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8
1947年2月25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国立哥伦比亚大学注册，这意味着得在波哥大待上四五年，对于已经知道自己痛恨这个地方的年轻人而言，他对此前景必定非常的沮丧。从苏克雷到高地首都坐轮船再坐火车的这段漫长旅程，并不是他之前所经历过、充满期待的假期。哥伦比亚内部正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居于少数的保守党新政府决心捍卫政权，占多数的自由党由于做了错误评估，让两位候选人图尔瓦伊和凯坦与保守党的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对抗，只好在挫折感中挣扎。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本来希望儿子成为医生、神父或律师，送他去首都读书是为了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收入。如今，既然保守党当权，当然应该有钱可赚，文学只是个充满风险的副业。贾布成功地避免在此时摊牌，然而，在他俩之间，受到诸多争执的法律学位现在成为他假借的托词，结果，贾布也被迫成为父亲总是指称的那个骗子。
波哥大位于满山的盐矿、金矿和祖母绿之中，是神秘黄金城的所在之处，由安达卢西亚探险家贡萨罗·希门内兹·奎萨达建立于1538年8月6日。他命名此城市为圣念巴卡大，因此，波哥大本来是圣念巴卡大，接着是圣念波哥大。许多年间“圣念”省略掉，但在20世纪晚期又短暂恢复，仿佛宗教称号可以解救这个城市，重新回到祖母绿的王位之上，超越下方这个蛮荒国度。在历史上，波哥大总是站在对的这一边，而哥伦比亚的其他地区总是在错的那一边。然而，对于如此多元、基本上处于热带的国家而言，位于海拔八千英尺的高度，这个时常寒冷、通常下着雨的城市却是个很奇怪的首都，在1947年拥有七十万居民，称为卡恰克人（可译为纨袴子弟或花花公子）。
传统上，波哥大认为自己拥有除了西班牙以外，全世界“最纯正的”口语西班牙文。在20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律师，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国立大学教书，特别是自由党的律师。新的大学城是艺术建筑的地标，于1940年开始兴建，1946年大致完成，矗立在波哥大的市郊，后方是辽阔的平原。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代，这所大学的学生超过四千名，一半来自乡下的省份。
这名新学生在之前的弗罗利恩街，现在的八号公路找到寄宿之处，地点在靠近希门内兹·奎萨达大道的角落，许多“岸边人”学生都住在这里。弗罗利恩街是市内最古老、最知名的街道之一，和最闻名的第七大道平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廉价旅社距离第七大道和希门内兹·奎萨达的交叉路口大约三百码，一般认为是城市的心脏地带，甚至被当地的拥护者称为“全世界最棒的街角”。
在寄宿之处的二楼，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几位“岸边人”学生共享一个房间，包括难以约束的何塞·帕伦希亚。房间很舒服，但不豪华；虽然食宿很便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手头还是很紧，总是缺钱，“我总是觉得自己缺五分钱”。虽然很痛苦，他从来不曾大声张扬。由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努力，家人的生活总是比农民和无产阶级舒适，然而，在贾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贫穷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辱是时常出现的，甚至延伸到后来的生活中。
他对于这个时期的痛苦回忆，让人想起卡夫卡评论学法律“如同在智慧的层次上仰赖锯末维生，而且是已经有好几千人的嘴巴先帮我咀嚼过的锯末”。学校的老师包括前任总统之子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他也是未来的总统。第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未通过，宪法学勉强过关，那正是洛佩斯·米切尔森的课。他在四十五年后对我说：“不，他不是个好学生。可是，由于我自己‘岸边人’的家庭背景，所有来自帕迪拉和马格达莱纳的学生都会选我的课，他们知道我一定会让他们及格。”
一位学生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回忆道：“我一开始就认识贾布，法律系有大约一百名新生——只有三个女生——按照字母顺序分成两组。贾布在第一组，我在第二组。我对法律很有兴趣，但贾布一点儿也不，他很早就开始不去上许多课。我们以前会谈论文学：多斯·帕索斯、海明威、福克纳、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还有一些苏联作家。我们很少谈到哥伦比亚文学，只有几个诗人，例如巴尔巴·亚克博、雷翁·葛雷夫、路易斯·卡洛斯·洛佩斯。我们中午会回到市中心，坐在咖啡馆，那也是我们读书的地方。住在廉价旅社是没有地方可以读书的，咖啡馆的老板会让学生占据一个角落，就像常客一样。”
有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岸边人”朋友会安排即兴的周六晚舞会，然后星期天早上九点钟，年轻的“岸边人”会走第七大道和十四街到播放“‘岸边人’时间”的广播电台，接着，他们会在外面的街上跳舞。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骄傲地代表着自己的文化，比他刚开始在圣何塞学校穿得更花俏，以弥补他的贫穷。那是“拉丁”音乐第一个伟大的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位处其核心时期之中。
他也和保守的卡恰克人交朋友，有些人在他的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位是贡萨罗·马亚利诺，他的母亲被这位悲伤的“岸上人”卓别林式的形象所打动。其他包括维亚尔·博尔达、卡米洛·托雷斯，后来以游击队宗师烈士扬名南美大陆。他一生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是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他是波亚卡一位杰出政治人物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当时大概是凯坦最亲近的政治同盟，他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几岁。
看起来，有些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行似乎对他带有一丝同情的意味；普利尼奥·门多萨说许多人是藐视他，并认为他已经“无可救药”。他回忆维亚尔·博尔达在奥地利咖啡馆介绍自己认识这位年轻的“岸边人”时，他“穿过拥挤的桌子以及黑帽子，以他闪闪发光的米色热带西装使我们惊艳”。然而，他也被这位新生的举止行为所震惊，女服务生过来桌子旁的时候，“岸边人”对她全身上下地打量，低声建议：“今晚？”接着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臀部。她推开他的手，带着夸张的厌恶表情转身离开。
在多彩多姿的装扮、“岸边人”的嘲讽与少年的自尊（“我有问题？我孤单？”）背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深感孤独的年轻人，有着非常矛盾的自我价值。除了友谊，他此时的生活寂寞、孤立、没有方向，也没有才能。但也带着藐视权威的态度——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他才装成是个活泼的“岸边人”。星期天，为了逃离孤独，他在灰暗单调的城市里无止境地坐着电车，阅读、思考。有时候他接受贡萨罗·马亚利诺的邀请，他也是卡米洛·托雷斯和维亚尔·博尔达的朋友。马亚利诺只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晚四天出生，有着杰出的双亲。他告诉我：“对于一个异乡人而言，波哥大的那些周末可以非常漫长。贾布以前会在星期天到我家玩儿，我们总是有巧克力和南美洲馅饼（玉米汉堡）。我的母亲在我九岁时就守寡，很同情他，在她的眼里他总是很寂寞，她总是对他很好。她也像他一样，来自乡下，他们很容易就知道和对方聊些什么。”
如同马亚利诺和维亚尔·博尔达所观察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大学生活一开始时，就在“岸边人”性格的保护色下发展自己的文学使命；不过，他不愿意承认这样的野心，以免失败。当然，法律的魅力无法和文学相比，他长而混乱的头发、颜色刺眼的长裤、诡异的格纹衬衫，使他仿佛如鱼离水，无意识地反叛着自己每一个尴尬的动作。
维亚尔·博尔达和卡米洛·托雷斯编辑一本称为“大学生涯”（La Vida Universitaria）的文学出版物，是报纸《理性》（La Razón）星期二的增刊，登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两首“石头与天空”风格的诗。“海螺诗”在6月22日刊登，就在托雷斯做出命运性的决定，放弃大学成为神父的几个星期前。其中两段如下：
第八段
因为我的大海是永恒的大海，
童年的大海，无法忘怀，
漂浮于梦境之中
仿如空中的鸽子……
第十二段
是我们初恋的大海
在秋日的眼中……
一日我想望大海
——童年的大海——为时已晚
写这首诗的小男孩儿不仅非常清楚自己失去了童年，并且失去了其他的家园——加勒比海海岸，海洋与阳光之地。
在这座鬼魅般的高地城市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寻找的是类似卡夫卡的东西，而他最后找到的也的确是卡夫卡。一天下午，一位“岸边人”朋友借他一本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翻译的《变形记》。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寄宿处，进到房间里，脱掉鞋子，躺在床上，他读了第一行：“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个不安的梦境中醒来，发现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对此深深着迷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他对自己说：“见鬼了，我外婆就是这么说话的。”
无疑，卡夫卡拓展了他的想象力（包括他想象自己是作家的能力），就长远来说，让他了解到就算是最古怪的段落也可以用很平实的方法叙述。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从卡夫卡身上得到的，似乎与他后来回想时说的不太一样。首先很显然的，卡夫卡的主题是在都市中存在的孤立感，但在这表面之下，弥漫在他所有作品之中的是他对于另一个权威的恐惧，他的父亲——他同时痛恨又崇拜的暴君先祖。
四年前抵达波哥大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背景位于受压抑更甚的圣彼得堡。卡夫卡的版本是直接从那本小说衍生出来的，对这个年轻作家的影响毋庸置疑。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了欧洲现代主义，更有甚之的是，他发现欧洲现代主义一点儿也不只是复杂而做作，现代主义的创新来自当代的精神，从当代解析现实的结构，可能和他直接相关……纵使他身处拉丁美洲偏远的首都城市。
《双重人格》和《变形记》书中的主角都是分裂性格的受害者，这些角色非常的敏感，恐惧权威，借由内心把外在的世界变形，最后推论出是他们自己生病、变形、变态、不得其所。对于自己的能力和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上，许多年轻人深陷矛盾的冲动和防卫性的攻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信有时带着令人惊吓的傲慢（他是上校的孙子，很擅长傲慢），但同时又有着不安全感和自卑的情结（他是庸医的儿子，被他抛弃，但也许又很像他），两者之间的鸿沟无疑非比寻常，也制造出一种活力使他发展隐藏的野心，如凶猛、长久的火焰一般在他的内心燃烧着。
读过《变形记》的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坐下来写了一个故事，标题是“第三次无奈”，是他身为拥有严肃作品的准作家以来的第一篇作品。听起来已经很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征，深具野心、深刻的主观意识，弥漫着荒诞、孤独和死亡。这部作品开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时常出现的风格：从一具未埋葬的尸体开始，以此为中心思想开始编撰故事。最后，他的读者会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忍受着三种互相关联、却不可能的矛盾的基本原理：对于死亡以及被埋葬的恐惧（或者更糟的，被活活地埋葬）、必须埋葬他人的恐惧，以及尚未被埋葬的恐惧。“死人可以快乐地忍受他已无法改变的状况”，这部作品的叙事者宣布，这个人不确定自己还活着还是死了，或者同时或连续存在，“但活着的人无法顺从地就此让自己被活生生地埋葬。然而，他的四肢不回应他的呼唤，他无法表达自己，这也是让他最恐惧的，无论死活，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会把他活活地埋葬。”
借由补偿的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似乎提出了新的美洲起源—— 一个家谱概念中所找到的历史族谱：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棵二十五岁的树……也许后来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儿怀念，怀念不是作为正规的、解剖学上的尸体，而是想象的、抽象的尸体，只存在于他亲戚模糊的记忆中……然后他知道自己会从苹果的血脉中升起，在秋天的早晨发现自己被饥饿的小孩儿吃掉。那时他会知道——这样的想法的确使他悲伤——他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
借由一个人失去的个体性融入一棵树中，这样自然以及历史上的象征（一代一代的家谱），显然受困于处于房子内部的恐惧，受困于生命和死亡之间，如同受困在棺材中一样（也许在记忆中），这些恐惧因而得以缓和。这年轻人从出生就和生父生母以及随之而来的弟弟妹妹分开，他对于家谱的感受如此强烈，既无须说明，也不需要心理分析的专家来质疑这位年轻作家是否在下意识里感觉——如同他回顾自己早年的生活——自己的父母把他活生生地埋葬在阿拉卡塔卡的房子里。而他真正的自我埋葬存在于第二个自我之中，他必须建立的新身份，如同哈姆雷特一般，保护自己对于母亲真正的感觉，以及对于篡位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可能存在的残忍的感受。这位迟来出现的男人声称自己是他的父亲，但其实贾布非常清楚，他真正的“父亲”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敬仰、尊敬他，亲切地存在于他早年的生活之中。然而这一切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有可能是一篇文学上的惊涛骇浪（达成愿望的一种形式），或是作者真正达到明智（以及“听天由命”）：“那些可怕的现实并没有带给他任何焦虑。相反的，他在那里很快乐，和他的孤独一起。”
虽然这篇作品的故事情节很笨拙，但有着神奇的催眠效果，叙述方式带着无可置疑的自信，不只是文学上的自信，对于新作家而言也有着令人意外的果断，结局完全显露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
已经断念了，他会听到最后的祈祷，拉丁文呢喃着最后的字句，辅祭男童笨拙地回应着。墓园里泥土和骨头的冰冷会穿透他自己的骨头，也许可以驱散那“味道”。也许——谁知道！——不可避免，那一刻会强迫他不再如此的无力。当他感觉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汗水中，一层浓厚有黏性的液体，好像出生前在母亲的子宫里，也许那一刻他会觉得自己活着。
但到那时他会对死亡这件事认命，他也许会死于断念。
在《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迷宫中的将军》这些二十年、二十五年、四十年后写的书里，读者会认得他的语调、主题，以及文学构思。也许著作中也有显而易见、互相矛盾（令人厌恶的叙事本质）的对权威的争夺。
8月22日，写完这篇故事的一两个星期后，他在《观察家报》艾德华·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每日专栏“这都市及世界”中读到，萨拉梅亚·博尔达“很焦虑地想认识新的诗人和说故事的人，尤其是那些由于作品没有得到适合或恰当的出版而未令人知晓或受到忽略的”。萨拉梅亚是左翼同情者，是最受尊敬的报纸专栏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的故事寄去。两星期后，他坐在磨坊咖啡馆里，快乐又惊愕地看到自己作品的标题盖满整页的“周末”增刊。他兴奋地跑出去要买一份，却如同往常一样发现自己刚好“少五分钱”。他回到寄宿的地方拜托朋友，他们一起去买了《观察家报》。1947年9月13日，第十二页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第三次无奈》，加上艺术家埃尔南·梅利诺所画的插图。
他快乐至极，也受到许多的激励。六个星期之后的10月25日，《观察家报》又刊出他的另一个故事《夏娃钻进了猫的肉体》（Eva está dentro de su gato），同样也是关于死亡和后来的再生，关于一个女人夏娃沉迷于吃橘子而不是吃苹果的欲望，决定借由宠物猫的身体使灵魂转世，却发现自己受困于——埋葬于——三千年后，一个崭新而令她迷惑的世界。她是个美丽的女人，非常希望逃离男人的注意力，她身体的魅力却开始如恶性肿瘤一样使她痛苦。她开始意识到大动脉充满了小小的虫子：
她知道它们来自哪里，那些冠上她姓氏的人必须忍受它们，必须承受它们的折磨，如同她承受着直到清晨仍无法征服的失眠症一般地承受着。就是这些昆虫在她前人的脸上刻画了那些苦涩的表情、无法安慰的悲伤。她看过他们从消失的存在中向外看，从他们古老的画像中，相同焦虑的受害者……
那些深深执着于家谱的《百年孤独》以及早期的版本《家》很快就会开始构思（也许已经构思了），可以通过这一异常出众的段落预先见到端倪。
第二篇故事才刊出三天，他并没料到的文学恩人就在自己的每日专栏里宣布，一位新的文学新星已经出现在国内的舞台上，他这位一年级的学生还不到二十一岁。萨拉梅亚很肯定地宣布：“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位异常出众的作家问世。”如此给予他信心鼓励，也有其副作用，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忽略他的课业，对于阅读和写作的沉迷则愈发觉得有正当性。经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位闻名世界的作家评论自己一开始写的故事是“琐碎、抽象、有些荒诞、完全没有真实感受作为基础。”他再度做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诠释，这一点也显示他痛恨自己那些诗和早期写的故事，正因为它们来自其“真实的感受”。后来，他学会掩饰这些感受——但并非完全压抑——也就是让自己容易受伤害、尚未成熟的浪漫主义和情感主义，后来可能露出马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成为作家的功劳给波哥大。
1947年的圣诞节假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波哥大，留在廉价旅社费用很贵，但回到苏克雷的旅费更贵。梅塞德斯对他的主动仍然不为所动，而且他的外婆去世，母亲又要生小孩儿了。不过除此之外，他虽然勉强通过考试，只有统计和人口统计学不及格。但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做法律这一行，只是还不愿意面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他讨论这件事。前两篇故事的成功显示对他而言，也许人生还有另一条路，他想好好利用这也许短暂的独立。
也许就是在这次的假期，他开始写下一篇故事《死亡的彼岸》（La otra costilla de la muerte）。如果第一篇故事是关于自身死亡的冥想，这篇故事则是省思他人的死亡（或者也许一个人的母亲的死亡，一个人的替身，在这里是指一位兄弟）。因此叙述方式以现代主义的“他”和“我”交替，是很恰当的，我们无疑再次处在一座城市里，但如今主导的主题是双胞胎、替身、认同、反省（包括内在反省、意识）。作品中这位兄弟死于癌症，叙述者对其有极度的恐惧，现在则变形为另一具身体。
在他之后到来，夜晚和他一起沉浸于母亲子宫的流质之中，他和他一起攀爬祖先家谱的支系；和他一起属于四对曾祖父母的血液之中，他来自许久之前，盘古开天之际，以自己的重量，以神秘的存在维持着整个宇宙的平衡……他的另一个兄弟，羁绊着出生，勾在他的脚踝上，一代一代地翻滚下来、夜复一夜、以吻传承、以爱承接，经由血脉与睾丸，如同一段夜间旅程般，直到他抵达最近的一个母亲的子宫。
这种对于族谱、朝代的着迷，以及对于平行宇宙完全的探索（时间、空间、物质、灵魂、想法、生命、死亡、埋葬、腐败、变形）是一种思想和感受的结构，一旦明确地探索、阐明，显然就会立刻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消失，但事实上却又变得模糊，实际表现出来的则是拘谨而有计谋的使用，以达到最大的效果。一开始身为文学角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焦虑、超级敏感、怀疑自己有病并焦虑的——卡夫卡式；与他后期小心建构的叙事表达大相径庭，比较接近的作家是塞万提斯。显然，他并没有受到哥伦比亚或其他拉丁美洲作家的影响——他连这些最有名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早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攻击拉丁美洲基本的家系（等同、存在、历史）及认同问题（存在、本质、神话）。无疑，这些元素构成当代拉丁美洲的基本问题： 在一个没有令人满意的起源神话的大陆，一切待价而沽，家谱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问题。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尚未写到非婚生子的问题（这才是真正折磨他的问题，在此处当然也暧昧不明）。然而很清楚的是，这位叙述者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漫长的假期终于结束，情况也似乎好转。1948年新学年开始时，路易斯·安立奎来到波哥大，表面上是为了继续中学教育，实际上，他在高露洁—棕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是贾布帮他找的。他空闲时则一如往常地闹事。如今，他们的胡安舅舅（胡安·迪奥斯）在母亲特兰基利娜死后已经搬到波哥大，在国家官僚体系工作。路易斯·安立奎带来一件秘密礼物，本来应该留到3月6日贾布二十一岁生日，然而，他的哥哥和朋友在机场告诉他没有钱可庆祝时，路易斯·安立奎狡猾地透露自己口袋里的惊喜是一台新的打字机。“下一步就是拜访波哥大市中心的当铺，那家伙打开盒子，转动把手，拉出一张纸条。我记得他看着打字机说：‘这一定是给你们其中一人的。’ 我们的一位朋友拿起纸条大声读出：‘恭喜。我们很以你为傲，未来属于你。加夫列尔和路易莎写于苏克雷，1948年3月6日。’接着，当铺的助理问：‘你们要多少？’打字机的主人回答：‘越多越好。’”
有了路易斯·安立奎新的收入，加上贾布自己的朋友提供报纸插画赚的钱，接下来几个星期的生活水平改善许多——随之而来的是酒、女人和唱歌的探险——路易斯·安立奎揭露他和鲁莽的何塞·帕伦希亚之间无赖般的友谊。同时，贾布如今已经是大学诸多学生中最优秀的，有着自命不凡的文学地位，不去上更多的课，把时间更加狂热地用在阅读和写作上，包括阅读另一位现代主义作家的大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当时，哥伦比亚的政治风暴正在快速集结中直接扑向波哥大。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吸收了各处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来自墨西哥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墨索里尼，也是20世纪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拉丁美洲在平民政治年代最成功的政治领袖。他是上升的无产阶级以及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许多中下阶级的英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知道他，即是他1929年登上全国舞台时，他于1928年12月在谢纳加接下香蕉园工人大屠杀事件的案子。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知道的是，在他许多的关键线人中，有法兰西斯科·安卡利达神父，也就是在阿拉卡塔卡帮他受洗的神父，也许还有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虽然凯坦所属的自由党因分裂而造成选举失败，但他的势力仍然越来越强，很快得到领袖的地位，以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格开始了拉丁美洲最保守的共和国之一。由于他的演说铿锵有力，还有演讲时的声调，有些人称他为“舌”，其他人称他为“喉”。直到最近，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从来没有在公开访谈中谈到凯坦，最可能的原因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属于拉丁美洲的平民主义左派，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无疑是因为1948年4月时，虽然他直觉地支持自由党，但他的政治意识大概尚未发展完全。
1948年4月，第九届“泛美会议”在波哥大市中心举行，在美国的敦促之下，美洲国家组织正式成立。4月9日星期五，就在下午一点过后，在弗罗利恩街他寄宿的地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安立奎以及一些“岸边人”朋友一起坐下来吃午餐，当时，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正离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走在第七大道上，要和自由党的同事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以及其他人一起用午餐。他接近希门内兹大道和第十四街之间的十四至五十五号时，一名叫胡安·罗阿·西亚拉的失业工人从对面的黑猫咖啡馆走过来，在短距离的射程内朝他开了三四枪。凯坦倒在人行道上，距离“世界最棒的角落”只有几码。此时是一点五分。他们把他抬起来之前，来见父亲的少年、十六岁的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惊恐地向下凝视着奄奄一息的领袖的脸。私家车紧急把凯坦送到中心诊所，送达不久就宣告死亡，聚集在诊所外的大批群众感到伤心不已。
那是谋杀事件的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波哥大大暴动”（Bogotazo）。一波波愤怒和歇斯底里的情绪立刻横扫这座城市，波哥大一阵骚动，开始了一下午的暴动、掠夺和杀戮。自由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保守党在背后策划的暗杀计划；几分钟之内，罗阿就被杀死，残破不堪的尸体被裸身拖在街上，朝向总统府。波哥大市中心开始燃烧，那是哥伦比亚政治反应中枢的象征。
加西亚·马尔克斯马上跑到谋杀现场，但凯坦垂死的尸体已经被紧急送到医院——哭泣的男女大众用自己的手帕沾满领袖的鲜血——罗阿的尸体已经被拖走。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记得那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在凯坦倒下几步路的地方见到马尔克斯，他回忆道：“我看到他很惊讶。‘你从来都不是凯坦的支持者，’我说。‘是的，’他说，‘但他们把我的廉价旅社烧掉了，我所有的故事都丢了。’”（这个夸大的事迹随着时间更增神秘的地位）在同一条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回到廉价旅社——当时还完好存在—— 吃完午饭时，在第十二街碰到一位叔叔，法律教授卡洛斯·帕雷哈。帕雷哈在街上挡住他的年轻侄子，催促他到大学去代表自由党安排学生起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不情愿下动身出发，但帕雷哈一走出了他的视线，他又改变主意，穿过混乱的人群回到弗罗利恩街的寄宿处，如今波哥大已经是致命的危险之处。
路易斯·安立奎和其他的“岸边人”在庆祝末日的来临。在他们的喧哗之间，从收音机已经可以听到卡洛斯叔叔和作家豪尔斯·萨拉梅亚一起（他注定像他的堂弟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一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们两位都力促哥伦比亚人民站起来对抗卑劣的保守党，因为他们暗杀了哥伦比亚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以及未来唯一的希望。帕雷哈自己这边极端派经营的书店是纵火的受害者，他们嘶吼着“保守党必须用更多条人命赔偿凯坦的命。”贾布、路易斯·安立奎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廉价旅社的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武装呼吁，但都没有回应他的召唤。
在不远之处有另一位年轻的拉丁美洲人，除了喜悦和兴奋的情绪，二十一岁的他也正不知所措。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学生领袖，以反对“泛美会议”学生代表的一员来到波哥大。卡斯特罗完全忘了拉丁美洲学生会议，走到街上去，希望在人民起义、暴力、非正规的行动上赋予一些革命的色彩。仅仅两天前，卡斯特罗在七号公路的办公室采访过如今已经殉难的领袖，此举显然也让这位哥伦比亚的政治人物印象深刻。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两人同意在4月9日下午两点再见一次面，有人发现凯坦当天的记事日历上用铅笔写着卡斯特罗的名字。难怪哥伦比亚保守党政府及右翼媒体很快就声称，卡斯特罗不是和谋杀的计划有关，就是共谋颠覆“泛美会议”，挑拨起义，或两者皆有。有几次，卡斯特罗距离他未来的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必定只有数百码之遥。回顾起来，在卡斯特罗对于革命政治的了解上，“波哥大大暴动”之于他的重要性，不亚于后来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之于他未来的同志切·格瓦拉。
卡斯特罗开始组织尚未发生的革命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痛惜自己失去的打字机——那家当铺也被掠夺——并准备着说辞好面对他父母。烟雾开始从寄宿房子后方燃烧中的昆迪纳马尔卡州立建筑飘过来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兄弟安排他们来自苏克雷的朋友前往胡安舅舅的新家，就在四条街外。这群朋友和兄弟加入了一般大众的掠夺，路易斯·安立奎抢到一套天空蓝的西装，未来几年中他的父亲也在特别的场合穿了好几次。贾布找到一个优雅的小牛皮公文包，成为他的战利品。不过，此次掠夺的最大奖是一个十五公升的大酒壶，路易斯·安立奎和帕伦希亚找到几种酒，灌了几瓶进去，以胜利的姿态扛到胡安舅舅家去。
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当时十二岁，她如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的私人秘书，她仍然生动地记得自己最喜欢的表哥、她哥哥和他们的朋友的到来。房子里满是来自海岸区的难民，晚上喝私酿的酒喝到醉醺醺，年轻人到建筑物的屋顶，胡安舅舅也加入其中，惊愕地看着燃烧中的市中心。同一时间在苏克雷，家人唯恐最糟的情况会发生，如同贾布的妹妹莉妲所回忆：“我小时候唯一一次看到母亲哭泣就是4月9日。当时，看得出来她非常难过、担忧，因为凯坦被刺杀的时候，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都在波哥大。我记得第二天下午大概三点钟的时候，她突然换衣服去教堂。她要去感谢上帝，因为他们刚刚告诉她，她儿子很安全。此事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不习惯看到她出门，平时她总是在家照看我们。”
在波哥大，年轻的“岸边人”在家里待了三天，政府宣布进入围城状态，狙击手还在拦截那些零星出门的人。市中心继续慢慢地燃烧，大学关闭，波哥大旧城大多已毁。然而，保守党政府依然存在。自由党的领导人物和出乎意料果决的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达成了令人不满的协议，他们把其中一些人放回内阁，但实际上在未来十年仍然是没有实权的政党。他们觉得街上够安全可以回去之后，两兄弟的父母督促他们飞到苏克雷，他们开始找机票回海岸区。路易斯·安立奎决定到巴兰基亚碰碰运气，他最近的最爱在那里等待着他，贾布决定在卡塔赫纳大学继续读法律，或至少决定试着假装这么做。4月9日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和年轻的古巴人卡斯特罗从波哥大搭乘不同的飞机出发，前往他们不同的历史命运。
至于哥伦比亚则成为历史的陈词滥调；然而，凯坦之死和后续的“波哥大大暴动”把20世纪的哥伦比亚历史一分为二，这一点儿毋庸置疑。凯坦可能的成就只能留待臆测。从那之后，没有政治人物能够如他一般感动群众，他死后，哥伦比亚真正解决本身政治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他死后的危机使得游击队运动有机会崛起，直到今日都持续危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如果说“千日战争”显现的是上层阶级联合对抗农民的需要，“波哥大大暴动”同样地显现了都市无产阶级群众所代表的势力。然而，这样的反应在乡间最为直接，开始了世界上最残暴、代价最大的二十五年内战：“暴力事件”。
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公平地说，他不像其他人一般深陷这个事件之中；对他而言，“波哥大大暴动”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这件事打断了他在哥伦比亚最优秀的大学研读法律学位，让一个想找借口逃离教育的年轻人为之一振，也给他以无可辩驳的托词好放弃这令他痛恨的地方，回到他所爱的海岸区。不过，他得先熟悉这个首都城市，这对于更开阔的国家意识非常重要。他从此不再完全认真地对待两个政党，逐渐开始发展出成熟的政治意识。随着他失去或抛弃大部分所拥有的物质，对于这个国家的本质，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吸收了重要的教训。这位年轻人坐飞机到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时，这些新的体验也许是他随身最重要的资产。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一），1948年4月与其他学生摄于“波哥大大暴动”时。
蒸汽船“大卫·阿朗哥号”。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世纪40年代乘此船前往波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