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我们的战争需要空中力量，而驾驶飞机这件事我很擅长。陆军航空队正在积极扩军，从35万人猛增至超过200万人。不列颠空战说明一个事实：掌握不了制空权，就无望于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这一刻起，飞机将成为同战舰或坦克一样的制胜关键。能成为航空部队的一分子，让我非常激动，虽然最后我没能像有些人那样越级升职或是满载奖章而归，但我取得的成绩全属自己创下，一丝一毫也未曾假手他人。生平第一次，我不再担心会被父亲的威名掩盖。
我离开莱文沃思堡时，航空部队正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将重型轰炸机运往英国。驻扎在英国的美国陆军第8航空队准备向纳粹发起猛烈的轰炸，美国的工厂正赶制数千架诸如B-17之类的新型飞机。这些飞机能够装载的燃料不足以让它们直接飞越大西洋抵达位于英国的空军基地。它们得沿着海岸线飞行，首先沿着大西洋海岸往北飞至纽芬兰岛，然后在格陵兰岛和冰岛略为停留，最后向南穿越苏格兰。飞机的出发点是在新英格兰地区，那是美国陆军第一航空队的辖区，我就被分配到那里工作。
我的第一个工作微不足道。当时许多空军飞行员不知道怎样按照指令飞行，发生过很多起坠机事件。当飞行员进入云层之中时，会失去方向感，冲着地面直直飞去。我被指派通过推广“林克模拟训练器”的使用来帮忙解决这一安全问题。那是一种初级的飞行模拟器，只要飞行员花上足够时间用它进行训练，就能学会只靠仪表进行飞行。所有的空军基地都配备有这种飞行模拟器，本来它应该起到很大作用，但绝大多数飞行员对它都不了解。我的任务就是改变这种状况。这基本上就是个推销工作，我非常卖力，因为这是能让我在军中崭露头角的第一个机会。我从缅因州的普雷斯克岛飞往费城的空军基地，大力推广“林克模拟训练器”。我缠着指挥官们索取训练器的使用数据，把这些数据同其他基地的对比给他们看。我让高级军官写信推荐这种训练器。我全力投入、殚精竭虑——训练器的使用量增加到原来的6倍，这让我觉得自己拯救了一些生命。
这一小小的成功引起了陆军第一航空队司令官福利特・布拉德利少将（Follet Bradley）的注意。
1942年6月，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副官。他的这一提议让我又惊又喜，但也将我置于两难境地。如果我拒绝，可能会影响我在航空部队的前程；可要是我答应了，所做的工作就是充当他的私人助手，那是我不愿意从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我还得为奥莉芙考虑，因为将军副官的妻子最后总是会变成将军夫人的随从。不过我俩一致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我接受了。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再正确不过了。
我一生之中曾为两位杰出的管理者工作过。一位是我的父亲，另一位就是福利特・布拉德利。
布拉德利是航空部队的先行者之一，在他所作的贡献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他是第一个将无线电讯号从飞机上传至地面的人。他在一战后加入陆军航空军，当时的陆军航空军还是个因为充斥着冒失鬼、饭桶和酒鬼而臭名昭著的地方。但布拉德利是个技术超群的飞行员，同时也是天生的领导者。就像“比利”・米切尔和“吉米”・杜立特一样，他深知空军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他比我父亲大概小15岁，头顶却几乎全秃了，只剩周围一圈白发。他有张圆脸，双眼深陷，但目光锐利有神。他用一根长长的烟斗抽烟，戴付夹鼻眼镜，眼镜用根黑带子系在脖子上，平时总放在左胸口袋里，而且他仪表堂堂，谈吐风趣，非常善于鼓舞士气。
布拉德利把我带上他那架双引擎B-23飞机做了几次飞行，以考察我是否合格，飞行一结束他立即任命我为他的专机驾驶员。自那以后，他常常会在飞行途中走到机首同一些别的军官交谈，与此同时我自豪地坐在驾驶座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我想竭尽所能地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布拉德利正忙于在新英格兰进行视察工作，力图将轰炸机更快送至大洋彼岸。在运送过程中存在着拥堵问题，飞机经常在机场耽搁不少时间。
我们前去视察的第一个机场位于马萨诸塞州北部，布拉德利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巡视了基地，与此同时我却站在他的座机旁边干等着。在他们折返之前我忍不住想：“我这纯属浪费时间呀。”我得确保自己不只是个开飞机的“私人司机”。
等我们到了下一站，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时，我决定要跟在将军身边，除非他告诉我不要这么做。每次巡视完后我还会给他写份清晰简要的概述。在这些报告中我会写到我们会见的军官、必需的供给以及我自己对运输行动的看法。我在报告中指出，造成轰炸机延误问题的原因部分是心理上的。一支轰炸机大队在美国机场停留时间越长，就越想赖着不走。如果他们径直穿越新英格兰飞往纽芬兰的甘德或是拉布拉多的古斯贝，就能一鼓作气，在一周之内到达目的地；但如果没人不停地进行催促，延误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写下的视察心得之一。布拉德利常常在我这些报告上批复：“非常感谢”，有时还会写道“很好”甚至是“好极了”——这些小小的赞扬促使我愈发卖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同布拉德利在一起的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因为他让我看到自己具有条理清晰的头脑，具有一种不寻常的能力，能够抓住事物的重点并将其传达给他人。
仅仅数周之后，布拉德利将我带到了华盛顿。当我问他“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时，他的回答是将我提拔为上尉。他知道这对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办完书面手续后，他将我领到位于老军需大楼的军人服务社，买了上尉肩章，亲自为我别上。
初夏时节，布拉德利受命前往莫斯科，处理一个更为棘手的运输问题：将飞机运到斯大林手中。当时苏联急需来自美国的武器和供给：在北边，德国人兵临列宁格勒城下；在南边，德军正步步进逼斯大林格勒和苏联的军事重镇巴库附近的油田。而最让美国头疼的问题之一是怎样将P-39、P-40战斗机和A-20轻型轰炸机运达苏联。因为这些机型航程较短，要快速安全地运送大量这些飞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先将它们开到阿拉斯加，然后分段飞行5000英里穿越西伯利亚。布拉德利的任务就是建立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运输航线。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荣幸之至。”但实际上我内心充满担忧。战争已经进行到最严峻的时刻，轴心国在各个战场占尽上风，此时我自愿接下这样一个期限未知的海外任务，说不定会在国外待上好几年。奥莉芙和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思忖着将来会怎样，她又该如何独自挺过怀孕生子的这段时间。当时我甚至不能告诉她我的真正去向——我们得到保密命令，只能用“大平原”一类的词代指我们的目的地。
为此次出行作准备是我所接受过的最繁重的工作。布拉德利说我们可能在莫斯科待上八个月时间，在那里要是有的吃有的住就算运气很好了。我们可能需要的物品都带上。华盛顿一家酒店里有套IBM专用套房，我在那里花了三周时间，忙得脚不沾地：为我们十个机组人员分别写下备忘录，列出供给清单——防寒衣物、飞机防冻材料、消遣读物等。遗漏任何东西都将是我的责任。我们征用了一架崭新的B-24型飞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布拉德利亲自了挑选机组人员，其中甚至包括经验丰富的轰炸机驾驶员李・菲格尔（Lee Fiegel），布拉德利还任命他为此次飞行的驾驶员。尽管我一直负责此次出行的组织工作，但布拉德利还是将我降为副驾驶员，因为我没有驾驶四引擎飞机的经验。我必须承认B-24型飞机让我心生畏怯，在服役之前我只驾驶过小型飞机，确定航向用的是公路图。在国民警卫队时我们也只有单引擎飞机，从阿拉巴马州飞到纽约就算很了不起——这段航程只有700英里，换句话说只需花费3个小时。现在我突然面对世界最大的飞机之一——总重量为28吨，8位机组人员，配备有轻型火炮，如果装上备用油箱的话，能航行2600英里的距离。李花了不少时间为我介绍此种飞机的情况，此后我们成了一生的挚友。我们出发前两天，我的父母和妹妹们来同我道别；迪克也应该来的，但当时他也应征入伍，驻扎在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布拉德利让我带着我母亲登上了那架轰炸机。母亲在之前从未坐过飞机，不过看起来她似乎很喜欢它，与此同时我父亲却站在地面上，一脸紧张的样子。
即使坐在一架B-24型重型轰炸机里，在战时飞往莫斯科也是件非常艰巨的任务。航程要花费10天时间。我们必须向南飞到巴西，穿越大西洋抵达非洲，然后小心避开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属殖民地一路往北，途经开罗、巴勒斯坦和德黑兰，最后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苏联境内。像当时许多飞行员一样，我对海上飞行总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旦遇到麻烦，周围没有任何参照物，也无法找到任何帮助。
我们在一个满月之夜飞越南大西洋，厚厚的云层在空中诡谲地翻滚，飞到一半的时候我对机组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我从驾驶舱爬到领航员工作的机首。此次飞行的领航员不是布拉德利原先选定的老手，而是在最后一刻才换上的新人。他的脑袋几乎全秃了，此时我能看到他的头已经快垂到他面前的导航工作台上了。我拍了拍他的肩，他跳了起来。“情况怎么样，比尔？”我问。
“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入手。”
我看了眼地板，地上有二十多个揉皱的小纸团。“这是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该拿什么参照物来测定位置。”
“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在大西洋的正中央！”
“是的，但这是南半球——我真的不熟悉这些星星。”
我返回驾驶舱，对李说：“我觉得现在除了按那家伙确定的航向飞之外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可他说他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
李走过去跟他聊了一会儿，因为冲着领航员叫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做。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就是没办法说出具体位置。黎明时分我们开始焦急地寻找陆地，而直到原定降落时间之后一小时，我们才看到陆地。等我们终于在现在加纳共和国的首都阿克拉着陆时，油箱的指针已经指在了零刻度上了。
这并不是我们此次航行中唯一惊险万分的事件。几天之后，当我们进入苏联境内，准备在里海的巴库着陆加油时，我在降落前爬到位于驾驶舱下面的机腹处检查前轮。我刚检查到一半时，李就心不在焉地把起落架控制杆推到了“放下”的位置。他完全不像是会犯这种错误的人，但那次他就是犯了。我惊恐地看到脚下的舱板渐渐打开，自己正在检查的巨大前轮开始缓慢放下。我朝着领航员所在的前舱跳过去，几乎成功了，但一条腿却被卡住了。我冲着领航员大叫，让他把耳机给我。我一边强迫自己保持镇定，一边向李描述我此刻的处境：“我被困住了——一条腿卡在起落架舱门和机壁之间，起落架舱门的另一侧正悬在前轮支架的顶部。要是你此时降落，前轮的运动会导致起落架舱门夹断我的腿。”我手脚摊开，呈大字型攀在打开的起落架舱门上，身下一千英尺的地方就是巴库的油田。无线电报务员走下来，看到这幅情形，他差点晕过去，不得不被人拖回安全的炸弹舱。接着布拉德利将军戴着他的夹鼻眼镜走下来。他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叫人拿钢锯来。不到五分钟他就锯断了起落架舱门背面的铰链，舱门松开来，我的腿保住了。
我们抵达莫斯科时已是8月，战争的走向即将发生转折，不过当时不管是苏联人还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希特勒最精锐的军队向苏联发动猛攻已是维持了两年，在列宁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之类的地方，伤亡人数即便对斯大林本人而言都是骇人听闻的；已经有数百万俄国人死于伤病和饥饿，还有更多的人成为了俘虏。前一年，纳粹士兵逼近到离莫斯科不过咫尺之遥的地方，甚至都能从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政府机构连同盟国的使馆一起后撤到五百英里之外的小城古比雪夫。当时纳粹军队被苏联的冬天和苏联红军的英勇作战击退，不过当我们抵达莫斯科时，这座城市依然处于被围困的状态。我们住进可以俯瞰整个红场的国家酒店。从我们的房间看出去，能看到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壕沟里停着一溜装载着文件箱的小卡车。这些那都是苏联的国家档案，时刻准备着，只要纳粹军队再次逼近城门就撤走。一天到晚都会有办事员走出来，到卡车边翻出某份文件，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回去。我们在街上看到的人都明显地显出营养不良的症状——红肿的眼皮、深陷的脸颊，还有因为长时间只能吃面包而鼓胀的腹部。当时苏联的人们非常穷困，运输工具又相当紧缺，以至于送葬的人们只能将死去的亲人裹在粗麻布里，用手抬去墓地。
我们抵达莫斯科后不到一个星期，温斯顿・丘吉尔也飞来了。斯大林一直催促英国和美国立即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此行便是来当面告诉他这事近期绝无可能。在回忆录里，丘吉尔将这个答复比作“雪上加霜”。他花了三天时间让苏联人冷静下来接受这一决定。等他在第四天早晨动身离开前往开罗时，我们负责武装护送他至德黑兰。出发前的那个夜晚，我收获了一次了不起的人生体验：参加一次外交宴会并同英国首相握手。
不幸的是，此次与丘吉尔的飞行，是导致我同机组人员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痕的导火索。我们离家不过三个星期，但一个不好的迹象已经出现：每次我们急需机组人员投入工作时，总有些人喝得酩酊大醉。我们需要出任务的时候，我负责在早上集合机组成员。要是我们定在上午8点整出发，我会在凌晨5点就起床，到他们的房间叫他们起床。在我们将要护送丘吉尔的那天早上，我发现军士长和机组班长正同一群俄国少女玩扑克牌。走出房间时我叱责军士长说：“该死的，你几天才飞一次，可每次你都醉醺醺的！”他辩称他现在玩扑克更多，喝酒却比较少，但我根本不相信。我们登机时他得检查飞机引擎，可这次他检查完油箱后，竟然忘了把引擎罩盖好。于是当我们的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时，四个引擎的保护罩都有一角掀了开来，最后被风撕裂刮走了。我确信丘吉尔的驾驶员看到了这一幕，肯定在心里嘀咕我们的飞机闹的这是什么幺蛾子。我因此对军士长相当不满。
布拉德利将军与苏联人的谈判不比丘吉尔顺利多少。我没有与会，但我的职责之一是担任此次任务的译电员，所以我能看到所有的电讯。双方的表现都令人失望。俄国人很讨厌，即使是在现在，有些时候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试图帮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忙，经由西伯利亚把飞机运来，而他们却对布拉德利说些诸如制造飞机轮胎该用何种橡胶之类的话。布拉德利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同他们讨论飞机的规格、运送时间安排、美国用于运送飞机的飞行员数量等问题。即便如此，俄国人还是认定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刺探情报，于是他们想用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穿越西伯利亚。美国战争部对此毫不让步。当听说俄国不打算用美国飞行员时，美国战争部将原定在此项飞机运输计划的返程中用于将飞行员带回阿拉斯加的运输机数目从40减少到了10。这一决定在我看来很不公平。俄国飞行员的能力毫无问题，我当时并不明白，战争部何以认为他们难以完成此项任务呢？
这些冗长乏味的争辩持续了一天又一天，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将小纸条送到电报机的纸带盘上，那是我们用以给电报编码和解码的途径。正是通过这项工作，我向布拉德利证明自己有着某种平和的性情，有着持久工作的能力。没过多久将军就开始在有某个决定需要进行商讨时来找我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也许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于美国参战前在英国进行的一次B-17飞机演示中失事身亡。
我们之间还有一个无形的纽带：我们都因为从未收到爱妻的来信而郁郁不欢。我非常想念奥莉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诞生，但不巧的是她同布拉德利夫人交上了朋友。布拉德利夫人以善于得到“内部消息”而著称，但那些消息都是错的。我之前已经告诉过奥莉芙正确的通信地址，但布拉德利夫人说：“哎呀，不对，那地址是错的，你应该写这个地址。”于是其他机组人员每周都能收到家书，我和布拉德利却连一封来信也没收到过。对家乡和奥莉芙的思念像汹涌的巨浪般一次又一次将我淹没。我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感受，可那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这种思念就像一把刀子正在我的胸膛里搅动。每当这时，我都会诅咒希特勒和裕仁天皇，梦想着能在自己家里过安定的生活。
布拉德利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同俄国人谈妥诸项事宜，这段在莫斯科的日子过得很慢。拖住了希特勒军队脚步的冰冷秋雨连绵不断，接着气温跌到了零度之下。尽管战争仍在继续，俄国人的芭蕾演出和歌剧院依然开放，我们看了一些非常棒的演出；我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学俄语。我们偶尔会被派去德黑兰，在那里什么都能买到，于是在回来时，我们飞机的炸弹舱里会满载着给使馆人员带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一次这样的出行中，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与我们一同前往，和我成了朋友——当时他资历尚浅，但后来，他成为了美国驻苏联历任外交官中最杰出的一个。我还同一些驻外记者交上了朋友，像是埃迪・吉尔摩（Eddie Gilmore）、《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沃尔特・克尔（Walter Kerr）、亨利・夏皮罗（Henry Shapiro）和本・罗伯逊（Ben Robertson）。我们了解时事的主要途径是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它每天下午会进行可靠的战况播报。我急于知道北非的战况，因为我相信，在那里进行的抵抗隆美尔的战役，将预示战争的最终走向。最初英国军队进展缓慢，但当他们在阿拉曼战役中击败了德国人，几天之后美军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时，我们晚上打扑克时的情绪都大大高涨。
机组人员中，我是之前唯一来过莫斯科的——就在1937年我从布朗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对于这个城市的变化我有着极大的好奇心。每次一有空闲，我就会叫上某个机组人员出去走个几英里。一路上会有女人不断同我们搭讪。我们估计那都是俄方的密探，不过要我们在三个月里只同十几个自己人聊天，肯定会憋得发疯。绝大多数已婚男士都把持得住，但有几个人陷入了复杂的纠葛里。一度有三个机组人员同时追求一个叫卢德米拉的姑娘，她自称是个芭蕾舞演员；而我同一位叫作塔尼娅的护士成为了朋友，她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名字，给我们那个小小的办公室打电话找我。我们在两本字典的帮助下互相交谈，度过了相当美好的一段时光，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几周之后我们已经能够相当流利地交流，她带我参观了她的公寓。那个地方住了三户人家，塔尼娅住的像是女仆房，就在厨房旁边，不过其他两个房间都满满地挤着一大家子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让塔尼娅给我看看她的衣物，她打开衣橱，里面只有一件冬衣、一件夏装、一件有衬里的大衣、一些笨重的高筒毡靴、一双平跟鞋、一双高跟鞋、一件毛衣、几件衬衣和内衣。这就是她所有的衣服。所以之后，每次我去德黑兰的时候都，会给塔尼娅和其他认识的俄国人带回些长袜鞋子之类的东西。
11月初的时候，从美国来的飞机终于穿越了西伯利亚，我们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布拉德利却觉得我们很快还会再来俄国，因为美国需要帮着监管此项运输计划。俄国人心情不错，竟允许我们取道最佳路线飞回美国——往东南方向飞到中国，布拉德利将在那里与另一位美国将军进行会谈，然后我们将跨越西伯利亚飞往阿拉斯加。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一项相当大的特殊待遇——我们成为战时往东飞越西伯利亚的屈指可数的几个美国空军机组之一。为庆祝我们同俄国人结下的友谊，布拉德利将我们的飞机命名为“莫斯科号”，这个名字用西里尔文(注：指书写俄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言时所用的字母)漆在了机首。
再次看到中国让我激动不已，特别是当我们在中国甘肃省内沿着长城飞行时。当我意识到眼前的这段城墙是我1937年在北平附近看到的那座长城的一部分时，简直惊呆了，北平当时距离我们有一千英里之遥。我们降落在古城成都，这里离蒋介石政府的陪都重庆不远。我们在机场附近一个叫“协进会社”（Society for Moral Endeavor）的小旅馆住下。那里整洁干净，从我的房间看出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我目光所及之处都那么迷人，真让我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国。
我们停留了几天为飞机在冬季飞越西伯利亚作准备。布拉德利让我负责此项工作，我把要做的事情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分派给机组人员。第一天快结束时，我向他们提到我们基本上肯定会再去俄国执行一次任务。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回答：“别算上我们。”他们毫不客气地告诉我说，他们宁愿执行轰炸任务也不愿再和我一同航行。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沉重的打击之一。我在航空部队开辟了自己的事业，又是著名实业家的儿子，但我依然没有学会怎样对待下属。我太急于取悦布拉德利，反而引起了同事的反感。他们抱怨说我要求太多，从不通融，坚持要每件事情都做到十全十美。他们觉得我小题大做，他们说的没错：如果人们按要求完成了工作，再吹毛求疵就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们干劲十足，努力的方向离目标大体不差，那么最好由他们去。
我暗暗对自己说：“要是我连这些人都管不好，将来肯定一事无成。”我决定竭尽所能赢得他们的拥戴。作为第一步，我开了几十英里的车，带他们去成都市中心，请他们吃我能找到的最好饭菜，并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在下一段航程中，我挨个问他们情绪如何，在中国时是否收到家书。我还送给每人一个我在成都买的白镴工艺品。机组的士气得以改善，因为我们踏上了归途，所以我没法看出自己的努力是否有所成效。
穿越西伯利亚的航线将我们带到勒拿河畔的小镇雅库茨克，当我们抵达这个遥远的城市时，气温为零下22°C。我不得不叹服俄国人能在如此高纬度的地方建起一座真正的城市——即使它的主要产业之一是监狱。雅库茨克被用于接纳来自莫斯科的流放犯人，它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座城市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系途径就是勒拿河——这条河流蜿蜒而行，在北极注入拉普捷夫海。一次我漫不经心地脱下手套，手指就立刻冻在了推进器控制杆上。
我们在抵达雅库茨克的次日夜晚起飞，打算往东直飞2000英里到达阿拉斯加的诺姆市。但当时的气温大概在零下40°C，严寒影响了飞机引擎的工作和润滑。作为副驾驶员，我的职责是监控引擎状况，当时四号引擎只产生了大概一半动力，所以我不得不将其他三个引擎推进到超出安全工作的范畴以便起飞。我们成功地在月光中冲上天空，在云层里飞行了大概20分钟，我开始放下心来。但起飞大概半小时之后，四号引擎的油箱温度开始上升，油压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说明我们遇到大麻烦了，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引擎一旦过热就会起火。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关闭四号引擎。”
没人立即作出回应。大家都有点稀里糊涂，因为驾驶舱的取暖装置坏了，我们都冻得要死。菲格尔没出声，正站在我俩之间的将军本人也没有。我接着说道：“我不想乌鸦嘴，但我们要是不马上对那个引擎做点什么的话，也许它就彻底报废了。我建议我们立即关掉那个该死的引擎！”
将军说话了：“好吧，我觉得你还是关掉它好了，汤姆。”
我按下一个红色的大按钮，四号引擎立刻顺利地关闭了。靠其他三个引擎我们得不到足够的动力，因为这时，二号引擎也出了点小问题——也许我们总共只得到了65%的动力。我们真的有大麻烦了——飞机正在结冰，没法保持高度，却依然朝着一千多英里开外的诺姆飞去，此时却没人出手将飞机调头。我坐着想了大概一分钟，然后说道：“我说，伙计们，别跟我说我们将靠三个引擎飞到诺姆去。飞机正在结冰，要是我们再往前飞一点就没有机场可降落了，到时候就要命了。”布拉德利终于下令调头。
这时的雅库茨克灯火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景象之一——我原以为我们没法活着回来。此时雅库茨克正下着大雪。飞机的阻力板没法工作，我们好不容易才将起落架放下。飞机开始以可怕的速度下降，我将两个尚好的引擎推至极限以减缓坠势。结冰的飞机变得非常重，我和李花了吃奶的力气才控制住它。距离地面咫尺之遥时我们作了最后一次方向调整，在我看来飞机马上就要撞上跑道了——跑道在纷飞的大雪中几乎完全看不清楚。不过最后飞机终于对准了跑道，我们还在下降，我看到前方的树木，冲着李大喊起来——他没看到，因为他面前的挡风玻璃全结冰了。于是我扑过去狂拉推动杆，将油门阀一拉到底。待在客舱里的人后来告诉我说将军当时紧紧闭上了眼睛。飞机呼地从树梢上方掠过，在跑道末端着地，甚至都没有太大颠簸。我觉得大家都像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那样高兴。
我们回到市里时天还没亮，再次看到温暖的房间、房间里粗劈原木制成的墙壁，还有煤炉，大家都非常开心。我们的飞机被西伯利亚的寒冬干掉了，我们被困在了雅库茨克，过了一个星期俄国人才安排了一架运输机把我们接走。绝大多数机组成员都心甘情愿地待在屋子里，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只有我和我们的翻译哈利・特瑞斯（Harley Trice）每天会出去走走，在市里逛逛。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总有一到两个当地的人民委员陪同我们一起，引起一大群人围观，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我敢担保，如果不算犯人的话，15年里来过这个城市的外国人不超过25个。雅库茨克的西半部分似乎是一处大的监狱，不过俄国人从未让我们靠近过，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城里随处可见波兰人，他们曾是犯人，刑满释放后又因为太穷而没法离开。还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人说着法语或是德语。
这个地方还有着鲜明的本土文化，当地土著被称为雅库特人，样貌像是因纽特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大都留着浓密的大胡子。他们穿着毛毡靴子、毛皮衣服，骑的是西伯利亚矮种马和驯鹿。要不是他们提供的护胫、手套和靴子，我们肯定冻僵了。我还为我即将出世的孩子买了件毛皮大衣。在当地的博物馆——没有暖气供应——我们参观了附近挖掘出的一头乳齿象和一位当地公主的木乃伊，那具木乃伊穿戴着华美的毛衣和珠子。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显示这里曾有过非常古老的文明。在雅库茨克的第三天，我们去冰雪覆盖的河边看人凿冰。我们看到了一幅西伯利亚冰封荒野的景象：河面白雪皑皑，平坦凄冷。我能看到远处城市喷出的煤烟汇聚成浓密的云团，正徒劳地抵御着呼号的寒风。严寒刺骨，我们的眼睫毛都结了冰。
那天晚上将军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们畅谈了一番，无话不说。最后他提到了下一次去俄国执行任务的事，说李・菲格尔不是很喜欢机组人员的工作状况，对再次前往俄国兴趣不大。将军说：“汤姆，我打算让你做首席驾驶员。你工作努力，学到了不少，我非常高兴。我支持你。”即使有人给我100万美元，也没有听到这些话更让我高兴。
那天晚上，我径直走进机组班长的房间，告诉他我希望他现在对我的感觉不像曾经那么坏了，问他是否愿意再次加入。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其他的机组人员也是如此。我在他们身上花的工夫使我免于经受这样的尴尬场面：不得不告诉布拉德利将军他的机组人员拒绝让我当头儿。有趣的是，一旦我开始真正为这些人着想，我发现很容易就能让他们的情绪高昂起来。那句老话说得的确管用——打一巴掌之后，一定要给个甜枣。
最后，俄国运输机载着我们离开了雅库茨克，飞越西伯利亚东部陡峭的铅灰色山峰。我们沿途停下加油的机场都已经停满了美国制造的崭新战斗机，它们正要奔赴东部的前线。布拉德利开辟的这条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运输航线（简称为ALSIB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截止战争结束时，共有将近8000架飞机经由这一航线送达苏联。甚至连我们那架B-24型飞机也在俄国人修理之后重返蓝天。在官方记录中，二战期间转交苏联的飞机有战斗机、轻型轰炸机、运输机，以及一架重型轰炸机——就是我们的那架飞机——成为了纪念布拉德利此次任务的一座小小丰碑。
我在1942年圣诞节前夕回到纽约，正好赶上我第一个儿子的降生。但两个月之后，我们的巨大欢乐变成了深深的悲痛。
一天下午，我正在华盛顿附近驾驶一架DC-3型飞机进行演练，无线电里突然传来呼叫：“沃森上尉，立即着陆。”在停机坪里我看到一个穿着切斯特菲尔德大衣戴着圆顶高帽的人正在等我——他来自IBM。他跟我说：“汤姆，我有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你的孩子病得很重，你父亲打电话来让你马上到纽约去。”我返身朝那架DC-3型飞机跑去。当时航空部队管得还没那么严。我通过无线电向上士请求允许我暂借飞机。一个小时后我在拉瓜迪亚机场降落，在那里，我看到一面墙下坐着我美丽的妻子，我父亲站在她身旁。看到他俩的一瞬间，我便知道我的孩子不在了。当时护士用婴儿床推着他去公园，不知怎么的他就在睡梦中去世了。奥莉芙悲痛得不能自已，我父亲则因为她出门而有些不安——在他的传统思想里，母亲应该在死去的孩子身边待上24个小时。不过奥莉芙完全不想看到孩子的遗体，我也没有责怪她。
一回到我们那间小公寓，我就走到婴儿车边。我把被单拿出来，接着取下枕套，枕套上有一丝细细的血痕，正在孩子小嘴挨着的地方。他显然是窒息而死，在挣扎时流了一些血。我把枕套扔进洗衣机，把孩子其他的个人物品藏了起来。我们决定要求对孩子进行尸检，看看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问题。于是来人运走了孩子的尸体。我们从未拿到书面的尸检报告。医生只是简单地说：“你们没有什么要担心的。继续努力，你们会有更多孩子的。”
第二天，报纸登了一份死亡声明，接着我们的电话响了。来电的是本・罗伯逊，他是我在莫斯科认识的记者之一。我说：“你好，本，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这儿发生了些不幸的事情，我现在没法跟你聊天。”
“我都知道了。我就在楼下。”
“什么？”
“我想跟你谈谈。下来吧。”
我下了楼，他同我走到公园又走回来，说的话恰到好处，让我感觉好了不少。我跟本其实不是特别熟，他这样做我非常感动——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善良表现。那天晚上他搭乘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里斯本港，飞机在降落时遇到大雾倾翻失事，本不幸遇难。但他给我留下了宝贵的一课：如果你能向一位处在悲痛时期的人伸出援手，你应该不辞辛劳、不厌其烦地那么做。
我们把孩子葬在西切斯特县的沉睡谷墓园，我父亲在那里买了一块家族墓地，在这之前一直空着。那个冬日的正午，我们一家人挤在一辆车里前去墓园，看着那小小的棺材慢慢放入地下，感觉真是糟透了。随后我带着奥莉芙前往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一处军人疗养地。我们乘坐的是夜间列车，我买了瓶苏格兰威士忌带着。在车上我给奥莉芙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觉得这玩意儿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帮助。”她回答说：“你说得是。”于是我将酒倒到盥洗盆里，我们静静地坐在一起，品尝着悲痛的苦涩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