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6
1989年是哥伦比亚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年。3月，未来的总统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在波哥大黄金城机场的暗杀中受到多处枪伤，差点儿丧命。5月，准军事组织成员企图炸死秘密警察首长米格尔·马萨·马尔克斯，他也奇迹般生还。8月，一位重要的总统候选人，自由党的路易斯·卡洛斯·贾朗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暗杀。9月，《观察家报》办公室受到另一次攻击而损失惨重，卡塔赫纳的希尔顿饭店遭到炸弹攻击。贾朗的替代人选塞萨尔·贾维里亚是党内的专家治国论者，一被提名就接到贩毒组织的威胁。在11月一次企图杀害他的袭击中，一架属于国营航空公司亚维安卡的民航机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不过贾维里亚不在机上。12月，另一颗大型炸弹在波哥大秘密警察大楼前引爆，炸死数十名路人。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都是前所未闻。当然，此时的死亡人数并未超过20世纪50年代“暴力事件”高峰时的死亡人数，但当时死亡的大多数是乡间的无名者；的确，先前对于哥伦比亚政治体系的牢骚，就是除了两个传统政党的候选人之外，几乎谁都有可能遭到杀害，除非（如同凯坦和贾朗的例子）那些候选人撼动了双方的共识之船，在这条船上，每个政党安逸地在事先安排的胜利下，在平稳的政治水域中轮流掌舵。
当然，如今不同之处在于毒品。由于国内资源有显著的比例已经不再由传统政党分配，他们已经无法完全掌控、维持现状的“安定”。如今，其他的利益处在危急关头，因此现在有新的目标。11月3日，《卓越》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目前看来所谓“对抗毒品战争”（越来越普遍的美国用词）的计划“注定失败”。他开始催促政府、游击队和贩毒组织之间再度展开对话。他表示，如果不这么做，哥伦比亚会因为代表美国打这场战争，而代替南美大陆其他国家沦为美国自身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仅仅六周之后，希望看到的人都可以如愿地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再次显示他很了解自己身处的美洲半球。12月下旬，对于柏林围墙倒塌，美国的态度更加躁进，而不是安心，在乔治·布什总统的带领下入侵巴拿马，杀死数百名平民，史上第一次绑架现任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安东尼奥·诺列加，而且他还是由美国政府推上台的。他当然是个独裁者、帮派分子、国际毒贩、真正的混蛋（这些都是入侵的托词）；然而直到几个月前，他都还是美国眼中的混蛋。因此就在苏联承认他们自己伟大的入侵阿富汗行动是个错误的同一年，美国又回归入侵他国的政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古巴的《格拉玛报》（Granma）（12月21日）谴责美国干预巴拿马的行动；他虽然嫌恶诺列加，但《格拉玛报》并不是为美国政府所主要注意的出版物。当然，不幸灾难的前兆再度出现，正如他先前的多次预言。
1990年的哥伦比亚如1989年般的继续。一群“显要”及重要公众人物显然在巴尔可总统的支持下发表一封公开信，提议如果贩毒组织结束这些暴力行动，则施以“较不严厉”的处罚。梅德茵组织的主要分子愿意以停止杀戮、交出可卡因提炼装备作为交换政府的保证。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贩毒组织都附和这项提议，因此很快破局。第二位总统候选人是爱国联盟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的前身）的贝尔纳多·哈拉米佑，他于3月下旬遭梅德茵组织暗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是最古老的游击队组织，他们的创办人源自“暴力事件”后期的自由党左派，成立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作为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的武装派系；这个游击队组织与农民有最深的渊源，据说哥伦比亚在21世纪初，拥有全世界最多被迫离家的农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走选举路线时，失去了高达两千五百名候选人和官员，他们皆遭到经常和政府军合作的准军事组织敢死队杀害。毫不意外地，这演变为全面的游击战争。）内政部部长卡洛斯·雷莫斯·西蒙斯被对手指控煽动对哈拉米佑的谋杀而辞职。4月下旬，第三位总统候选人是卡洛斯·皮萨罗，来自游击队运动M-19的他，在国内航班上被杀手暗杀，皮萨罗的兄弟指称出资的是警方或武装支持的敢死队。同时，主要贩毒组织头子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手下，每杀掉一名警察就可以拿到四千美元的赏金。全国各地都有炸弹爆炸，炸死数百人。总统大选时，贾朗的前任幕僚长塞萨尔·贾维里亚以百分之四十七点四的选票赢得选举，但全国一千四百万选民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出来投票。贩毒组织进一步提出停止暴力的建议，受到新政府的拒绝。贾维里亚的政策包括继续坚定地打击贩毒组织、改革宪法。
在这个时刻，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再次尽力把自己安置在哥伦比亚。不禁令人惊叹的是，要不是因为古巴在政治上如此令他为难，不知他是否仍会在这举国抑郁之时考虑这样做。他再次适应环境，开始巩固自己新的政治策略，目标已经不是推进古巴革命，而是协助拯救菲德尔——如果必要的话，从菲德尔他自己的手里。如今在许多场合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虽然自己从前以前瞻的直觉推动理念，“我们都处于一个崭新、无法预测的时代正在开始的阶段，”但更详细、也许没那么有说服力地，这个新时代“似乎注定解放我们的思维”。他所没有承认的是，这个新时代代表他所相信的一切被击溃。他决定不要完全说清楚，而是善加利用，表现得好像发生的一切都正是他所希望的：问题在于那些保守分子，特别是美国政府，他们没有领悟到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意义之深远、如今更多的机会等待着人类。他争论说，这一点需要每个人重新思考他们的政治信仰。这真的是他思维中一个关键的时刻。
情况一定会好转吧？事实上不但没有，而且立刻变得更糟。2月下旬，就在巴拿马事件的几星期后，外界原本预测桑地诺政府会在美国的反对下，赢得尼加拉瓜政权并持续掌权，然而，在这片仍然由北方巨人所主导的土地上，他们却在选举中被厌倦战争、对未来悲观的人民以选票驱逐下台。加西亚·马尔克斯很茫然，但放话说桑地诺还是会赢得下一次的选举。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尼加拉瓜的情势逆转不感到意外，但他一定非常失望，忧虑自己国家的未来。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拉丁美洲整体比60年代还要贫穷，大多数国家严重负债，经济衰退和司法不公到处可见。原本人们认为《百年孤独》是告别因60年代革命而开发不足的年代的纪念，事实却完全相反：80年代的拉丁美洲，似乎在回到马孔多的途中。
记者在哥伦比亚追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处跑。一如往常，他已经着手另一部关于情欲激情的历史故事，名为“爱情与其他魔鬼”；同时，他宣布自己回到哥伦比亚的方式，是表示将于10月推出豪尔赫·伊萨克斯《玛丽亚》（1867）的电视改编版，这是《百年孤独》出版前哥伦比亚最知名、最受喜爱的小说。他表示这是极大的挑战及责任，但他也非常期待。比起拉丁美洲这一代家庭主妇的曾祖母在19世纪70年代所读的原始小说版，他希望能让这一代因为电视版（也就是他自己的版本）而流下更多眼泪。他说道，“《玛丽亚》的确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为人知的爱的故事”，“爱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主题。有些人说是死亡，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万物都和爱有关”。他借此传达自己在主题、重心方面的进化，再简洁不过。
虽然他宣称自己“回来了”——听过许多次的哥伦比亚人不可避免地心存疑惑——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很快地又前往智利和巴西，接着暂时回到墨西哥这个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前往智利是为了参加1973年以来第一位民主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3月11日的就职典礼。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能够因见到皮诺切特下台而得到些许的满足感；皮诺切特和桑地诺政权一样，是选举失败下台的（虽然尚未从智利的政治舞台中消失）。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7年巴拿马运河协议签署时在华盛顿见过他，当时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罢工时期（正因为皮诺切特掌权）；如今他们再次共同参加一个典礼，这位智利将军一定觉得自己是比较不安的那一个。（颇为恰当地，伦敦《金融时报》评论皮诺切特如今“漂泊在自己的迷宫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值得注意的经历是参与巴勃罗·聂鲁达在黑岛的家重新开放的象征行动，此朝圣之处被独裁政权关闭十七年。陪伴他的有何塞·多诺索、豪尔赫·艾德华、诗人尼坎诺·帕拉、新政府的秘书长恩里克·科雷阿。
8月时，5月当选的贾维里亚于哥伦比亚就职，他年仅四十三岁，率先提出的政策包括召开国民制宪大会以改革政府系统——目前的宪法回溯到哥伦比亚唯一的“岸边人”总统，即1886年的拉斐尔·努涅斯——当然，一直认为旧宪法只是“空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希望贾维里亚这么做。（9月4日，《国家报》反问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为“贾维里亚支持者”。他的答案是“不，还不是”，但很快就会是了。）一部新宪法会重新界定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也许因而走向完全不同的未来。8月2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提议为制宪大会人选，任务是撰写这一份新文件；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媒体没完没了地讨论他参与的可能性，很乐意地指出这个人是“独裁者的朋友”，以及他一生从未投过票的矛盾。
虽然有此极富建设性的开端，贩毒组织并没有给贾维里亚蜜月期，在他就职的那个月，恐怖活动依旧进行。8月30日，前任总统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担任记者的女儿蒂安纳·图尔瓦伊及另外五名记者遭到帕布罗·埃斯科瓦手下的帮派分子绑架。8月31日，土匪企图绑架广播记者亚米德·阿马特。虽然此时还不清楚事件的模式，但这些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都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年后报告文学《绑架》的蓝本。9月3日，他找到新口号的第二个格言，第一个已经耳熟能详：“时代在改变，我们必须调整。”第二个格言是新的：“只有菲德尔能改变古巴。但美国总是需要一个怪物。”这句格言异常高明而别出心裁，但古巴是否需要改变这回事，是否先征询过菲德尔的意见，则令人存疑。他当然没有公开这么说，但很快地会承认没有苏联的古巴经济孤立，加上美国的禁运仍在实施中，古巴很快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苦难，即所谓的“特别时期”。
199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改变他的哥伦比亚行动，确认自己打算长期分住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任命去世舅舅胡安·迪奥斯的女儿（他的表妹玛格丽特·马尔克斯）为他的所在地秘书，在他和梅塞德斯为他们回归波哥大所购买的宽敞公寓里工作。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一次回来的这个月，仍是异常暴力的一个月。一位祖母玛丽娜·蒙托亚从埃斯科瓦的人质中被带离之后遭到杀害。军队企图于1月25日救援蒂安纳·图尔瓦伊，但她在企图逃离绑架犯时死去，迫使一向不愿宣布支持哥伦比亚政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发声。1月26日，在蜗牛广播电台的采访中，他说这些“该引渡者”（应该遭到逮捕并送到美国受审者）应该“尊重记者的生命”。人质贝阿翠丝·维亚米萨尔于2月6日被释放，但玛鲁哈·帕夏、《时代报》集团成员之一帕奇多·桑托斯（哥伦比亚未来副总统）仍然受到囚禁。更混乱的是，波哥大附近也有激烈的游击队活动。同时，贾维里亚总统在美国发出声明，宣布在通过盘考虑下，他仍然赞同引渡贩毒分子，这样的决定只是更确定目前的暴力程度不但持续甚至增加。贩毒组织和公民社会之间似乎注定对战至死。
7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短暂地回到墨西哥处理他的事务和承诺。不过在他离开之前，贾维里亚总统也许听进了他的话，和帕布罗·埃斯科瓦进行一起轰动但深具争议性的交易，在这个协定下，这位犯罪集团首脑自首可以得到减刑与舒适的狱中环境，而且不是如所有贩毒分子所恐惧地在美国服刑，而是在他家乡梅德茵附近。加西亚·马尔克斯形容这项必然受到哥伦比亚右派和美国谴责的协议是“智慧的胜利”。他指出美国本身长久以来就有和帮派谈判的历史，尤其是不道德但具有政治正当性时。虽然很难支持接下来的三年里政府迂回转折的政策，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尽力协助。
贾维里亚对他也不无助益。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哥伦比亚时也有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让所有怀疑的人（而且为数不少）见到他不但真的实际上以行动长期地回到国内，也参与政治事务。他决定竞标晚间电视新闻报道的时段，节目名为“库阿贝”（出租车司机的俚语，意为“准备好了”、“为你服务”、“交给你”）。这是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的主意；其他参与的记者有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玛丽亚·伊莎贝尔·鲁耶达，《彩印》杂志的老板胡利奥·安德烈·卡马丘是重要的股东，当然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他后来声称自己只是这个企业的“圣灵”）。并不意外地，贾维里亚政府发给“库阿贝”执照，节目于1992年1月1日开播。
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以最实质的方式，展示他们是如何地真心想要回归。买了波哥大的公寓之后，他们为卡塔赫纳的新家选了一个地点，就在面海的旧城墙边，紧邻废弃的圣塔克拉拉修道院，市内最美丽的殖民建筑之一。哥伦比亚重要的建筑师罗赫里欧·萨尔莫纳曾于1957年在巴黎协助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回领导这个兴建计划。看起来，古巴似乎已不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优先选择；或者，至少他表现得好像古巴已经不再是他的首选了。
1991年8月，作为他持续适应自由资本主义胜利过程的一部分，他终于得以以一般签证进入美国，这是1961年来的第一次。针对共产主义和移民的新法律使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得以从黑名单上删除。他等这个普通签证已经等了三十年，如今，他得以前往美国为8月16日到30日的纽约影展开幕。被列名黑名单这件事，其实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愿意承认的，更令他生气。其中一个原因是如同大部分来自海岸区的人，尤其是巴兰基亚团体的其他成员，他对美国从来都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仇恨、傲慢地鄙视它的文化，这种仇视美国的情结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是他们与许多欧洲人的共同点，特别是法国人。（讽刺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也没有偏见，他一生热爱棒球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反美的本质，绝大部分在于政治方面。他很快地注意到美国读者比他的欧洲读者明显较为热心，令人意外地，他们对于他文学以外的立场也比较不那么觉得困扰。他的英译本一向卖得不错，评论的接受度也不错，他的两位主要译者格雷戈里·罗边萨和伊蒂丝·格罗斯曼都是美国人。近几年来，他很热切地希望和革新派的美国电影人建立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罗伯特·雷德福、伍迪·艾伦。如今他以高知名度游客的身份来到此处，而不是不断遭到古巴反革命分子的包围，他也开始欣赏纽约。因此，他的处境能够合法化令他如释重负。他在纽约时，莫斯科正发生企图推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后来引致12月苏联领导人下台与苏联最后的瓦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饭店的房间里，看着电视上的报道讨论此事和其他世界发展，讨论的对象是他以前最讨厌的美国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此外他更讨厌的只有皮诺切特。古巴也是重要的讨论议题。
晚秋，如今既然已和拉丁美洲最近的压迫者美国和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最原始的殖民国西班牙。1992年即将来临，这一年要庆祝所谓“发现新世界”五百周年纪念。西班牙人并不总是完全意识到自己在拉丁美洲人的眼里有多么神气十足，当拉丁美洲国家竞相宣布谢谢好意，但自己不需要被“发现”时，西班牙人非常灰心；拉丁美洲人或他们的印第安祖先在许多个世纪前就已经“发现”自己；对拉丁美洲人而言，西班牙人于1492年到来并误名“印度群岛”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构成庆祝的理由。西班牙人急忙把即将来到的五百周年纪念改为“两个世界的相遇”，进行一些紧急外交，让活动得以继续。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存疑者之中属于高知名度的一位，但暗地里他一定乐见如此前景。法国庆祝大革命两百周年时，掌权的是他的朋友弗朗素瓦·密特朗；如今，安排庆祝欧洲人抵达新世界五百周年的，是他的西班牙朋友菲利普·冈萨雷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历史总是非常敏感，他早已在为此场合进行恰当的文学计划。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某些层次而言，是自从他在50年代中期真正地住在欧洲开始，他就把玩着一些故事的想法，传达相反于西班牙人所庆祝的经验，也就是拉丁美洲人抵达欧洲，尽管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而言是陌生文化的故事。就某些方面来说，这就是他最近所谈到，美国的拉丁美洲移民是一种象征性的逆转殖民，有些人可能甚至会说是对于压制者的回礼。几年来，他写下十几个情节大纲，如今决定选择最有希望、经历最后筛选的几个故事，写出可以在1992年出版的选集。其中有些故事在1980年至1984年时期才出现，他才刚写了后来成为《艰辛的爱》系列电影剧本的年代记，因此，也有一些故事可以放进新的文学作品选集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都不急着出版，但他也鲜少错过机会；他的许多计划都进行数十年，在最后一刻，而且常常是最理想的时刻转化成艺术或书的形式。因此，他延迟新小说《爱情与其他魔鬼》的完成与出版，先专注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故事上。
他前往巴塞罗那。如今，他在城内最时髦的地段拥有一间豪华公寓，这条街由享誉盛名的建筑师阿方索·米拉重新翻修。随后，他在欧洲各地旅行，好像是在对这片曾为帝国主义领地宣称所有权，部分回忆着自己拉丁美洲的遭遇，除此之外还去了瑞士和瑞典。主要的原因是他决定把新的故事选集命名为“奇怪的朝圣者”。西班牙文中“peregrinos”的主要含义是名词“朝圣者”，但还有第二个形容词的含义，即“陌生的”、“意外的”、“异乡的”，因此，标题的英文翻译是“Strange Pilgrims”。他也是一位异乡的朝圣者，谈不上精通世界政治，却有更大的决心全力以赴，在思维或至少谈话上保持乐观。如今，他规划的短篇故事集，已经筛选到剩下十五篇故事左右；这段本来打算只是最后温习的欧洲旅程，比较属于感情之旅而不是现状更新，最后却让他有点慌乱起来。他记忆中的欧洲并不是今日的欧洲，似乎也不是他的书里所描绘的欧洲。他慌忙地写笔记，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认真修改这本新书，他本来答应经纪人和出版商，可以来得及出现在第二年7月的塞维利亚博览会上。
很不幸地，古巴以处决另一位入侵叛军爱德华多·迪亚斯·贝当古开始这五百周年纪念。加西亚·马尔克斯公开请求特赦，就连与古巴最友好的国家领袖也同声请求，但徒劳无功。古巴政府认为在现况下，吓阻反革命和恐怖分子是生死之事。诗人欧塔维欧·帕兹是墨西哥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和拉丁美洲右派大做文章，加西亚·马尔克斯再次慌乱地为他和古巴领袖的关系自圆其说，解释自己协助犯人特赦和释放的记录。不过，他自己的人气并没有受到影响，至少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是如此。2月，他简短地出席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的一项会议，会场离他家只有几条街，他一进入会场，全场观众起立给了他两分钟的鼓掌欢迎，他甚至不是与会者，但所到之处皆是如此。在历史上，拉丁美洲大陆并不曾赢得什么，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未被击败、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
然而，这位冠军却突然被不预期的敌人打倒。他觉得疲劳已经有一阵子，回到波哥大稀薄的空气中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决定接受检查。医生在他的左肺发现一厘米大小的肿瘤，几乎可以断定，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在打字机前吸入过多的黑烟草，医生建议动手术。他告诉新闻记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卡洛斯·萨利纳斯都在手术前打电话祝福他。卡斯特罗愿意提供私人飞机，让他和私人医生飞到古巴，萨利纳斯抱怨他没有选择回墨西哥治疗。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诺，身体复原之后的第一站会是墨西哥。他大可选择去古巴、墨西哥或美国就医，但仍然决定在哥伦比亚动手术。手术没有发现癌症扩散，并且完全成功，他不再呼吸困难，据说精神也很好。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恐惧死亡，因此也害怕生病。自从出名之后，他很听医生的话，也听从多数的养生建议。如今，他虽然小心翼翼却还是生病了，而且还是最可怕的肺癌。然而，他让自己和认识他的人都很意外。他接受挑战，坚持知道这场病所有的事实，可能的预后，还吹嘘“我是自己的主人”。他本来应该完全休息六个星期，却在6月10日宣布自己在7月会如期出席塞维利亚博览会，不仅为哥伦比亚馆开幕，也参加自己的新书发布会。此时已经知道书中有十二则“奇怪的朝圣者”，书已经准备好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真的差点儿抢去了塞维利亚博览会的风头。虽然已经在马德里宣布塞维利亚不会有“马孔多馆”，但抵达这个安达卢西亚的城市后，他却几乎称霸哥伦比亚展览馆的展览大厅。（他已经多年没有使用马孔多这字眼，如今使用了，暗示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在马德里一般，他一有机会就宣传印了五十万本的新书《奇怪的朝圣者》，所到之处，大家都争着要他的签名。哥伦比亚的政治人物及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欧拉西欧·谢巴等着进入哥伦比亚馆，听到两名西班牙人在评论《百年孤独》二十五周年宣传布条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那个人是谁？”“喔，他是哥伦比亚的独裁者，已经掌权二十五年了。”事实上，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毕竟是1992年，而且是哥伦比亚的国庆节！还动员警方控制群众。由于帕布罗·埃斯科瓦越狱，贾维里亚取消前往西班牙的行程，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担任一日总统。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发现自己在马德里为一家哥伦比亚装瓶工厂开幕。
《奇怪的朝圣者》收集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写的拉丁美洲以外背景的作品，这些故事多少带有一些自传性意味。作者在序言中说明除了其中两篇（《雪地上的血迹》《弗尔佩斯夫人幸福的夏天》）作品外，其他都在1992年4月完成，但全部作品都早在1976年到1982年1月之间就开始构思，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抉择》工作，决心在智利皮诺切特下台前不出版任何“文学”作品的期间。回顾起来，他投入这些古怪、有些甚至颇为精致创作的时期，同时也和菲德尔、劳尔·卡斯特罗密切互动，而且还写出反对美国和哥伦比亚统治阶级的酷评，真是令人惊讶。
这些故事的时间或主题都没有明显的顺序。第一篇《总统先生，旅途愉快》以第三人称叙述，是许多读者的最爱，背景设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内瓦，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55年在巴黎下飞机后直接前往之处。主人公是加勒比海共和国圣港的前总统，从流亡的马丁尼克前往瑞士接受医学检查。如同另一个故事《玛莉亚·普拉瑟雷斯》和他最近的小说《苦妓追忆录》，这个故事描述的是一个人发现死亡可以无限期延后，而且最好完全忘记—— 因此，这个故事大概和作者准备这个选集的最后阶段比较有关。书中一位迷人但非常愤世嫉俗的统治者，赢得两位善意的无产阶级者支持，为自己的操弄提供正当性，“是谎言也不是谎言，如果和总统有关，最糟的耻辱有可能是真假同时存在”。
继被迫留在波哥大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在欧洲度过这五百周年庆的夏天，异乡的朝圣、逆向的自拉美入侵。见到他的人都说他的气色很好，“医生把我体内唯一健康的东西拿出来了。”他如此宣告，接着到墨西哥。11月6日，梅塞德斯满六十岁，根据报道，她生日那天，萨利纳斯总统送来巨大的花束。她有一大群有权有势的爱慕者，许多人甚至羡慕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这位伴侣。她从不炫耀，但总是表现出许多优秀的人格特质、可靠的判断力、永恒的支持。她善于做圆融的外交；不久前，她的丈夫才被问到对21世纪有什么期待，他认为女人应该接管世界以拯救人类。
接着，承继这外交上的修正主义，他踏出政治的第一步，也就是对抗哥伦比亚左派的图腾代表——哥伦比亚游击队。11月22日，他联合署名一封信寄到《时代报》，联合署名的还有哥伦比亚的知识分子，包括画家费南多·奥特罗。这封信实际上支持贾维里亚最近的决定，也就是全面对付游击队，游击队对于他的和平提案完全没有兴趣。毫无疑问地，这样做的结果，让游击队觉得受到疏远，特别是被“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排拒，他们因而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至今仍是如此。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无疑和他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所做的其他决定一致。也许，他最希望的是在生病后能静养一阵子，不希望一直被力劝支持那些几乎不值得支持的人。他再也不会拥有目前为止对哥伦比亚左派的影响力，然而，哥伦比亚左派也不再享有从前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谣言四处散播说他很快地也会远离卡斯特罗；毕竟，卡斯特罗是60年代起横扫拉丁美洲的大部分游击队运动的宗师及其象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谣言嗤之以鼻，他永远不会背弃菲德尔。
他和游击队划清界限的时间，正好是一位新总统要进入华盛顿白宫的时机。据报道，十二年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迷。也许情况终于好转了——据说布什家族的家里没有书，他们比较喜欢看电视。
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留在卡塔赫纳，1月11日出现在《观察家报》的一张照片里，他在斗牛场和奥古斯特·洛佩斯·瓦伦西亚谈话，他是胡利奥·马里奥·参托·多明戈跨国企业“巴伐利亚”的董事长。对于他们的会面，报纸没有评论也没有解释。在前一个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要不就是让这样的会面不对外流出，或者会提供一些解释，包括偶遇，但他已不再这么做。如今，他身处布尔乔亚的世界，已经准备好投身市场经济。身为社会主义者，他总是原则上反对慈善行为（虽然私底下他对于那些仰赖自己金钱的人总是很慷慨，但从不大张旗鼓）；然而，他所相信的主张并无法得到任何形式的收入，他因而转向19世纪末期以来一个正在回归西方世界的现象，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的伟大胜利，并且是美国“镀金时代”以来就没有见过的规模：公共慈善事业。（比尔·克林顿自己后来也针对“付出”写了一本书。）他有一个古巴电影基金会要经营，开始思考另一个同样花费庞大的计划——新闻学院。武装与知识的公开社会主义战争已然结束，阶级斗争暂停，他越来越相信立场的文化战和政治战是目前的情况下最可行的革新行为，只有这是他能追求的。因此，他开始比从前更不屈不挠地结识有钱、有名、有势的人。
作为他在外交上重新定义自我的部分行动，他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省思座谈会”的名单上，或如哥伦比亚媒体所称二十一位“智者”的座谈会，讨论所谓的“新世界秩序”里世界上日渐严重的问题，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因这样的行为，受到美国和英国的严厉批评——花费甚巨的国际“野餐会”，只是“空谈”而没有具体行动。自从撒切尔和里根出现的几十年来，这是首度此类公开对话，然而，在西方世界自由派势力中心的眼中，对话是危险的，对话造成麻烦，是左派沉溺其中的行为；毕竟，如同撒切尔自己著名的宣告，“没有社会这回事”，那么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提名加西亚·马尔克斯参与的是路易斯·卡洛斯·贾朗的遗孀葛罗丽雅·帕夏，她也是哥伦比亚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当然还有她的老板贾维里亚总统。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此举是为了他的国家，也是为了这个世界。座谈会的其他成员包括瓦克雷夫·哈维尔、安伯托·艾柯、米歇尔·瑟里斯、艾德华·扎伊尔德。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1月27日在巴黎举行，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认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位拉丁裔主席，亦即西班牙的费德里戈·马约尔，他们很快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友谊。仿佛为了强调自己高升的地位和尊敬，也许为了让家乡“南美雅典”的人民印象深刻，继巴黎这学术意识之都后，他又攻击西班牙皇家学院，声称他们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字典”的作者。再一次地，过去他不会降格提到学术人士。但这结果就长期而言是另一次智慧之举，再次使他密切地与一些人接触——学院派、哲学家、右派诗人，以前的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人身上。不久他就和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联系上，他最近还和校长劳尔·帕迪拉·洛佩斯建立密切的关系，他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为了向胡里奥·科塔萨尔表示敬意，而支持校长担任瓜达拉哈拉的主席。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讨论如何接触美国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推测他比前一任的共和党总统温和，也更具有文化素养。
6月，尽管抱怨这会让他无法专心写作，他仍前往巴塞罗那为菲利普·冈萨雷斯助选；在冈萨雷斯竞选后期的蒙特惠克晚会上，他在四万名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支持者面前造成轰动。也许他更该去的是委内瑞拉，另一位朋友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正深陷政治危机。5月20日，总统佩雷斯被控于1989年上任时窃取一千七百万美元公款，因而遭到解职。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公开支持，强调佩雷斯勇敢抵抗多次对他发起的政变——其中一次由目前服刑中的乌戈·查韦斯手下士兵发起——以及他“动人的友谊感”（这又有什么关系，许多读者问），只不过并没有发扬他坚持正直的原则。不幸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更进一步地批评起委内瑞拉的制度和民意代表，暗示这些指控是捏造的；他只差没有批评委内瑞拉人民。他在委内瑞拉再也没有那么受欢迎，和当权者的私人关系使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见到葛罗丽雅·帕夏的妹妹，时任哥伦比亚教育部部长的玛鲁哈及她的丈夫阿尔贝托·维亚米萨尔。这对夫妇提议他写一本书，内容是玛鲁哈于1990年至1991年被绑架时的经历。他还在一心一意地准备《爱情与其他魔鬼》，请他们给他一年时间考虑；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他在几个星期后就回复接受。六十六岁的他开始另一项耗费心力的辛苦计划，一本名为“绑架”的书。结果，等他下定决心时，这个故事的两位主角已经去世：父亲拉法叶·加西亚·埃尔雷罗斯死于1992年12月24日，是他说服帕布罗·埃斯科瓦自首，埃斯科瓦自己则于1993年12月2日在梅德茵被哥伦比亚警方射杀身亡，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和他的受害者玛鲁哈和阿尔贝托谈话的几个星期后。
正当警方终于找到埃斯科瓦，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贾维里亚所有的努力也终于有所回报，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卡斯特罗正在前往玻利维亚新总统就职典礼回程的路上，他最近才刚以“私人行程”的名义前往卡塔赫纳，加西亚·马尔克斯至少得以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迎接他的朋友；如今，就在几周后，两国恢复完整外交关系。菲德尔回来，埃斯科瓦出局，对贾维里亚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都是美好的一个月。
这一年的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终于在多年后，首次于卡塔赫纳聚会。一张历史性的照片里包括路易莎·圣蒂雅嘉和她的儿女，这样的聚会后来不复得见。
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忙碌，显然太忙碌。但一如往常地，他在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又在进行下一本书，而上一本书根本还没出版。不过，目前他需要保密。3月，他和包括《纽约时报》詹姆斯·布鲁克在内的一群美国记者，一同前往哥伦比亚西北部梅德茵附近的伊塔圭，目的是拜访奥乔亚兄弟——继埃斯科瓦后最主要的贩毒分子。布鲁克回忆道：
总统来来去去，但这位一脸严肃、世界都以他的外号贾布叫他的作家却可以长存……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处一天的时间里，很快就可以粗略地了解这个人的面相。在卡塔赫纳机场，他所住的城市，游客认得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的作家，不断惊呼他的绰号。在梅德茵郊外的伊塔圭监狱，奥乔亚兄弟这三名判刑确定的可卡因毒贩，为了争夺能替他送上午餐的荣耀而绊倒。在内瓦的军营里，来自哥伦比亚缉毒警方的直升机驾驶忽视国家警察首长的存在，争相和作家拍纪念照。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研究《绑架》唯一的一次旅程。两年后，他告诉众人，自己避开布鲁克和其他记者，单独和豪尔赫·路易斯·奥乔亚谈话。他不希望自己的消息来源受到羞辱，也不希望奥乔亚给他虚假的故事。突然之间，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期待《爱情与其他魔鬼》的出版，墨西哥这个他的避难所、落脚处开始爆炸；先是他的好友卡洛斯·萨利纳斯开始遭逢困境，接着甚至比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还要倒霉。首先，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兴起了一项原住民运动，由神秘又具有魅力的游击队领袖“马可司令官”领导萨帕达拥护者，开始跃上世界新闻头版；萨利纳斯似乎没有提防，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然而更加戏剧化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好朋友路易斯·多纳尔多·柯罗西欧代表执政的建制革命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却在墨西哥北部遭到暗杀，这是20世纪20年代血腥革命时期以来，首度如此高位的政治人物这样死去。许多观察家怀疑是萨利纳斯策划暗杀自己的继任者；四年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哈瓦那面对朋友托尼·瓜地亚被另一位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处决，与今日的处境有似曾相识之处。他和柯罗西欧非常亲近，深深地希望这位非正统的候选人，也许可以带领国家前往更进步的方向。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违反个人原则以及墨西哥法律，针对这起事件发出声明，呼吁这个他所爱国家的人民冷静。哥伦比亚、古巴、委内瑞拉，如今甚至墨西哥，他所有的要塞都失守了，一切彻底地回到马孔多。
加西亚·马尔克斯思索他自己的衰败是否也已开始。正当《爱情与其他魔鬼》准备出版之际，他于3月和4月接受《华盛顿邮报》大卫·斯特莱特菲尔德的采访。斯特莱特菲尔德注意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对死亡很执迷，而这些书的作者自己亦是如此觉得自己如果不再写死亡，也许就会死去： “不光是癌症，他的身体开始背叛他。他说：‘一个人如何开始领悟变老的征兆是件神奇的事。我自己的征兆是开始忘记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开始变得更彻底。我不记得单词、面孔或旋律。’”无疑地，这有助解释为何比起从前，如今他的回忆录成为更加迫切的课题。
4月22日，在这所有的政治混乱之中，《爱情与其他魔鬼》出版了。新书发布时间刚好碰到波哥大书展，他的老朋友贡萨罗·马亚利诺以充满热情的演讲推荐朋友的新小说，宣告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他把这本小说献给卡门·巴尔塞斯，题上“浸在眼泪之中”。这本小说的背景再次设在卡塔赫纳：1949年年末，一位年轻的记者为一家报社工作，编辑是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年轻记者被派去调查一个故事。旧圣塔克拉拉修道院被改建成一座豪华饭店，有些旧坟被打开迁移。（提及、承认萨巴拉的存在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塔赫纳的过去和解；他想象自己进入目前的卡塔赫纳，因为他的新房子就盖在旧修道院的正对面。）其中一个墓穴里似乎有一颗头颅，长着一头明亮的红发，两个世纪以来持续地生长着，如今已超过22厘米。年轻记者决定调查这个案子，其结果就是这本小说。
小说想象殖民后期的一个12月里，一只患有狂犬病的狗在卡塔赫纳市场咬了好几个人，包括一名叫希尔娃·玛丽亚的红色长发女孩，她正要庆祝十二岁生日。她的父亲卡萨杜耶罗侯爵虽然是城里最富有的人之一，却也是个低能的人，允许不受母亲疼爱的希尔娃·玛丽亚在奴隶的院子长大。虽然没有演变成狂犬病，天主教会却相信她受到恶魔的附身，因为她只相信非洲人的信仰，故而怂恿侯爵帮她驱魔。她被带到圣塔克拉拉修道院，主教带来附身和驱魔的最新专家卡耶塔诺·德劳拉，他是一位神学家，据说内定为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女孩再也见不到卡塔赫纳的街道。
德劳拉对女人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女人，但在见到这女孩之前就已经梦到她。她在一个房间里——在他的梦境中，那是他在萨拉曼卡当学生时的房间——看着窗外被雪覆盖的景色，吃着大腿上的葡萄，有吃不完的葡萄，如果吃完她就会死去。第二天早上，他见到现实中的女孩，因为愤怒而手脚都被绑住，和梦境中的她一模一样。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修道院院长，受到这样的待遇任谁都会变成恶魔。他的第二个反应是对这个孩子开始着迷，开始探索图书馆里只有他可以看的禁书。他找到修道院的秘密通道，开始每天晚上去见希尔娃·玛丽亚，对她读诗。终于，他宣告自己真实的感受，拥抱她，睡在一起，虽然没有真的完成性行为。然而就在4月，她被带有狂犬病的狗咬到，将近五个月后，驱魔仪式开始，她的头发被剪下来烧掉。主教在当局和修女面前主持仪式却倒下；自然地，希尔娃·玛丽亚的表现就好像真的被附身一样。宗教法庭发现德劳拉的恶行，判他为异教徒。他当然是异教徒，的确，他有罪，而希尔娃·玛丽亚无罪。他被判住在麻风病院许多年。希尔娃·玛丽亚等不到他，三天后开始拒绝进食。她一直不明白德劳拉为什么没有回来；5月29日，她自己梦到雪景，焦虑中一次吃两颗葡萄，直到吃完最后一颗。她在第六次驱魔前死去，但她剪掉头发的头又长出一大堆头发。
这本书更深刻地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塔赫纳的投入。《霍乱时期的爱情》也许可以诠释为再次遭遇他的父亲以及哥伦比亚的过去，并且探索婚姻和性冒险主义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关于曼加的郊区—— 他的父母过去居住之处，他最近在此为母亲购置公寓。《爱情与其他魔鬼》 是关于旧城墙内的都市，写这本书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盖他的“华厦”；因此，两本小说都拐弯抹角地和他的财产、权力有关。这一次，他把哥伦比亚的历史还原到殖民后期。如同阿尔瓦罗·穆蒂斯的一些作品，这部作品有着一股荒凉、沉重的权威感，只有少数轻松之处。《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于1989年历史性的灾难之前；《爱情与其他魔鬼》的背景虽然设于殖民时期，但构思于1989年之后的世界，是一部较为黑暗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宣称对未来抱持乐观，但他的内心深处无疑看到一个两百年来首次倒退的世界，在某些方面，倒退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前，倒退到拉丁美洲自西班牙手中独立之前（如今至少在经济方面逆转），也从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梦想之中倒退。在他笔下的世界里，没有一个革命是可能的，玻利瓦尔式的概念，认为哥伦比亚的政治运动是无益的，这一点会再次开始主导他的思维。
这部作品在梦境的使用上才华洋溢——使用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少年时的经验（从家里放逐到冰冷风土的学校、他的行李箱、没有封面的书、可怕的噩梦），如同承袭希区柯克风格的德·帕尔玛，小说尾声令人不寒而栗，提醒读者这位作家专心一意的时候，召唤的能力无出其右。最后几页带给这部作品一种回顾性的精彩，也许并不完全应得。也许最伟大的奇迹特别在于读者在《迷宫中的将军》最后一页也注意到的，作者如何给我们读者所期待的——同样的主题（虽然安排有所不同）、同样的主人公、同样的结构、同样的风格、同样的叙事技巧——包括有点扭曲而矛盾的，我们最想要的：在熟悉的情境之中，以我们有些预期但却无法完全预料的方式，这位作者仍能让我们意外，让我们对于这样的手法心悦诚服。如同文学过山车上的一趟旅程，结束时仍余悸犹存。
这本书一般反应良好，尤其学术界很乐意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当刻意地运用目前“后现代”热衷的议题：女性主义、性别、种族、宗教、认同、启蒙运动的遗教，因为和这些议题全部相关。尚 - 弗朗索瓦·福格尔在《世界报》宣告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少数有能力召唤爱情却不需要讽刺或难为情的作家”。纽约书评家拜雅特描述这本小说“几乎带点说教的意味，却动人心弦，是一部精心力作”。伦敦《周日泰晤士报》的彼得·坎普提到以冷静风格叙述的事件：“同时怀旧又讽刺，耀眼的寓言，幽暗的比喻，《爱情与其他魔鬼》更进一步了不起地表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哥伦比亚总是在他心中激起的魅惑及清醒。”无论如何，“马尔克斯”——正如大多英语系评论坚持这么称呼他，再度编织了他的“魔法”。
《爱情与其他魔鬼》在哥伦比亚出版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访问西班牙，继续他不出席新书发布会的习惯。他再度前往塞维利亚参加4月春会，出席一些传统季节初的斗牛表演。《国家报》的罗莎·莫拉在4月采访他的近况，他告诉她自己正在撰写回忆录，特别是他和母亲回到阿拉卡塔卡的故事：“我想，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趟旅程。”但回忆录的进行再度中止，无论如何，他决定下一本书应该是某种报道文学。他说自己不只想读新闻专业，而且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他最珍贵的计划之一，即一个能挑战现代传播学校的新闻基金会，在他的眼里，那是“为了除掉新闻业”。
近年来，在哥伦比亚遭到杀害的记者比世界各地都要多。不幸地，这个国家也比世界其他各地有更多惊人且通常悲惨的故事需要报道。哥伦比亚的谋杀率偏高，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具有哥伦比亚那样的综合恐怖主义、贩毒组织、游击战、准军事活动的暴力，而警方和军方的反击有时几乎就和这些劣行同样暴力。在塞萨尔·贾维里亚幻觉般四年执政的尾声，他英勇地企图防止这个国家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但预计5月选出的下一任政府也面临着梦魇般的挑战。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手中秘密进行的一本书（“某种报道文学”）正是关于这刚过去的时期，但他尚未准备好做出完整的宣布，因为就这本书的情况而言，隐匿并保护他的消息来源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6月，他回到拉丁美洲，出席在卡塔赫纳举办，由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亚半岛所有国家领袖参与的伊比利亚 - 美洲高峰会。贾维里亚以哥伦比亚卸任总统的身份安排地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冈萨雷斯、卡洛斯·萨利纳斯·高尔塔利、菲德尔·卡斯特罗、贾维里亚都出席这实际上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乡举办的会议。包括国王在内的这些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都认为是“朋友”；虽然有些哥伦比亚人中伤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是古巴代表的一员，的确他也自愿担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保镖：“我在场是因为他们谣传要暗杀菲德尔。古巴的安全人员不让菲德尔参加游行，所以我自愿陪他坐马车。我告诉他们，在哥伦比亚，只要我和他在一起就没有人敢开枪。所以我们五个人坐上马车，全部挤在一起，还开着玩笑。正当我告诉菲德尔没事时，马匹却扬起前腿。”在这场峰会中，卡洛斯·萨利纳斯提议成立“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并将古巴纳入。菲德尔表示，由于古巴每次都“被那些主掌这个世界的意志”排除在外，他很感激这项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满意自己能让这位古巴领袖看到他积极从事外交活动的一些成果。
两星期后，哥伦比亚举行最后一轮选举。两位候选人是自由党的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和保守党的安德烈·帕斯特拉纳。帕斯特拉纳是波哥大前任市长，前任总统之子，也是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播，他在1988年被贩毒组织绑架时，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桑佩尔则刚在马德里做完一任哥伦比亚大使，第二年在波哥大黄金城机场差点儿死于一阵枪林弹雨，就哥伦比亚而言这具有深远的意义。桑佩尔应该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然的盟友：他属于左倾的自由党，是老朋友丹尼尔·桑佩尔（《抉择》和《时代报》的记者）的弟弟，1987年3月在古巴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邀请他和最得意的手下欧拉西欧·谢巴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但那次的会面并不顺利。身为平民主义者，比起更保守但也很务实的政治人物如贾维里亚，桑佩尔对卡斯特罗主义反而更加怀有敌意。桑佩尔也是个剽悍、多疑、顽固的组织政治人物，虽然有波哥大的背景，在乡下却非常受欢迎，他的优先考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
大选结果，桑佩尔赢得选举，帕斯特拉纳却立刻疾呼弊端，因为他收到美国特务机关的一卷录音带，似乎显示桑佩尔的竞选总干事收到直接来自贩毒组织的大量献金。这不仅引发政治危机，更导致宪政危机，是哥伦比亚历史上少有的情形。此事完全咬住桑佩尔整整四年的总统任期；事实上，大家一直都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完成任期。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否认他在新总统任期刚开始时反对桑佩尔，但他也从来没有给予桑佩尔无条件的支持。的确，他当时已经开始和一些较年轻的政治人物建立关系，如另一位《时代报》时代的“皇太子”胡安·马努耶·桑托斯，他在贾维里亚时期曾经担任外贸部部长，由卸任政府指派在国宾抵达伊比利亚 - 美洲高峰会议时负责欢迎事宜。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桑托斯是哥伦比亚未来的总统，开始栽培他。桑托斯会成为桑佩尔最可畏的对手之一，而且是来自党内。
加西亚·马尔克斯带了《巴黎竞赛》周刊的一组人去参观他卡塔赫纳新家的兴建过程，表示自己“等了三十年才能在最完美的地点盖最完美的家园”。如今他的美梦终于要成真，却笼罩着一层非常不幸的阴影。圣塔克拉拉修道院被改建成他在1993年《爱情与其他魔鬼》写作时虚构的五星级饭店，建筑物西侧所有的房间都直接眺望加西亚·马尔克斯仍在兴建中的新家，尤其是露台和游泳池。
1994年8月7日，桑佩尔就任总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寄给新任总统的贺电与祝福被转载在媒体上，然而，不需要多疑的人也看得出来，这并不是特别温暖的祝贺，而且含蓄地预期新政府艰难的工作。的确，这正如报纸头条所揭露的是某种警告：“总统先生，好好当心你的脑袋瓜。”无疑地，事情的发展正如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转折。近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切顺利，桑佩尔则几乎从就职的那一天开始就诸多不顺，有可能一向谨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桑佩尔任期一开始就弄巧成拙。
不过，9月他终于得以进入世界权力的中心。他和卡洛斯·富恩特斯接受富恩特斯的朋友威廉·史泰龙的邀请，前往他在玛莎葡萄园的家会见克林顿夫妇，《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老板也在场。加西亚·马尔克斯本来希望讨论古巴议题——就在前一个星期，他才说服菲德尔让异议作家诺尔贝托·富恩特斯离开古巴——不幸的是，美国和古巴正经历关系最低潮的时期，据说克林顿拒绝讨论古巴议题。不过，他们的确讨论了哥伦比亚的危机，加西亚·马尔克斯替桑佩尔辩护了一番，请克林顿不要为了桑佩尔可能的不当行为而惩罚哥伦比亚。在这场由衷热诚的会面中，如果这位美国总统和三位作家有所共识的话，那是他们对于威廉·福克纳作品共同的热爱。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惊讶地听到克林顿直接背诵《喧哗与骚动》 的段落。至于古巴，克林顿后来发现自己无法抵抗来自迈阿密古巴人的压力，以及誓死反共的共和党多数参议院，只能允许对这岛国进行愈加严厉的制裁。加西亚·马尔克斯未来和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为古巴或哥伦比亚带来正面的效果，并无明显的证据，然而无疑地，对他自己的光环和地位则有利无弊。
接下来的那一个月，塞萨尔·贾维里亚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讽刺的是，贾维里亚是中间偏右的新自由派，面对美国民主党总统的反对之余，觉得自己很难实行他所偏好和古巴半边自由化的关系；然而，他仍然不遗余力。因此，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包括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以及美国、墨西哥、古巴、法国、西班牙总统。唯一缺少的是哥伦比亚总统。同时，贾维里亚就任秘书长时，始终政治敏锐的卡洛斯·富恩特斯表示比尔·克林顿应该“失去佛罗里达但得到全世界”，菲德尔·卡斯特罗应该“失去马克思但拯救革命”。不过，两者都没打算注意他的建议。
9月20日，巴兰基亚团体最后一位重要成员、也是核心成员的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在巴兰基亚去世。（赫尔曼·巴尔加斯于1991年去世，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则是隔年去世。）从他的老同事兼知己开始生病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躲得远远的，说自己“太没胆量”在如此的危机中面对他的朋友。也许，他自己的疾病使他开始迷信“太靠近死亡”这档事。福恩马佑尔的儿子罗德里戈，以及团体成员奇奎·史科佩尔、磺丘·希内特独自参加葬礼后的聚餐，三人之间放着两瓶威士忌。如此一来，只剩下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显眼的老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仍然老当益壮。
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罗德里戈，在洛杉矶东区“秘录殿堂”低调的婚礼上娶了阿德莉亚娜·薛恩堡。这对新人的长女伊莎贝尔于1996年1月1日出生，次女伊内斯于1998年出生。前一年7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巴黎竞赛》周刊保证“我和两个儿子的关系都很好。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还有我希望他们成就的目标”。罗德里戈在好莱坞的电影事业越来越有成就。
3月5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接受雅克·朗的电视专访，这是他首度接受电视采访，选择以电影《蜗牛的策略》备受赞誉的导演塞尔吉奥·卡比雷拉担任摄影师。雅克·朗即将卸任部长工作，如今病重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撑过两任七年任期，于1996年1月8日去世。法国社会党选举落败正要下台，在雅克·朗的政治生涯中不会再执政。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法国政治人物的接触开始减少。
此时，他正式为新伊比利亚 - 美洲新闻开办他的基金会，在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举办其常态“工作室”，卡塔赫纳逐渐取得优越地位，成为运作中心。他很爱“基金会”这个词，就像他喜欢“工作室”这个词，因为无疑让他想起上校外公，他总是声称自己“建立”了阿拉卡塔卡。这个新的基金会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送给收容他的哥伦比亚城市的礼物，同时，也是他对这个国家及其福祉重新投入最强烈的象征。（不过，基金会的年轻董事长海梅·阿贝罗来自巴兰基亚，而不是卡塔赫纳；这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基金会为来自拉丁美洲各地的年轻记者提供短期进修课程，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指导许多课程，授课者还有世界其他知名的记者，如波兰的瑞斯札德·卡普钦斯基和美国的乔恩·李·安德森。
《爱情与其他魔鬼》出版之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对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完全失去耐性。在墨西哥接受墨西哥记者苏珊娜·卡托的采访时，他毫不隐藏对桑佩尔的失望和轻蔑。她问道：“哥伦比亚人打算怎么做，才不会在21世纪落入与今日相同的处境？”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当我们还在努力到达20世纪之时，你认为要如何思考21世纪？仅是为了确定一本书里没有一丝错误的信息，我就花了三年的时间，这本书却是关于一个已经不知道真假的国家。如果一位总统候选人不知道他神圣的顾问是否为他的竞选收受了数百万肮脏钱，小说还有什么未来可言？指控他的人没有受到严肃的对待，是因为在他们说出的许多真相之间，他们也说了许多谎言。而总统本身也指控他的指控者，他的论点是他的确有收肮脏钱，只是没有用在竞选上，因为他们贪污走了……在这样的国家，他妈的，我们小说家没有选择只能找其他的工作。
这是回到过去的争论，他抗议自己只想以自然主义记录每一天的现实，但哥伦比亚的恐怖超过报告文学的一般见解。马孔多仍然栩栩如生。
情况越来越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保镖由贝当古政权以来的政府相继提供，但如今人手不足又管理不当，他开始担心。这些保镖的流动率之频繁，最后有六十个人熟悉他的生活方式和个人资料。在哥伦比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问题让他思索自己在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安全。他和桑佩尔之间持续讨论，但关系也越来越紧绷，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士忌也喝得更多；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96年的复活节，他们在卡塔赫纳前任市长豪尔赫·恩里克·瑞索的公寓里最后一次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正要接受国会裁决的桑佩尔，他所考虑的宪政改革也许被认为是国会议员为他开脱的预付款。受伤的桑佩尔回答：“贾维里亚的支持者一定告诉你一些有的没有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反驳：“放尊重一点儿。为什么如果我的意见和你想听的一样，那就是我自己所思考的，如果不一样就是我被对手洗脑？”桑佩尔试图安抚他，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嘟哝着：“这里没什么可做的了。”从那一刻开始，他不再积极参与国内事务，他和桑佩尔许多年都没有再见面。
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古巴流亡人士诺尔贝托·富恩特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好友，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刚说服古巴政府释放他离开岛国；诺尔贝托·富恩特斯最近写了数篇文章，其中一篇不但显示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也不感激，还严厉谴责他在古巴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面把他的影响力和成就减到最低。一如往常，加西亚·马尔克斯拒绝回应。然而，4月他做了一件让认识他的人都很惊讶的事，在波哥大的高等军事学校演讲。在一些不自然的笑话中，他预言式地告诉他们，“桑佩尔总统把这个国家的未来握在他的手中”。他也不是很有外交手腕地表示，“如果你们的背包里放一本书，我们可能会安全点”。复活节，他和丢脸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一起在加拉加斯度过。不知桑佩尔是否曾经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初批评委内瑞拉人让他们的总统下台，正如哥伦比亚人如今也想让他下台？
4月2日，正当5月波哥大书展中即将推出的《爱情与其他魔鬼》期待之声越来越高，一个先前不知名、位于卡利的团体称自己“为了哥伦比亚的尊严运动”，绑架了前总统贾维里亚的建筑师弟弟胡安·卡洛斯。这并不是贾维里亚的亲戚第一次被当成目标。在一篇公告中，这个团体宣布哥伦比亚的问题不在于“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显然是一个右翼组织，他们引述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说的话，认为哥伦比亚处于“道德灾难之中”，请他接任桑佩尔当总统，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哥伦比亚少数“手脚干净”的人。他们也要求塞萨尔·贾维里亚应该辞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职务。距离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这本关于当代哥伦比亚问题的新书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其中一个主题是贾维里亚强硬地抵抗来自被绑架家庭和受害者的请求，而贾维里亚自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个情况的讽刺真是不言而喻。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在《时代报》上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变化十六》杂志的采访中曾经说到，他觉得他是生活在自己的报道文学之中。的确，见到前总统贾维里亚今日和当初人质家属处于同样的处境，或是见到目前的‘绑架天王’阿尔贝托·维亚米萨尔做出五年前相同的事，想释放他的妻子玛鲁哈·帕夏，令人不寒而栗。”
维亚米萨尔和帕夏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下一本新书《绑架》的主角。从20世纪50年代《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之后，他就没有写过当代的哥伦比亚。正当他考虑回到哥伦比亚长住之时，他最具政治性的历史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使他非常不受哥伦比亚统治阶级的欢迎。讽刺的是，他永远不可能融入卡塔赫纳的上层社会——上层社会的“岸边人”永远不会尊敬来自下层地区的人——虽然他已经连续将三本书献给他们的“英勇城市”，不过的确也因为如此，他如今拥有镇上最大、最豪华、最昂贵的房子。
不，波哥大是他在哥伦比亚的目标，他在那里总是感到不安，但那里才是国内的权力中心。就某些层面而言，他的下一本书主要是描写波哥大的统治阶级，甚至有可能是为他们而写。他旧有的左翼支持者大多觉得新书不合自己的品位，但波哥大的布尔乔亚则觉得无法抗拒。谋杀和绑架一波又一波地恐吓着哥伦比亚的人民，路易斯·卡洛斯·贾朗绝不是最后一个牺牲者，但他的死绝对是其累积的结果与象征，自此之后，许多哥伦比亚人终于开始说服自己，他们的国家的确无药可救。贾朗一再拒绝帕布罗·埃斯科瓦加入竞选团队，也不接受他的资助。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是贾朗的同伴，也不景仰他们这种人，似乎觉得某些心灵或天意的任务是自己的使命。（只有菲德尔有资格这样虚荣。）贾朗的接替者塞萨尔·贾维里亚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似乎也太冷静、太严肃、太明确、太直接。但他们俩的确都在20世纪90年代结交有权力的朋友，都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别人，而且都不是来自波哥大。
事实上，这本新书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它对于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是显著的成就，因此对于一位完成时已是六十九岁的作家而言，更是非凡的成就。许多年来，评论家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才华比较适合写遥远过去的情节，说他如同大部分的小说家一般，也许无法写当代的议题。而且，大部分的观察家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把哥伦比亚这些年来的混乱理出头绪，进而创造连贯的情节、建构有利的叙事。然而这本书出现时，连那些不喜欢此书态度和观点的人，都同意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又写出了一本高水平、令人欲罢不能的书。的确，许多人说他们不看完没办法上床睡觉，有些甚至承认自己觉得若是没有一口气读完，书中这些人质可能无法逃离他们的困境：他的叙事就是如此的有力。如此一来，明显的第一个问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为了制造出他透视这个国家的清晰度，而牺牲了复杂度。
当然，作者的出发点是以七位中心角色的故事情节，涵盖哥伦比亚迷宫般的复杂性。首先，女主角玛鲁哈·帕夏是记者、福星电影基金会的主席，也是葛罗丽雅·帕夏（贾朗的遗孀及最近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的妹妹。第二位主角是男主角阿尔贝托·维亚米萨尔，他是玛鲁哈的丈夫，也是第二位人质贝阿翠丝·维亚米萨尔的兄弟，贝阿翠丝是玛鲁哈的朋友也是她的小姑；阿尔贝托尽力让大姨子（先释放）和妻子离开噩梦般的处境。法兰西斯科·桑托斯（一般人称帕奇多）是第三位主要角色，他是《时代报》的顶尖记者，也是社长厄南多·桑托斯的儿子（如今是哥伦比亚的副总统）。第四位主角是蒂安纳·图尔瓦伊，她是电视记者，前总统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的女儿，与几位同事同时被俘虏，后来一一被释放，悲惨地在军队拯救她的行动中遭到杀害。第五位主角是玛丽娜·蒙托亚，巴尔可政府一位重要成员的妹妹，也是人质中最年长、最先遭到俘虏、在最后唯一被贩毒组织杀害的人。第六位中心角色是贾维里亚总统，也许应该是叙事者口中唯一的英雄，若是考量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亲近关系，他居然不是英雄人物很令人意外。第七位中心角色是帕布罗·埃斯科瓦，他鲜少出现，但当然是小说中的坏人，整出戏背后的邪恶天才，加西亚·马尔克斯无疑对这个人有非常矛盾的感觉，包括推崇。许多家族成员和他们的仆从，许多小毒贩和他们的喽啰，许多政府部长以及其他公务员（包括米格尔·马萨·马尔克斯，秘密警察首长及作者的表兄弟）都有出现。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安排他们巧妙地重新诉说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他在序言里提到这“秋天的任务”是“我一生中最困难也最悲伤的”。因此非常意外地，一个本来对哥伦比亚或其中许多主人公（玛丽娜、蒂安纳、无名且很快被遗忘的“黑白混血儿”人质）而言都是没有圆满结局的故事，居然出现人为的圆满结局，其原因完全是因为专注在某些主人公上，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想成为“好消息使者”的欲望。他原本完美执行的政治新闻工作仿佛受到挟持、绑架，取而代之的这本书，有着所有好莱坞惊悚剧本所需要的元素及先入之见，加上连续剧式的结尾。作者说服我们得拼命地在乎玛鲁哈是否存活，虽然她的司机在第四页就被杀害了，这干净利落的叙事方式，正如杀手处理真正的司机一般，再也没有提起过（帕奇多·桑托斯的司机的遭遇一样）。从叙事手法效率的观点而言，还有多少人以多么低劣的方式死去似乎没有关系，只要主角活着就好。的确，在传统的惊悚小说里，某些人的死亡是必需的对比，衬托出所希望最适者的生存。这是本书叙事手法残酷甚至无情的艺术。他确实离柴伐蒂尼很遥远，甚至是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
本书的基本架构是奇数章处理人质和他们的绑架者，偶数章处理家人和政府，互相交替。这个故事的核心情节首先是对人质的折磨，以及他们为了生存而做的努力，和他们的守卫针对每天的生活讨价还价；第二则是家人努力与绑架者和政府谈判释放人质。在比较深入的层次上，当然真正的挣扎是在“该引渡者”和政府之间，人质和他们的家属只是棋子，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尽可能把它变成一个“攸关人类利益”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他专注在十名人质中四位关键的角色：玛鲁哈、玛丽娜、蒂安纳、帕奇多。这四名人质之中只有玛鲁哈和帕奇多存活下来，在第十一章结束时的1991年5月20日，他们被释放的时间仅相隔几小时；在被掳数月后的第六章，玛丽娜和蒂安纳的死亡时间相隔两天（1991年1月23日及25日）。
本书原来的构想是一个涉及危机（苦恼的闺女）的爱情故事，在勇敢的挣扎（骑士）后成功地返回家园，这本书真正的结束是在第十一章：玛鲁哈快乐地回到她住的公寓大楼，迎接她的是欣喜的朋友、邻居，还有她狂喜的丈夫。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希望表现出就算在哥伦比亚，也许甚至对哥伦比亚而言，还是可能有圆满的结局。埃斯科瓦的投降和死亡只是这个故事的附言，还有绑架者归还玛鲁哈的戒指，叙事在此结束，加上最后玛鲁哈本人的陈述——“这一切都该写成书”。然而，关于埃斯科瓦死亡的处理令人好奇。在连续剧和惊悚剧里，坏人的死，特别是像埃斯科瓦这种坏人的死，通常是作品的高潮。但此处却让人感觉到埃斯科瓦的死处理得相当草率，瓦解了似乎固定带到高潮的传统。
那么，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先前大部分的作品一般，《绑架》不是关于较松散的社会秩序（甚至这么久之前的《恶时辰》中被逐出家园的穷人，突然出现在“村庄”都令人惊讶）。真正关键、重要的是缺少秩序。这本书几乎完全围绕着中上层阶级，包括几位重要的右翼（蒂安纳、图尔瓦伊和帕奇多·桑托斯的父亲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先前反对、谴责的对象）。《时代报》 专栏作家罗伯托·波萨达·加西亚 - 培尼亚（《三个火枪手》里的“达尔尼昂”）自己是这个统治阶级的追随者，为了“赞颂波哥大的布尔乔亚”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展开激烈的攻击。
几乎同样令人不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书中完全排除美国方面的角色。是贩毒组织对于被引渡到美国的恐惧决定了冲突——埃斯科瓦说“就算是哥伦比亚的坟墓也比美国的牢房好”，而这冲突是书中陈述事件的原动力，当然需要某种反帝国主义的批评。虽然他和古巴的关系友好，在这部作品中，他连游击队的“各种恐怖行动”都批评，对于美国方面却完全没有处理，小说整个漫不经心解释的结构因而扭曲、失去焦点。这本小说的作者当然不会难为情，出版不久之后，他送了一本给比尔·克林顿，毫不意外地，克林顿欣赏的终究是它“人性”的一面；这个故事并没有其他的倾向。因此，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这本书的对象是否是波哥大的布尔乔亚及比尔·克林顿“Us（我们）”和“US（美国）”而完全不是“我们（us）”（读者）？或者用另一种说法，这本书是“为我们读者”而写，就像肥皂剧也是为我们而写，让我们满足于我们的处境，让我们相信有钱有名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只是一般人”？
然而，观察事物的角度总是不止一种。这当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本以波哥大为背景的书，此书仔细评价当代哥伦比亚，从他在1990年决定“离开”古巴（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决定“回到”哥伦比亚（虽然他从来没有完全“回来”）。不过，这不只是评价，也是获得力量。在某种层次而言，此书只是对他所有的哥伦比亚评论者示威又含蓄的回答。他没有住在那里？那么，有哪一个当代哥伦比亚人有办法像他一样。把这个国家近代史中所有的复杂状况融合起来，变成连贯、可理解的东西？他是个空虚的谄媚者，奉承权贵？那么，看看和掌权者有直接关系可以做些什么，此处这位“记者”（归因他显赫的地位）可以有任何层次的“关系”、“资源”，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些人永远无法如他一般得到“完整的故事”。他的写作技巧变得陈词滥调，重复自己、引述自己、自我满足？那么，这是只有这位将近七十岁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面对一部作品和一位作家公然占有这国家的象征之物，《时代报》嘲讽的社论，如同表态支持《迷宫中的将军》的评论一般不中肯。因此，这次他们的缺席格外重要。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表现出来，但从《迷宫中的将军》出版之后，他等了七年才得以复仇，只为了这本书如今给他的满足感。媒体采访中他已经完全不像少女般的表达对于新作品的“不安全感”，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时所发生的。“接受吧！”斗牛士说。看起来可能很意外，在六十九岁的年纪，哥伦比亚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属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使拉丁美洲臣服于他，甚至全世界，但其中并没有哥伦比亚。《百年孤独》是“马孔多”，当然，但波哥大以及其他内陆城市（梅德茵、卡利）的人都知道马孔多是海岸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所谈及的概念之中。如今，他们自己没有那么自信、那么自满，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接受了整个哥伦比亚，不只是海岸区。这背后的批评会一直持续——这是政治和社交生活的自然本质——但已经没有那么坚定。现在已经无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他可以为所欲为。
问题还是可以重复：部分以卡恰克人的观点为卡恰克人写《绑架》，他是否等于是向他们屈服；在他胜利的那一刻（或甚至因为那胜利的本质），他是否伤害了自己整个道德和政治的信念？也许就像那老人以疲倦而令人沮丧的方式成为保守派，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了保守派。或者他终于体认“政治现实”，特别是“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政治现实”。或者，他现在想要的，政治上是见到菲德尔和古巴革命象征性地抵抗历史的迷宫，直到最后伟大的迷宫让他们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也许他是在拒绝那些围绕的现实，以及所有的选择和诠释；也许，以只有他知道的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最后都在继续主张他的梦想。也许。当然这是问题所在。
自然地，这本书一出版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虽然书评一面倒地叫好，也有少数评论非常具有侵略性，甚至无礼的批判，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评论，在语调上和《时代报》对于《迷宫中的将军》的书评是颇为不同的角度。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审视过他的选择，也做了选择。可以确定的是，他很满意。
加西亚·马尔克斯向他的仰慕者挥手致谢，1992年摄于波哥大豪恩·艾列瑟·凯坦剧院。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1993年摄于波哥大圣母斗牛场。
圣蒂雅嘉和她的儿女们：海梅、阿夫列多（库奇）、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古斯塔沃、埃尔南多（南奇）、埃利希奥（伊尤）、路易斯·安立奎（后排从左至右）；赫梅尼（艾米）、玛格丽妲（玛歌）、路易莎·圣蒂雅嘉、莉妲、艾妲（前排从左至右）。1993年摄于卡塔赫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