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从未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过：“我真的想要你继承我的事业。”事实上，那个时候，当他看着我，心里大概会觉得我是最不可能做他继承者的人了。但我不知怎么的就是觉得他想要我继承IBM，接过他肩上的担子，一力承担下去。这个想法让我十分苦恼。大概十二岁的时候，一天放学后，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想着关于父亲的种种。我不记得自己究竟是怎么钻到牛角尖里去的，只记得当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哭得不成样子。母亲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回答说：“我做不到！我没法在IBM工作。”
母亲说：“可没人让你那么做啊。”
“是没有，可我知道爸爸想要我去。但我真的做不到。”母亲抱住我，安慰我说别担心。父亲回家之后，母亲将我的感受告诉了他。父亲温和地跟我说，他小时候，他的父亲想要他成为一个律师，所以我以后尽可以从事自己希望的职业。从那以后，他总会将选择权交到我自己手里。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处在扭捏羞涩的少年时代，我的情况甚至比绝大多数青春期孩子还要糟糕。我瘦高笨拙，个子蹿得太快。在潜意识里，我尝试着同父亲来个“男人间”的比较，但当时父亲正处在成功的巅峰，权势如日中天。比较的结果只会让我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陷入沮丧的泥淖不能自拔。
尽管他说过那些我可以按照自己意愿选择职业的话，但从1927年我们的一张合影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我真实的期翼。照片上我们并肩而立，个头几乎差不多。我们的穿着也全然一样：戴着圆顶礼帽，穿着暗色西装，披着厚重的大衣。当时我们正前去参加在亚特兰大城召开的一次销售会议。对于13岁的我来说，要做这般商人打扮似乎还太过年轻。
5岁时，我留下了对于IBM的第一个回忆。父亲带我参观了代顿的磅秤生产厂。我还记得流水线上刺鼻的金属气味，记得制造金属铸件时发出的烟雾和噪音。从那以后，父亲经常带着我参加IBM的会议，那些会议的规模很小，因为那时整个公司的规模尚且不大。有时他的私人司机会到肖特山来接我，把我送到父亲位于城里的办公室。这都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时IBM还未曾开始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置楼。那时候的公司只在华尔街附近弗林特先生办公的大楼里占有两层。在我的印象里，那些位于百老汇街50号的房间都很昏暗，因为公司的前台正位于大楼的中央。你得走出电梯，穿过一道玻璃门，才能看到接待员。目光所及之处皆无窗户；虽有一些照明用灯，但也不是很多。
通常情况下，接待员会问我：“哎呀，你好啊，汤米，你找你爸爸吗？”父亲拥有一个拐角处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铺着东方地毯，还有一张大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在他去世以后，我继承了那张桌子。房间里挂着一张父亲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握手的照片，他是父亲在纽约结交的第一位要人朋友。此外还有一些父亲参加社会活动获得的奖章、一些他童年时的纪念品，我印象里可能还有一两块他从远方带回来的镇纸石块。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烟草的味道。
我通常会直奔到位于几层楼下的机房玩耍。在那里，IBM的销售网点记录被穿孔卡片机记录下来。在那个时候，销售网点还很少：实际上，驻洛杉矶的销售员负责着从洛杉矶到埃尔帕索之间整个区域的业务。职员们将成叠的穿孔卡片送进制表机和垂直式分拣机里，有时我会不小心把卡片碰翻，把他们的工作弄得一团糟。穿孔卡片机会产生大量的纸屑——每当穿孔机在卡片上留下一个洞眼，就会产生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纸片。那些纸屑会被收集起来，然后卖回造纸厂。不过要是楼下的百老汇街上有游行活动，职员们就会拿些纸屑洒出窗口。只要我遇到这种机会，肯定是大把大把丢得不亦乐乎，我可喜欢干这事了。
所有做儿子的在某一时刻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自己的父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不过要是你父亲的照片被挂在每一间办公室里，每个围在他身边的人都对着他卑躬屈膝、拼命讨好，这种想法就会在你脑海中盘桓不去了。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自惭形秽。最要命的是他会做一些自以为会让我开心的事情。
一次，知道我对飞行充满兴趣的他决定将我引见给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当时他俩甚至还不认识。这事就发生在1927年林德伯格完成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后不久，父亲买了某场庆功会的门票，带着我径直走到主席台前，向那位传奇人物自我介绍说自己是IBM的总裁，然后介绍了我。他这一出弄得我手足无措，我记得我只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祝……祝贺……您。”
出于自我保护，我对父亲的世界发展出一种说不出口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的萌芽早在数年之前就出现了。1924年冬天，IBM正式更名，当时我只有10岁，还在穿齐膝短裤的年纪。那天父亲下班回家，给了母亲一个拥抱，然后自豪地宣布“计算制表计时公司”从这天开始正式改叫那个气势如虹的名字——“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我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心里嘀咕道：“就那小破公司？”
父亲肯定在心里对于IBM未来的样子有一番勾画。实际上，当时他所掌管的公司，进进出出的还是一帮口嚼烟草、推销咖啡研磨机和配料秤的家伙。但那并未让他停止将公司格调往他所知道的最好方向提升的努力。公司的顶级产品陈列室，像第五大街310号的那间，一直铺的都是东方地毯。我猜父亲肯定以为东方地毯和磅肉秤搭在一起效果极好，可我只觉得很不相称。
父亲很乐意将教育我的工作托付他人，但与此同时，又正是他本人，教会我如何像一位绅士那样待人接物。在他看来，那是最重要的生活技能之一，为了掌握这些技能，他曾经付出过很多努力。为了教我这些东西，他最喜欢通过的方式是带我一同出行——比如去他的故乡北纽约州探访某位亲戚或扫墓。
他知道所有关于坐火车旅行的事情——我估摸着他在火车上度过了好几百个夜晚。在第一次这样的出行中，父亲给我演示了怎样用梯子爬到上铺，怎样系好帘子以免受到打扰。接着他带我去了男盥洗室，那也叫作吸烟室。盥洗室里通常有两个或者三个洗脸池，还有条长凳子，人们在等待轮到自己洗漱的时候就坐在上面，那时候他们经常只穿着贴身汗衫，吊裤带也解了下来。我们的火车咔嗒咔嗒地行进着，父亲等着，直到盥洗室里的其他人都洗漱完毕离开了，然后他对我说：“来，汤姆，你看，这是个公用盥洗室。每个人在使用的时候都要注意，因为在你之后的人会根据你用过洗脸池之后的情形评判你是个什么人，现在我教你该怎么做。”
他走向一个干净的洗脸池，一边说一边演示：“拿一条毛巾，蘸些水，先把池子里面擦一遍，把那些胡茬儿、肥皂泡、牙膏沫和别的脏东西都擦干净。再擦擦池子边上，把溅出来的水渍擦掉。把脏毛巾扔进这个筐子里，然后就可以开始洗漱了。”
“打肥皂，刮胡子，刷牙……”他这套程序足足进行了十五分钟，期间我忍不住溜达到边上去了。当他完事之后，把我叫回跟前，说道：“喏，这是你洗漱完毕之后要做的。”他把整个池子擦得干干净净，一边擦一边还吹着口哨。最后他开口道：“好了。这样下一个来洗漱的人就会有很大的可能像你那样注意保持池子的清洁了。”
在这些出行中，我留意到他总是不忘给服务生小费。一次去芝加哥的旅途中，他给了车厢服务员10块钱小费，在当时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那些服务生总是会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沃森先生。”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我父亲如此恭敬，直到我注意到那些小费。
于是我问他：“爸爸，你怎么给一个卧铺车厢服务员那么多小费呀？”
“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汤姆，”他回答说，“首先，那个人一整晚都只能蜷在他那个狭小的隔间里睡觉，我觉得他很不容易。其次，社会上有这么一个阶层的人，要是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就会说你的坏话，那就是侍者领班、卧铺车厢列车员、门童和私人司机。他们能接近你，看到你不为人知的地方，所以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真的能毁掉你的名声。”
这些出行看上去总是好像可以成为我和父亲之间温馨、亲密关系的开端。但当我们结束旅行回到家里，父亲就会马上与我再次疏远。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也许他真的是年纪大了，很难再体会身为男孩的感受，又或者他只是太忙了。
当他不能亲自陪我的时候，会把我丢给某个手下，最经常是他的私人秘书菲利普斯先生。乔治・菲利普斯（George Phillips），会计出身，最后在二战之后我父亲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时担任了IBM的总裁，随后还当上了副董事长。菲利普斯就像那个《鲁滨逊漂流记》里的老好人“星期五”。他从1918年就开始为我父亲工作，我父亲对他再放心不过了。要是父亲有个需要接济的可怜姨妈，菲利普斯一准会把这事安排得妥妥当当：钱要寄到什么地址，寄多少，诸如此类。当时菲利普斯靠着IBM的股票赚了一大笔钱，但他一直到1926年才买车。当他终于决定买车时，还跑去跟我父亲说：“沃森先生，现在我够钱买车了，不过我想先得到您的允许。”父亲经常让菲利普斯带着我四处去逛——参观自由女神像、弗朗西斯酒馆和布鲁克林大桥。等我再长大些，菲利普斯还教我射击。打猎也许是菲利普斯逃离俗务自我放松的唯一消遣了，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打猎，直到他去世。
绝大多数时候，父亲对我总是不吝夸奖，说我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人物。但当我回首过去，却觉得他肯定非常忧心。大概13岁的时候，我患上了复发性抑郁症，病情相当严重，以至于大家都说不好我最终会怎样。我第一次出现这种症状是在一次哮喘发作时。就在我刚刚觉得呼吸开始顺畅了些时，突如其来地，全身的意志力好像一下子被抽空了。我不想下床；得在家人的苦苦劝说下才会进食、洗澡。在今天，这样的表现会被视为临床抑郁症的典型症状。那是一种严重的心境障碍，患者自杀率很高。但在当时，虽然父母为我请来了各种各样的医生，却没有一个能够说出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最好的一位医生说他确信这种情况与我正处在青春期有关，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医治。
就这样过了30天，我不治而愈。但6个月之后，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每年都会经历两次严重的抑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年满19岁，上大学为止。如果你不曾患过这种病症，就完全无法想象那种滋味。无端的忧虑占据了你的全部身心，你的整个思维变得混乱不堪，你眼里的一切事物好像都不是真的。举个例子，房梁上有处节疤，不知怎么地我会告诉自己说：“那块木头是光滑的。房梁上根本没有节疤。我要疯了，我看到了一处节疤。”接着我就从觉得自己要疯了想到我周围的世界到底出了问题。我看不进去书，没法跟任何人交谈。当医生来看我时我只能用单音词来回答他的询问。
妈妈想到个主意，她觉得要是让我运动运动，也许我能自己好起来。于是她给我买了个实心球。我还记得我是怎样强迫自己走出房门，走到车道上的，怪异的念头在我脑子里横冲直撞，我无比渴望就地躺下。而这时候我家的司机会把球扔给我，我再扔回给他，如此反复。这样做并不管用，什么都不管用，我害怕我再也好不起来了。
我发病的那些日子，家人肯定都很不好过，特别是我的小弟弟迪克。他很仰慕我，我相信当他看到我突然变得如此无助时，一定感到非常困惑。一年夏天，他和我同去参加了新斯科舍的某个夏令营，就在那里，我的抑郁症又严重地发作了。我完全没法正常生活，早上勉强爬起来参加营地活动，但一有机会就跑回床上躺着。当时迪克才刚9岁，但我被孤寂和绝望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最后把他叫到身边，试图告诉他我正经受的痛苦。我说：“待在我身边，帮帮我，要是我死了，你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那不是他们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