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来是我国刘姓人口聚居地之一，巴山蜀水，钟灵毓秀。1951年，刘永好就出生在“天府之国”的一隅——四川新津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虽然父亲刘大镛自小聪明伶俐，但由于家境贫寒，无奈只能去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富家子弟不学无术，最终是学业无成，而身为“小书童”的刘大镛却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了邻县中学，后又升入了重庆高等工业学校。刘大镛勤奋好学，勇于开拓，不仅成为了学校里小有名气的学潮领军人物，而且还是当时重庆年轻的共产党员。母亲同样也是进步的革命青年，就读于黄埔军校战地女护士班，受教于一批优秀的妇女活动家，非平凡女子之辈。
1949年建国以后，父亲在新津县一家政府单位做技术工作，母亲成为当地的一名教师。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物质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父母二人虽然均为公职，但收入也不高。微薄的收入要用来抚养五个孩子，难免显得窘迫。后来，母亲又因体弱多病的原因辞去工作，家里7口人全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
刘家五孩子当中，共有四兄一妹。大哥是刘永言，二哥是刘永行，三哥是刘永美，老四是刘永好，最小的是妹妹刘永红。兄弟四个名字连在一起，寓意就是“言行美好”的意思，这也是从小父母对他们寄予的希望。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刘永好兄弟的命运与同龄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贫穷，一直伴随着刘永好年轻时代的生活，在20岁之前他只穿过草鞋，衣服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以说那时几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这也让他更能够深刻理解财富的意义。
小时候，刘永好的课余活动很丰富：每天都要忙着帮家里捡煤渣、打零工。
刘永好的出生地——四川省新津县据省会成都有二十几公里，这儿被称为“成都南大门”。新津县的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现在已经是全省的水产大县和蔬菜大县，也是四川省非公有制经济的示范区。新津县90％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县，农业靠天吃饭。碰上好的年景，可以风调雨顺，；老百姓丰衣足食；年景不好，就要青黄不接。那时整个县城没有任何的企业可言。
刘永好十三、四岁的时候，每天早晨必须在5点钟就要起床，早起捡煤渣，以补贴家里的生活。因为街边的一些小饭馆，每天早晨从5点起就开始生炉膛卖早餐。熊熊的炉膛燃烧起来，自然就会有许多的煤渣掉下来，谁先去谁就捡得多，去晚了就捡不到了。因此，刘永好每天早晨5点必定会准时等候在炉膛前。
刘永好家住在县城里，城里有一条江，叫做岷江。如果在夏天，刘永好就会和一群小伙伴天天去岷江游泳，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江的对面山上有很多的桔子树，他们经常会游过去，躺在桔子树下乘凉和休息，摘桔子吃。
夏天雨水很多，要遇上暴雨天。大量的雨水涌入岷江，江面上波涛滚滚，气势磅礴，极为壮观。时常还会有树枝或木头随着湍急的江水漂流下来。这时，刘永好就会和小伙伴们一个猛子扎到水里面，游过去将树枝或木头从水面上拖回来。
刘永好从小就是这样在江边长大的，捡水柴，游泳。虽然家里很穷，但是他过得却很开心。
就这样，年复一年，刘永好每天除去上学的时间，都要忙着捡柴火，他要将全家人一年烧火做饭的柴火检够。运气好的时候，捡得多了，留够家用的，剩下的还要挑到集市上去卖。有一年的夏天，他居然卖了3.5元，这在当时的消费水平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这是他为母亲挣来的第一笔生活费。当他把这笔钱交给母亲的时候，母亲怜爱地摸着他的头说：“永好，这可是男人才做的事啊，你毕竟还只是个孩子。”刘永好十分自豪地回答说：“妈妈，我长大了，应该帮妈妈做些事了。”
到了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上山去放牛了。刘永好那时正好十二、三岁，每天他都会赤着脚，手里提着一个铝饭盒，走30里地，上山去给父亲送饭。每到中午时，父亲就会不停地向山下张望，只要刘永好一出现，父亲会特别兴奋。等刘永好到了山上，他们就把饭盒打开，开始吃饭，每次父亲都会吃一小半，刘永好吃一大半。对刘永好来说，既能吃饱饭又能每天见到父亲，他的心里感到特别幸福。
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天天吃上回锅肉和麻婆豆腐。他甚至还给母亲说，要是每周能够吃上一顿回锅肉、隔三差五吃一次麻婆豆腐就好了。
刘永好渴望能够早点进入共产主义。因为妈妈和他说，只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实现了。但这种理想的生活在那个时代还显得遥遥无期。
由于家境贫寒，在刘永好的记忆中，他在20岁前几乎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可以这么说，他是赤着脚走过了这段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一双像样的鞋是这个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梦寐以求的东西，小时候赤脚成长的经历深深刻在刘永好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20岁之前如果说刘永好脚上穿的还算得上是鞋的话，那是一种自己做的称为“凉草鞋”的鞋，就是去买或者去捡别人穿旧了或者是扔掉了不要的胶鞋，把它的鞋帮给去掉，在鞋底上穿几个洞，上面钉上几根绳子，然后这样栓在脚上。
在1966年深秋，15岁的刘永好进了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读中专，并成了红卫兵小将。刘永好跟着红卫兵北上京城“大串联”时，特地挑了一件家里最好的呢子衣服。为了能跟他的老师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母亲特地为他挑选了家里最好的衣服，衣服是1949年土改时父亲在地摊上买回来的。在父亲和三个哥哥手中辗转了17年后到了刘永好的手中时，已经早已看不出衣服原来的颜色了，样式也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可刘永好仍把它当成宝贝似的。临行前，母亲花了两角五分钱从旧货摊上为他买了一双已经开了裂口的解放鞋，洗干净后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缝好。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第一双解放鞋。
然而，就是这双他非常心仪的解放鞋，却令他陷于非常难堪的境地。在接受毛主席接见前，红卫兵必须经过严格的队列训练。有一天，在操练时，后排的一位同学不小心踩在刘永好的脚后跟上，只听见“吱啦”一声，鞋底和鞋帮“分家”了。刘永好一下子成了“赤脚大仙”。穿上“新”鞋的喜悦心情陡然之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比沮丧的心情，他的眼泪哗啦一下流了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
没有鞋穿了，他就这样光着脚走在初冬的十里长安街上，步行走到天安门广场前，作为当年百万红卫兵的一员，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好在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上遗留下数不清的被挤踩掉的鞋，刘永好捡了两只破旧的解放鞋配成对穿上。谁知没穿几天，那双鞋的鞋底和鞋帮也“分家”了。他只好用麻线把这双鞋捆绑在脚上，穿着这双“鞋”，一步一步走回了新津县。
在一次做客崔永元主持的《小崔会客》特别节目时，刘永好手里特意拿着一双草鞋，这是去新津县文井乡调研时拿回来做纪念的。刘永好非常感慨地说，小时候特别穷，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根本不要奢望能穿上一双像样的鞋。而手上这双草鞋显然已经是时尚和工艺化许多了。
刘永好的脚比较大，没有鞋穿的脚可以自由发展。刘永好在上小学的时候国家还没有改革开放，那时候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进城去做一名工人，摆脱下乡当农民的命运。由于学习勤奋加上机遇，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干部学校中专毕业后，顺利留校当了教员。这在当时是令多少人羡慕的职业。
在20世纪80年代初，刘永好顺应时代潮流，毅然脱去公服下海创业，这是从中国西部贫穷落后的山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创业之路，这是一条白手起家走出来的路，可以说是刘永好兄弟赤脚走出的希望之路。刘永好赤脚走出了人生路，同样，他也赤脚走出了创业之路。
17岁的刘永好中专毕业后，和十几个城市孩子一起，插队到了新津县古家村。这儿穷乡僻壤的，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通电，就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当地老乡都开玩笑把这儿说成是一个“鸟不生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说来悲惨，古家村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穷村。民谣曰：“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
当地农民每天从日出忙到日落，辛辛苦苦才能挣到二毛七分钱。而这群从城里来的孩子在一天里连农民一半的活都还干不上，他们能挣多少钱呢。生产队长看他们可怜，就照顾他们，给了他们一半的工分，也就是每天一角四分钱。
孩子们到了这儿，什么都没有，队里就暂时给他们腾出来一间空房，通一大铺炕，能睡十几个孩子。炕的中间用秸杆编成的莲子糊上牛皮纸隔开来，男、女各睡一半。
孩子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睡在冰冷的坑上，一天三顿只能光吃饭，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饿肚子，有时连盐都没得吃。没有一点菜，还没有盐，日子久了，怎么可能受得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农家去借一点盐，回来放在水里面，化成了盐水，用盐水就着饭吃。那时，他们盼的就是能天天吃上一顿菜。
有段时间，连着一个月大家没有吃菜了，下地干活感觉浑身乏力，没有一点力气。集体户的户长就让孩子们到山上去挖野菜，回来的路上顺便再去老乡家借点盐，用野菜醮盐水，改善一顿生活，饱餐一顿。
大家听了，都高兴地都蹦了起来。留下两名女同学在家做饭，其余都上山挖野菜去了。十点多钟大家就回来了，个个欢天喜地，可以好好的美餐一顿了。十几个孩子把锅台围了一个圈，每人手里都拿着头号大的碗，碗里的饭都是两碗扣在一起，高的像小山似的，吃起来都碰着鼻子。野菜醮盐水的味道不知道会有多么的好吃，平日里叽叽咋咋说话的声音都消失了。
吃完后，有人提议休半天，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睡半天觉。户长也感觉浑身充满了疲劳，于是就满足了孩子们的要求。当一觉睡来，就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贫协主席来敲门，才把大家叫起来的。贫协主席是集体户的名誉户长，头一天没有看到这群孩子们上工，他就觉得很奇怪，认为孩子们累了，休一天，也合情合理。第二天早晨，还没见孩子们来，就觉得不对头。急忙赶来叫门，见个个都躺在炕上不起来，便上前挨着叫。大家好容易支撑起来，把老户长吓了一大跳。只见个个脸肿得都变了形状。
老户长问道：“你们昨天都干什么去了？怎么变样了？”
有一个孩子吃得野菜少，中毒比较轻，便把头天的事情说了一遍。老户长一听，马上跑到外屋去察看野菜，一看就喊起来了：“你们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这哪里是野菜！这种山菜有毒，你们都中毒了！”多亏老户长发现得早，及时找来了赤脚医生，用当地的一些土办法给大家解了毒，没有几天孩子们的身体就恢复原样了。
古家村虽然很穷，但是山里的人们都心地善良、朴实。知青得到他们很多的照顾，那些往事都牢牢的记在刘永好的心里。在古家村，刘永好一呆就是4年零9个月，用他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下了这一段可贵经历。
多年以后，成为财富巨子的刘永好回忆这段艰辛的挣“工分”、挣“毛票”的生活时就感慨万千。他说：“在农村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让我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的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的需求，特别是让我知道创业的艰辛。我觉得自己非常荣幸，因为那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更锻炼了我的心态，也锻炼了我的体魄。”
这段人生的苦难的经历，成为刘永好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每当被问及能够成为中国内地首富的秘诀时，刘永好便会伸出两个指头，说，“就两个字，吃苦。我在20岁之前的经历，感受最深的就是吃苦教育，这是人生最大的教育。有人说他读过MBA（即工商管理硕士），念过博士，但是，假如没有吃苦教育，人生就不算完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吃苦的历程绝不亚于读MBA和博士学位。这些苦难，给了我信念、力量，同时也赋予了我雄视天下克服困难和坎坷的毅力和勇气。”
正是因为有了童年时期的吃苦经历，在以后的创业历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打击，刘永好都以一种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心态，轻松应对。
正如孟子所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现实的残酷，对天生乐观的刘永好来说，并没有让他感到难过，却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苦难并非坏事，苦难的人生经历是一种积淀。童年以及之后的“知青”经历，成为刘永好起家创业的动力，也成为他在成功路上稳健行走的基石。在2001年荣登全球权威财富杂志《福布斯》“2001年度中国大陆百名富翁排行榜”榜首之后，刘永好坦言成功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吃苦”。二十岁之前的吃苦教育，丰富了他的人生。给予了他信念和力量，也赋予了他雄视天下困难的毅力和勇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有着8万万农民的广阔农村大地上率先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副业、办实体，农民开始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慢慢解放出来。
命运对刘永好兄弟来说，已经够垂青的了。他们都捧上了让人们艳羡的“铁饭碗”：大哥刘永言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工作；二哥刘永行从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县教育局工作；三哥刘永美从四川农业学院毕业后，在县农业局当农技员；刘永好结束近5年的知青生涯后，到了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尽管已经有着舒适工作环境和稳定的收入，但在国家这一大形势下，刘永好兄弟也开始“不安分”起来。
1982年的春节快要来了，刘永好4岁的儿子说：“爸爸、妈妈，我要吃肉。”为了让自己哭着闹着要吃肉的四岁的儿子能够吃上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刘永好在马路边摆了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出乎意料之外，短短的几天时间，竟赚300多块钱，相当于刘永好当时10个月的工资！
眼看有这么好的收入，四兄弟找在一起一商量，既然修理无线电能挣那么多钱，何不开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中国历来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但却极度缺乏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说干就干是刘永好兄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很快就将这一想法付诸了实际行动。
第一步是要研制音响样品。对于都上过大学的四兄弟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非难事。他们邀请专家，查阅相关的资料，群策群力，反复试验多次，又征求多方的意见，多次进行改动，最后样品终于出世了。
善于言辞的刘永好拿着他们生产的音响样品来到乡下想找生产队合作，计划筹划着同生产队联办“奇异电子厂”，刘永好兄弟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事上报至公社后，便出现问题了。
这一天，生产队长慌慌张张地跑来找刘永好，告诉他电子厂的事情泡汤了。
刘永好一听，脑袋立马轰的一声。为这他们可费了不少心血呀！刘永好急急忙忙跑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打听此事。公社书记说，国家没有这“公私融合”的政策，他们是开黑店。
电子厂被“枪毙”了，刘永好不肯让步：“三中全会已经给中国的大政方针调了弦定了音。公社为何不执行呢？”
书记回答：“国家的政策只承认‘专业户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句话把刘永好说得哑口无言，只好自认倒霉。刘永好兄弟的电子厂美梦没等到实现，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当24年后，刘永好面向《人力资本》的记者谈及此事时，仍然感到无限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了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虽然音响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创业的强烈愿望却被点燃了。当“万元户”成了刘永好的新理想，那是1982年。做什么呢？搞音响投资大，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那就从养殖业开始做起吧。
当初创业，最大的困难是社会不理解。政策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很大，但社会留给创业者的竞争空间也很大。一旦创业，那些有学识有眼光的人就很容易成功。而现在，成功的几率要小，即使最优秀的人才，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百分之一，而失败的可能性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