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一月份从莫斯科回来时，距离我决定退出IBM舞台正好十年。我原以为自己能以大使的身份帮助冷战终结，这个梦想的最终破裂让我很是失望，但回首看看这十年，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我的身体渐渐康复，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探险的愿望，我从事了父亲从未有时间从事的公共事业，为我们的家族增添了光彩。
我的人生轨迹与父亲的差异之大让人称奇。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想过会有人将我和我父亲相提并论：他是位“巨人”，而我甚至不觉得自己适合经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投身IBM的事业，可接下来我成功了，在二十年的时间里，IBM公司占据了我和我家人的几乎全部生活。我退休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早，但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被迫离开IBM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我继续待在IBM直到正常退休年龄——先不说干到我父亲那么久，他在80岁的时候还每天西装笔挺地去上班——我就不会有机会站到比IBM更为广阔、更有意义的舞台上。
我知道现在是时候承认自己已经老了。但我很担心自己找不到事情可做——那样的话我的大脑就会萎缩，我的生命就会失去活力。虽然我不想再从事像主持GAC那样费神的工作，但在离开莫斯科前，我已经列了一些可以让我保持活力的事情。我打算继续跟进苏美关系领域，我在布朗大学帮着建立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从事苏美关系领域的研究。让我欣慰的是，我在莫斯科担任大使时的副手马克・加里森选择离开外交部门，前来主持这个研究中心。我不可能找到比他很合适的人选了。但除此之外，当我和奥莉芙搬回格林尼治镇时，我还是感到情绪低落。她说：“你就不能放松些吗？逗逗你的孙儿们，去加勒比海玩玩！”我倒是听从了她的意见，不过在那两个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将同社会脱节。
我依然怀念执掌IBM公司时大权在握的感觉，不过看到公司在弗兰克・卡里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我也十分高兴。到1980年的时候，公司的规模已经比我领导时大了几乎四倍，年销售额达到260亿美元。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企业，我觉得很难想象现在有谁能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卡里以他稳重精干的方式将IBM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计划在次年春天将公司的大权交到约翰・奥佩尔手中。奥佩尔力劝我回到IBM的董事会。之前我在接受大使职位时辞去了IBM董事会的职务，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回去的好，但他说：“你在公司历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董事会不能没有你。”他还指出我才67岁。于是我回到了董事会，不过有个附加条件，我只担任董事会的名誉主席。（几年之后，当我年满七十时，我坚持像IBM其他人一样从董事会退休。这个规定是我亲自制定的，对这个规定的必要性有着切身体会。）
说来奇怪，让我再次焕发活力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于1981年6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哈佛大学有这个传统，从新闻人物当中挑选为毕业生致辞的演说者。当我知道他们从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纵多新闻人物里选中了我时，真是又高兴又得意。2月底接到邀请后，我马上开始准备。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天生的演说家，但我直到今天还是只要站到讲台上就会感觉浑身不自在。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会做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会一遍遍重写演说稿，然后送给两三个专家过目，我会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对着录音机反复练习，最后再在奥莉芙面前试讲一次——她一直是个很好的听众。到了3月底，我已经兴奋得有点按捺不住了——尽管距离毕业典礼还有十个星期的时间。但接着我的一位朋友安德鲁・海斯克尔打来电话，他退休前曾担任《时代》杂志社董事会主席，现在是哈佛大学两个管理机构之一“哈佛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他告诉我说：“你的演讲取消了，我们邀请了里根总统，他接受了邀请。”
听了这话，我本应由于受到了侮辱而感到愤慨，但实际上我却大大松了口气。此外，要是取代你的人是美国总统，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对奥莉芙说：“你想想看，奥莉芙，这不是很好吗？为了记住演说词，我可是费了老劲了，现在我可算不用费神背它了！”可就在毕业典礼前的三个礼拜，海斯克尔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还是得来作演讲。”他解释说，白宫对此次邀请有个很大的误会，里根之所以会接受邀请显然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将被授予荣誉学位，但哈佛大学很少会将荣誉学位授予在职的美国政府官员。里根手下的人发现这个事实后，便跟哈佛大学说，总统不来了。这个事实对我倒是没什么影响——一来我不是在职的政府官员，二来，我碰巧早就获得过哈佛授予的荣誉学位了。
于是在1981年6月4日，我坐在了哈佛校园的发言席上，坐在我身边的有赛勒斯・万斯、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作了开场发言，在他讲话的时候我环视四周，思绪飘散开去。我想着哈佛大学有多么古老——当哈佛学子们走出校门加入1775年康科德的民兵队伍时，它已经建校超过100年了。接着我听到博克校长介绍我的名字。但就在我走到他身边站在讲台前时，天空滚过一阵巨雷，暴雨倾盆而下。
讲台上面有遮篷，主席台上却没有，而那些可怜的毕业生们都坐在露天草地上的折叠椅上。一些学生站起来跑向附近的宿舍，宿舍里有电视转播毕业典礼。但德里克吩咐大家在原地耐心等待一会儿，希望雨能停下。最后我跟他说：“这雨看上去不像很快能停的样子呀。”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开始讲？”他说。
我说：“是的。”于是我开始演讲，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生开始四散躲雨。我倒是觉得这雷声和暴雨很应景，因为我演讲的主题就是核战争。我希望把自己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工作时学到的东西传达给这些年轻人，要是今天来演讲的是里根总统，他们听到的东西将完全不同：
使用核武器的举动都不会带来胜利，只会带来全面战争的爆发和人类的彻底毁灭。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样的错误观念——每个想要终结军备竞赛的人肯定是不重视美国的国防工作，肯定是对共产主义缺乏判断力。我认为这种错误观念堪称“核问题中的麦卡锡主义”。因为寻求办法摆脱现在这种核竞争的困境——寻找谈判的途径，需求共存，避免对抗和战争——是人类历史悠久而光荣的传统。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我们的方向，走上唯一有着光明未来的希望之路：不是采取任何形式的单方面行动，而是达成一系列经得起双方检验的协议。
这时候雨停了，学生们回到座位上热烈地鼓掌。我的演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哈佛校刊《深红》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题为“呼吁裁军的资本家”；《时代》杂志和波士顿当地的报纸也刊登了我的讲话。很快，我收到了更多的演讲邀请，一时间我发现自己变成了控制军备的代言人。在此之前我对“核冻结运动”并没有太多关注，但当时世界各地各种反核武器组织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我对核武器所持的怀疑态度正好与他们的关注点相契合。
在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得到热情响应，因为听众都是年轻的学生。想要说服手握实权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1982年，我得到第一个机会去赢得那些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我被邀请前往波希米亚树林发表演说。这是一个非公开的避暑胜地，接待的对象是两千名全美国最有钱、最有权的人物，像是理查德・尼克松、乔治・布什、亨利・基辛格、雷纳德・K·费尔斯通（Leonard K.Firestone），此外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和前来助兴的演艺界人士。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场合，因为需要参加很多会议、同各种陌生人交谈。但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波希米亚树林夏令营是个光芒四射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前去，因为那里的氛围是我在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感受不到的。
1957年，我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我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加入了波希米亚俱乐部，但除非你有特殊关系，否则要排队等待二十多年才能轮到应邀参加活动，所以我是作为父亲的老朋友洛厄尔・托马斯的客人前往那里的。夏令营的地址在旧金山北边70英里处的俄罗斯河谷，只在每年7月开放16天。夏令营由一百余个小营地组成，每个营地都有个另类的名字，像是“调音师山庄”“大鸟笼”“毒橡树”等等。托马斯是“穴中人”营地的成员，这是最大的营地之一，成员包括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以及年迈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波希米亚树林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你驾车经过“私人地产”的标识牌后，便能看到一长串平台，上面立着各个营地的名牌。你不可能找到每一个营地的所在，因为它们散布在2700英亩的陡峭山峰和浓密树林中，有些营地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每个营地都有自己的厨房和营火区，人们就坐在那里聊天。整个夏令营由纵横交错的狭窄小路和桥梁相连，你漫步其间时会碰见许多著名人物。绝大多数人到那里去是为了暂时摆脱繁重的工作压力。事实上，波希米亚夏令营的铭言便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一句话：“织网的蜘蛛，不要过来。”
我在执掌IBM期间以洛厄尔・托马斯客人的身份去过波希米亚树林七八次，但我真正参与其中则是在1981年，我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第二年夏天我接到演讲邀请，夏令营有个传统项目，称为“湖畔会议”——午餐后，麦克风架起来，大家在湖边席地而坐，只有年纪非常大的人才有舒适的椅子坐。当我站起来准备发表演说时，看到听众里面有不少名人政要，比如亨利・基辛格。
这是呼吁削减双边核武器的大好机会，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如同任何一个出色的推销员一样，我确信自己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自从在哈佛发表演说后，我的思考在那一年里不断深入，我自信地认为，我关于国家安全的想法既全面又实事求是，足够引起那些资深决策者的重视。我不仅能阐明我们为何必须减少对核武器的盲目依赖，还能描绘出美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我的态度是，考虑到苏联的军事实力，我们不能在没有加强常规军事力量的前提下裁减我们的核武器数量——我们甚至应该考虑恢复义务军役制度和提高税收。我还指出那些反对核武器的抗议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仅凭直觉便已经感觉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已远远超出我们的需要。我还告诉这些波希米亚俱乐部的成员我在主持GAC时学到的一个道理——核战略问题同任何国家大事一样，公开讨论将使它更加明朗：
任何关于核武器和苏美关系的决策过程都有必要让公众参与其中。不应该有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且必须参与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绝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太复杂、太机密，所以我们这些外行必须把它交给所谓的专家来决定。对我们大家而言，将美国人民的共识传达给军事战略家和专家是十分重要的。
我结束讲话时，底下有不少人鼓掌，但我希望得到的反应不止如此——我希望看到有人一跃而起，跑去给里根总统发急电或是转身对坐在听众席上的参议员们说：“沃森说得对！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得做点什么？”这样的事情自然是没有发生。那天下午我无意间听到两位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谈话，其中一个人说：“你去听了沃森的演讲吗？”
“没有，”另一个人说，“讲得怎么样？”
“讲得很好，讲得非常棒！”
我正开始觉得飘飘然，这时第二个人问：“那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你不知道的东西？”我竖起耳朵，却没听到任何回答。我顿时觉得自己的演讲就像一颗丢入深潭的小石子，激不起多少涟漪。
在那之后，我还在其他持有强硬观点的听众面前做过许多次演讲——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军校学员、罗得岛州新港海军战争学院的学生——他们自然是不为所动。渐渐地，我意识到那些保守人士如何看待我：一个上了年纪的政治活动家，曾经出使过俄国，本职工作还算尽职，但对核武器问题的看法有点古怪。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知名人士也开始积极鼓吹裁减军备，不过几年时间，反对军备竞赛的公共舆论便在美国大规模兴起。里根上台的那一年，美国有70%的民众支持增加国防预算，但到他连任的时候，情况刚好反了过来——只有少数人支持增加军备，而77%的民众支持立即实行双边核冻结。
当反对核武器的呼声日益高涨时，我却开始逐渐减少自己公开演讲的次数。我觉得多说无益，只会让我自己看起来尖酸刻薄。我开始把自己的精力重新放到飞行和航海中去，我进行了一次独自驾船穿越加勒比海的航行。这次航程只有1000英里，但期间的单调乏味和恐惧真是让我受够了。于是我回家组织与其他业余爱好者结伴出游。1985年，我终于完成了环绕合恩角的旅行，这次航行实在推迟了太久。次年夏天，我再次驾驶“巴拉望号”北上，沿着拉布拉多地区的海岸线一直远行到哈得孙湾。每次完成这样的探险之旅都让我深感自豪，但这种成就感不会延续太久，每次旅行结束后没多久，我便开始急切地想要进行下一次出游。
我偶尔也会在一次出行和另一次出行的间隙发表一次演说或是写上一篇关于军备控制或苏美关系的专栏文章。但我敢肯定里根政府没人想听取我的意见。那个让我有可能为两国关系贡献一己之力的人反而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多年以前，我曾请求苏联政府准许我沿着二战期间跟随布拉德利将军横穿西伯利亚的航线进行一次回顾飞行。这个要求十分不寻常，所以当时听取我请求的苏联高级官员格鲁吉・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明白我的意思。他原以为我只是简单地希望驾驶一架私人飞机沿着莫斯科到东京的商业航线飞行。汉莎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一直在飞这条线，所以阿尔巴托夫说这事好办。但当我拿出地图把当年那条穿越西伯利亚的古老的“借租”航线（Lend Lease）指给他看时，阿尔巴托夫立刻拉下了脸。“这就不好办了。”这还是发生在1979年的事情，我的要求就这样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苏联当局的回复，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寻求途径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87年，我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偶遇阿尔巴托夫，他对我说：“汤姆，你的请求得到批准了，你可以驾驶你的飞机沿着老援助线飞行了，去跟苏联民用航空总局联系吧。他们会安排加油事宜的。”
他们只给了我6个星期的时间准备此次飞行。几年前我买了架里尔喷气式飞机，能够搭载六名乘客及两名飞行员进行舒适的长途飞行。我的副驾驶员是鲍伯・菲尔波特（Bob Philpott），多年以来，他一直是IBM最出色的飞机驾驶员之一。我希望奥莉芙与我同行，但她因为旧病复发不得不待在家里。我带上了16岁的孙子威利（他是我儿子唯一的儿子）。此外与我同行的还有马克・加里森及其夫人，以及《时代》杂志关于军备控制问题的首席记者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1987年7月5日，我们从韦斯特切斯特郡机场起飞，途中在雷克雅末克和赫尔辛基分别停留一晚，两天之后，我们便进入苏联境内，朝莫斯科飞去。
阿尔巴托夫之前就给我发了封电报，让我别在下午5:30之前到，我依照他的要求一丝不差地在那个时间将我的里尔喷气机停在了莫斯科机场。飞机滑进跑道时，一辆小车开过来把我们引到一个专用停机坪。接着车门打开，阿尔巴托夫和伊利亚・马佐卢克（Ilya Mazuruk）将军走了下来，马佐卢克将军是一位传奇飞行员，曾在二战期间担任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运输航线的指挥官，被苏联人视为英雄。他已经八十多岁，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参加“借租”航线的援助行动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当他向我的飞机走来时，泪水从他脸上倾泻而下。他张开双臂拥抱了我，并亲吻了我的双颊。当时怀旧之情还没有占据我的心间，但我还是流泪了。我们开了香槟，当天晚上我们参加了晚宴，席间好几个人站起来盛赞我在战时的贡献，真是让我愧不敢当。
我们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确保此次飞行必备的事宜都已安排妥当，在此期间，我也得到机会再次见到了安德烈・葛罗米柯。此时他已被戈尔巴乔夫提升为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更多是一个荣誉职位。他的样子比我以前见过的放松许多。我们进行了一次亲切的长谈，最后他把翻译官打发开，直接用英语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很遗憾你在担任大使期间过得很不容易。我们曾经很盼望你的到来。二战期间你在这里待过，我们把你看成战友，我们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可惜你来得不是时候。”他能这么说让我十分感激，他的这番话让我觉得我担任大使的那些日子并没有白白浪费。
7月13日，星期一，我们终于启程前往西伯利亚。我们每天只飞行四五个小时，晚上就住在西西伯利亚低地地区的偏僻小镇，比如诺沃西博尔斯克。同战时一样，我们的飞机搭载了一名苏联领航员以避免偏离航线误入禁区，但除此之外，此次飞行与1942年的那次飞行形成很大的反差。1942年我驾驶的是B-24型轰炸机，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是180英里，而我这次驾驶的里尔喷气机时速高达600英里。B-24型轰炸机机舱内的暖气设备经常出故障，要不是我们穿着毛皮飞行服的话，早就冻得不省人事。我永远也忘不了布拉德利将军用伏特加擦拭挡风玻璃以免寒霜凝结阻碍视线的情形。但里尔喷气机本身的设计便能经受得住极端寒冷——在一架现代喷气式飞机的飞行高度，气温就同西伯利亚的冬天一样低。
在驾驶舱里闲着的时候，我会透过窗户凝视脚下的大地，再一次惊叹于俄罗斯山河的壮丽。我们也许飞上一个小时能看到一次烟柱和巨大的工厂，但除此之外，我们脚下总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既没有道路也没有村庄。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面对未开化的荒蛮美国所作的思考，正是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言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我们每到一个机场，都会受到当地官员和二战老兵的热情欢迎。他们会在飞机库里为我们举行小小的欢迎仪式，仪式上有美食、软饮料和热情的发言，发言的主题都是这条援助航线如何展示了两国友谊。
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雅库茨克，二战期间，我们在这个位于冻土带的边远小城附近遭遇暴风雪，差点机毁人亡。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城市，苏联政府在永久冻土层上盖起了不少十层高的楼房。从空中我们能看到勒拿河畔建起了繁忙的港口。当我驾驶飞机在跑道上降落时，机场的巨大变化让我感到十分吃惊。1942年，雅库茨克所谓的机场不过是开阔地上一条孤零零的柏油跑道，现在这个机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型空港，无数条宽阔的混凝土跑道上数不清的飞机此起彼落。
市长在机场欢迎我们，并陪同我们游览了城市。我记忆中那些老旧的木头棚户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政治犯集中营也无迹可寻，就连天气都暖洋洋的。当地的博物馆倒是变化不大，展出的还是那些质朴的绘画作品、土著工艺品和我平生见过的最为奇特的动物骨骼。我在开始此次回顾飞行之前曾向负责博物馆的老夫人提供了一些二战期间拍摄的关于“借租”航线援助行动的照片。她以此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展览。那天，我便站在那个展厅里，面前是一张我和我战友的照片，身边是一只乳齿象的骨骼和一位因纽特公主的木乃伊。
在暮色降临之前，我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漫步勒拿河畔，回顾了我的一生。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城市重拾了自信——就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布拉德利将军的提升；就是在这里，全体机组人员最终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头人。我眺望宽阔的河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条大河没有结冰的样子。一个念头浮上我的心间：不管我的生命还将继续多年抑或明天就走到尽头，能够再次看到这个地方，我便了无遗憾了。
让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苏联人找来了当地八九位曾参加过援助行动的退伍老兵。我立刻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有位矮胖的小个子机械师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年正是他为布拉德利将军的全体机组人员每人准备了一双长到大腿的毛皮衬里靴子，雅库茨克当地人穿的就是这种靴子。正是那双靴子使我的双脚免遭冻伤，经过45年的时间，我仍然深深地感激他。我们举行了一场欢宴，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心中依然满溢着幸福。我心知肚明，此次回顾飞行将是我最后一次远行探险，但这个念头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安详地沉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