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就在他将IBM公司托付给我六周之后——我顿时成了全美国最惶恐不安的人。十年以来，他一直教导我、栽培我，好让我来日可以继承他的事业。而我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浮躁、狂妄、急不可耐地想要接掌公司权柄的年轻人。突然一下子，我真的接管了公司——却再也没有父亲做我的坚强后盾了。我听过太多杰出人物的后辈在商界一败涂地的故事，完全能够想象那些年轻人在发现自己不能胜任父辈工作时会有多么挫败。我担心自己也会那样，不过在我父亲逝世一周年时，我欣喜地对我妻子说：“我办到了！过去这12个月里，没有了父亲的支持，我还是办到了！”
接下来的一年平稳度过，然后又是一年。计算机时代来临了，IBM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在我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公司的效益增长了十几倍。1971年我辞去首席执行官职位时，公司的年收益为75亿美元，想到父亲应该会为此感到欣慰，我也心安了。他过去常常预言说，终有一日，IBM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司。
我一直紧随着父亲的脚步前行。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也许是想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也许是固执地想向整个世界证明，我也能像他那样做事。我从未觉得我做到了像父亲那样出色，因为我的许多决策，都是源自从他那儿学来的策略和经验。不过我想，至少我可以当得起“虎父无犬子”这个说法了。
我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因为我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私立学校、环球旅行、大把财富——这样的孩子成大后往往会成为纨绔子弟。从小我就知道我应该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敬畏我的父亲，但我俩有着同样火暴的脾气，曾经我一度觉得很难同他共处一室，更别说试着向他学习如何运营一家公司了。
年轻时，我没多少上进心。在布朗大学念书时，我把太多时间花在开着飞机四处闲荡上，差点毕不了业。在毕业年鉴里，每个人要在个人照片后面写下四年大学生活的简述，而我能写的只有我曾上过的预科学校的名字，别的就再也没可写了。我没有得过奖项，没有个人成果，那一行含糊的简述只能让别人对我感到同情和不能理解。当时的我真的完全可能成为又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
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1939年后，我最爱的消遣项目——飞行，一下子成为了一项严肃的工作。我加入了美国空军，成为一位战斗机机师，在驾驶满载士兵的战机过程中学会了怎样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我远离父亲的羽翼庇护，在军队接受历练，并且在1943年时荣升中校。尽管之后我再未获得升迁，但当我复员返家时，却生平第一次充满了自信，觉得自己有能力运营好IBM公司。但是因为我在参军前的表现给父亲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所以他对于我并不是十分看好。他花了好些年时间来说服自己他的儿子已经变了，但我觉得其实他心里面一直是有点不确定的。你可以去看看《纽约时报》上那张他将IBM公司转交给我时的照片。照片上我俩都穿着细条纹西装，在一个书橱前面亲密握手。我脸上是一副自信满满的表情，显然很是享受那一时刻；而我父亲则露出一个不确定的浅笑。
父亲运营IBM公司42年时间，我接手后担任了15年的首席执行官——加起来，沃森家族管理这个公司将近60年时间了。我的工作在于将公司引领进入计算机产业，而父亲才是那个创建IBM的人。他白手起家，到我加入空军时，IBM已经成为一家年收益将近4000万美元的公司了。
在当时美国的工业产业中，IBM只是萤火之光，不值一提，但多亏我的父亲托马斯・约翰・沃森的商业天才，它迅速成长起来，获利丰厚，吸引了众多关注。父亲同所有商业天才一样深谙规划之道。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设有通用汽车公司（GM）开放日、通用电气公司（GE）开放日，还有IBM开放日——我们同两家商界大鳄享受了同等的待遇。我们甚至请到了纽约市长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作为我们开放日的嘉宾。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那之前就已经将父亲引为知己，也在当天发来了贺电。
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父亲在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将他的经营之道倾囊相授。我们的关系如同暴风骤雨般激烈汹涌。在公开场合他会毫不吝惜地夸奖我，从他人之口我也听到诸多父亲对我的溢美之词，像是说我精明能干，天生就是当管理者的料。但在私底下，父亲和我常常吵得不可开交，这样的争执一次又一次将我们的关系推向疏离的边缘。这些争吵通常以泪水收场——我泣不成声，父亲也老泪纵横。
我们的争执围绕着经营中的每一项重大议题——怎样为IBM的发展提供资金，对联邦政府提起的某桩反托拉斯诉讼案是应该调停解决还是应该抗争到底，我们家其他成员应该在IBM里担当何种角色。大约1950年起，我将经营目标设立为尽可能快地推广计算机——这也是我和父亲从未达成过一致的问题之一。这意味着我们得雇佣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花费数以千万计的金钱来设立新的厂房和实验室。这样的风险令父亲犹豫了，即使他已经像我一样早早就意识到了电子产品所蕴含的巨大商机。
当我最终接掌公司时，真是为这一权力更迭兴奋不已。计算机应用是一项全新的产业，我一直觉得，如果IBM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有别人捷足先登。正是因为对这一事实洞若观火，我们的经营得以迅速扩大，速度如同脱缰野马，让其他公司望尘莫及。我们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一些年里不得不将这样一个问题提上议程：怎样才能妥善培训那每年两万乃至更多的新雇员。
我总是待在雇员们目光能及之处，事事当先，从不懈怠。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抓住机会实施有力举措，从而为IBM的行事之道作出表率——像是亲自接待某位员工的投诉，大幅降低某款表现不如人意的新型计算机的售价。同时我也常常渴望能够从公司事务中暂时抽身，这对于我父亲而言肯定是难以理解的。在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我放着一张清单，上面记着我梦想成行的冒险活动，像是攀登马特洪峰，循着库克船长探险南太平洋的航线航行，可我完完全全没有时间。
所有这些在1970年有了改变。我遭遇了一次心脏病发作。当时我仅仅56岁，我想许多珍惜时间的高级管理人员，肯定会在三重心脏搭桥手术留下的疤痕尚未痊愈之前，就回到办公室投身工作。但是我在医院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天午夜，我感到胸口疼痛，于是就自行驱车到急诊室。医护人员给我戴上一个监护仪，但第二天清早我叫住医生说道：“您看，我得出院了。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得去参加他的葬礼，然后我还得径直飞去梅奥医学院做场演讲，然后——”医生打断我说：“你哪儿也不能去。你犯的是心脏病！”他们把我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这位医生就是马克・纽伯格（Mark Newberg），在那之后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我们进行了许多次长谈，最后，一天早上，他直视着我的双眼，问道：“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IBM呢？我想你已经证明自己做到了你在那儿能做到的一切。”
说完他离开了。那天中午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到晚餐时分，我开始思索这许多年来我担负的责任，开始思索在经营公司之外我能做的一切事情。第二天，我在破晓时分醒来，走去护士站倒了一杯咖啡。当我回到病房时，阳光透过窗户洒了满地，几十年来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感觉良好。那感觉就像突然有人从我背上移走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一般。
出院之前，我将自己离职的想法知会了公司。董事会竭尽全力挽留我，他们或是单独或是成群地前来说服我。但我知道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相比经营IBM而言，我更想活着，活出自己的人生。这样的决定，父亲永远不会做，但我想他肯定会表示尊重。
这本书讲述了父亲和我在执掌IBM公司岁月里的故事，以及我离职至今所做的事情。父亲一手创建了这个了不起的美国企业，在公司里，我们激烈对抗，又彼此深爱。我为它的创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在20年前离开了它。在这段人生历程中，我学到了许多关于权力的东西：服从权力、争夺权力、获得权力、支配权力以及放弃权力。我体会到父辈是怎样对做子女的寄予厚望，而做子女的又是怎样因为此等期望而倍感重负。许多做子女的人问我，他们是不是应该沿着父辈的路走下去。我的回答如下：如果你能承受，那就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