始最多只有一点点，然后越来越不舒服，再后来，当眼中的白翳散去，突然爆发出对自己的厌恶，对曾经的自己的厌恶。接下来，你对过去的自己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它应得的，但你不得不这样，因为它对你仍然是一种威胁。
作为二十八九岁的男人，克兰西在情感上比他的年龄年轻，而我在经验上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年长。所以，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存在于我们之间，当他说我太务实、太实际、太“有理智”时，他不是在称赞我。
克兰西使我对自己的看法产生了有生以来最剧烈的紊乱。我一直被人们看成是特立独行的人——不圆滑，不迁就，“难说话”——但现在，突然有人指责我是位英国太太。任何一个真正的英国太太只要看上我一眼，就会当即拒绝承认我这个冒牌的姐妹——但跟克兰西说这些是没有用的。在他看来，我这位英国太太对生活的严酷现实和穷人的挣扎一无所知。克兰西从来就不是一个会保留自己对事物的负面评价的人，他劈头盖脸地斥责我，但我尽我所能给予最有力的反击。我刚刚学会了不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的艺术，马上就发现自己要投入战斗，在这位野蛮、愤怒的社会批评家面前捍卫自己好不容易习得的社交优雅。
“耶稣啊，你这个英国人要了我的命了。你为什么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立即担当起对我进行现实生活教育的任务。他从爵士乐入手，为此我一直感谢他。到那时为止，爵士乐对我来说无非是索尔兹伯里的体育俱乐部里面的那些“孩子”，在醉酒狂舞的时候模仿起书包嘴，或者就是科尔·波特的舒缓的旋律。
他陪我去买了唱片机和二十多张唱片，每张都有其独特之处：爵士乐的标志性作品，或者是某位大师的经典。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才领会到这是一套多么完美的收藏。没有一个沉浸在真正的爵士乐和蓝调中的人，他（她）的感性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克兰西知道这一点。他最擅长的就是当老师。他把改造、重塑他沿途遇到的每个有缺陷的灵魂视为己任。他带我进入了爵士乐、蓝调音乐的历史，教我怎样聆听不同的乐器，怎样分辨真伪，怎样欣赏乐队合奏的匠心，教我认识乐器的家族。他坚持认为，我应该像他一样，只拥有最纯正的趣味。后来，他不再指导我了，我不再用那么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也许会带着一点负疚感去听艾灵顿公爵、艾萨·凯特。
我听爵士乐，尤其是蓝调音乐，听了四年之久。它对我有什么影响？如果说战争年代那种思恋、盼望、渴念、“你远在他乡”的音乐——《我含泪起舞》、《烟雾弥漫你的眼》——让我们每个人感染上浪漫爱情的倾向（其核心是不可企及的爱），那么爵士乐，尤其是蓝调音乐，则让我们倾向于受苦，去领略失落的痛苦带来的欢乐。我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了，对我而言，我听比利·赫丽黛、贝西·史密斯，或者是大鸟那让人心碎的萨克斯风的断断续续的抽噎，音乐伴随着我的痛苦时光，两者在互相加强。青春期那丰富的、让人沉醉的伤感有可能逐渐加深，最终变成危险的东西，变成毒药。
克兰西向我传授了一套美国工人阶级关于荣誉的法则，但它一定是受到了俄国、东欧和犹太小镇的工人的影响，不是吗？克兰西永远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从未听说过这么僵硬的行为法则。
第一，如果一个朋友——即便只是一个熟人，甚至只是你听说过的人——失业了，那么帮他（或她）找工作就是你的首要义务。它高于一切，你要把它放在你的所有个人利益的前面。这是三十年代的失业留下的遗产。
第二，无论何时何地，你都理所当然地恨警察。你永远在警察面前维护你的朋友或同伴，关于警察的一切谎言都是好的，因为警察总是编造关于工人和穷人的谎言。克兰西在美国南部各州游荡，从城镇到城镇，有时徒步，有时搭车，曾经被警察当成氓流逐出镇子，载着他开出市区，把他扔下，或者把他关进监狱，把他当成各种罪行的嫌疑人。你只要说一句为警察辩护的话就证明你是中产阶级，是敌人。
第三，如果你的朋友、同志、妻子或朋友的女友到了穷途末路，你就要四处为他（或她）筹集钱和食物。
第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个人只要在逃亡、藏匿，你都要庇护他，帮助他藏身，不问他为什么逃亡（当然，政治上的敌人不享受这样的待遇）。我想这条原则一定是奴隶制时期的遗留——藏匿逃亡的奴隶。
克兰西对我的教育还包括他对伦敦的探索——伦敦那些肮脏贫苦的街区，因为他的本能把他引向那里，仿佛只有在更低的深处，才能找到真理。比如，我从来不知道，在苏荷区的一个街角每天都有人在那里玩扑克，就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克兰西缺钱的时候经常会去那里碰运气。他经常跟妓女们聊天。他对妓女的态度让我十分恼怒——他把罪恶和贫困愈发地浪漫化、光辉化。当时的美国人全都对妓女着了迷，就仿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一个妓女也没有。那时候，来见我的每一个美国人都会立即向我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姑娘们。我指点他们去苏荷，姑娘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要么就是贝斯沃特。但没过多久，卖淫不合法了，于是我指点他们去报刊亭。
克兰西很快跟艾利克斯·雅各布斯交上了朋友，艾利克斯是个身材魁梧、很友善的年轻人，让人一看就喜欢，他是将来组成新左派那些人中的一员，新左派当时还在诞生的过程当中。他说，他曾经有几个月被迫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干，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我不止听到一个人这样说。艾利克斯躺在床上是因为肺结核。他躺在疗养院，每时每刻都在读书，出院时已经在以怜悯的目光来回望自己无知的少年岁月。他是个记者，立志要写作。这两个年轻人在伯爵府、诺丁山门、苏荷一带转悠，哪里有事情去哪里——犯罪、丑闻、抗议、“示威”——他们出入酒馆、咖啡馆、巴士站台、便宜的餐厅和正在四处开张的咖啡厅，他们看着穿梭的人群，不停地说话、倾听，向权力部门报告一些小小的不平事件。他们都是局外人，置身这条不成文的法律之外：英国社会的两大阶层应该互不往来。克兰西的美国口音和艾利克斯的工人阶级口音（他每逢出去探险就故意夸张这种口音）让他们能够被我们所说的“平民”所接受。他们可以去像我这样的人不能去的地方。当我还带着罗得西亚口音时，我也可以去那里，因为那种口音把我置于这个体系之外，但后来我的口音没有了，按照英伦三岛的规矩，人们开始按照我怎样说话来判断我。我在一个很意外的情境下发现我失去了我刚来英国时的自由。那是在德文郡，我朝着一家五金店走过去，看到店主在打量我。他站在过道里，手放在髋部两侧，无疑在捉摸：“她看上去像是他们，她的衣服……但又有点什么东西不是完全像……”他等着我开口。“你这里有……”不管我说了什么，他的姿势起了微妙的变化，他放下胳膊，然后说：“是的，夫人，如果你愿意进来。”
克兰西和艾利克斯经常在一番巡游之后像一阵风一样回来，情绪高昂，一边喝着咖啡，或者吃着饭，一边把他们经历的事情一股脑地告诉我。一些男孩和年轻人的圈子接受了他们，把他们两人视为圈子里的荣誉成员，这与他们的身份相符，因为他们俩已经离开了学校。当时孩子们离开中学的年龄是十五岁。这两个男人跟这些“孩子们”互相认同，这些孩子都只受过一点教育，或者没受过教育。除了在街上游荡之外，这些孩子跟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身上洋溢着想要保护被欺凌的人的激情——我知道我正在目睹的是什么，好吧，应该说是，我知道他们在邀请我分享什么。一天晚上，他们带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在我这里坐了两个小时，在艾利克斯和克兰西的鼓励下讲述自己的生活。他平时总会担心自己说话缠夹不清，但他们对他的处境的理解让他的表达比平常条理清晰得多。他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意见，但他不希望将来像他的父母一样。他的教育是通过电影获得的——电视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电影拓宽了他的视野，他不想将就着（这是克兰西常用的字眼，意思是勉强接受次好的东西）去过跟他父母一样的生活。但他知道，他受到的教育不足以让他进入更好的环境。他说他没有工作，因为他不想接受现状。但不久他就要找份活儿干，因为他不想靠父母养活，然后他会结婚，娶一个像妹妹这样的姑娘，一结婚，他就落入了陷阱。现在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点自由时光，他趁现在还能享受的时候享受着它。一结婚，事情就这样了，就结束了。换言之，他的想法跟他妹妹正好相反，他妹妹盼望婚礼，婚礼之后生活才开始——他是这样说的。一周后，爆发了诺丁山门种族骚乱，年轻白人殴打黑人。在我这里那么明智地谈论自己的生活的年轻人被捕了，很快就在老贝利法院接受庭审，我和克兰西、艾利克斯一起去旁听。他们确切地知道那天晚上的情况，因为他们当时就在那里，一边四处闪避，一边观看。我知道那天晚上的情况，因为他们把经过告诉我了。我们坐在拥挤的法庭里，眼睁睁地看着警察说谎，证人说谎，辩护律师说谎，当然，被告为了保全自己也在说谎，但没有用，他们被判入狱。我坐在那里，看着陪审团，心想幸亏我不是陪审员，如果不是已经知情，我不可能分辨得出谁在说谎，谁没有。
克兰西和艾利克斯继续进行他们的研究，即便是在新左派成为一个社会单体、一个部落、其成员基本上只跟内部人打交道之后。一天，他们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年轻姑娘，她被一个希腊餐馆的老板关了起来，他们要去营救她，然后把她送到我的公寓里来。她是个亮丽丰满、又有些体弱的美人，有一双凄迷的蓝眼睛。她十八岁，是那个希腊人的情妇。她说她的父母不喜欢她。希腊人有老婆和孩子。他白天把她关在一间屋子里，不让她出来。她觉得无聊，她说。她怕他，她说。
克兰西和艾利克斯似乎相信，我要做的只是对她说：“现在好了，姑娘，振作起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无论我说什么，无论怎么说，我的话在她听来都是这个意思。虽然她不是特别聪明，不像那个正在什么地方服刑的年轻人，但她确实明白这一点：她不会嫁给一个像她爸爸那样乏味的男人，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但她现在又在做什么，不是在给希腊人当奴隶吗？我这样问她，但她只是微笑——她那慵懒的、近乎无知的微笑。我看得一清二楚，她之所以同意跟这两位青年英雄逃出来，是因为在她听来，他们在向她允诺一个未来。散发着迷人光彩的未来，时髦优雅的人，跟这位著名作家（他们是这样向她说起我的）一起度过激动人心的时光。她向我暗示她想成为模特，成为电影明星。我让她失望了。她指着那些印着我的名字的书，问这些书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她盯着我，满腹疑惑：“既然这样，你的日子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住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地方？克兰西和艾利克斯到底答应了她什么？好像是生活的全面改善、提高和启蒙。他们会蹿到我这里来，看看事情的进展，看到我们在厨房一起喝着茶，闲聊。我们有时喝烈性一点的东西——她喜欢喝点杜松子酒，或者是甜酒。她习惯于晚上跟希腊人出去，跟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喝酒。
她随便穿我的衣服，因为她一件衣服也没带。她把她考虑要穿的衣服推到衣柜一边，看不上其他的，然后把自己打扮起来。那时候我经常穿黑衣服。“你的行头为什么全是黑的？”克兰西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显然，我在哀悼我的生活。”但是对她，我说：“因为黑色适合我。”她给我穿上一件红衬衫，一件白的，试了一件又一件，她说我说的没错，我应该穿黑的，但她觉得我的口红……她用她的化妆品给我化了妆，然后摇了摇头说，是的，我应该保持原样。她对我和我的衣服进行检阅时绝对全神贯注。但检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她觉得乏味了。她等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克兰西和艾利克斯来了，她——有些难为情地——问他们，他们把她带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他们说，她没有想过要去上学，获得这种或那种证书，甚至也许能去上大学吗？他们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当女人发现男人连显而易见的事情都看不出来时的那种不可思议。她坐在那里，穿着我的樱桃红的长礼服——她跟我在一起的那十天，那身礼服几乎从不离身——抽着烟，他们欣赏着她的胸部，因为她让礼服敞开到腰际，白皙的膝盖从樱桃红的褶皱中露出来。她说她没想过去学校，没有。那么，他们说，多丽丝会去打听一下当发型师的事情。“她们挣多少钱？”她没精打采地问，漂亮的蓝眼睛因为厌倦而变深了。
她个子太矮，当不了模特，差了几英寸。问她想不想当文胸和内衣模特。她说，她觉得她的迪米特里是不会允许她这样的。她不想让他不高兴。他说他最近就会娶她的。好吧，也许他会的，奇迹也是有的。是的，她确实喜欢他。她喜欢稍稍地挨点打——“他从来不会打出印子来，莱辛太太。不要以为他会那样”——然后被扔到床上。有一天，她没有从她的房间里下来，她平时都是大约中午下来，当我上楼时，我发现我的礼服长裙放在床上，她已经把床整整齐齐地理好了，像个好姑娘一样，枕头上有一张纸条：“很感谢。不会做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哈哈。”就这样，她回她的希腊人那里去了，以后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现在她一定是个肥胖的染了头发的老女人，没准是个酒鬼，想到这些让人觉得刺痛。
我在沃里克路住的时候，经常晚上出来散步，很晚才回去。以现在的标准看不算晚，但那时候人们上床比现在早得多。那时的街道十一点之前就空无一人，跟我刚来伦敦时一样，现在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仿佛一直如此的事情——街道在午夜之后依然欢腾，活泼的三五成群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在街上猎奇作乐——当时一样也没有。只有当彼得住在学校或者是艾希纳家时，我才出来散步。并不是因为我不敢留他一人在家里——那栋公寓楼下有人住；而且一开始我还是房东，屋子里有其他人；后来有克兰西，他的打字机像机关枪一样响个不停。我不担心彼得，是彼得很担心我，因为他爸爸已经消失了，说不定我也会消失。虽然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担忧讲出来，但我知道。
在伦敦的街道漫步，就像我在索尔兹伯里的夜间漫游，我出发时，路边的屋子里都亮着灯，而当我回家时，那些屋子都变得漆黑，每家每户播放音乐的收音机也陷入沉寂。但现在，我一路走着，沿途逐渐熄灭的是闪烁在窗帘上的电视机的点点荧光。
我在做什么？我在找什么？我需要走动，因为我体能充沛，这是我在写作所必需的那种仪式中积累起来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无意识地走，写下一点东西，工作，直到达到努力的顶点，极度紧张，让我筋疲力尽，倒下来睡上几分钟，然后又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个过程也许会持续几个小时，在打字机前的全神贯注，恢复体力的小睡。然而非常奇怪，这些都没有让我的体能释放完，反而留下一些能量，我必须把它用掉。
从房子的高处走下来，我进入的不是我白天熟悉的街道。夜晚的伦敦是一片陌生的陆地，散步的时候，我没有在想，这是肯辛顿商业街，这是伯爵府。我往往避开大街，因为我觉得它们很陌生，板着自足的、硬邦邦的面孔，把我排除在外。这是小孩子对特定街道，甚至是房间的感受方式。转过街角，迎面而来的是一排不熟悉的商店，猩红色的信箱带着敌意，马路对面的小公园里长满了不认识的树和灌木——然而有些小孩在那里玩，他们仿佛不认为有什么危险——或者是打开门，走进一座新房子，家具按照特定的秩序沉重地站在那里，仿佛在说，别进来。但突然你坐上了一把欢迎你的椅子，或者走进了一家商店的过道，一个女人抬起头，冲着你微笑……在这种地理中，没有街名，没有建筑名，也没有门牌号码，没有哪个成年人能辨认出一个小孩子了解一条街、一座房子、一个房间甚至是沙发一角的方式。就算是一座城市的常住居民也无法体会初来乍到的人对这座城市的领会。
我会快步穿过一些街道，因为我不喜欢它们，而有些街道我喜欢慢慢地游荡。当我来到伯爵府的那些像仓库一样的巨大建筑之间，它们矗立在那里，变得漆黑，沉默不语，对我无动于衷，我会快步走过那里，不想挑起它们对我的攻击，因为它们似乎充满正在酝酿的暴力。当我发现自己来到艾伯特演奏厅，一小时之前这里也许还人声鼎沸，像个装满玩具的大盒子，现在却以它平静的圆顶让我安心——是的，这里欢迎我。但我也许会径直沿着一条近路去肯辛顿商业街，那里空寂无人，仿佛被瘟疫袭击过。但这才是午夜。也许会有人在通宵巴士站上等车，我慢慢地走过去，看到香烟的微光照亮了一张脸，他根本没注意到我，因为有辆红色巴士正从西区缓缓驶来，开往郊区，我想到那里，就像想到遥远的鞑靼，但心中并无喜悦，没有那种你想到有朝一日要去的地方的喜悦。没有，那里是一大片阴暗的半城市化的地方，到处都是立在小花园中间的自足自满的小房子。这就是当那个孤身一人的乘客踏上巴士的门板，巴士载着他离开时，我脑海中展开的联想。伦敦的庞大让初来乍到的人感到多么沮丧，我来伦敦六年、七年甚至八年后，仍然是个初来乍到的人，因为我一直都在试图理解伦敦的庞大，试图吸收它。而老练的居住者懂得用活（“活”就是调动自己的身心和感官）在其中的一部分来降服它，把这一部分变成自己的家，嘴里说着“伦敦就是很多村子的大杂烩”，挑一个村子住在里面，把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其他部分排除在外，每天等着街对面的女人冲自己打招呼，蔬菜店的男老板冲自己挥挥手，25号家的猫“喵呜”一声欢迎自己，或者拐进一条马路，在那里，每到春天，一棵树上就会开满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而每到秋天，一丛灌木就会为自己装点上猩红的色彩。
那些夜晚，我走过的街道没有任何热闹的场所，没有餐厅，没有咖啡馆，酒馆也都早早打烊了。如果我早点出来，赶在酒馆打烊之前，那么每个酒馆都是一个欢乐的岛屿，它们向街道紧闭，窗户里灯火通明，挤满了彼此认识的人，因为酒馆就像俱乐部，只是没有严格的规定和会员制，同类人聚在一起，结成小小的社交圈，互相做伴。但等到酒馆也打烊了，就只剩下光线黯淡的街道和黑魆魆的房子。沿着一条街，转弯来到另一条街，然后又是一条，我从来不看街名，因为我不在乎自己在哪儿，但是当我从一个街道小枢纽走向另一个小枢纽，或者是从一条街来到另一条街时，我有时像是从一个地域进入了另一个地域，每个地域都有它自己的浓烈的氛围和气息，那是我和我对了解这个新地方的需要赋予它的。我不打算知道它的名字，以便下次能找到，因为我确信我经常是沿着同样的街道在走，经过同样的房子，但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的识别力和理解力每天晚上都不一样。况且即便是在白天，光线或角度的变化都会创造出新的景象。如果你经常在一个地铁站上下车，你沿着台阶下到站台，你对站台的熟悉就像对自家门口的街道一样，然而当你转了一圈后回家，从站台拾级而上，你会发现你下车的站台跟你出发的站台会很不一样，相距有十步之遥。
我会走上两三个小时，不担心迷路，因为我肯定会经过一个我认识的地铁站，或者是一个警察站。我会走进去。“好吧，你离家太远了，是吧？”警察会责怪我。
“是的，我迷路了。”我轻快地说，显出无能的样子，作为他帮助我的酬劳。
“你可以乘街角的通宵巴士。”
“不，我更愿意走回去。”
“那好吧。”他走出来，站到门口，“你就沿着这条街往下走。然后左转，然后……”
整夜在伦敦——或者是任何大城市——游荡、从来没想到要害怕的日子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那时候，我把自己的安全看作当然的。
如果有人暗示，我可能会被强奸——这是今天的年轻女人会担心的事情——我就会带着义愤说：“真荒唐。”但女人们变了。有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会看到一个让人不快的男人穿着一件鬼鬼祟祟的大衣，或者是雨衣，突然打开，露出……但我会继续往前走，心里想，可怜的东西。如果一辆轿车在我身边慢下来，看我是不是卖身女郎，我就会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加快脚步。我从来不觉得受到了侮辱。女人现在变得这么弱不禁风，易受惊吓，缺乏应对本领，这是件好事吗？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夫人们（或者说就像描述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夫人们，但我从来不相信那些描述），女人现在见到意料之外的阴茎就会尖叫，或者晕倒，听到一些暗示性的话就觉得遭到了侮辱，一个男人恭维了她们几句，她们就要找律师。所有这些都是在两性平等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这些散步的夜晚，我从未遇到过危险，我有时走过一些最让人反胃、最阴暗的街道，我在那里如果感觉到威胁，那只是因为我没能理解我看到的东西。已经有很久了，我在伦敦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感觉到那种冷冰冰的排斥，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被带进一个房间，房间的椅子和沙发上坐着高高的、刻板地假笑的成年人，那些椅子和沙发变得陌生起来，尽管当房间里没有陌生人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玩捉迷藏时，它们都是你的朋友和熟人。
我回到家，也许是凌晨两三点钟，我公寓里的那些房间——尤其是起居室，它其实相当大，厨房也是个大房间——看上去都很小，而且显得过于引人注目，非常平庸。我都去了哪些地方？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的脑海里全是黑暗的街道和建筑。房子的窗户上反射着昏暗的街灯，如果一座房子里突然有了亮光，我就会觉得似乎是那个地方在抬起眼睛看着我：你是谁？
这就是夜晚，伦敦街道的真正面目被隐藏起来的时候。日光下的伦敦不是我初到时的那个城市，当时那个城市如此灰暗、破败、没有色彩。而在日光下的伦敦，战争正在成为历史，建筑粉刷一新，新开张的咖啡馆为街道带来了生机。我刚来的时候，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场或那场战役——在北非、埃及、缅甸、印度、法国、意大利、德国的战争——谈论伦敦的轰炸。新一代年轻人不谈论战争，那场战争十年前就结束了，他们希望过得开心。他们穿的衣服跟战争时期的单调实用的衣着相差十万八千里。到处都有印度餐馆，它们把我们从原来的艰难抉择中解救了出来：要么在昂贵的餐厅吃饭——大多数人吃不起——要么在家吃饭。冷战仍然在用浮夸的言辞和花哨的辞令冲击着我们，但在左派（或者只能说是“左派倾向”，因为它浸透了根本不称自己为“左派”的思想）内部正在萌发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当时正处在一个进程中的这种阶段：思想、观念、新观念——全都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批判——正在一座大坝后面累积，越积越高，很快就会冲决而出……成为新的规范。
当时我已经很难记起我刚来伦敦时有多么沮丧，我每次出门，每次离开我居住的小小庇护所向外探险时，我都要加固内心的防线：不，我一定不能让自己为这个而沮丧。
现在，我的第一只猫——在我的家里，我自己的地方。照料它是我的责任。我曾经极其喜爱农场里的那些猫，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但我并不怎么了解它们。我妈妈在照管它们。有人说我这里对猫很合适，迫不及待地要为一只小猫找个家。他们想，我有两层楼，前门有个直通花园的楼梯，还有一个宽敞的平屋顶——我当然必须要有只小猫。我们就是这样开始养猫的。猫是什么？单单一只猫是什么？一个小生灵，没有权利，能活就活，随遇而安，养在家里的时候，经常因为主人的忽视而得不到好的照料。我不知道怎样照顾猫。农场里有室内猫和户外猫，它们在狗的水碗里喝水，奶桶拎过来的时候，人们会给它们一些奶，它们在灌木丛里追捕猎物，也会得到剩饭和零零碎碎的吃食。它们很容易就会死掉——不值得带猫去看兽医，兽医离农场有几英里远，而且总要诊治那些更重要的动物，能干活的动物，比如狗和牛，还有竞技场上的赛马。它们很容易跟真正的野猫一起跑掉；它们会被蛇咬，或者被眼镜蛇喷的毒汁弄瞎眼睛，不得不被“解决掉”。农场有不计其数的小猫仔，大部分在出生时就淹死了。
我弄来了一只猫，我养猫的学徒期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只黑白花纹的猫，最普通的杂毛猫，胖嘟嘟，甜甜的，相当傻，而且喜欢黏人，因为她喜欢整日整夜每分每秒都跟我在一起。
它不喜欢罐头食品，而且慢慢说服我，它应该吃小牛肝，在饮食革命之前的那些日子，肝脏、腰子这些“下水”都非常便宜，光是它们的价格就足以证明它们不值得人去吃。它喜欢牛排，喜欢吃一点鱼。它吃得太好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肝脏、牛排和鱼这种饮食组合对猫没有好处。我希望我确实给它和它的小猫们在下面放了一碗水。大多数猫都喜欢喝很多水，但不是特别喜欢牛奶。没有，它没有生病，它茁壮成长，但是没有活多久，因为它从平屋顶上摔了下去，把骨盆给摔坏了——我在农场里学到的东西至少在这里延续下来，那些猫很快就会把它们的九条命用完。
它得到了好心的照顾，有人喂它，带它去看兽医，它被当成宠物，有人为它手忙脚乱，它睡在我的床上。然而我是到了后来才懂得欣赏猫，欣赏每一只作为个体的猫，它们每一只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后来，有些猫以它们的性格的力量，以它们的聪颖、勇气、痛苦中的坚韧、对你的想法的敏感、对幼仔的呵护（在我的经验中，公猫也会照顾幼崽）在我生命中留下了的印迹。然而这只猫，我成年后的第一只猫，却只是一只甜美的猫。
我必须学会怎样观察猫，跟它交往，参与它的情感生活、它的爱、它的感情、它的嫉妒。因为猫像人一样，是嫉妒的生灵，希望在你的感情中占据首位。你从猫身上得到你给予它的东西（甚至是百倍地得到）：注意力、观察。最重要的是观察，那么你就会知道这只猫在想什么，知道它的感受。以为猫都是一样的，以为猫“独立”、“不关心人”、“对你感兴趣仅仅因为你喂它”的人会错过所有这一切。
我们难道不是经常看到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一只聪明的猫，住在无知的主人家里，试图打破主人不敏感的藩篱，告诉主人这里有一个有爱的生灵，随时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但它再次遭到断然拒绝，被粗暴地撵下膝盖，甚至挨了一巴掌，它走到一边，闷闷不乐却又非常耐心，一个小傻瓜。
现在我知道，我错过了跟第一只猫的整个的回应与情感的空间，因为我当时认定它很甜美，但不是很聪明。但如果你从它的视角看，你就会看到，这只很黏人的猫，它的天性就是要跟一个人在一起，不分昼夜，但它发现自己来到一座公寓，跟一位女主人在一起，这位女主人工作时不会注意它，总是不安地来回走动，或者躺下打盹，醒来后就会跳起来，把它赶走。这位朋友还经常外出，有回出去了六个星期，对猫来说六个星期多么漫长，也许跟我们的好几年差不多。是的，她有时候一走好几年，把它留给其他人，他们可能会喜欢它，可能不会。等这位女主人回家了，这只猫就又可以指望在床脚有个暖烘烘的地方可以睡觉了，然后发现也许指望不上，因为根本不能确保床上只有一个人，它经常要撤到椅子上，让自己缩得很小，以免让人讨厌。家里有个小男孩，他很和气，但他没时间跟它在一起，而且他总是来了又走。它每天都要经受的感觉的洪流——它别无选择——它们让它心神不宁，经常很让它害怕——猫能觉察到任何一点细微的感觉。这里不是一个安宁无忧的地方；这里的人都很不安、焦虑、来来走走。这就是为什么这只猫总想跟它的女主人在一起，它担心它可能会完全消失——如果它可以消失几年，为什么不会永远消失？
这只猫跟到这座公寓里来的每个人一样，对自己头上的屋顶没有多少信心。
现在，仅仅是出于描写它带来的快乐，我要提到一桩天堂中的婚姻。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者，一位俄国姑娘塔玛拉，在莫斯科遇到了英国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比尔·拉斯特。比尔·拉斯特当时在莫斯科出差，他声名远播，深得大家喜爱，在共产主义世界之外也广受尊重，因为在共产主义原则的界限之内，他是一位坦率直言、不偏不倚的编辑。由于他的身份，她立即被获准离开苏联，跟他结婚。而有些有望成为新娘的姑娘苦苦等待多年，始终得不到批准。比尔·拉斯特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塔玛拉成了寡妇。她的气质、信仰和受到的训练都让她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活动家。她也仍然是个十足的俄国人，在英伦岛国的工人眼中具有异国情调。党交给她的工作是发动英国的农民。（这种组合绝对是党在开玩笑。）塔玛拉在去西部乡村的旅途中结识了沃根·菲利普斯，沃根是切尔滕纳姆附近的一位乡绅（一位贵族）的长子。沃根的共产主义者身份让他父亲极为震怒，决定一个子儿也不留给他，但却不能剥夺他的封号，这是他将来必定会继承的。沃根想娶塔玛拉，这很容易理解。她想嫁给他，但让自己投身这样一桩婚姻，这样一项滔天大罪，不可避免地让她产生了疑惑，她在婚礼之前的几天里陷入了极度尖锐的矛盾，那几天主要是跟我一起度过的。“我，比尔·拉斯特的遗孀，”她质问自己，“怎么能嫁给一个英国贵族？”
“很简单。”我说。（当时党内有个玩笑：共产党也许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人当选下院议员，但却可以很轻松地吸引上院的贵族们。上院有三位共产主义者，沃根很快也会进入上院。还有一位共产主义贵族是艾弗·蒙塔古，他爱共产主义的中国。他把乒乓球引入那个广袤的帝国，这项运动繁荣至今。）
塔玛拉想嫁给沃根，这也很容易理解。沃根也许是我认识的最英俊的男人。他具备贵族的一切美德，却没有贵族的一丝恶习。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而且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这样认为。但塔玛拉来自优秀的共产主义俄国血统，而且……“你当然应该嫁给他。”我这位浪漫主义者敦促她，无法忍受真正的爱情横遭纯粹的政治因素的阻隔。
婚礼在伦敦北部的一座房子里举行。房间不是很大，客人也不多。沃根泰然自若，恳切温和，塔玛拉则在欣快、疑惑的交汇中躁动不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也到场了。他即便不是在扮演把新娘交给新郎的角色，至少也代表了两国无产阶级对两人结合的赞同。他带了一位助理。这两位矮小粗壮的男人穿着他们最好的硬邦邦的周日西装，依靠自己的性格的力量在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场面中保持着自持。当时还有谁？我只记得两个身材高挑的漂亮的年轻人。他们斜靠着壁炉台，目光柔和地看着大家，向所有在场的人倾洒着他们的魅力。其中一位是萨莉，罗莎蒙德·莱曼和沃根的女儿——两个漂亮的人生出的姑娘，每个见到她的人都记得她是位绝代佳人——另一位是帕特里克·卡瓦纳，一位诗人和作家。他们要么已经结了婚，要么快了。然而她没过多久就突然辞世。萨莉和帕特里克本来会像沃根和塔玛拉一样，从此以后快乐地生活，度过很多很多个十年。
我和彼得一起到沃根和塔玛拉的农场去过两三次。沃根的父亲一个子儿也没有留给他，但幸运的是别的地方一定还有一个或半个子儿。他们的生活是英伦之梦，在一位绅士的农场里，处处充满和蔼可亲的气氛。彼得很喜欢去那里，我也喜欢。
塔玛拉和沃根经常开车去切尔滕纳姆，那座城市自内战以来从未听说过一丁点煽动性的思想。他们去那里当街卖《工人日报》，让那里的市民目瞪口呆。他们让我想起我在索尔兹伯里（南罗得西亚）做过的同样带有堂吉诃德色彩的事情：在郊区四处叫卖共产主义的《卫报》，住在那一带的全是憎恶黑人的白人。他们履行完革命义务之后就去他们最喜欢的酒馆，那里的农场劳工（有些是他们的雇员）会买《工人日报》，因为他们喜欢沃根。
沃根在意大利北部继承了一块产业，他决定把它分成小块，送给在那里劳动的农民。没过多久那些农民就来找他，求他把那块地收回去，或者至少出面来管理，因为周围的地主都在欺负他们。塔玛拉和沃根一点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好笑，也不觉得在切尔滕纳姆卖《工人日报》有什么好笑之处，要么就是他们也觉得好笑，但不打算承认。
另一场婚礼是阿诺德和达斯蒂·韦斯克的婚礼。阿诺德的家人全部到场了，从生活优渥的商人到刚刚脱离东区不久的人。达斯蒂的家人都是诺福克的农场劳工和小农场主，阿诺德在剧本《根》里面把他们写了进去。到场的还有演员、导演、皇家宫廷剧院的编剧——我们圈子里的二十多人。金发红脸、体格硕大、行动迟缓的乡下人，黑头发、黑眼睛、行动敏捷的犹太人，还有我们，宫廷剧院的各色人等——这些不可能凑在一起的一群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分成了三个部分，大眼瞪小眼，直到一起跳起了霍拉舞，跳着，跳着，一圈又一圈，大家在舞蹈中结合起来，结为同一个灵魂。
我结交的人并非全都投身于社会进步中。一位加拿大来的客人在我这里住了几个星期。她送给我一把黄色的丝绸雨伞，一把带着象牙柄的优雅精致的小伞。它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它倚靠在我的厨房墙边，我想，如果我要用这把伞，就得去买一身不同的衣服，要住在另外一种公寓里，当然还得住到伦敦的另一个区。这把伞让我回想起《新写作》上刊登的一篇精彩的小故事。那是战后的伦敦，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很高道德水准的难民们住在冰冷破敝的公寓里，过着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一位诗人——我记得是匈牙利人——对他的朋友说：“如果你打算把那件大衣扔掉，你就把它给我吧。我要冻僵了。”那件大衣很雅致，只是磨破了。他从早到晚穿着它。他的同志说：“你如果穿着那身衣服，那么我们不能跟你一起出门。我们都是正经人，要考虑自己的声誉。”诗人穿着那件大衣去参加一个出版商的派对，出版商的女儿注意到了他。他对自己的女朋友说：“你干吗不给自己买条新裙子？”她说：“你以前爱我是因为我本人，而现在你变成了又一个腐朽的布尔乔亚。”他不得不去找份新工作——他蔑视那份工作——借以维持他的新衣柜和新朋友，然后他搬进了新公寓，跟那位出版商的女儿在一起。同志们谈起他，都说他是个迷途的灵魂，其实他只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现在又遇到“时间”这个让人捉摸不定的问题：我来伦敦将近八年了，八年是多久？现在的我会说，什么也不是，喘口气而已，但那时候我过的是年轻的成年人的时间，这八年仿佛是整整一个时代，密密麻麻地塞满了新人、新的事件、新生事物和各种思想。南罗得西亚的朋友们催我回去——马斯多普太太、策尔特夫妇和各位同志们，当然不包括跟我互通礼节性书信的弟弟——回去写“讲出实情”文章。我需要回去，因为我在罗得西亚的岁月已经离我如此遥远、与我如此隔绝，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漫长而悲伤的梦，梦到前线、放逐和逝去的故园风景。然而有两个因素让我不能轻易成行：一是我没有钱，二是彼得，我需要去六个星期，但我很难让彼得在艾希纳家待那么久。我先着手解决钱的问题。《图画邮报》是一份很棒的杂志，它是最先采用图片报道的报刊，总是跟胆小怕事的东家较劲。它的编辑是汤姆·霍普金森，一个勇敢的人。即使如此，到最后，怯懦还是战胜了勇气。但那个时候，《图画邮报》是值得信赖的。我去见汤姆·霍普金森，我问他，《图画邮报》愿不愿意支付我去南罗得西亚的旅费。在我看来，我跟其他人一样胜任这份工作。自从来到伦敦之后，我一直听到关于南非的各种无稽之谈，尽管南非的真实状况现在也开始为人所知——这当然部分归因于像我这样的人。现在那里冒出来一个“中非联邦”，它联合了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南罗得西亚。前两者一直是殖民官署保护地，它们把本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然而南罗得西亚一直都是南非极不公正的法律的样板。而英国的每一个人，每一家报纸，甚至包括亲爱的老《卫报》，都爱上了这个联邦——这里面有一些道德高调，让英国人难以抗拒。只有《论坛报》和《工人日报》——都是极左翼的报纸——指出，油和水不可能混在一起，“骚乱”不可避免。“骚乱”已经在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四处爆发，正像我和其他一些人预言的那样。我告诉霍普金森，我在这三个地区都有朋友和社会关系，我可以从这个人家里，去到那个人家里，这样他的杂志只需为我提供机票钱就可以了，而且我的身份比真正的记者更能采集到新闻。他很谨慎，他说他认为可以，等有了最后的决定会告诉我。他写信告诉我不行，他很抱歉。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显而易见：他咨询了特工部门，那里面一定有他的密友，因为在男性当权的机构里几乎全是如此，里面的人告诉他，我不仅是个共产主义者——这个他当然知道——而且还很危险（那还是冷战期间）。我当时还不知道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已经禁止我入境了。这时候，默文和珍妮·琼斯慷慨地提出（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我没有问他们）让彼得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六个星期。现在我需要的只是机票钱。
我仔细、清醒地衡量了整个事情。我去苏联大使馆求见那里的文化专员（另一位文化专员），我对他说，他们为何不找一家苏联报纸来支付我的机票钱，把我当成一名记者。我当然知道这是罪大恶极的事情，我会招来人们的指责：“莫斯科的收买”是最轻的。最让大家怒不可遏的是我居然随随便便地出现在大使馆，请他们像西方报纸一样做事情，仿佛这一切都很正常。是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我享受其中的乐趣。但我也非常愤怒。我的感受是：我已经给过我们这边的报纸机会，让他们雇用我，他们本来应该这样做，因此这件事情错在他们。我知道我会让他们的钱花得值得。我跟这些俄国人处在矛盾的关系中。没错，我是共产党员，而他们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我对党怀着怎样的不满，已经想要退党。然而我跟詹姆斯·奥尔德里奇这类人不一样，不是“他们的人”——这是俄国人的套语，现在还经常用：某某是“我们的人”——nashe。Nashe，所以是好人。《野草在歌唱》遭到了苏联评论家的猛烈抨击，说它是“弗洛伊德主义的”，还指出了一百处与共产主义不相符的缺陷，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而我的短篇小说是家长式的，缺乏对无产阶级的感情。我没有请示党组织就直接去找苏联人，单单这一举动就足以证明我严重缺乏对革命的理解。
我径自开始准备行程，相信运气会来。离动身的日期大约还有一周时，我开始恐慌起来，尤其是每一位同志都在跟我说：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也不会有。正当我心慌的时候，我收到了莫斯科人民银行签发的一张支票，金额好像是一千英镑（我记不清了），也许是五百英镑。那是一大笔钱，除了买机票还能剩下不少。我打电话向苏联大使馆询问，他们说这笔钱是付给我的版税。（苏联一直在盗版我的书，从来没付给我版税——你必须去苏联花他们付给你的钱。不少作家这样做了，去黑海度假，过得像王公，或者说像部长。我从来没有去过。我觉得，出版商应该付给作者应得的钱，而不是进行感情讹诈：“你知道我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我们相信你愿意帮助我们。请到我们这里来，到莫斯科来取你的钱，把它在我们这里花掉。”）我没收到任何书面文件确认这笔钱是版税。我问他们，我是在为哪家报纸写文章。他们说，我应该把文章寄给大使馆，他们会找报纸来发。
我真正不可饶恕的幼稚在于这一点：我从未想过，我的文章会被“创造性地”翻译，最后让中非的情况变得更糟。这个小故事让人看到，跟苏联官僚打交道的人为什么最后都精神崩溃了，或者不得不辞职。首先，尽管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们，我能不能成行完全靠他们了，我还是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拿到钱——去苏联旅行的人往往是在动身的头天晚上、甚至是当天上午才拿到签证，以便保证让每个人的焦虑达到最大限度。其次，他们从未正式告诉我，这些钱付的是哪些书的版税。作家的书在苏联出版，苏联从来不告诉这些作家。有些人从苏联旅行回来，告诉我：“我在莫斯科看到你的书在卖。”而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苏联出版了我的哪些书、哪些故事。然后，我旅行回来，把那些文章（跟刊登在《论坛报》和欧洲其他左翼报纸上的文章一样）寄给了他们，他们也没有告诉我，这些文章刊登在苏联的哪些报纸上。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了。任何一个年轻人现在听到“1956年大会”都不会有所反应，但任何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只要还关心政治的人（不一定是左派）都会记得，那是赫鲁晓夫“公开”斯大林罪行的大会。对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来说，这种“揭露”的效果就仿佛一颗炸弹，把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炸得分崩离析。世界各地都有人曾经相信（今天仍然有很少一部分人这样相信），关于苏联的一切坏话都是在撒谎，都是资本主义媒体编造出来的，伟人斯大林的伟大杰出的后继者们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当然有过一些“错误”），是世界的未来。同志们义愤填膺地拒绝相信这些“揭露”，他们说赫鲁晓夫是叛徒，说他已经被美国中情局所收买，或者说他夸大其词，还有一些人说，如果赫鲁晓夫说的是真的，那么那些罪行一定是某个阴谋集团干的，斯大林毫不知情。
在九十年代写下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这些事件发生的氛围已经消失——我希望它永远消失了，但让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它不会再来。我在描写的是群体性的社会精神病症。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事情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一清二楚——各种界限相互渗透。正如阿瑟·库斯勒曾经说过，每个共产主义者私下里都有一张个人信念的时间表。当时有少数几个人因为相反的原因而对“二十大”感到失望，我是其中之一。这几个人已经知道，斯大林的罪行比赫鲁晓夫披露的要严重一千倍。他为什么没有把真相和盘托出？我们这些人私下里讨论这些事情，我们相信，尽管“资本主义媒体”、苏联流亡者和当时已经为数众多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避难者说的都是真的，但苏联内部一定还隐藏着一部分清白的人，他们会在“恰当的时机”站出来，说：“是的，关于我们的各种说法都是真的，但现在我们要让苏联的共产主义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我这里用了“相信”这个词，当时其实是半信半疑，因为伴随着每一本关于苏联的书的出版，每一次跟在苏联生活过的人的交谈，这种信念在渐渐褪色，慢慢地。共产主义的信仰的消退过程完全等同于堕入情网的人无法让爱的美梦远走。现在我知道，我一直以来的心之所系的都是无稽之谈。我不能说，这对我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心理上的鸡蛋并没有全部放在那只篮子里，从来没有。但我知道有些人为共产主义倾注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之做出过痛苦的牺牲，只为共产主义的金色未来活着。我周围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在崩溃，或者经历着痛苦而剧烈的转变，转向自己的对立面。这些转变非常有戏剧性，不久，左派周围就流行着一句玩笑：共产主义经历是让人成为非常成功的商人的最佳教育。
丧失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革命。大家的未曾言明的想法是：革命是拯救我们每个人所必须的。很难说出具体有多长时间，但我得说，革命作为一种教义的基本信条至少又萦绕了大家二十年。也许更长。这种思想是未经言明的：它的正当性无须证明，也不需要清楚地说出来。革命是好的。“社会主义”这种权宜之计是坏的，也是怯懦的可耻象征，就像把信念寄托在上帝身上。
这曾是（现在依然是？）我们的头脑和思维结构的一部分。以南非为例，当我产生了关于南非的政治意识时，我二十出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必须要有一场血洗，“长刀之夜”。同样，这种想法构成了每个参与者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不需要加以解释。1992年，当曼德拉和戴克拉克达成一致，“不可避免的血洗”从时间表上消失时，几十年的政治信念就这样烟消云散。
1956年，我又处在我最熟悉的处境里：除了对少数几个人，我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当然不能对那些心碎欲绝、因震惊而病倒的同志们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表现完全是懦夫的行为，他应该讲出全部真相。
我动身之前，党组织来问我，画家保罗·霍格思能否与我同行。我并不特别想要这种安排，但同去也无妨。
关于这次旅行我写了一本薄薄的书，书名叫《回家》。这本书仍然在印发，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找来看。
我在家住了几天。我发现，在英格兰的时候，我身体里靠近太阳神经丛的某个地方总有个小小的、紧缩的内核，在警醒地抵御着寒冷和潮湿，从未真正放松过。索尔兹伯里的海拔所具有的舒适干燥、让人精力充沛的热度从骨头开始，逐渐接管了我的全身，让我不想着手工作。但我已经事先安排好要去约翰内斯堡，住在布拉姆·费希尔那里，他已经安排了一些人跟我见面，并且已经告诉保罗去哪里才能找到大多数旅行者根本意想不到的景象。当时正值南非禁止它的一切批评者入境的时期。我们曾经开玩笑说，也许我到了南非，就会发现自己又被放回了载我来史穆兹机场的那架飞机里。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事先告诉过保罗：如果我被特工拦住了，那么他就要装得不认识我；但当警察把我带走时，他却向我挥手，大喊：你去哪儿？我装作不认识他。英国人长期以来在安全问题上的认识使得他们无法理解，没有法制的一群人究竟要怎样生活。共产党圈子里当时流行着一个玩笑，如果一个英国共产主义摄影师、记者或艺术家去随便哪一个专制国家（比如希腊），在该国的共产党的庇护下旅行，那么随着他的行程，身后就会有一串人被捕，被扔进监狱：他的联系人，那些勇敢地准备帮助他的人。这种特点绝没有完全消失。你会在电视上看到接受采访的人，他们要求匿名，因为害怕被捕或遭到报复。但他们的脸上只有中正一两英寸的地方被闪亮的光斑遮住，确保节目一播出，他们就会被捕，甚至被谋杀。但记者和电视节目制片人有权利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做事情。
被南非遣返并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沮丧，因为我跟那个地方没有多少情感上的联系。我被两个警察带着，上了我来时乘坐的飞机，飞回去时我一个人坐着，飞机上的人看着我，天知道他们在想象我犯了什么罪。
回到索尔兹伯里，我推迟了充当记者的所有任务，记者确实算不上我最喜欢的职业。我坐在阳台上，闲聊。首相办公室打电话找我，他们说，你不想采访一下加菲尔德·托德吗？我没想过。为什么要采访他？我追随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但我还是去了首相办公室，见到了加菲尔德·托德，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迈着大步走来走去。你可以看出来墙壁和天花板让他烦躁，他宁愿去户外。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三个小时。像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一个完全错位的地方。加菲尔德·托德，一位高尚的人，爱上了中非联邦，爱上了这个完全不顾现实的高尚想法。他说，“我让你入境……”或者更进一步，“我向你伸出了手，我的孩子”（他是个传教士），这是因为他想让我就南罗得西亚和联邦写点漂亮的东西。外国记者对它的报道总是很糟，他说。他已经告诉宣传部门的人为我提供一切便利，因为他知道，我一旦“亲眼看到”他们做了哪些努力，一定会深受打动，写出漂亮的文章来。我说我从小在这个国家长大，我对它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很了解，不可能为它写出“漂亮的文章”。还有什么比一个人听不见、“吸收”不进去的东西更不寻常的？我在感情上不可能把自己从自己长大的土地上排除出去，因此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事实上，当我八年前离开南罗得西亚时，马尔文勋爵（哈金斯博士，家庭医生）把我列为禁止入境者：“我不允许你让我的国民烦恼。”但没有人告诉过我，我已经被禁止入境了。几周后，当我带着律师一起去河岸街的罗得西亚楼时，他们非常尴尬。他们搪塞、敷衍、说谎，但最后他们承认，我被禁止入境了，他们说：“该死，你让我们迫不得已。”
与此同时，当特工告诉加菲尔德·托德，我的名字出现在旅客名单中时，托德进行了干预，让我入境。我告诉他，他把我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说，他相信我有着出众的头脑。我说，这显然跟头脑是否出众无关，因为我们的头脑都很出众，但我们观点各异。接下来我们开始辩论联邦的基础。我说，它会挑起矛盾，这一点在这个事实中表露无遗：它催生了两个非洲国民议会，北罗得西亚议会和尼亚萨兰议会。（它还催生了当时还没有显露出来的南罗得西亚国民议会——我已经秘密会见了两个人，他们永远处在三个国家的警察的追捕之下，从北方的两个国家往南罗得西亚偷运小册子和信息。）加菲尔德·托德说他厌恶、鄙视国民议会的头目们，说他们都是夸夸其谈的煽动者。他们当然是，我说。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所有黑人领袖的好朋友。
接下来，我在南罗得西亚的行动都是在托德的宣传人员彬彬有礼的陪同下进行的。特工部门也一直在跟踪我，他们带着更加现实的眼光。他们会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当保罗在赞比西河边画可口可乐售货厅时，他们出现在河边的灌木丛中；他们出现在卡罗伊宾馆的餐厅里，坐在我的邻桌，试图偷听我们的谈话——这个特工带着烦躁的表情，这是当他们被迫接近他们正在监视的煽动分子时，会流露出来的典型表情；我们去汽车电影院，他就坐在我们的邻车里——不过他睡着了。
这次旅行中令人痛苦的部分是去见我所有的老同志，赤色分子们。关于你生活其中的社会，你的看法跟你周围的人不一样，你冷静地、清醒地保留自己的看法，不恐慌，不怨怼……唉，这是不可能的。在以前的南罗得西亚，在赤色分子和黑鬼热爱者出现之前，有一两个人做到了，其中之一是诗人阿瑟·谢利·克里普斯，宗教信仰支撑着他，但总的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八年过去了。冷战局势依然很紧张，而且因为国民议会在北方的出现，白人的态度更强硬了。我发现我的老朋友们开始恐慌，开始酗酒，或者走向自己的反面，开始以他们不久前还蔑视的方式为白人的文明辩护。还有些人精神崩溃了。所有这些人都曾经靠远在俄国的美丽而真实的乌托邦支撑着，但他们刚刚读了《观察家》刊登的赫鲁晓夫讲话全文。他们愤怒，不肯相信，充满怨恨。我在矿区小镇或者是布拉瓦约和索尔兹伯里的房子里跟一些小团体和孤军奋战的人见了面，他们陷入绝望，整个心都碎了。有一件事情我却不能对他们说：“不仅赫鲁晓夫讲到的那些都是真的，真正的实情比他说的还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只能这样说，“是的，恐怕真是那样，赫鲁晓夫讲的是实话。”
我知道我正在目睹自己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如果我仍然留在第一次婚姻中，在那个社会中做一位公务员的妻子，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会变成酒鬼，会精神崩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变成一个满腹怨恨的神经质的人。
我见到了我弟弟，他住在马兰德拉斯，我在他的房子里住了两天。我们都很不自在。他在接待这位脑子坏掉的黑鬼热爱者，她写了些很不公正的书。而我跟一个甚至不能用“反动”来形容的男人待在一起，因为他对一切话题的态度都很极端，像漫画一样。
一天下午我去看了我妈妈，她住在她的老朋友科尔伯恩太太那里。我们以我们惯有的礼貌见了面，表面的礼节下面是悲伤的世界。
我去见马尔文勋爵，那个著名联邦的领导人。我说我想去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加菲尔德·托德已经告诫我必须先获得批准。他说：“你想去多久？”我说一个多星期，他说：“我猜你在一个多星期里不会给我们造成很多危害。”我当时仍然不知道他八年前就已经禁止我进入南罗得西亚了。
所有这些事情都带着一种魅力，都有一种业余性，这是因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的特工部门就会不带一丝尴尬地把我驱逐出境。如果我是黑人，以我的思想，我就会逃亡，东躲西藏，就会像国民议会的人那样，有时候扮成家仆。
这次旅行中最快乐的部分是只身一人开车行驶在灌木丛中，几个小时，绝对孤身一人。公路上只有我，不时停下来，只为了坐在旷野的边缘，凝视广袤的天空。有一次，我开车经过正在修建的卡里巴大坝北边的一条公路，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车，像是抛锚了。车里坐着两个美国人类学家，我头天晚上在索尔兹伯里见过他们。“我能帮上忙吗？”我问。他们面色苍白，浑身颤抖，极度紧张。怎么了？到处只有旷野，他们说。他们受不了，看它都让他们忍受不了。我站在他们身边，他们缩在前座上，我望着宏伟广袤的空间和上方高远的蓝天，我问他们怕什么。但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片危险四伏的荒野。他们求我允许他们跟着我的车，这样他们就不至于是路上唯一的一辆车了。他们真的跟着我，一直开到往卡里巴方向去的岔路，他们可怜巴巴地冲我微笑、挥手，然后缓慢地独自向前行驶。
我在那次旅行中驶过一处我见过的最美的森林——乔木高大庄严，黄草洁净，动物和鸟儿随处可见，甚至还有大象，因为我在一座小山上很近地看到它们。三十年后，一切都消失了，森林不见了，只剩下树的残骸和风化的土地。
前往北罗得西亚让我很兴奋，并不完全因为当时正在发生“骚乱”。那些日子，只有非去不可的人才去那里——比如矿井工程师、公务员和去那里找工作的矿工。北罗得西亚是铜矿带，而卢萨卡无足轻重。当时跟现在一样，大多数黑人都住在镇上，而不是住在丛林中的村庄里，这一点跟当时的南罗得西亚和今天的津巴布韦不同，津巴布韦今天的大部分人口仍然是乡村居民。北罗得西亚人嗜酒，这里是个粗野的地方，就像城市版的蛮荒西部。去往卢萨卡的一小时的空中飞行，就是从一个现代的、发达的国家飞回一个落后国家。整个北罗得西亚都在沸腾，人们在暴动，向汽车里的白人扔石头，放火烧一些小建筑——没有权力的人民的可怜武器。以前（三四十年代），出现在新闻里的公众人物是罗伊·韦伦斯基，他是矿工——白人矿工——的工会领袖。他不停地聒噪，残暴地反对黑人。他的聒噪富有成效。南罗得西亚的白人们认为他是“一块未经打磨的钻石”。近来为了顺应时代潮流，他降低了种族主义的调门，但黑人仍然不信任他，仇恨他。他已经被任命为北罗得西亚的首相，是联邦的顶梁柱之一。任命之举是彻头彻尾的蠢行，今天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仿佛当局在特意对黑人说，他们想得完全正确，联邦就意味着要把他们交给痛恨黑人的人，不光要交给南罗得西亚，而且要交给他们本地最有名的仇视黑人者：韦伦斯基。
我四处转了一大圈，所有的经历都写在《回家》里。有三件事情仍然停留在我脑海里：一件事情是去走访非洲国民议会总部，那是位于郊外的一栋小砖房。卡翁达在前室，他是个学者式的人物，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坐在那里读《新政治家》。后院里聚集了一小群人，在那里欢迎亨利·恩孔布拉——当时的议会领袖。他刚刚去勘察了汤加河回来，当时为了给巨大的卡里巴水坝让路，汤加河被迫改道，从自己的土地上迁移。汤加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被国民议会当成控诉白人的理由。但国民议会一旦掌权，就再也没有人理会受苦受难的汤加地区。我当时还是个十分感情用事的人，被他们的奔走呼告所打动。亨利·恩孔布拉在丛林中待了几天，四处躲避警察，几乎难以成眠。他风尘仆仆地回来，看到一群人在院子里，于是站上箱子，向众人演说。他是个无与伦比的演说家。而他的副手卡翁达仍然穿着衬衫坐在那里阅读。
另一件事是：在恩多拉，铜矿带上的一个镇子，他们为我开了个派对。我是派对的主菜。很难说，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五味杂陈的快意。一方面，我是个作家，是个名人，他们难得遇上这种让人兴奋的东西；另一方面，我是众所周知的同情黑人者、赤色分子、敌人。整个晚上我都是令人作呕的种族歧视言论的靶子。这些人觉得受到了威胁，因为黑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服从，黑人向他们的车上扔石头，大喊着侮辱他们。他们整个晚上都在用蔑视、敌意和报复的言辞为自己辩护。如果他们能够用最让人难受的东西慢慢杀死我，他们一定会这么做。同时，他们整个晚上又在听艾萨·凯特的唱片，多愁善感地跟着唱。他们喜欢艾萨·凯特、“棕色蜜糖”、“小黑兔子”，他们怎么也听不厌。噢，我的同胞，我的白人同胞，我多讨厌你们，你们是多么龌龊的一群人——那是在你们的种族神经被触到的时候，因为你们在其他时候都风度迷人，像其他人一样。那天晚上参加派对的都是些什么人？有矿场的经理和资深工程师，还有大矿产公司的代表们，英裔美国人和罗得西亚精选信托公司的人。男人比女人多，因为女人在铜矿带总是比较稀缺。我待在那里的那段时间，浑身都沸腾着愤怒的能量。铜矿带有一种原始的狂暴的能量，恨一样东西也会让你充满能量。
现在讲讲第三件事。从恩多拉飞往卢萨卡的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位让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是个警察——真难以置信。他来铜矿带短暂地执行公务，现在乘飞机回到他的妈妈和妹妹那里，他跟她们住在一起。他跟我谈起他养的小鸽子和兔子。他说我应该跟他一起去见他的妈妈和妹妹。他说我们应该结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想想看，这段飞行总共不超过一个小时。我大吃一惊，深受震动。年轻漂亮的女人习惯于听到一些随随便便的求婚。爱情是另外一回事，爱情的邀请不会让人吃惊，不需要提前通知。但结婚？年轻的时候——但那是战争年代——不止一次，我跟其他女人坐在一起，我们为男人求婚时的随随便便的方式感到惊叹（不是那种舒心的惊叹）。但我认为这个年轻人相当明白事理。他没有喝醉，也没有处在任何兴奋剂（也许除了梦想）引发的激动里。他从未离开过北罗得西亚。然而这里，云端之上，身边坐着这样一个女人——一位记者，她这样说自己，她住在伦敦。这个甜蜜的年轻人——他比我年轻十岁——陷入了某种梦境。他妹妹买的女性杂志上的人物来到他面前，在飞机上，坐在他身边。当她离开机场，向他挥手道别时，他一脸的失落，就像我们从心灵所渴望的梦中醒来，发现手臂之间空空如也。
这是一起非常古怪的小事件，或者说“偶然事件”，实在太离奇，我始终无法忘记。我仔细揣摩它，让它过去，但又回到这件事情上来，并把它跟同类事件拼在一起。任何年轻女人——即便是吸引力微乎其微的年轻女人——都很难把这类事情从脑海里轻易打发掉，认为它们毫无意义。但最后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些女人就像空白的屏幕，人们（不仅仅限于男人）会往她们身上投射一些形象。这些女人不一定很美，甚至不一定漂亮。她们可能非常普通。但她们一生中总会吸引到各种各样的邀约和主动的赠予。如果她们认为这些邀约和赠予都应归功于她们的个人魅力，那就错了。我以前经常认为，嗯，我们都是很好的听众，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我曾经在私底下不动声色地在跟我同龄的女人中间做了个调查。有些女人看着我，准备揶揄我：“你在说什么？”而有些女人立刻就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回伦敦没多久就接到一个电话，我经常会接到的那种电话：你没有全力以赴。北罗得西亚国民议会的领袖们当时在伦敦。如果他们留在北罗得西亚，他们就会被关进监狱。他们的钱很少，生活得很贫困，能不能拜托我请他们来做客，关照他们，让他们至少可以时常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这就是为什么有几个月，一周两三次，我的公寓里会出现一群各色各样的黑人流放者，聚集在我的大起居室里。这群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亨利·恩孔布拉，运动的领袖。如今，这位名噪一时的政治人物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很久了。他跟当时的很多非洲流亡者一样，喝酒喝得太厉害。后来，在即将成立的赞比亚，黑人中弥漫着不肯妥协的情绪，他支持的路线对他们来说太温和，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卡翁达取代了他的位置。他继续酗酒，把自己给毁了。这让人很觉得悲哀——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好人。那段时间里，晚上到我这里来的人并不都来自北罗得西亚。其中有一个名叫奥顿·奇尔瓦的人，来自尼亚萨兰。他在伦敦当教师，他的班上全是白人小孩。他每天上午让他们排好队，自己坐在椅子上，让孩子们列队上前，挨个儿摸他的头发，发出阵阵尖叫。每天必须要举行这个仪式，否则他的课就会一再被打断：请问，先生，我可以摸摸你的头发吗？奥顿是个和善、机智的人，但这并没有让他免遭恐怖的厄运。另一个常客是巴布·穆罕默德，来自桑给巴尔。他经常早早过来，跟我一起做饭，他的贡献是大口大口的咖喱锅，桑给巴尔风味的。还有一些人，但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掌权。他们命运未卜，精神低落，孤独地漂泊在伦敦。我回想这段时光，想到他们如此迥异的命运，心情难以平复。奥顿·奇尔瓦要去面对暴君哈斯丁·班达，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很多年，带着镣铐，遭受折磨，最后被谋杀了。卡翁达成了赞比亚的第一任黑人总统。迈因扎·乔纳，这群人当中大有希望的年轻诗人，满脑子迷人的理想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内政部长，管辖着一些非常恶劣的监狱。他有八个孩子，成为国家的榜样，因为“孩子太多是坏事”这种想法只是白人的又一阴谋诡计。巴布曾在伦敦的邮局工作，那里是很多流亡者的避难所，他回到桑给巴尔，英国人以煽动罪在那里逮捕了他。他在狱中读了《金色笔记》（不太常见的监狱配给），他说这本书让他困惑不安。他后来成了朱利叶斯·尼雷尔政府的部长。坦桑尼亚推广的社会主义村庄——乌贾马——摧毁了整个国家的农业，巴布是应该为此事负责的人之一。桑给巴尔有一个暴君——卡鲁姆，除了他的打手和亲信，每个人都憎恶他，巴布是反对他的人之一。最后他被刺杀了。巴布和很多人受到了指控。巴布告诉我，这件事情不可能是他干的，因为当时他正跟一些姑娘在一艘船上开心地游玩。总统尼雷尔——巴布对他向来没有多少赞许之辞——为了让巴步免遭桑给巴尔的刺客的暗算，把他关进了监狱，也拒绝将他引渡回桑给巴尔送死——在桑给巴尔，他们不断地对成百上千的人施加酷刑、绞刑，并不断把人关进监禁。巴布，我所认识的最热爱交际的人，在孤独中度过了七年，据描写，他在厕纸上写回忆录。他们给他东西吃，让他活下来，因为监禁他的人崇拜他，愿意帮助他。他说，跟非洲监狱的条件相比，英国人的监狱就像度假营。报纸经常把巴布描述为“非洲最危险的人”。他们就是特别喜欢用这种愚蠢的标签。巴布究竟威胁到谁了？
在我家聚会的那些夜晚，大家开很多阴郁的玩笑。他们梦想着，如果由他们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事情会怎样。有天晚上我听了北罗得西亚人的讨论，卡翁达总结说，他们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独立，治理自己的国家，因为国际资本占有了铜矿带。除了要多少有多少的荒野生活，铜是赞比亚唯一的资产。国际资本永远也不会允许他们关掉铜矿。最好的做法是干脆把所有的矿都炸掉，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独立了。这个想法成了他们计划中的一个严肃的组成部分（也许有些伤感），它的形成用了不止一个晚上。
卡翁达、迈因扎·乔纳和亨利·恩孔布拉返回了赞比亚，他们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前两个人分别成了总理和内政部长，而亨利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巴布去了桑给巴尔和英国人的监狱。奥顿·奇尔瓦奔赴尼亚萨兰、马拉维，走向他可怕的结局。
这些北罗得西亚人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有人告诉我，迈因扎·乔纳到处跟别人说，要离我远点，因为我是个危险的共产分子。
我并不放在心上。因为我的夜晚终于再次属于我自己了。我对他们以朋友相待，给他们钱，供他们吃喝（在伦敦，我当然不是唯一款待、援助过他们的人），但我却成了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我当时（或现在）对此怀有怨恨吗？没有。在政治领域，美德的回报就是它本身，任何期待得到公正甚至感激的人，都跟在战争中冒死奋战、希望政府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士兵一样傻（壕堑站还没结束，瘸腿的士兵就开始在伦敦街头卖火柴和鞋带，靠这个讨生活），也像站在年轻艺术家和诗人身边、支持他们奋斗的女人一样傻。
那些晚上我们其实很少谈到共产主义，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谈得都不多。因为当时的教条或者说“党的路线”仍然认为，黑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偏离，是反动的，等等。黑人无产阶级才是通往非洲辉煌未来的唯一钥匙。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对共产主义感兴趣。他们谈论的都是殖民当局的压迫统制，谈论他们如何被联邦出卖。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向他们的酋长们承诺，他们（黑人）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殖民当局却跟联邦保持一致，联邦把他们交到了南罗得西亚手里。对这种背叛的痛恨是他们的谈话基调。
有一件小事，我今天仍然觉得很感人。白厅有人认为，如果某位皇室成员邀请这些煽动分子共进茶点，应该是件好事，因为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毕竟，看看肯雅塔，看看恩克鲁马，曾经的危险煽动分子，后来的尊贵领袖。宫廷里面的人也许在说：“噢，上帝，不，但总得有人去请一帮黑人出来喝茶。你去怎么样？”
“别指望，我受不了那群讨厌鬼。”
“那么，你呢？”
“别问我。”
“我明白了，我们应该告诉艾丽丝，她必须得去。”
于是艾丽丝公主邀请赞比亚未来的政府成员在一座宫殿中喝茶，我不知道是哪一座宫殿。这些孤独的、遭到忽视的人对这种关注万分感激，他们也把皇室的这一举动视为对维多利亚女王向他们祖先做出的承诺的微妙指涉。五年后，当赞比亚获得独立时，卡翁达总统特意向艾丽丝公主询问，她能否成为他的正式客人，并且在庆典上跟他一起为官方的盛大舞会开幕。于是这位单薄的老太太出现在舞会上，佩戴着珠宝，头顶美丽的王冠，跟卡翁达总统温柔地跳起了华尔兹，一圈又一圈……你拿政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大笑一场。
党内有些人确信他们的电话被窃听了，他们的信被拆看了，我认为他们都是些浪漫的、陷入妄想症的人，我对他们已经感到不耐烦。然而就在这时，我遇到的一些事情让我相信，我的信被人偷拆了。巴布回到桑给巴尔后寄给我一封信，向我推荐他的一位表弟，告诉我他会在哪天来看我，如果他能参加我这里的夜间聚会，一定会受益匪浅——但那时我公寓里的那种聚会已经结束了。巴布说，他的这位表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是个喜欢享乐的孩子，需要一些指导。这位表弟出现在我门口时 ——事先没打电话，也没写信——面色惊恐，他说他之所以会到我这里来，仅仅因为巴布让他一定要来。白厅的一个官员传唤过他，警告他必须离那位莱辛太太远点，她跟阿拉伯人一起参与了一些危险的阴谋活动。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女人，否则他在伦敦的时间会极其短暂。他们知道他计划哪一天去看我。所以他们一定拆开过巴布写给我的信。这位表弟想知道那些阿拉伯人是什么人。我也想知道。那时候阿拉伯人（哪些阿拉伯人？）在世界舞台上还没有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们很少想到他们。我在伦敦还没遇到过阿拉伯人。我只有一次遇到过一个阿拉伯人，那还是我住在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的时候，我们那群人产生了一个奇思妙想：让我们所有的犹太朋友跟刚刚从拘留营里放出来的阿拉伯人见面，战争年间他们一直被关在拘留营，因为他们支持德国人。他们心怀怨恨和愤怒，犹太人也是这样。我们真的在想象，一场文明的讨论也许会化解他们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会面开始时的短暂几秒钟，双方非常敌对，因此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干脆走了，留给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我们去大酒店喝酒，不时派人去查看事情的进展。情况很糟，他们最后大打出手。这是我跟阿拉伯人的唯一一次交往。我迷惑不解，那位表弟也不明白。他说他不能听从巴布的指示，来参加我这里的聚会，因为他想在伦敦开开心心地过上一阵子，不希望被驱逐出境。这些神秘的搞阴谋的阿拉伯人以后会再次出现在我生活中。对此我只是耸耸肩，心想，他还能指望什么呢？我跟大名鼎鼎的英国特工部门的遭遇——都是些小小的遭遇——总是带着这种闹剧般的超现实风格。
在我公寓中讨论得最多的信条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古典无政府主义。在巴布回家去坐他不得不坐的牢之前，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默里·塞尔的朋友。默里·塞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最有魅力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它不认可对权力的任何让人厌恶的服从。我记得曾经问过巴布，等他们掌权了，他怎么处理帮助自己获得政权的组织？“很简单，”他轻松地说，“我们会把它直接解散，让自然力运转。”为公正起见，我必须写下这件事情：我后来提醒巴布，他曾有过一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期；他大吃一惊，然后说，他很高兴他已经不记得他年轻时的那些不负责任的思想了。那段时期，不管负不负责任，总是很有趣。有天下午，巴布冲进我的公寓，说他想到了一个美妙的计划，可以改变整个非洲的未来。他有个表弟——另一个表弟——在一艘船上工作，往返于伦敦和埃及之间。开罗当局当时通过一个很有影响的发射台向“整个非洲”渗透一种宣传。我不记得当时宣传的是什么了。巴布说，我们可以给这个电台供稿，电台里有个人是他的朋友。我们会提供合适的材料，客观冷静的内容，而不是开罗当局的那些花言巧语。怎样才能做到呢？容易！我们可以把材料给他那个在船上工作的表弟，他会把它带给亚历山大城的联系人，再由联系人发往开罗。但是，我说，当这么珍贵的材料到达开罗的时候，消息已经过时好几个星期了。另外，开罗当局负责广播节目的一定会发现我们的，不是吗？我的角色，唉，就是打击这种年轻人的狂想。因为我怎样才能忍住不对这些可爱的癫狂做出反应——即便是给他们泼冷水？
大约在那个时期，我参加过几次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会议，这是芬纳·布罗威创建的组织。他们总是在下院大楼最底层的一个大房间里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人，里面也许就有未来的总理和总统，他们要么刚刚被从本国的英辖监狱里释放出来，要么即将消失在监狱里。我发现实践中的民主制的确令人喜欢。这些会议加速了——或者说预示出——大英帝国的解体。会议是这样进行的：会议有个长长的议程，上面列着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骚乱的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的名字——塞浦路斯，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英属圭亚那……芭芭拉·卡素尔，她是个非常高效、给人印象极深的女人。会上每念到一个国家的名字，就会有人站出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北罗得西亚？骚乱，暴动，扔石头，铜矿带罢工，亨利·恩孔布拉和卡翁达入狱。尼亚萨兰？骚乱，罢工，扔石头，暴动……等等。但是轮到南罗得西亚就一带而过，没有人讲一句话。我问为什么这样，有人告诉我南罗得西亚是有自治权的殖民地，英国无法干预那里发生的事情。我真的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南罗得西亚在1924年变成了自治殖民地，但是有两个保留条款。一个是防御，另一个是当地人政策。1924年以来，英国随时都有权利介入并且保护黑人，禁止通过那些总是照搬南非做法的法案。但英国人从未这样做过，一次也没有。现在还不算太晚。南罗得西亚的黑人们憎恨“成立联邦”这种想法，英国有权利对此进行干预。
我的话没有激起任何反应，我看到一张张“不想知道真相”的人的脸，礼貌而且罩着盔甲。英国从来没有对南罗得西亚的白人说“不”，那个房间里的人显然觉得，现在开始说“不”已经太晚了。
这次经历给我带来很大的创伤，我感到非常痛苦。我开始接受这个事实：讨论殖民地问题时，下议院总是空空如也。除了这间屋子里的人，没有谁对殖民地感兴趣，所有的人都把这些人视为殖民地主权自由和内部自由的捍卫者。这些人本来就应该知道，英国对南罗得西亚的黑人负有责任。然而现在，有人提醒了他们之后，他们根本不在乎。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跟他们无关。我回想起我经常跟查尔斯·米奇格尔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听他们说：“等到我们在英国的那些兄弟们知道我们遭受了怎样的对待，他们就会支持我们。” “兄弟们”就在这里，但“兄弟们”是个复杂的概念。“兄弟们”的确包含了工会关于兄弟情谊的思想，也包含了整个劳工运动的兄弟纽带；工会议会和工党议会上充斥着关于殖民地自由的慷慨陈词。但比这种兄弟纽带更强有力的是关于不列颠（或者我应该说是“英格兰”）的古老印象：英格兰是高尚、公平和荣誉（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过时的词）的体现。对非洲人而言，荣誉不是（或者说当时不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当北罗得西亚的黑人开始暴动、扔石块的时候，当尼亚萨兰的黑人们开始采用暴力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向他们的酋长承诺过，但现在英国人违背了这些承诺。同样，查尔斯·米奇格尔和他的伙伴们无法相信，英国居然不打算尊崇他们在白纸黑字的条款中做出的承诺：南罗得西亚不得通过任何损害黑人的法律。我心中的某个地方一定也曾经相信过“荣誉”这个过时的概念，因为，在我意识到这些人——英国唯一一个关心殖民地的组织的成员们——根本不在乎南罗得西亚和英国人的责任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死去了。大英帝国多么漠不关心，多么懒惰，多么无动于衷，她对那些广袤的国家和几百万人民的处置是多么轻描淡写，甚至根本不打算知道他们的情况。是的，我当然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是的，我曾经以我的微薄之力与这种冷漠抗争。然而此时此刻，在下院的地下室里，我才懂得——冰冷地、尖锐地、彻彻底底地懂得——英国到底可以是多么无所谓、多么不负责任。我心里的闸门关闭了。正是这种残忍，这种不可思议，让我关闭了闸门：查尔斯·米奇格尔一直在希望“等我们在英格兰的兄弟们知道了……”与他遥遥相望的，却是房间里这些人的无动于衷。我愤怒地回到家中——不，我已经出离愤怒。我本来可以为查尔斯·米奇格尔、为他错置的希望和被“兄弟们”辜负的信任而哭泣，但我的愤怒已经超越了泪水。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不再相信政治有正直可言。从此我再也不参加任何会议。到此为止。这就是受到理想主义或信念鼓舞的人看到理想和信念破灭时，转向暴力或“直接行动”的那一刻。可是对我和很多人来说，“直接行动”已经变味儿了。不久后，当南罗得西亚的黑人们让“骚乱”升级成战争，正是因为到达了那一刻，他们关闭了心里的闸门：到此为止。
我无法相信，我曾经非常珍惜我对自己的国家抱有的那种柔情蜜意般的期待。
1956年是高潮迭起的一年，是苏共二十大召开、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的一年。1956年行将结束之际，我卷入了当时的“骚乱”，甚至出现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示威现场，但我只是个旁观者。我对人群——他们总处在演变为暴民的边缘——的厌恶随着我参加的每一次“示威”而逐渐加深。我跟那一年的另一件大事——苏联入侵匈牙利——毫无关联。我惊讶地注意到，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年轻的活动家冲向布达佩斯，享受这一事件带来的刺激。我当时为自己这种尖酸的看法感到很羞愧，但这的确是我对革命兴奋的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评价眼光的开始。退党成为一种风潮。不久，一群“修正主义知识分子”（按照苏联的说法）分裂出来，创办了一份相当有吸引力的杂志——《新理性人》。爱德华·汤姆森（历史学家E.P. 汤姆森）和约翰·萨维尔是这场短暂的背水一战的领军人物——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容易看出这场行动不像我们每个人当时以为的那样，是个新的开始，而是英国共产党的一次垂死挣扎。
写这部传记的时候，我收到多萝西·汤姆森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拿到我当时写给爱德华的信的副本。我已经忘了自己当时给他写过信。我饶有兴致地把它们读完，看看当时的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随着激情耗尽，我现在对党进行的成熟的、理性的反思并非不正确，但却无法再现当时的情感。
首先，一切事物的矛盾性。
在我现在看来，庞大统一的政治运动，或者是拥有国家宗教或信条的国家，它们最有趣的地方不在于它们的统一性，这种统一只是表面现象。我年轻的时候，看到德国纳粹分子走路昂首阔步，见面就举手“胜利万岁！”，仿佛受到同一个头脑的指挥。但现在历史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已经变了，那段时期就像一场长达十三年之久的爆炸。而让我们感到恐惧的纳粹党，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一群被催眠的人，结成了同一个大脑，而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他们其实是一个充满了不和、暗算和阴谋的群体。还有苏联，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个集体的头脑，一个坚不可摧的头脑，一小撮“异见分子”对它来说几乎不痛不痒，但事实上，里面同样充满了暗算、阴谋、小规模的徒劳反叛和对反对者的大规模屠杀。从庞然大物到一只小麻雀——在英国共产党内部，同质性也只是徒有其表。
我指的还不是党从一开始就有成员流失这个事实。党员的流动率非常高，直到最近，人们还在讲这句玩笑：“每个人都入过党，但没有人还是党员。”在党内，争议和调整一直在稳定地演进。党的路线就像测震仪在一次地震中画出的歪歪扭扭的曲线。
1956年，因为我跟党的分歧，我已经不再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党员，但我仍然在想怎样挽救“国王大街”使它不至于自我毁灭，仍然认为可以通过改革把英国共产党从苏联的险恶影响中解救出来。如果为我的观点画一张映射图，我更应该被描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如果我把我百分之一的想法说出来，在任何共产主义国家都会被枪毙。
现在看着这些“庞大统一的”疯狂运动，我在想的是：那么，那些运动内部真正发生的是什么？
沃里克路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