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0日下午2:10～4:30
蔡德贵：您80岁那年跳窗出来，是什么事呢？要开会吧？
季羡林：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开会。就是王邦维的夫人，她走的时候啊，把我的那个门哪，倒锁上了。我出不来了，出不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等一等，不出来就完了么。我又性急，也不愿意麻烦别人。你在门口喊两声，把那个门开开，就完了么，都没有干。觉得门也不太高，自己的力量啊，可以。我也不是往下跳，反正抓住离地的那个什么地方，大概离地1米47，不是直接跳出来的。
蔡德贵：不是直接跳出来的。是参加一个会吗？
季羡林：不是，当时是这样子。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跟这个汤一介、乐黛云坐车，到天津南开，给范曾撑腰。
蔡德贵：范曾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那次，就是那一次啊？
季羡林：就是那一次。回来以后感觉那个脚后边不舒服，回来到北大医院拍片子，骨头裂了一点，那个机器是池田大作赠送给北大的一个礼物。我就用那个机器照了一下子，大概骨头是伤了一点，不严重。也没在意，也没有在医院待。
蔡德贵：过去说是参加孟华的比较文学研讨会。
季羡林：不是。
蔡德贵：是到天津，长途。
季羡林：长途去的，跟汤一介、乐黛云到天津给范曾撑腰。
蔡德贵：那时候范曾是不是有压力？那时候他是不是刚刚从国外回来？
季羡林：他也没有什么压力，待遇不公。到南开，范曾是东方文化研究所，到了那以后，就开全体大会，当然，我和汤一介、乐黛云都讲了一通。那时那个南开大学的校长是滕维藻，他经过那个地方，没有进来。后来范曾大呼，滕校长，季老在这里，你怎么连进来都不进来啊？
蔡德贵：路过那里没有进去，作为大学校长应该是失礼。
季羡林：应该说是失礼，不过小事一端，我看。后来这个范曾不是，最后还是离开了南开，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的。
蔡德贵：刘梦溪先生那里的。
季羡林：对。
蔡德贵：范曾现在不是南开的人了？
季羡林：早就不是了，多少年了。
蔡德贵：80岁的人了，违反了小心翼翼的原则了。是从东边那个屋子跳出的吗？
季羡林：嗯。小心翼翼，是我的本性，有时候就（违背一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蔡德贵：这次去为范曾撑腰，就是路见不平了。
季羡林：就是。范曾后来终于还是离开南开了，到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的。
蔡德贵：范曾在天津两边跑，也不方便啊？
季羡林：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问题。
蔡德贵：您对范曾有恩德啊！
季羡林：也不能说是恩德，就是一种小小的帮助一下。结果他还是离开南开了，到北京了。
蔡德贵：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也有个研究所，王蒙也在那里。
季羡林：哦。王蒙？
蔡德贵：嗯。王蒙也在那里。对范曾来讲，这个忙可是帮大了，不是小小的。
季羡林：也没有什么，后来结果他还是离开南开了，到了北京，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的，就是他换了一个职业。
蔡德贵：主要是书法和画了。
季羡林：对。他有一幅画，不是卖了1000万港币吗？
蔡德贵：香港现在对当代人的画越来越看好。您跟刘梦溪交往也不短了吧？
季羡林：相当长了。
蔡德贵：主要是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还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季羡林：不是有什么兴趣，反正来往比较多。
蔡德贵：有一年的冬天，你们17个人的聚会。那时候李泽厚也回来了。汤一介、乐黛云、刘梦溪、陈祖芬。
季羡林：有这回事。当时还有中宣部的部长是谁啊？
蔡德贵：是不是王若水啊？
季羡林：不是。是部长。
蔡德贵：是不是丁关根哪？王蒙参加了。
季羡林：不是丁关根，有王蒙。
蔡德贵：抽签，您抽了个美男子的签，这美那美，下着小雪，有八九年了。
季羡林：或者还要长。
蔡德贵：这些事我都写进您年谱了。年谱以后念给您听一听。
季羡林：张光璘在北京吗？
蔡德贵：不知道。
季羡林：他写过《季羡林先生》。他那个书，我倒是从头看过一遍。
蔡德贵：我也看过。
季羡林：错误比较少。他以前有人也写过，错误很多，叫《风风雨雨80年》，没有出版。张光璘那个书，我倒看过的。
蔡德贵：张光璘可能退休了。
季羡林：差不多。
蔡德贵：他是东语系的教员吗？
季羡林：不是。张光珮在东语系待过。张光璘没有待过。彭家声后来当过驻日本的参赞。大使里面有个学阿拉伯文的，马清汉，八九个人。当时刚刚解放的时候，马松亭大阿訇推荐了八九个人给胡适，没有考，到北大上学。
蔡德贵：您认识马松亭吗？
季羡林：接触过，也认识。不是洗澡吗？我常去洗澡，洗澡就是上面挂一个大木桶，把它拔开，那个水就往下流。马松亭请我到东四牌楼清真寺洗澡。
蔡德贵：在东四清真寺洗澡，是什么原因？
季羡林：东四清真寺，马松亭请我，大木桶上面一个开关，拧开就洗。回族学生，当时马松亭不推荐，考不上北大。后来几个当过大使，有的当参赞。
蔡德贵：您在沙滩住的时候，冬天洗澡成问题吧？
季羡林：也不困难，有澡堂，华清池，清华倒过来。在大街上。
蔡德贵：翠花胡同住，是旧式厕所吗？
季羡林：不是旧式的，还是西式的。
蔡德贵：马松亭请您去东四？
季羡林：嗯。他不请，我不会去的。马松亭推荐了回族学生。后来有的当了大使，有的参战了。
蔡德贵：东语系出去的大使、参赞大概有100人了。
季羡林：哦。当时我提出一个要求，都要学英文。不能光学阿拉伯文，英语是世界语。
蔡德贵：您的这个意见后来贯彻下来了。佛教的一些偈很难理解。
季羡林：他的目的，就是让你难以理解。要不然，太平常了。你越不理解，他就达到目的了。
蔡德贵：比如“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到现在我们也不懂。
季羡林：嗯。问题就是答不了，不要逻辑的。宗教信仰，你不能讲逻辑的，也不能讲逻辑，怎么讲逻辑啊？这个老天爷、神仙，根本都是不存在的，怎么讲逻辑？宗教就是信仰。
蔡德贵：您自己不是宗教信徒，一直很尊重宗教。
季羡林：我不是宗教徒，但是对宗教尊重，对宗教同情和理解。
蔡德贵：您去德国被动地填写宗教信仰。
季羡林：不是我填的。不填宗教信仰不行，第一项就是，没有不行。我说，你们给我填吧，他们说那就填佛教吧。我说可以啊，就填了佛教。
蔡德贵：在德国的浙江青田商人，您在那里吃一顿大炖肉。
季羡林：那时候在哥廷根旁边，有一个小城叫卡塞尔，比哥廷根大，法院给我他们一张传票，让我去法庭当翻译，来给100马克，不来罚100马克。有中国青田商人做小买卖，德国几个老太太闲着没有事干，告上法庭。法庭给我传票，我就去了。青田商人很苦，不敢跟国民党使馆打交道，他们要钱，青田商人没有钱。我对他们也无所谓帮，他们沿街叫卖，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德国人不习惯。碰到我这个在大学教书的，我给他们帮了一点忙，后来，结果给我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那一年过圣诞节，他们给我寄了一大桶豆腐。我苦了，我自己做不了，德国人不会吃，房东不会做。忘记怎么处理啦。反正我房东也不会做。他们苦得很，十几个人住一间房子。那个护照啊，有人不在了，就把别人的护照改为自己的名字，那个人告诉，没有关系，在欧洲人眼里中国人都一样的，反正看不出来。那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这些青田商人啊，生活也很苦，十几个人住一间房子，靠什么呢？就是卖领带，中国不是丝绸吗，明明写的是德国制造，上面写的是Made in Germany，但是当成中国丝绸来卖。并不是有意糊弄，（是他们）自己愿意上当，他相信。中国人卖的，就都是好丝绸。这并不是自己宣传的，德国人自己也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