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4
1961年6月26日，星期一，载着加西亚·巴尔查一家到墨西哥的火车慢慢停靠在美景车站。“我们在一个紫红色的夜晚抵达，身上只有二十美元，没有未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如此回忆。在月台上迎接他们的是阿尔瓦罗·穆蒂斯，他以1954年在波哥大欢迎贾布时一般开怀、邪恶的笑容欢迎他们来到墨西哥。穆蒂斯带着这累坏的一家人到美利达街的邦南帕克公寓旅馆，就位于新兴流行的“粉红区”附近，距离市中心只有几条街，在阿兹特克战士瓜特莫克的凝视下，两条活跃的动脉“改革步道”和“起义大道”交错之处。不管米饭煮得好坏与否，梅塞德斯已经开始肠胃不舒服，大部分初次来到墨西哥首都的旅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而初来乍到的日子总因此或其他原因而非常难以适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他们当时在墨西哥城只有四个朋友：穆蒂斯、哥伦比亚雕塑家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当古、在纽约认识的墨西哥作家胡安·加西亚·庞瑟，以及在此之前帮他代收信件的加泰罗尼亚电影制片人、书商路易斯·维森。
在墨西哥的一党体制下——由模糊命名的“革命制度党”统治，政府的政策在修辞上远比政治操作来得激进。“革命制度党”在1910年到1917年墨西哥革命后的几年间出现，这是20世纪世界首次社会革命，持续作为拉丁美洲革新派的榜样，直到卡斯特罗于1959年胜利地进入哈瓦那。然而，四十年的权力使得革命派的进步缓慢得相当于停滞不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必须尽快地学习这个新鲜、复杂的国家，比起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此处的一切永远不如表面所见。
一星期后——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说是他抵达的第二天——他一早就被加西亚·庞瑟叫醒，“你来听听这个！”那位墨西哥人大声说，他曾经造访过喧闹的巴兰基亚，很快学会如何像“岸边人”一样说话，“那混蛋海明威用霰弹枪把自己的脑袋轰掉了！”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墨西哥不久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对已故美国作家表达敬意的长篇作品。7月9日，这篇随笔《自然死亡的男子》由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费南多·贝尼特兹刊登在墨西哥主要报纸之一《新闻报》（Novedades）的文学副刊“墨西哥文化面”（Mexico en la Cultura）。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被这数年前在巴黎大街上遇见的男人之死所撼动，预言“时间会让我们看到，身为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海明威对于人性心理的了解以及他的文字技巧终将使他超越许多伟大的作家”。
他也表示海明威的死亡似乎标记“新的年代”。他浑然不知，这是他自己目前为止在文学创作上最歉收的时期，因为一种风格的写作结束了，却没有很快或自动地引致另一种写作风格的开始。更有甚之，除了一个人之外，他或其他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篇文章也是他这位天生的记者接下来的十三年间最后一篇严肃、重要的作品。
阿尔瓦罗·穆蒂斯来到墨西哥时，是此地被称为“最透明的地区”的最后那几年；如今，透明的天空开始涂抹上20世纪末污染的灰色条纹。其实，墨西哥一点儿也不是穆蒂斯会喜欢上的那种国家。然而，他从雷昆贝利监狱被释放出来之后，以迷人魅力进入上流社会的能力，正是他能惊人地重返社会所非常需要的，如今这也同样带领加西亚·巴尔查夫妇毫不费力地进入一个如同多刺仙人掌果实一般难以进入的社会，亦非常的宝贵。有了穆蒂斯的帮助，这对新来乍到的夫妇在靠近市中心的瑞南街找到一间公寓，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直接睡在地板的床垫上。他们有一张餐桌、两张椅子，桌子用来吃饭和工作。一开始，如同在加拉加斯，接着在波哥大、纽约时，梅塞德斯必须带着幼小的孩子住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如今他们又没有钱了，又回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加西亚·马尔克斯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中写道：“三年婚姻里的第三次，我们进驻一间空荡荡的公寓。和往常一样，光线很好、玻璃窗很多，但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
前两个月里，几乎什么都不顺利。虽然有穆蒂斯和维森的努力，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找不到工作，他和梅塞德斯长期都在布卡瑞利街的内政部排队以取得合法的居留文件。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完全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电影业似乎是他比较想去的地方。他开始变得焦虑、沮丧。拉丁美洲通讯社似乎决心不支付给他积欠的薪水。他继续等待；在一封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中，他开玩笑地表示如果情况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唯一合理的发展就是再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可是，这个故事早已经完成了。门多萨接到消息，说梅塞德斯如今怀了“阿蕾罕德菈”——加西亚·马尔克斯坚持会是个女孩，已经取好名字——预产期在明年4月。不过，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我一辈子梦想却从未拥有的女儿”，因为是个男孩，而且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
眼见朋友似乎开始心烦，8月下旬，穆蒂斯带他坐上二轮马车到加勒比海岸墨西哥湾上的海港维拉克鲁斯。加西亚·马尔克斯此时才真正注意到，墨西哥这个满是沙漠和高原的国家其实也是个加勒比海国家。他们来到此地是因为维拉克鲁斯大学计划在哈拉帕出版《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及其他故事》，这本书的预付款一千比索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付了公寓一个月的押金，开始用分期付款买“我们婚姻的第三台冰箱”。他没有钱，没有工作，而且还有妻小要抚养。政治上他已经脱离了曾经启发他的拉丁美洲政治首波发展，亦即其他数以千计人民加入的革命浪潮。文学上，他也失去了自己的风格；《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故事是以“后古巴观点”所写成，然而，他已经和古巴这故事的灵感来源分道扬镳了。不论如何不情愿，如今他必须接受新的、非常不同、异常复杂和强而有力的文化世界，也许需要许多年才能同化。在墨西哥，他们都需要学习适应。
某一天，穆蒂斯带着两本书爬了七层楼，没有打招呼就进到公寓里，把书扔在桌上大声嘶吼：“别再厮混了，读点东西，这样你才知道该怎么写作！”这些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是否总把粗话挂在嘴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不过在这些逸事中他们总是如此。这两本薄薄的书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其一是1955年出版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另一本是1953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燃烧的原野》。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天就把《佩德罗·巴拉莫》读了两遍，第二天读《燃烧的原野》，声称自从第一次读卡夫卡之后就未曾对任何文学作品印象如此地深刻，表示《佩德罗·巴拉莫》他可以倒背如流。那一年他没有再读其他作品，因为其他的文学作品看起来都如此的低劣。
有趣的是，对于那位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小说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一无所知。1961年他三十四岁，但此时的他对于拉丁美洲这个大陆或其文学都所知甚少。此时，以“文学爆炸”闻名的拉丁美洲小说及新浪潮已经开始——然而在如此风潮的后期，他仍然不认识任何一位即将成为同侪、同事、朋友、对手的作家，也不清楚他们作为主要先锋的诸多作品：巴西的马里奥·安德拉德、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墨西哥的鲁尔福，或秘鲁的何塞·马利亚·阿尔格达斯。他真正熟悉的只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虽然已经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但许多方面看来却是最不“拉丁美洲”的。在这方面，在欧洲居住的那段时间并没有使他如同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作家一般断然地“拉丁美洲化”；事实上，他在巴黎的朋友几乎都是哥伦比亚人。我们可以说，他把其他的拉丁美洲人视为远亲而非兄弟。（这是非常哥伦比亚式的观点：这充满杰出人士的国家几乎从来没有在拉丁美洲运用过自己在文化上的分量。）“拉丁美洲化”这决定性的过程在墨西哥完成；幸运的是，对他而言这位老师再适合不过。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20世纪“身份认同之追寻”的过程大多由墨西哥所发起，于40年代注入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西班牙难民，如今正处于另一次伟大文化运动的开端。
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尝试新的角度。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很久以前某一次拜访米乔肯州时，他看到印第安人用当地的服装装饰做稻草天使，给了他一个故事的灵感。他虽然开始写，但到1968年才终于完成，标题是“拥有巨大双翼的老人”。他说，当时那是“我从前写一本奇幻故事的旧计划”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故事很快就被弃置一旁，从而改写《虚度年华的海洋》（El mar del tiempo perdido），也是初到墨西哥时绝望的那几个月里所写的。他并没有明说，但这些和其他故事的灵感似乎来自怀念旧时的好日子，不论来自记忆或想象，在巴兰基亚前后的年代是他自己最想念的时光，塞培达梦幻似的电影《蓝龙虾》间接叙述所传达的世界。虽然《虚度年华的海洋》起初是独立的发展之作，但是十分重要。这个故事在文学评论家之间引起混乱和迷惑，因为似乎同时传达了许多不同的意念。这个故事承续了自《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开始的风格，只是更加低调，也没有穿插叙事者的慷慨陈词。这就是后来在拉丁美洲、最终在世界各地众所周知的“魔幻现实”风格，早已由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和鲁尔福发展出的一种技巧，故事全部或部分以角色人物自己的世界观叙述，作者没有指出这样的世界观是古怪的民间传说或迷信，而认为世界就如书中角色人物所相信的一般。
或几乎如此。事实上，在《虚度年华的海洋》之中就有一个角色知道得比其他人多。后古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限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国家议题，如今首次介绍经济帝国主义，借由赫伯特先生这位“美国佬”以世俗福音教士的身份来到这个已经差不多被遗弃的小镇。他出现之前，村人就知道有什么超凡的事情在酝酿之中，因为原本充满盐味和鱼腥味的空气里此刻却到处都是玫瑰的味道。接着，这位新来者抵达，做了以下宣布：
“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说，“我拥有的钱财之多，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而且，因为我的心胸开阔到连胸襟都放不下了，我决定游遍世界，解决人类的问题。”
不用说，赫伯特先生并没有解决问题；他榨干本已贫穷的小镇，让自己更富有，继续他的旅程。不过，他这么做之前得先像个好莱坞电影明星一般，在居民的心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景象，留下的却只有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不满，以及几乎无法表达的渴望。因此，同名角色——赫伯特先生、实际上是完全同一个角色——后来在《百年孤独》中把香蕉公司带到马孔多，也造成类似的影响。《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理清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哥伦比亚的看法，把这个国家的问题归因于破产的政治体制、保守的统治阶级，以及中古的国家教会。《虚度年华的海洋》终于介绍了伟大的拉丁美洲产物，亦即美国帝国主义，就在卡斯特罗开始攻击巴蒂斯塔以及古巴统治阶级，接着又对付曾经支持、赞助他们的美国帝国主义之际。
也许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曾经数年间与共产党如此接近的人，如今必须等这么久才把“帝国主义”这个诊断应用到自己国家的病症上。我们因而必须判定，他于1955年到1957年间在东欧所见证、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及他曾经灌输给“长颈鹿”专栏的那些美国文化，与造就今日的他而贡献良多的美国作家，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并不容易，大多数上一代的拉丁美洲作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攻击受到嫌恶的“美国佬”。有别于后来恶意批评他的人所嘲弄的，他从来不是个急于评断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除了有时候他喜欢给布尔乔亚媒体挑衅的印象）；在知识分子的省思上，他总是以最耗费精力的方式慢慢地思考，从来不求轻易脱身。他最典型的作品中说不明白的可读性总是得来不易。
就更长远而言，这个短篇故事有另一个面向，也是未来的指标：远离马孔多—阿拉卡塔卡和村庄苏克雷，也就是远离哥伦比亚，朝向不局限拉丁美洲，而是文学的普世性。《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终于融合了两个小镇，在某种层面而言同时嘲讽了两者，作者寻找方法在更大的画布上作画时，也做好了就此搁笔的准备。《百年孤独》的背景仍然设在马孔多，但对于博学的读者而言，从第一页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是以拉丁美洲整体为象征；马孔多从国家一跃成为洲际象征。
他尚未清楚看到的是，令人意外的，一位拉丁美洲小说家于历史的此刻通往伟大之路是借由拉丁美洲本身，借由洲际的视野与观点。此时的他仍然只是个哥伦比亚人。讽刺的是，国家政治意识发展程度比他低的他国作家却已经跨出他尚未准备好的一大步：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最重要的，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这些作家察觉到自己身为拉丁美洲人的意识，当时正撰写乔伊斯式《尤利西斯》风格的书，正是关于他们自己意识的改变，如何再次征服拉丁美洲，如同来自殖民国家较早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曾经写过，他自己四十年前征服欧洲的故事（记得史蒂芬·戴德拉斯的抱负：“打造……我的族群尚未存在的意识。”）。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必须对他所执迷的对象赋予新的定义—— 他的外公、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哥伦比亚——以拉丁美洲的观点看待他们。其他拉丁美洲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阿杜罗·乌斯拉尔·皮耶德里都在二十出头时就已经有了身为拉丁美洲人的认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到三十八岁才有此觉悟，要不是有“文学爆炸”，特别是“文学爆炸”最伟大的创作家、宣传者、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也许根本没有此察觉。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幸运的是，他很快就认识了富恩特斯，而这次的相遇对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
再一次地，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位作家非比寻常、也许无可比拟的自制力，早在成名之前就总是知道该如何等待一本书出版的时机，时而面对巨大的压力或强烈的诱惑。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个寂寞的故事《虚度年华的海洋》是以反帝国主义的观点陈述，是古巴所给他的，他却和古巴不再有所接触—— 相反，古巴似乎反过来唾弃他。如今他失去了古巴，身处墨西哥的他如此这般的盲目，他不禁再次开始思索自己是否应该永远放弃文学写作，尽快改行写电影剧本。如今的他有家庭，为了自己仍然尚未实现的文学天职而牺牲梅塞德斯、罗德里戈和未出生的孩子，他于心不忍；他在单身时都无法做出重要的突破，难道为了等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成功，他们就必须要受罪？反正他一直都想从事电影工作，看来也越来越像是他如此处境的男人最合理的志愿，他也全心朝这个方向投入。毕竟，这仍然是某种形式的写作。
在所有西班牙语系国家里，墨西哥拥有最大的电影工业；不过，起初电影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机会。接着，某一天晚上他找工作铩羽而归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请求帮忙一向都不拿手——梅塞德斯告诉他自己身上已经没有钱买食物了，没办法让罗德里戈喝睡前奶。加西亚·马尔克斯抱着两岁的儿子坐下来，向他解释情况，并发誓绝对不会再发生。那孩子“了解”、没有抱怨地去睡觉了，那天夜里也没有醒来。第二天早上，绝望到底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打电话请穆蒂斯帮忙，而穆蒂斯似乎判断他的朋友也许终于勇敢地面对饥不择食这回事。他利用自己生意上的关系安排了几个面试，首先是古斯塔沃·阿拉特利斯特，这位实业家前一年才不可思议地从家具制造业多样化扩展到许多其他企业，其中之一就是电影和新闻业。
1961年9月26日，阿拉特利斯特安排他们在统领饭店的酒吧碰面，刚好是他抵达墨西哥满三个月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他因自己的一只鞋底翻开了，所以提早到场，而且等阿拉特利斯特离开之后，自己才啪嗒啪嗒地离开。阿拉特利斯特制作了一些路易斯·布纽尔最好的电影，与希尔薇雅·毕纳尔结缡，她是当时墨西哥最具魅力的演员，也是布纽尔三部电影的女主角。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希望自己能通过阿拉特利斯特的关系，直接进入电影圈。然而，阿拉特利斯特最近才买了几本大众出版品，包括女性杂志《家庭》（The Family）以及《社会事件》（Stories for Everyone），一份非常墨西哥风格的犯罪与丑闻印刷品。阿拉特利斯特打算提供给这位不再幻想的恳求者的，就是编辑这几份杂志的工作，虽然他自己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但穆蒂斯犯了一个错，为了推荐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给阿拉特利斯特看了一些对方以前的新闻作品，阿拉特利斯特很惊疑：“这家伙太厉害了！”他低声吼着。不过，穆蒂斯向他保证这位朋友只要一着手，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犹豫了一阵子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接了这两份工作，回家后问罗德里戈全世界最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球。”他的父亲出门找到最大的球，买回家来。
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暂别他对电影的梦想，接手阿拉特利斯特的两家杂志，唯一不寻常的条件是他的名字不得出现于员工名单上，他也不做任何具名。他负责《家庭》和《社会事件》——“大后方”及“街头”，他一定是这么想的，这不但是极尽羞辱地倒退回新闻业，而且还是最低俗不堪的新闻业。他的办公室在南起义大道上，没有打字机，好像只用手套火钳在指挥调度，他几乎无法忍受。他上次如此这般被迫牺牲自己的天职，是1951年父母从卡塔赫纳搬到苏克雷之后的危机，就算是当时，他都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继续写《枯枝败叶》。如今，就算他自己习惯挨饿，家里的妻小也要吃饭。不仅对电影业，还有文学，他咬牙准备说再见。
另一本旗下的杂志《势利》不负其名地成功了，虽然当时几乎一本也卖不出去，但如今得以寄生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民粹代言人而生存。当时，《势利》杂志由两位前卫作家萨尔瓦多·埃利桑多以及胡安·加西亚·庞瑟经营，加西亚·马尔克斯强烈地抱怨他们是剥削他劳力的文学封建贵族——并不知道有一天自己尚未出生的儿子会娶埃利桑多尚未出生的女儿。偶尔雪上加霜的是阿拉特利斯特忘记付薪水给这位艰难已久的员工。有一次积欠的薪水累积到三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到处追他，最后追到一家土耳其浴室，冒汗的阿拉特利斯特只好在蒸气中开支票给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出门后却发现字迹都湿掉了，只好急忙再回去，直到把阿拉特利斯特追进更衣室为止。他开始越来越像墨西哥的喜剧演员康定法拉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非常厌恶这份工作，然而他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改善了两份杂志的排版、风格以及内容编排。《家庭》杂志有一大群拉丁美洲读者群，在食谱、编织样式，以及《社会事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和血腥照片中，他穿插了浓缩形式的伟大小说、传记连载、侦探故事、普罗大众有兴趣的其他文化特写，以及他能想得到的有质量的充填物。这些他都做过，以前巴兰基亚的《纪事》周刊，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影像》杂志。大多是搜罗来自其他国家的杂志，用剪刀剪贴，这样的行为始于几分无可奈何、大部分的无趣，以及一丁点儿的愤世嫉俗。1962年年初，《社会事件》每期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千本，而且还在增加之中。到了4月，比较平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普利尼奥·门多萨报告，自己“有办公室，里面有地毯、两位秘书，几乎算得上一个家、一个院子，老板要不是少有的天才就是完完全全的疯子一个，我还不确定。我还不是个富豪，不过已经搬到距离办公室不到三条街的地方，考虑7月买一辆奔驰车。如果我从这里搬到迈阿密去组织反革命活动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即将来临的阿蕾罕德菈的预产期只剩下十天，梅塞德斯正处于那个非常的时期，不论是身为妻子或身材壮观的景象都令人无法忍受。不过她正在为她想要的报复做准备；她的身体回到正常尺寸之后她要买很多洋装鞋子和其他东西。”
1961年9月，基耶尔莫·安古罗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拿出他未出版的手稿《恶时辰》，报名参加埃索赞助的1961年哥伦比亚文学奖，在1962年颁奖。阿尔瓦罗·穆蒂斯也给他压力，据说埃索收到一百七十三份报名作品，没有一件看起来有希望，因此才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最后一分钟报名。主角自己回忆说，他松开领带，再次看了看这份随着他四处奔波的打字稿，进行了最后一次严整的修改。《恶时辰》不受主人的钟爱，也从来不受评论家欢迎。情节有点过度讲究，角色不够鲜明，然而却有着一股清澈、电影摄影的特质，以及一种超然、不加干预的技巧，读者不得不觉得印象深刻，就连阴沉的主题都不因为幽默或地方色彩而得以缓和。
哥伦比亚学院代表埃索决定得奖名单，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手稿被判定获奖，他被要求提供标题，他把“这个狗不拉屎的小镇”丢在一边，想出了“恶时辰”。不过根据透露，哥伦比亚学院的院长斐利克斯·雷斯特雷波神父不但守护西班牙文，也守护教徒的道德，对于文稿中含有“避孕药”、“自慰”这样的字眼感到不安。雷斯特雷波神父要求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阿朗哥·维雷兹带一封信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谨慎而巧妙地和他讨论，并要求他删去这两个字眼。如同所罗门王一般（虽然三千美元的奖金已经全部在他的口袋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允许大使可删除一个词，他选择了“自慰”。
仿佛命中注定，评审决定的那一天，也是加西亚·巴尔查家的老二贡萨罗出生的那一天，1962年4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说这小孩儿“六分钟”就出生了，“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他在前往诊所的路上在车上出生”。获奖之后，他暂时经济充裕些，用一部分的钱付了梅塞德斯待在诊所的费用。不过，如他后来所言，也许有些言不由衷，由于他觉得这钱是“偷来的”，为奖金参赛是他一生中做过最糟糕的决定——因此，他迷信地决定不把钱花在一般家用，而是买了一辆车，一辆红色内装的白色欧宝六二年轿车，用来在这座大都会中接送他的家人。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这是我一生中最特别的玩具，我半夜还爬起来看车子是否还在。”
不过这些都不够。他赢得一座文学奖，但已经不是个作家了。他继续烦恼，发现自己还是渴望在电影圈工作。虽然满怀希望，而且以献身工作为策略，希望诱使阿拉特利斯特助他转到电影圈，但什么也没有发生。的确，他越是大幅翻修、改善这两份低俗的杂志，帮阿拉特利斯特赚越多钱，阿拉特利斯特越不可能把他调去做其他工作。
即使在合适的情况下，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写作。自从结婚以来，他只写了几篇短篇故事；对他而言，就连讨人厌的《恶时辰》似乎都是本很长的书。事实上，他脑袋里满是工作上的垃圾、家事，或是和朋友谈论的电影内容。他毫无信念地开始写《百年孤独》之后的下一本书——《艾伦狄拉与其他故事》（Eréndira and Other Stories）——却无法写他就某方面而言等了一辈子要写的小说，想到这一点儿不免令人觉得讽刺。因此，几个月后他在空闲时再回到这本书的写作上，也就是回到《家》的写作上。然而，《家》 这本书充满鬼魅，他再次毫无进展，因而选择了内心深处认为是首选的想法，一本名为《族长的秋天》的小说。此时，《百年孤独》连书名都尚未存在，但这另一本曾经放弃的小说却有了最后的书名。《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于1962年4月出版，也就是《恶时辰》得奖的同一个月，他收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首印本不久之后，整理了三百页《族长的秋天》，但还是觉得方向不对。最后，他又一次地放弃这个稿子，后来他会说，书中保留的只有人物的名字。也许，他必须先把这本关于家人和过去的《家》的问题处理完，才有办法再写这本部分关于当下独裁者的小说。绝望、消沉、烦恼，他再次把手稿放在一旁，首度思索没有文学的未来。
然而，无法忍受的是，这两份平凡杂志给他的挫折感越来越深，此时，他向死党普利尼奥·门多萨抱怨：“目前我把镇静剂当面包上的奶油一样吞下去，但每天仍然睡不到四个小时。我想我唯一的希望是让自己完全地重新开始……如你所能想象的，我什么也没在写。自从我打开打字机已经超过两个月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想到最后我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会变得比较有钱就觉得很害怕。没什么可说的了，兄弟。我完了，顺服命运下的受害者。”
政治上，他和古巴的关系使自己更为烦躁。就他而言，此事悬而未决，就古巴而言则已经结束了。虽然有他在纽约经历过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觉得他的问题来自派系成员，而不是古巴政权本身。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应该再待久一点儿。他看着这位年轻的古巴领袖和钢铁般的格瓦拉公然反抗美国的力量，以及布尔乔亚自由派拉丁美洲国家紧密站在一起，他对卡斯特罗的推崇只会越来越高。1962年4月，卡斯特罗面对的难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古巴共产党中的教条主义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喜欢炫耀自己有内幕消息，他写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我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证明安尼巴尔·埃斯卡兰特清白的完整故事，我很确定马塞提很快就会恢复名誉。菲德尔对他的同志说了非常严苛的话——‘别以为这场革命是中彩券赢来的’——有那么一阵子我担心这个危机非常的险峻。别的国家要十年二十年才经历的阶段，古巴却飞速地经历，真是不可思议。我的印象是这些同志对卡斯特罗屈服，但我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也许很快就会杀死他了。不过目前，我很为马塞提和我们全体高兴，当然，也为我们美丽的小古巴高兴，证明对大家都是不可思议的教育。”
这封信非常具有启发性，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两年，随着派系人士企图控制而幻想破灭，但他仍然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梦想投资在古巴的未来上，他对古巴领袖有信心，有着无限的推崇。此处我们看到对卡斯特罗两种不同的看法相合：首先，这种谈话的方式显示，如同当时许多的社会主义分子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他认识私下的菲德尔，几乎像个朋友或兄长，就如同我们认为自己认识某人，但其实仍置身事外；其次，更不寻常的是，这位小说家感受到自己对这位古巴领袖有内观看法，仿佛卡斯特罗是他其中一本书里的角色，行动言语或多或少实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愿望。不过古巴暂时对他关上大门，电影也是；而他唯一能够控制的文学似乎也是如此，他开始失去希望了。
1962年拖拖拉拉的。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又结束，受到震撼、不安的世界总算幸免于难。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无止境的隧道里仍然看不见尽头的亮光。然后，哈利路亚！ 1963年4月，他终于从《家庭》和《社会事件》 中逃离，如同他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信里的欢欣鼓舞，终于成为一位“职业作家”，他的意思是“剧作家”，但这是个透露真情的同义词。和梅塞德斯讨论过自己的境遇之后，他冒险孤注一掷，在复活节假期中主动在五天内写了一个剧本，一部称为“牛仔”（Er Charro）的电影。加西亚·马尔克斯撰写这剧本时以墨西哥演员佩德罗·阿尔门达利兹为假想的主人公，阿拉特利斯特听说这个计划时，希望把这个企划介绍给一位最地道的墨西哥导演艾米里欧·费南德兹，请他执导这部电影。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答应把剧本交给年轻导演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雷翁，交换条件是对电影剧本有完全的控制权。他深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违背对其他导演的承诺，但阿拉特利斯特却突然改变了先前的立场，愿意支付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杂志编辑同样的薪水，让他在家一年再写两本自选的电影剧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很高兴自己的赌注得到回报。
不幸的是，没想到阿拉特利斯特在夏天就把钱用完了，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解约，并答应继续提供他签证所需要的身份。既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制片间有过挑起竞争的成功经验，他也联系了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另一位朋友制片马奴耶·巴尔巴恰诺，他表示只要是以特约的方式，非常乐意接受。巴尔巴恰诺最着迷的作品之一是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他计划把《黄金斗鸡》（The Golden Cock）的故事搬上银幕。这个故事描述一名穷人救了一只垂死的斗鸡，才发现自己救的是一只冠军斗鸡，书中角色立志追求财富以及当地的美女—— 一位富人的情妇，最后，书中人物失去了他们所奋力追求的一切。在许多方面，这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世界，穆蒂斯推荐他非常兴奋的朋友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好的机会，洛卜多·贾瓦尔登是国内最有名、政治地位最稳当的导演，而摄影导演加夫列尔·费格罗阿可能是全拉丁美洲最卓越的摄影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在1963年11月的一场婚礼上见到了故事作者——受酗酒之苦的胡安·鲁尔福，这也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控刺杀肯尼迪总统不久之后死去的那一天。在作者当时不佳的状况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焦虑和忧郁所允许的程度之内，他们尽可能地熟稔起来。
巴尔巴恰诺并没有提供给他如阿拉特利斯特一般的安全感，还有账单要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于9月打电话给广告经销商华特·汤普森，并马上被录用。这份工作虽然和他理想中的工作差很多，但他的脾气比较适合广告业，比跑步机般的杂志编辑工作拥有更多的自由。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里，至少他比较能做自己一向拿手的有效率、负责任的工作，同时仍然有办法保留精力，并找到时间从事他真正有兴趣的创作。1963年的下半年、1964年一整年，以及1965年大部分的时间，他注定要同时做特约电影工作以及广告代理商—— 一开始是华特·汤普森，接着是史丹顿·普利查德——伍德公司，另一家全球巨人麦肯世界集团的一部分。华特·汤普森和麦肯世界集团是世界前三名的广告公司，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度发现自己效力的对象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龙头的麦迪逊大道分公司，他认为不怎么光彩。穆蒂斯在此和其他方面，早已超越他，因他在墨西哥的早期从史丹顿一成立时就已经为其效力。
讽刺的是，由于这段多少不寻常的插曲所得到的经验，有助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准备好面对未来的名人地位——了解名声、思考自我表达、制造个人品牌形象，以及如何经营。更讽刺的是，早期在广告业和公关的训练让他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得以公开维持政治上的自我矛盾，却从来没有遭受怀着敌意的美国评论界的严厉批评，因为他找到了窍门。只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到灵感，他的经理，一位改过自新的酒鬼，就会举起右手，仿佛职业拳击手一般在空气中挥拳。他在家里也有帮手，梅塞德斯总是想出好记的商品用语，“不能没有舒洁面纸”是其中之一，他也把她许多脱口而出的评语变成获利的广告词语。
如今，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风起云涌的时刻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融入了墨西哥的文化环境之中。墨西哥的“粉红区”相当于时髦伦敦的卡纳比街和国王路，于1964年真正开始繁荣起来。新近成立的左翼出版公司“年代”（Era）于1963年9月刚买下了第二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虽然只印了一千本，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喜出望外。他开始进入名人社交圈，穿梭于身着黑色皮夹克、戴着深色眼镜框的墨西哥城时髦作家、画家、电影明星、歌手以及记者之中。这对夫妻如今既顺遂又穿着得宜，罗德里戈和贡萨罗上的是私立的英语学校，先是威廉学院幼儿园，接着是圣安赫尔的伊丽莎白女王学院。这家人拥有一辆车子，开始物色更大的房子。
开始从事特约电影剧本写作的几个月之内，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鲁尔福写了《黄金斗鸡》的剧本。巴尔巴恰诺认为剧本非常优秀，只有一点儿保留——他认为这剧本使用的是哥伦比亚的语言，而非墨西哥的语言。在这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运气越来越好，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墨西哥重要的年轻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小十八个月，在欧洲停留了稍长的时间后于1963年晚期回到墨西哥。他和这位哥伦比亚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不论是谁介绍他们认识，对于他们第一次的见面都有帮助——富恩特斯已经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谁，并且推崇他的作品。根据这位墨西哥作家回忆道：“我第一次听说加夫列尔是经由阿尔瓦罗·穆蒂斯，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给了我一本《枯枝败叶》。‘这是发表过的最好的一本。’他说，明智地没有明说时间或地点。”由于这次推荐，富恩特斯在《墨西哥文学期刊》上刊登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以及《伊莎贝尔于马孔多之望雨独白》。他也于1963年1月在《墨西哥文化（永远）》上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了一篇热烈的评论。
然而，光是富恩特斯就足以让任何人的自卑情绪愈发强烈。他的成长背景优裕，自己也善加利用，英文和法文流利，有着典型墨西哥男高音强而有力但缓和的声调。他英俊、潇洒又充满活力，迷人至极。1957年，他娶了有名的女演员莉妲·马塞多；命运多舛的好莱坞明星珍·茜宝在墨西哥的杜兰戈拍摄《硬汉卡拉汉》时，也与其有过一段情史。1958年，他出版了公认为宣告了即将来临的拉丁美洲小说潮的作品《最明净的地区》。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般，富恩特斯也在革命后马上前往古巴，但在政治上立场总是很独立；他最后居然以不太可能的本领同时被共产古巴、法西斯西班牙和自由美国列入黑名单。1962年，他又出版两本杰出的书，哥特短篇小说《奥拉》（Aura）以及《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The Death of Artemio Cruz）——20世纪最伟大的墨西哥小说之一，也许是关于墨西哥革命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他在哈瓦那完成这部作品，在那里，他以古巴新的角度观察自己国家凋落的革命过程。无疑，当时三十五岁的卡洛斯·富恩特斯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年轻作家，也是国际上的新星。
两人有这么多共同的兴趣和才能，很快发展出亲密以及互利的关系。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得到的益处是无限的。富恩特斯不只在事业发展上领先他许多年，而且是居于母国的墨西哥人，在先前的十年间，他和世界上诸多领域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之间发展出非凡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渴望加入的。富恩特斯可以带他进入许多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之处，他在知识上的慷慨也无人能及。除此之外，富恩特斯的拉丁美洲意识比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要成熟，因此得以带领和培养这位仍然生涩、不稳定的哥伦比亚人，在广阔的拉丁美洲文学戏剧界里担任要角；比起其他人，富恩特斯可以预见这样的角色，也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投入。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开始与洛卜多·贾瓦尔登一起投入《黄金斗鸡》的剧本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声称自己和富恩特斯花了漫长的五个月和导演争论剧本内容，却毫无进展。最后，电影在1964年6月17日和7月24日之间拍摄，内景地点是著名的丘鲁布斯科片厂，外景则选在克雷塔罗，由明星伊格纳希欧·洛佩斯·塔尔索和露恰·薇雅主演。这部90分钟的电影在1964年12月18日首映时，无论在票房收入和评论上都彻底失败。鲁尔福的作品是充满仪式、含蓄的神话，充满想象空间与暗示性，但一点儿也不明确，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改编登上大银幕的了。
虽然两人都坚持继续这个类型，特别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说这是“释放我的鬼魅的安全阀”——对于电影工作，两人都没法完全适应。不过，也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坚持下去：当时的文学界无钱可赚，至少看起来是如此；而电影可以直接对广大的拉丁美洲群众意识做出诉求。况且，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这般相对压抑的社会里，电影对性别和裸露提供崭新的观点，使用美丽的女演员、年轻外向的前卫导演，以鲜少而特许的管道一窥光鲜与文化的未来。不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也鼓励热烈而空洞的无稽之谈，尤其是在墨西哥。当时，熟知潮流、跟上流行、“搞清楚状况”，或者更好的，让“时尚”也成为必要，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都发现自己受到这些文化标记及其公关机器的诱惑。
7月，他向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对阿莱霍·卡彭铁尔最近的小说《光明世纪》的推崇开始让自己思索热带以及文学巴洛克风格之间的关系——此举无疑是追随富恩特斯。他提醒普利尼奥前一年欧洲一些翻译作品的成功：《光明世纪》、富恩特斯的《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以及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等，这名单包括当时尚未得知为“文学爆炸”的前三部小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第四本，也是最有名的一本，会是由自己所写。
如今，贾布和梅塞德斯有机会搬到适合他们的新家，他告诉普利尼奥“是栋好房子，有院子、书房、客房、电话，满足了所有布尔乔亚生活所需要的舒适感，坐落在一个非常传统而安静的区域，满是有名的寡头政治支持者”。这点有些夸张，的确，这房子距离这个地区很近，但中间隔了一条大马路，不过无疑仍是一座令人愉快、安静、舒服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满是纸张的洞穴”。房子里只有零星的家具，但比这家人之前住过的地方都还要宽敞，虽然身无长物，但总是充满音乐，尤其是巴托尔克以及披头士的音乐。
然而，在这一阵阵的社交旋涡之中，冒充波希米亚人之后，即使有了新得的安全感以及尊敬，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越来越不快乐。他这个时期的照片非常惨不忍睹：浑身散发出紧张和压力，有人说看见他在派对上差点挥拳。他当时写的是自己一点儿也不在乎的东西，除了偶尔写写《族长的秋天》，但又觉得毫无进展。他是个小布尔乔亚剧作家，也是个广告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些成功的作家并没有革命的经历，却被古巴革命猛献殷勤，他自己则被冷落一旁。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是深具影响力的乌拉圭文学评论家。后来不仅是对于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逐渐扩大的“文学爆炸”中许多作家，都为其在宣传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于1964年1月访问墨西哥，在墨西哥学院教书，非常担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心理状态：“受尽折磨的灵魂，栖息于最惨烈的地狱中： 文学的贫乏。如果和他谈到早期的作品，或是赞美（例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用西班牙宗教法庭里最敏锐的刑具折磨他。”
他硬撑着。1964年年底，他重写了第一个原著剧本《牛仔》，原本由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雷翁所拍摄，如今由二十二岁的奥图罗·利普斯坦执导，重新命名为“大限难逃”（Tiempo de morir）。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作品，这部作品的源头来自一个影像、一个记忆，来自一桩过去经历过的事件。他曾经回到哥伦比亚的公寓找到以前的门房，曾经是杀手的他在织着毛线。在剧本里，一名男子因为被挑衅进而杀人，坐了十八年的牢，虽然死者的儿子发誓要杀了他，他仍然回到家乡，他也开始织毛线。小儿子改变心意，但其他儿子不断挑衅老人——历史重演——直到最后，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主角开枪杀了大儿子，而小儿子在主角没有抵抗的情形下把他杀死了。这显然是重写他外公在巴兰卡斯的经历，他当时也是被一名年轻男子挑衅，只不过，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开枪杀了他的对手，他只入狱一年而不是十八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剧本的几个星期后，这部电影于1965年7月7日到10日之间在丘鲁布斯科和帕兹跨罗拍摄，由豪尔斯·马丁内斯·欧尤斯、马尔嘉·洛佩斯以及安立奎·罗恰主演，卡洛斯·富恩特斯改编对白，摄影工作则由伟大的亚历克斯·菲利普斯负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维森德·罗侯负责字幕。电影长达九十分钟，1966年8月11日于墨西哥城的综艺电影院首映。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参与的电影被公认失败，虽然年轻导演生涩的电影拍摄天分也显而易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利普斯坦互相责怪对方。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投入的是他参与电影拍摄时典型会出现的优缺点：他的情节完美得足以媲美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对话对电影而言则说教意味太浓。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幻灭的清醒看到，对他而言，就算没有人读，但写剧本没有写文学故事来得有成就感：首先，写剧本和为大众阅读而写完全不同；其次，写剧本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政治和道德的完整性，甚至自我认同，因为到最后，制片和导演不可避免地仅仅把自己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一个商品而已。
即使如此，在许多方面，这个终极幻灭的新年代开始之时，几乎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界最具历史性的时刻，1964年10月下旬，朋友中许多墨西哥的著名人物参与拍摄他的故事《咱们镇上没有小偷》。这个故事描述某镇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决定在当地的撞球间卖象牙撞球赚钱，结果却为自己、他长久受苦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新生儿带来灾难。电影在墨西哥城和库奥特拉拍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参与剪辑，并扮演村外电影院的收票员；他在这样的情形下总是觉得难为情，因此表演上格外受到拘束。路易斯·布纽尔扮演神父的角色，胡安·鲁尔福、阿贝尔·奎萨达、卡洛斯·蒙希维斯饰演玩儿骨牌的人，路易斯·维森饰演撞球间老板，何塞·路易斯·库耶瓦斯和艾米里欧·加西亚·里耶拉饰演打撞球的人，马莉亚·路易莎·门多萨饰演餐馆歌手，画家丽欧诺拉·卡林顿则饰演穿着丧服上教堂的人；主演的是胡立安·帕斯托、罗希欧·萨卡翁以及葛拉谢拉·安立奎兹。《咱们镇上没有小偷》长九十分钟，于1965年9月9日首映，显然是那个年代较优秀的电影之一。
虽然有以上及其他的发展，就在他开始在这一行完全地安稳下来，终于开始好好赚钱之时，电影却开始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失去魅力。这就是重点吗？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看见自己继续在墨西哥电影业工作，拥有差强人意的成功。然而，他也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自己的天分之所在，写剧本所带来的成就与满足感有限，而且无论如何，剧作从来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他再次觉得受困。而且，拉丁美洲文学的世界改变得很快，讽刺的是，甚至变得比电影还要更加光鲜亮丽。差不多就在此时，随着电影对他丧失吸引力，他开始认为电影就是他和文学之间问题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因为他为不同的媒介写文稿，虽然的确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年前，电影占据了他对于小说的构思方式，他需要回到自己的文学根源。许多年后再回头看，他回忆道：“我一直认为，借由惊人的视觉力量，电影是最佳的表达工具。我在《百年孤独》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受到这个不确定感牵制。有过度的欲望想提供角色、布景、对话和行动当时最细枝末节的视觉效果，沉迷于指出镜头观点以及架构。不过，真正在电影业工作过之后，我不只了解到可以做到的，还有做不到的。我看到影像超越其他叙事元素的力量当然是优点，但也是一种限制，这对我而言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只有在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小说本身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个事实。”
1965年，玛雅考古遗迹奇琴伊察有一场盛大的知识分子座谈会。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路易斯·库耶维斯以及威廉·史泰龙都有出席，这是一场真正喧闹的聚会，原本广为宣传的知识似乎被各式各样的喧闹抢尽风头。当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要邀请在国际上尚未出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想到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不过，这些参与的人经由墨西哥城前往各自的目的地时，富恩特斯在他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做客，遇见了智利小说家何塞·多诺索，他推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并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丧气、忧郁的人，饱受写作瓶颈的折磨，如同埃内斯托·萨巴托、胡安·鲁尔福……威廉·史泰龙遇见永恒的瓶颈一般的传奇”。
派对结束之后，后来证明两位来客的拜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文学以及生活上的彻底改变有着重大的影响。6月，利普斯坦正在帕兹跨罗和米乔肯拍摄《大限难逃》，一位年轻的智利裔美国人路易斯·哈尔斯拜访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1961年曾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短暂地碰过面，哈尔斯现在正在准备一本书，对过去两个世代拉丁美洲重要的小说家进行评论性质的采访，以回应后来称为“文学爆炸”的风靡现象。他原本计划采访九位作家，包括经过严格挑选但仍众口一致的选择：来自上一个世代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霍·卡彭铁尔、裘安·吉马连斯·罗萨、胡安·卡洛斯·欧内堤，以及胡安·鲁尔福；和来自“文学爆炸”世代的胡里奥·科塔萨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其中独特的例外，可想而知，当然是由富恩特斯所推荐。
这位把他包括在十大重要作家名单上的哈尔斯来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必是一大鼓励。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一开始就称哥伦比亚文学是“伤兵名单”，但在当时这首次严肃的重要采访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尚未发展出后来所拥有的轻浮名人态度，这次采访因而至今仍保有最非比寻常的洞察力。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接受公开采访，对于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分析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哈尔斯如此形容他：
他很结实，但脚步轻盈，有粗短的胡髭、花菜一样的鼻子、牙齿很多填补的地方。他穿着开襟运动衫、褪色的蓝色牛仔裤、肩膀上挂着一件笨重的夹克……换成另一个男人也许就因这样艰苦的人生而挫败，但这却提供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丰富的个人经验，形成他作品的核心。他已经住在墨西哥许多年，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回家——他说如果需要他的话他会放下一切——但目前他和哥伦比亚对彼此都没有用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政治观点在那里不受欢迎，而他对于这个议题有很强烈的感受。同时——如果海外的生活可以是很大的考验，也有弥补之处——他就像是个努力擦亮宝石的珠宝商，已经写了几本书，每一本都是发自内心不计酬劳的作品，如同牡蛎里的珍珠，他开始为自己奠定不可动摇的名声。
不过在采访的尾声，加西亚·马尔克斯试图削弱哈尔斯认为他不屈不挠、生命力强的看法：“我有很坚定的政治理念，但我的文学理念则根据我所理解的而有所改变。”哈尔斯注意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也带着一股浓浓的戏剧效果：
天使加夫列尔拉紧皮带，从走廊的黑暗转弯处出现，眼中闪烁着光亮。他让自己不声不响地进到房间里，有点不安，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但同时似乎也兴奋地搓揉着双手……他成功地被自己的思维吓到。如今，夜晚充满芳香、惊喜，他躺在床上，如同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一般，把香烟按熄。他说话速度很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像纸做的彩带一样弯曲又再平顺，跟着它们从这一头进去，从那一头出来，却在抓住它们之前就失手了。随性的语调带着深层的逆流，仿佛刻意的疏忽。他有办法可以偷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同试着偷听隔壁房间的对话。但重要的是没有说出口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真的是像这样，还是经由自己所参与的这些精彩丰富的事件所驱策，一面说一面成为这样的人？谁知道？哈尔斯所使用的采访标题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或失去的和弦”。
首次公开出现于镁光灯之下的几个星期后，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公务探访。1962年起，巴塞罗那的出版人卡门·巴尔塞斯开始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纪人，主要是有前提地帮他与出版社协商翻译，然而目前为止，他的小说连原文出版都有困难。前往纽约之后，巴尔塞斯于7月5日星期一抵达墨西哥，她在纽约和“哈波与罗”出版社的罗杰·克莱恩协商一纸合约，以四本长篇一千美元的代价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英文版。她是个有野心的国际出版人，而他是位有前途的年轻作家，拼命想成功。她向旗下的新作家自我介绍，解释合约内容，等着他的反应。“这合约一文不值。”他如此回答。兴高采烈的巴尔塞斯有着圆润的体态和面孔，她与其先生路易斯·帕罗马瑞斯本来就对这个哥伦比亚人那股令人好奇、混杂着羞怯、冷淡、傲慢的个性感到不安。他们一定非常的错愕，这个几乎没人听说过的作家居然如此高估自己的价值，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开始：“我觉得他非常不讨人喜欢，脾气坏，不过，关于他的合约他说对了。”幸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很快地振奋起来，拿出三天有详细解说的旅游行程以及派对，于1965年7月7日到达高潮，签下第二份戏谑的合约，如同上校在他的故事里一般，并由路易斯·维森在场见证，他授权巴尔塞斯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代表他本人处理大西洋两岸所有的语言版本。如今，他自己的短篇故事开始编织魔法；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自己的“格兰德大妈”，而且是长期的。她马上和“年代”协商新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以及《恶时辰》，很快和费尔特伊纳里协商意大利文的翻译权。她也许认为他应该为自己的幸运感恩，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
在这些突如其来的远方访客以及他们的好消息之后，由于离家到帕兹跨罗拍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在接下来的周末里带着一家人到阿卡波可度一个短暂的假期。往阿卡波可的路是墨西哥最曲折、最具考验性的道路，可怕的弯道蜿蜒曲折。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很喜欢开车，很乐意开着娇小的白色欧宝汽车蜿蜒在墨西哥不断变换的景致中。他常常说，开车这种技术立刻就自然上手，却需要专注力，可以取代他思考小说过剩的专注力。不过，那一天他还没有开多远，“不知从何而来”，小说的第一个句子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这个句子之后，虽然看不见但很明白的是整部小说，仿佛从天庭直接聆听书写——下载——而来。强而有力、如魔法般无可抗拒。这个句子的秘密配方是其观点，最重要的，它的语调：“许多年后，当他面对行刑队……”加西亚·马尔克斯仿佛受到催眠一般，把车停在路边，转头，往墨西哥城的方向开去。然后……
在此处干预故事的发展似乎很可惜，但传记作者被迫指出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如同许多其他故事一般），而前述不可能是真的，至少不像叙事者所声称的如此神奇。不同的版本也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的是第一个句子，或是一个祖父带着小男孩儿去寻找冰的影像（或者的确，发现其他的东西）。不论事实是什么，神秘、更别说神奇的东西、确实发生了。
在刚刚中断的经典版本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听到脑袋里的那一个句子马上回头，断然取消这趟家族旅行，开车回墨西哥城，一到家马上开始写小说。其他的版本说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句子，一面开车一面思索着它的含义，一到阿卡波可之后就写下许多笔记，回到首都的家里之后就开始正式写这本小说。这当然是许多不同版本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个，然而，在所有假期被打断的版本里，两个男孩和长久受苦、不知道自己还要受苦多久的梅塞德斯，必须吞下他们的失望，等待另一个旅程开启——漫长的等待。
加西亚·马尔克斯（前排右三，戴着眼镜，显得格格不入）、路易斯·布纽尔（前排左二）、路易斯·阿科里萨（前排左一）、阿尔曼多·巴尔特拉（后排左一）、凯撒·萨瓦提尼（不确定，后排左三）、阿杜罗·利普斯坦（后排右三）、阿尔贝托（后排右二）、克劳迪欧·伊萨克（后排右一），1964年摄于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