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5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它所带来的愁云惨雾似乎同我那周期性发作的抑郁症状颇为契合。肖特山镇有两个人开枪自杀了，整个社区震惊不已。自然，父亲的财产也受到了冲击，不过他设法将损失保持在账面上。自杀事件发生后，他作出了一个举动，让我至今敬佩不已：他负担起死者子女上学的费用。当大萧条的冲击在1932年真正开始波及到IBM，导致公司股票暴跌时，公司的利润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而由于父亲的薪酬与公司利润挂钩，所以他的收入还过得去。他手有余钱的消息传开来，于是邻居们会在晚上来我家问他借钱。我估计他总共大概借出去10万美金给那些一筹莫展的人。他从未回绝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那些并非很熟的人。肖特山有些家伙在重新宽裕起来之后也没还他钱，我想这事肯定让父亲相当不快。
像许多实业家一样，父亲觉得这次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的。股市暴跌之后几周，胡佛总统发表回应，宣称“任何对美国将来的经济形势或实力缺乏信心的人，都是不理智的”。父亲如果在场，肯定会深以为然、热烈鼓掌。父亲相信经济很快就会复兴起来，所以他在大萧条时期的应对举措就是扩大生产。他在艰难中看到了机会，当订单不足，维持不了工厂正常的开工率时，他下令增加元件库存，等待市场回暖。他加大销售力度，雇佣了更多的推销员。多年以后他还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件事情：他去参观一个艺术展，偶遇吉姆・兰德尔，雷明顿兰德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是IBM在制表机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当时正是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最为水深火热的日子，兰德尔肯定以为父亲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对我父亲说：“唔，汤姆，你是不是还在招推销员？”
父亲回答说：“是呀。”
“真让人吃惊！”兰德尔摇着头说，“到处都在解雇人，你却在招人，有意思。”
“吉姆，我老了，”父亲说，“你知道我快60岁了。人在这个要命的时间点上会作出很多事情。有的开始酗酒，有的开始沉迷女色。而我的喜好就是雇人，我还打算把这个喜好一直保持下去呢。”
若涉足的是任一其他商业领域，父亲可能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但就IBM的经营范围而言，他这么做是对的——而且很是幸运。在罗斯福新政期间，IBM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有余。1933年初《国家工业复兴法》通过，各企业一时间都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供数量空前巨大的资料信息和账目。政府机构也同样需要大批IBM的机器——那是唯一有效管理罗斯福新政中福利保障、金融整顿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相关事务的途径。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使得美国政府成为了IBM最大的客户。为免陷入繁重公务的泥淖，方法之一就是给IBM打电话。整个国家重要的统计数据都开始由穿孔卡片机来记录、处理。
当父亲在IBM取得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时，我却在为获得高中毕业证而苦苦挣扎。我换了三所学校，花了六年时间，才做到这件事情，当时我已经19岁了。早在我上高中之前，父亲就预料到了我会有麻烦，因此决定让我在家附近的学校就读。我的朋友们都离家去了寄宿学校，父亲却坚持把我送进了卡特雷特高中，这所学校又旧又破，离我家才十二英里远。大概两年时间里，我孤零零地待在那儿。我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早上经常与父亲坐同一班列车出发，晚上坐另一班车回来，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因为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我开始寻求其他方面的认可。我跑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但因为我比绝大多数同龄人更瘦、更高，所以根本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的手眼协调能力很差，所以很讨厌棒球；我尝试做个冰球守门员——尽管看着人们从各个方向把冰球朝着我挥来是件刺激的事情，但我还是没能进入首发阵容。在橄榄球队，我也很快就被打发到替补席上去了。球队的教练伯奇・博伊森（Balky Boyson）对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我在球场上的表现，而只是因为我的出勤：他知道我在训练之后得走很长的路回家。
我的艰难处境似乎促使父亲将深藏于心的温情和关怀表露出来。他知道我四处碰壁，但他从未放弃。他不断告诉我，少年时代并不是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将来一切会更好。他说：“不管怎样，这是人生中的重大转变时期，没人能顺顺利利、一点问题都没有地度过，所以没必要担心。”有时他提到我糟糕的成绩单时，他会说：“我原本希望你在学校的表现更好些，我相信你努力了，不过总有一天，你会破茧成蝶，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我总是会在心里暗暗回答：“那是不可能的。”对我闯下的乱子，父亲也越来越能容忍。就在进卡特雷特中学后不久，我伙同另一个男生从某个同学那里秘密地买了一辆福特T型车。我们两个都还不到开车的年纪，我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搞到驾照的了。一天，我俩正开着汽车在肖特山镇瞎转，不料父亲下班回来了，我被逮个正着。我俩看到他朝这个方向走来，正想抄小道穿过邻居家的院子溜走，父亲却已经发现了我们，示意让我们停下。
“不错的车子，”他绕着车子走了一圈，开口说道，“过去我也开过这种车，虽然常常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不过开起来挺带劲的。这是你们的车？”
我那哥们儿磕磕巴巴地回答：“呃，不完全是，沃森先生。”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招供了。父亲问我们把车存在哪儿，我们回答说在卡特雷特中学的后院。“好吧，我要是你们，”父亲说，“就会把它开回那儿，然后把它卖掉或是处理掉。这车会给你们惹麻烦的。”他满可以就这事大发雷霆，但他没有。过了几天我们就把那辆车卖掉了。
后来，父亲让我转到寄宿学校去，这是我少年时代的大事件。我在一个叫作莫里斯敦的地方过了一年，然后转去普林斯顿的胡恩中学。我很想进普林斯顿大学，而入读与其近在咫尺的胡恩中学，让我有种仿佛得偿所愿的美好错觉。
胡恩中学满是纨绔子弟。我看着他们手握酒瓶、身穿浣熊皮大衣、臂弯里挎着姑娘、开着斯图兹勇士跑车（Stutz Bearcat）招摇过市。那种生活方式让我感觉很合胃口。这意味着只要你比别人有钱，只要你受姑娘欢迎，只要你有自己的车，学习便不是那么重要。而我正好有辆很不错的车：一辆红黑两色的克莱斯勒，我在17岁生日那天得到了它。
当时仍是禁酒令施行期间。不过那些地下酒吧并不太管顾客的年纪，我常常带着姑娘们到肖特山镇外的蓝山庄园跳舞。我在女孩子那儿运气并非一直都很好。部分可能是因为我不喝酒，这是我受父亲的又一个影响。不过我倒真的试着抽过一次大麻。那时候人们对“嗑药”还知之甚少，尽管的确有传言说那些黑人乐手之所以弹得一手好爵士是因为他们吸食一种叫作大麻的卷烟。那玩意儿有着如此出色的放松效果，甚至能让那些乐手们在按理只能奏出四分音符的地方奏出八分音符。胡恩中学有个外号叫作“大块头”的坏小子弄了一些大麻卷烟来兜售，我和另一个也叫汤姆的同学合伙买了些。现在汤姆在纽约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我每次见到他都不忘打趣道：“还记得我们那次抽大麻吗？”总能弄得他恼羞成怒。
那次我们把自己反锁在汤姆的寝室里，每人抽了一整根大麻烟。抽完以后我发誓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异样。汤姆也是。我看着他说：“我完全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你呢？”他回答说：“我也是。”然后他开始大笑起来。我也开始大笑——那种笑法完全不受我们控制——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不对劲。我们觉得最好是出去走走冷静一下，于是我们来到走廊里。我记得我觉得自己变得像个巨人一样高，根本没法保持身体的平衡，最后一头撞到了墙上。搞成这个样子把我们吓到了，于是我们觉得最好是上床睡觉，等待药劲过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
我在胡恩高中的表现并不比在前两所高中突出：学习成绩依然不堪入目。但我取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重大成就。我刚到胡恩中学的那天，一个家伙告诉我说：“我们这儿有支划艇队，他们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船屋。”从普林斯顿大学的船库划船而出，这幅画面光是想想就让我激动不已。我立马跑去报名，成为了正式队员，开始学习划艇。多人划艇是一项颇为简单的运动。我不擅长投掷或击打类的运动，但划艇只需要用腿使劲蹬、用手使劲划——我正好有双强健有力的腿。这项运动还能让你到水面上去，而我喜欢和水打交道。我对这项运动着了迷，接下来的一整年都在刻苦训练。我高中最后一年，划艇队的成绩非常好，甚至获得资格参加在英国泰晤士河畔的亨利镇举行的国际赛艇会。我们说服父母提供了几千美金的参赛费用——当时一张三等舱的往返船票只需要一百美元而已——全队一起去了。
就在我全神贯注于划艇运动时，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正在努力为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而奔走。一年之前我就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极不平均。大部分科目的成绩勉强达到或是低于分数线，但物理却考了全新泽西州第一。我喜欢物理；我的老师上课时会作生动的实物示范，比如滑轮能让物体多么轻而易举地被举高。当考试结果出来时，我的物理老师跟我说：“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孩子。你说你大部分科目的成绩都没法看，物理又是怎么考得这么好的呢？”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好像自然而然就能理解机械物件是怎么工作的。
父亲找的人是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育研究教授。伍德是个异乎寻常的天才人物，这位得克萨斯人自学成才，是美国高校标准化入学考试的倡导者。他与我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相识相知，当时伍德正急需找到一种机器用以审阅数以万计的考卷、统计考试分数。我父亲听说此事，立即给哥伦比亚大学免费送去一卡车的机器设备。伍德相信，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被量化，因此数字将在人类文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话对于我父亲那样一个穿孔卡片机制造商来说，无异于动听的音乐。
一位著名的标准化考试倡导者给一个成绩如我这般的人写推荐信实在讽刺。我几乎不认识伍德，但我想我应该会喜欢他。他写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主任拉德克利夫・希尔曼斯（Radcliffe Heermance）先生的信非常庄重，同时又兼具热情和宽容。下面是他提到我成绩问题时所说的话：
“在应届中学毕业生里，若论心智和品格，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孩子排在前十分之一的行列。我对他高中的科目成绩并不熟悉，但我可以断言，他的卷面成绩并不能完全表现他真正的才智、创造力和坚持不懈。依照我的经验，平常那些用于决定高校入学资格的考试和测验，并不足以恰当地衡量他的智力水平，不管他的考分高低如何。”
这封信没能奏效，但它肯定让我父亲很满意，因为当他去世时，文件夹里还存放着一份它的拷贝。
我在胡恩中学最后那年的春天，父亲亲自去见希尔曼斯主任，为我求情。他回来以后只是跟我说这事可能性不大了。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告诉我会面当时发生的事情。招生主任将我在莫里斯顿和胡恩中学的成绩单摆到桌上，对我父亲说：“沃森先生，我看了看您的孩子的成绩，他前途堪忧。”
对此一无所知的我依然满怀希望。我告诉父亲说，我在胡恩中学最后一年的成绩将会有极大的改观。我从亨利回来之后，便到缅因州卡姆顿与父亲及其他家人会合，当时父亲在那里有一栋很大的避夏别墅。我的成绩单正在那里等着我的到来——我到现在还留着那张纸。有几门的成绩还不错，但有三科完全考砸了。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想在秋天去上大学的希望似乎很渺茫了。过了两天，父亲把他那辆大大的帕卡特旅行车开到屋子前面。我问道：“把这车开出来干吗？”
“我带你出趟门，我们去各个大学里转转。我们肯定能找到一些愿意接收你的学校。”这正是父亲的作风。现在我依然能从他留下的那些见解里看到这一点：当有些事情必须去做时，绝不能逃避。
我当时在缅因州爱上了一个姑娘，不想离开卡姆顿太远。于是我立即想到有个哥们儿去了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我对父亲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布朗大学看看？”
我们驱车前往普罗维登斯，住进彼得摩尔酒店，父亲给布朗大学招生办公室打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父亲对办公室的人说：“我是托马斯・沃森，IBM公司的负责人，我儿子正在考虑到贵校就读。顺便问一下，贵校校长是哪位？”
招生处的人回答说：“克拉伦斯・巴伯（Clarence Barbour）。”
“那真是太巧了，”父亲说，“我住在纽约罗切斯特的时候，他正是我们教区的牧师。”在那个时候，布朗大学的校章规定学校校长必须是神职人员。
我们去了克拉伦斯・巴伯的办公室向他问好，巴伯派人带着我们参观了一番校园。当我们回转时，招生处的人正在看我的成绩单。他说：“他的成绩不是很出色，不过我们还是考虑收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