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6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带着贾布一起前往巴兰基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成立药店，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十一岁的贾布发现，他们身边没有可以炫耀的对象时，他父亲反而对他比较好。然而，他也常常一个人被丢着不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常常忘了给他吃饭。有一次，小男孩儿甚至发现自己在市中心的街上梦游，显示出严重的情绪困扰。
巴兰基亚位处马格达莱纳河开始展开流入加勒比海之处。半个世纪以来，这里从原本仅是位于历史殖民港湾卡塔赫纳和圣玛尔塔之间的一个部落，转变成也许是哥伦比亚最有活力的城市、哥伦比亚船运业的希望，以及航运中心。这是唯一一个拥有众多海外移民的城市，因而在某种层次上成为一个首都，比起波哥大灰暗的安第斯传统派，或是邻近卡塔赫纳的贵族保守派，巴兰基亚有着自己强烈的现代感。这里到处都是国内外的进出口生意、工厂和工作室、德国的航空公司、荷兰的制造商、意大利的食物制造商、阿拉伯的商店、美国的开发商，以及众多小银行、商业机构和学校。许多公司由来自荷兰以及安地列斯群岛的犹太人成立。不论经由水路或空路，巴兰基亚是外国游客进入的地点，也是前往波哥大的游客枢纽。哥伦比亚最负盛名的嘉年华会就在巴兰基亚举行，许多当地人仍然整年不耐烦地期待2月的这一个星期，这时原本就充满活力的社区会更加的热闹。
在辛瑟以及短暂回到阿拉卡塔卡时，由于双方许多亲友在场，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然而，当他们在1938年晚期抵达巴兰基亚，把特兰基利娜和姨妈留在阿拉卡塔卡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核心家庭第一次自己单独相处。贾布和玛歌沉默地哀悼着外公，想念如今生病的外婆，再度感到适应困难的程度几乎使他们无法忍受。然而，他们还是必须承受。两兄妹都知道对方很痛苦，但他们从来不提。而且，他们的母亲也正经历类似的哀悼，且明显不情愿搬回巴兰基亚。新的药店位于市中心，新家在下区，或是下城，也许是巴兰基亚最知名、最受欢迎的地区。房子很小，却意外的有模有样，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了解到，再度怀孕的路易莎完全没有心情对这一切处之泰然。他们家只有两间卧室，大客厅有四支多利斯梁柱，屋顶上有一个小小的仿塔楼。漆着红色和奶油色乡间油漆，当地人称之为“那间城堡”。
几乎马上令人很清楚的是，新开的药店又是个灾难式的失败。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几乎被自己的不幸所淹没，再次往他处另谋发展，留下怀孕、没有谋生能力的妻子和孩子。如今迎来了这家人最困苦的日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马格达莱纳河的上下游以及北部来来去去，治疗特别的病人、做临时工、寻找新的门路。路易莎一定怀疑他到底会不会回来。她的第七个小孩儿莉妲在1939年7月出生，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不在场，由巴姨妈到巴兰基亚帮路易莎的忙，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提道，小孩儿命名为莉妲是为了纪念圣莉妲·卡夏，她在世的圣行是“以耐心忍受她放荡不羁丈夫的坏性格”。在此之后，路易莎·圣蒂雅嘉又生了四个孩子，全是男丁。
她被迫仰赖哥哥胡安·迪奥斯的慷慨解囊，他在圣玛尔塔当会计师，已经供养阿拉卡塔卡的特兰基利娜和姨妈。其实路易莎有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永远无法显露出来的韧性、切合实际及常理的性格。她是个安静、温柔的女人，看起来可能被动而天真，虽然她从来没有足够的钱安稳地抚养他们、给他们衣服、让他们受教育，却有办法养育、保护十一个孩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幽默感低俗而古怪，路易莎则是尖酸的讽刺——这一点儿也是深藏不露——她的幽默感从嘲讽到欢乐都有，在她儿子笔下的许多女性角色身上永生不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百年孤独》里令人难忘的乌尔苏拉·伊瓜兰。在巴兰基亚的这段日子里，贾布和母亲一同对抗真正的贫穷，彼此之间发展出新的紧密关系，并持续不再中断；加西亚·马尔克斯强调这一点儿对他的重要性，但掩盖自己所受的伤害，说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也许是我最重要的一段关系”。
虽然生活很困苦，路易莎仍然决定送贾布去上学，让他完成小学教育。他是最大的孩子，成绩也最好，代表这家人未来最大的希望。美洲卡塔赫纳学校的校长胡安·文图拉·卡萨林对他的新学生很照顾，能有来自成年男性的鼓励与同情一定是神的旨意。即使如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学校仍然是感到孤独、克服许多考验和磨难的记忆。他把自己沉浸在《金银岛》和《基督山伯爵》这些书里。
他也必须寻找真正的工作，帮一家叫“东京”的商店油漆招牌，赚点小钱，这家店现在还在老家的隔壁。小男孩儿会帮店主写一些告示，例如“如果找不到，问就对了”，或是“让人赊账的在外面讨债”。值得记住的一次是他在当地的公交车上刷油漆，得到二十五比索（哥伦比亚的公交车是拉丁美洲最艳丽的）。另一次是他参加广播电台的才艺比赛，他记得唱闻名的华尔兹歌曲——《天鹅》，但不幸只得到第二名；他也记得母亲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自然她也希望他赢得五比索的奖金，却难掩失望。他也在当地的印刷厂找到一份工作，包括在街上叫卖样品。他遇见阿拉卡塔卡一个朋友的母亲之后，丢了这份工作，她在他身后大叫：“告诉路易莎·马尔克斯，她该想一想，如果她的父母看到最喜欢的外孙在市场发广告单会怎么说。”
这个年纪的贾布身体不好，苍白、营养不良、发育不足。路易莎试着保护他不得肺结核，她会在丈夫不在的时候给贾布司各脱鱼肝油，一种有名的鱼肝油牌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旅行回来时会说贾布身上满是“鱼的臭味”。男孩儿最感到沮丧的童年记忆之一是，有一天，一位常来家里卖牛奶的女人当着孩子的面，很无知地对路易莎·圣蒂雅嘉说：“我很不想这么说，夫人，但我不认为你这个孩子能活到成年。”
家人偶尔一次打电话给失去联系的家长时，路易莎说她不喜欢他说话的语调，下次打电话时她又劝他回来。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也许她感觉特别不安。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只写着：“无法决定”。她察觉不对劲时，给他一个很干脆的选择：请他马上回家，不然她马上带着所有的孩子动身去找他。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屈服了，一个星期内就回到巴兰基亚，但马上又开始梦想新的门路。他怀念地回想着一个年轻时去过的、叫苏克雷的河边小镇。无疑那里有一个他中意的女人。他从供应药商那里借了一笔钱，很快地，就在几个月内，这家人又从哥伦比亚最现代的城市搬到偏远乡下的小地方。
如同往常，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先去新地方探路，留下再度怀孕的路易莎负责搬家或卖掉家当。这次她卖掉了大部分的家当，接着带着七个小孩儿出发。一年半前贾布和父亲前往巴兰基亚时，已经被赋予超过自己年龄可承担的任务，此时发现自己的角色也成了家中的男人，几乎包办所有的事务，包括打包、订搬家公司的卡车、买轮船票带家人前往苏克雷。不幸的是，售票员的票卖到一半竟改变规则，公司说所有的孩子都要买全票，路易莎发现自己钱不够。绝望的路易莎只好孤身静坐抗议，结果赢了。多年后，八十八岁的路易莎本人在巴兰基亚和我聊天时，还记得这场长征：“十二岁的贾布是最大的孩子，必须安排这趟旅程。我记得看到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数孩子，突然惊慌地说：‘少了一个！’结果是他自己，他忘了把自己算进去。”
行走河上的船把他们往南带到马格达莱纳北部最大的城市马干奎，从这里他们必须改坐汽艇上溯到较小的圣豪尔斯河，再沿着更狭窄的莫哈纳河前进；河的两旁是沼泽和丛林，这是个让孩子的想象力奔驰的大探险。最小的儿子古斯塔沃只有四岁，1939年11月抵达苏克雷是他早期最生动的记忆：“我们坐汽艇到苏克雷，踩着一块木板下船。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母亲走下木板，全身穿着黑色，洋装袖子上是珍珠的纽扣，她当时应该三十四岁左右。好多年后，在我自己三十岁的时候想起这件事，仿佛在看一幅画像，然后我了解到，她的脸上有着一种听天由命的表情。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我母亲上的是修女学校，她也是城里最重要的家族里最受疼爱的小孩儿，被宠坏的小女孩儿，上绘画课和钢琴课，突然之间，她住到了一个小镇上，这里有蛇跑进房子里，没有电灯，淹水的时候情况更糟，冬天时土地都淹没在水里，只剩下一群群的蚊子飞来飞去。”
苏克雷是一个人口大约三千的小镇，对外没有道路或铁路，仿佛一个浮在水中的小岛，被遗忘在交错的河流小溪之中，夹杂着曾经茂密的热带丛林，现在由于大量的人口进驻而稀薄，但仍然被树木及灌木丛覆盖，有大片空地留给牲畜、稻米、甘蔗和玉米，其他的农作物包括香蕉、可可、丝兰、甜薯和棉花。在灌木丛和平原之间，视季节的不同、河流的高度，景色永远在改变。1900年到20年代中期，移民来自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意大利和德国。比较富裕的居民住在大广场附近，不是一般的广场，比较像是长一百五十码，也许宽三十码的地区，一端是河流，另一端是教堂，中间的街道两旁有一排色彩明亮的两层楼房。在这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租下他的新房子，一楼充当药店。
他们抵达之后不久，路易莎坚持提出贾布中学教育的问题，并说服她不情愿的丈夫应该送贾布回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她提道自己在离开前已经查询过了，“他们那里出过州长。”她说。贾布也许感到自己再次被拒绝，但决定表现出勇敢的样子，“我觉得学校像地窖一样，我痛恨被铃声操纵的生活，但这也是我从十三岁开始唯一享受自由生活的希望，能与家人和平相处，但远离他们的控制。”
一位朋友描述他当时的外表：“他的头很大、很宽，头发如金属丝般蓬乱。他的鼻子有点粗糙，像鲨鱼翅一样长长的。他的鼻子右边有一颗痣已经开始长，看起来一半像印第安人、一半像吉卜赛人。他是个消瘦、沉默寡言的男孩儿，去上学是不得已的。”他快十三岁了，受教育的程度严重落后。回到海岸大城的前十五个月，他和其中一个舅舅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他的妻子欧登希雅和他们的小女婴住在一起。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虽然他怀疑自己的能力，还有其他有才华男孩儿的竞争，但贾布在学校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他以几篇文学练习作成名，《我的愚蠢幻想》是幽默的讽刺诗集，写的是他的同学以及严格或愚蠢的校规，老师注意到这些诗集的时候，常常要求他朗诵。他也在学校的杂志《青年》上发表其他短篇及诗集，在学校的三年间得到一连串受信任的职位。比如说，每周成绩最好的男生可以在早上升旗，而贾布担任这个工作很久。学校杂志里有一张他和奖牌的合照，他稍微侧脸看着相机，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在怀疑自己成功的公平性。这个感觉伴随他很多年。
第一年结束时，少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家里，度过每年12月和1月的假期。家里不可避免地又有小孩儿出生了，这次怀胎七月就早产—— 他的弟弟海梅注定要虚弱七年。贾布成为他家的教父，后来海梅也成为贾布最亲近的弟弟。如今，这家人已经适应新的环境，一如往常，贾布有很多需要弥补。弟弟妹妹逐渐把他当作偶尔出现的哥哥，因为他偶尔出现、安静、害羞、有点孤独、年纪最大又最有距离感。父亲从少年时期一开始就经常缺席加深了这男孩儿和父亲之间的鸿沟。他的父亲从来都不了解他，似乎也没有尝试过。但贾布从来没有忘记妹妹玛歌，她也同样地畏惧他们的父亲；而他们的母亲永远没有时间理会她。她非常想念他（“我们好像双胞胎一样”）。贾布意识到她的孤独，他不在家时，每星期都很认真地写信给玛歌。
他不喜欢回家。如果仰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7年和2002年自传中的陈述来了解苏克雷，那么，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仅有小说中的间接证据，例如20世纪50年代写的《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20世纪80年代初写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些怀有恨意的陈述只是确认这些小说所给人的冷酷、忧郁的印象。苏克雷是匿名的村庄、黑暗马孔多的邪恶姐妹镇，他甚至不直呼其名，就像他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在他的心里把两者视为同一。（《恶时辰》原来的篇名是“这个狗不拉屎的小镇”。）然而对其他较年轻的孩子而言，特别是莉妲和其他四个在那里出生的，这是个遍布河流、丛林、野生动物和自由的热带天堂。
这也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作为药师和自然疗法师最成功的一段时期。他不但自力更生，还和当地的诊所有联系。对于当时这样的春风得意，站在保守党这边有很大帮助，因为有别于阿拉卡塔卡，苏克雷是个保守党居多的城镇，同时，暴力永远随时会爆发。海梅受洗的那一天，当地的号兵在正要吹到最高音、最奔放的音符时被割喉。有些人说血喷了三公尺远。路易斯·安立奎马上听说了这件事，赶快跑去看。不过等他到场的时候，那不幸的男人尸体还在抽搐，但血已流尽。这样戏剧性的事件没有再公开发生，直到一位家族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他们的隔壁邻居——1951年1月在整个镇的人眼前被谋杀，他们的生活都无法回头地改变了。
对贾布而言，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家族带来了震撼性的改变。20世纪40年代末，贾布回到苏克雷，从汽艇上走下来时，被一个活泼的年轻女性抱住，说自己是他的姐姐卡门·罗莎，同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还有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也在镇上当裁缝。阿维拉多的出现一定使他非常的震惊。贾布和这个几乎不认识的家庭在一起唯一的安慰就是自己是老大，如今，这个唯一的安慰也被夺走了：他不是父亲的长子，只是母亲的长子。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事业挫折和对专业的自卑情结是他和贾布之间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贾布总是以外人的眼光看待他。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大多数的孩子对他的医药专长和成就的故事信以为真。而贾布已经见过世面，比起弟弟妹妹无疑是抱持存疑的态度。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显然读得很多，懂得很多，但也厚颜无耻，当他毅然决然地听从自己的直觉时，他的病人只能跟着冒险。他在巴兰基亚时是合格的自然疗法医生，在那里当药师的时候，辛苦地在卡塔赫纳大学学习，希望得到完整的医生资格。最后，在漫长的协调之后，他被赋予“自然科学博士”的学位，但他在那之前许久就已经自称为“医生”。贾布不太可能认真看待他父亲假冒的头衔，而且无疑地，他比较喜欢“上校”这个头衔。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常常夸耀自己的技术一点儿也不传统：“我去看病人的时候，他的心跳告诉我他怎么了，我会很认真地听，‘这是肝脏的问题，’心脏会如何如何地对我说，‘这个男人会死于说话。’ 然后我告诉他的亲戚，‘这个男人会死于说话’，结果这个男人就死于说话。不过后来我失去了这个本领。”
并不意外，特瓜（tegua，意谓“术士”，是轻蔑的字眼，指介于西方庸医和印第安药草师之间的所有医疗人员）以及所有的自然疗法医生，在当时的哥伦比亚都有着性行为放荡的名声。他们毕竟是旅行的专家，和经过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关联，接触异性的机会无人能及，对于任何令人警觉的行为都有合理的解释。附近一个村落的女人雇了一个律师指控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麻醉时强暴她，虽然他否认较严重的强暴行为，但承认他是她小孩儿的父亲。和病人发生性行为是刑事犯罪，但他成功地从这也许是事业中最危险的一刻脱身，才免于失去一切。后来，另一位女人出现说自己的孙女也被加西亚医生弄怀孕了，她没办法照顾她。在不可避免地争执和责怪之后，路易莎和她的母亲一样，接受了丈夫的后代也是她的子女。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提道：“她非常愤怒，然而她接纳这些孩子，我真地听到她说：‘我不希望家族的血亲在世界各地流浪。’”
第一次放年假时，贾布不但必须学习接受阿维拉多和卡门·罗莎的出现，还得忍受关于其他的私生子的黑暗私语，此外还有一个创伤的体验等待着他。他带着父亲给的一张字条，结果去的地方是名为“时光”的妓院。女人打开门上上下下打量他，然后说：“喔，当然，这边走。”她带他进到一间昏暗的房间，脱下他的衣服，然后——以他第一次公开谈论时说的用语——她“强暴他”。他后来回忆道：“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非常确定自己快死了。”雪上加霜的是，那妓女很残忍地告诉贾布，他应该请显然已经是常客的弟弟给他上一课。他一定把这个下流、恐惧、羞辱的经历怪罪在父亲身上。的确，在拉丁美洲的悠久传统下，巴西人惯称为“派小男孩儿去买糖”，这很有可能出自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之手。
在圣何塞的第二年正如第一年一样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初中的文学之星，低调地广受欢迎。他写了一篇游记，是关于1941年3月到海边的校外旅行，这是一篇令人享受的文章，充满幽默、少年的热情，才华洋溢：“在车上扎迪瓦尔神父要我们唱一首歌献给圣女，我们照做了，虽然有些男孩儿提议唱波罗民谣（哥伦比亚的黑人音乐歌曲）如《老母牛》或是《无毛母鸡》。”这篇游记的结尾是“想知道是谁写这些‘愚蠢幻想’的人应该写信给贾布。”他是用功的那一个，对运动和打架避之唯恐不及，休息时间别人在踢足球的时候，他常常坐在阴影下看书。不过，如同许多其他好学又不爱运动的学生一样，他学说笑话，用口才保卫自己。
只是，眼前这神秘少年可不是代表全部的他。贾布正盛开的受教育的时光在1941年中断，由于5月发生情绪失控的事件，长期缺席，他错过了下半学年的功课。就在儿子成名之后，一向不会守口如瓶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1969年的采访中谈道：“他好像有精神分裂症，会突然发脾气之类的。有一次他对着神父丢墨水瓶，那是一位很有名的耶稣会修士。因此他们写信给我，认为我应该把他带离学校，我就这么做了。”家族传说则认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打算在儿子头上——“意识和记忆所在之处”——凿洞，只因为路易莎威胁公开这件事才使他作罢。不难想象，这样的计划对于原本已经对家庭医生没有信心的小男孩儿有什么样的效果，想到父亲真正进到他的脑袋里，他一定非常的害怕。
可怜的贾布回到苏克雷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直言他需要的是“好好爽一下”，当圣何塞的其他男孩儿还在忙着向圣女祷告时，他提供了一连串乐意配合的年轻女性，想给他最早的性经验。当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身处一个非常具备男子气概的社会里，觉得自己比其他男人没有男子气概，这些太早熟的探险让他觉得在性这件事上和他们站在同一国，不论他经历什么其他复杂的情节，这种感觉一直没有离开他，并且支撑他面对其他各式各样的焦虑与挫折。
正在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角色何塞·帕伦希亚出现，他是当地地主的儿子。正如贾布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一般，帕伦希亚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也是个花天酒地的能手（喝酒、唱歌、诱惑女性）。他和贾布成为好朋友，一直到波哥大时期仍是。他也很英俊，很会跳舞，这是很会唱歌的贾布并不拿手的。帕伦希亚后来成为许多流浪汉冒险小说的主角，甚至是几年间夸张逸事的主角，直到他过早却非意料之外的去世。对于成长中的少年而言，得到这样的朋友无疑是另一个激励。
1942年2月回到学校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师生温暖的欢迎。虽然在回忆录里对这个经历只有轻描淡写，但他一定对于自己缺席以及必须编谎话解释而感到尴尬与羞辱。对于他的“治愈”，他的父亲得到很多赞颂。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不和何塞·马利亚与他的妻子欧登希雅·韦德伯朗奎兹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现在有两个小孩儿。如今他和父亲的叔叔艾列瑟·加西亚·帕特尼那住在一起，他是银行员，以正直和慷慨闻名，热衷英语。艾列瑟的女儿瓦伦蒂娜和贾布一样很爱读书，带他参加当地“沙与天空”的诗人聚会。
有一天，他在其中一个诗人家等候时，一个“倒进混血模子的白种女人”来访。她的名字是马丁娜·丰瑟卡，她嫁给一名约一米八二高的黑人河川领航员。贾布只有十五岁，以他的年龄而言身材算矮小。他和她聊了几个小时，一边等诗人到来。后来，他又看见她默默在等他，据他表示，他们在“圣灰礼仪日”从教堂出来时她就在公园的凳子上等待着。她邀他一起回家，开始了一段激烈的艳遇——如野火一般燃烧的秘密之爱——维持了整个学年。领航员常常一次离家十二天，同时间的星期六贾布必须在八点之前回到艾列瑟叔叔家，假装去看星期六下午国王电影院的演出。不过几个月之后，马丁娜说她认为他最好去别的地方读书，因为“这样你就会了解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泪眼婆娑地离开，一回苏克雷就宣布他再也不要回圣何塞或是巴兰基亚。根据他的版本，他的母亲说：“那么你必须去波哥大。”他的父亲说没有钱让他去，贾布突然了解到自己还是想继续读书，脱口而出说：“有奖学金。”几天后薪水来了，“赶快准备，”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你要去波哥大了。”
贾布于1943年1月前往首都碰运气。对这个家庭而言，此举是极大的冒险，波哥大的旅程是昂贵的投资，小男孩儿的入学考试却多半可能会失败。波哥大几乎等于另一个国家，这段旅程既漫长又令人却步。他的母亲修改了父亲的黑色旧西装，全家人都前往登船甲板送行。从来不轻易放过旅行机会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贾布一起坐上小汽艇，他们沿着莫哈纳河和圣豪尔斯河，下行大马格达莱纳到马干奎市。贾布在那里和父亲说再见，坐上江轮大卫·阿朗哥号往南到萨卡尔港。这段航程通常需时一周，但如果河水较浅或轮船搁浅时则可能需要三周。虽然他第一个晚上哭了，原本看来似乎令人担忧的前途却成了意想不到的旅程。船上满是其他年轻人，如他一般充满希望地第一次申请奖学金，也有一些更幸运的学生和已经注册在长假之后回学校的大学生。在他的记忆中，这趟旅程仿佛浮动的节日一般，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唱着波丽露、瓦伽娜多（哥伦比亚民族音乐）以及昆比亚音乐自娱，一方面也赚了一点儿钱，在那“行驶的木制明轮船，在这赤道支流弥漫栀子花的香味和腐朽的蝾螈中留下钢琴圆舞曲的琴声”。
几天后，贾布在旅程尾声告别这群较有经验的旅伴，他们嘲笑母亲强迫他携带的行李 —— 一块棕榈叶睡垫、纤维做的吊床、粗毛毯、紧急用的尿壶——并从他手上抢走，丢到河里。这条河流记录着进入可伦丘文明（Corroncho），“岸边人”对于波哥大的鄙称，暗示他们所有人都粗鲁而无知，无法分辨好坏。看来身在那些邪恶而傲慢的卡恰克人之中，他所知道或拥有的一切在波哥大都毫无用处。
在东安第斯山脉山脚下的萨卡尔港，乘客搭上前往波哥大的火车。蒸汽火车爬上安第斯山脉时，“岸边人”的心情改变了。铁路每转一个弯，空气就变得更冷冽，更稀薄，使得呼吸越来越困难。他们大多数人开始发抖、头痛。在八千英尺的高原上，火车开始朝首都城市加速前进，越过波哥大的萨巴纳，这片长三百英里、宽五十英里的高原在终年阴雨下是一片灰暗的深绿色，然而，安第斯山的太阳高高地自深蓝色的天空照耀时，这片高原则呈现亮丽的祖母绿。萨巴纳散布着小小的印第安村落，有灰色泥砖黏土的小屋、茅草屋顶、柳树和桉树，连最低下的小屋都装饰着花朵。
火车于下午四点钟抵达首都。加西亚·马尔克斯常说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的一刻。他来自阳光、海洋、热带的繁茂之地，那儿有着悠闲的社会习惯，相对也是一个对着装要求和偏见都不多的世界。在萨巴纳，大家都紧紧包着哥伦比亚式的披风；而在多雨阴沉的波哥大，后方的安第斯山脉高达八千六百六十英尺，似乎比萨巴纳还要寒冷，街上满是穿着深色西装、马甲、风衣的男子，就像伦敦的金融区一般，不见女性的人影。这个很不情愿的小男孩儿发自内心地叹了一口气，戴上据说在波哥大大家都戴的黑色软毡帽，下了火车，把沉重的金属行李箱拖到月台上。
没有人在等着接他。身边随处都是陌生的煤灰味，他几乎无法呼吸。车站和外面的人群渐渐消失时，贾布为他抛在身后的世界哭泣。他是个孤儿，他没有家人，没有阳光，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一位远亲到来，带他坐上出租车到靠近市中心的一间房子里。在街上大家都穿黑色衣服，在室内他们则都穿披风和浴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第一天晚上上床之后马上又跳下床，大叫有人把他的床弄湿了。“不是有人把你的床弄湿，”他们告诉他，“波哥大就是这样，你要习惯。”他整晚没睡，为自己所失去的世界哭泣。
四天后的一大早，他站在希门内兹·奎萨达教育部外面排队，这条大道以纪念征服哥伦比亚的西班牙征服者而命名，是他建立了波哥大。排队的人从教育部三楼开始，沿着希门内兹大道延伸两条街，似乎没有尽头，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站在接近尽头之处。随着早晨的时光逝去，他愈见绝望。中午过后，他感觉有人拍他的肩膀，是他在马干奎的轮船上认识的律师阿多尔夫·戈麦斯·塔马拉，来自海岸区的他整趟旅程都在读书，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富尼耶的《美丽的约定》。戈麦斯·塔马拉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歌唱能力印象深刻，要求他写下其中一首波丽露的歌词，他要唱给自己在波哥大的爱人听，作为回报的是他自己的那本《双重人格》。正发抖的年轻人脱口而出自己也许没有希望拿到奖学金。不可思议的是，原来这高雅的律师不是别人，正是负责掌管全国教育奖学金的主任，他马上把这位疲倦不堪的申请人带到队伍前面，进入一间大办公室，接受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申请。他在旧波哥大的圣巴托勒梅学校接受考试，从殖民地时期，哥伦比亚的上层阶级就在这里受教育。他通过了考试，得以在三十英里外锡帕基拉的新学校国立男子学校入学。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在比较有名的波哥大圣巴托勒梅注册，因而难掩失望。
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回家和骄傲兴奋的家人一起庆祝。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锡帕基拉，不过还是直接前往，于1943年3月8日坐火车抵达，正好在他十六岁生日的两天之后。锡帕基拉是个小型的殖民地城市，典型的安第斯风情，气候如同波哥大一般。这里曾经是奇布查族印第安人帝国的经济中心，以盐矿作为根据地，至今仍是吸引游客的主要景点。主要广场围绕着巨大的、堂皇壮观的殖民地房子，蓝色的阳台，沉重、悬挑的红砖屋顶，前方则是苍白如教堂般的拱门加上双塔，对于当时其实只是个大村子的地方而言，似乎太大了。锡帕基拉满是小型工作室，黑色烟囱用来蒸发处理盐，再将产品卖回给政府。盐矿分子如灰尘般飘浮在整个社区之上。对于一个来自海岸区的男孩而言，此处的气候和环境都很寒冷、黯淡而压抑。
学校是刚成立的，但位于一栋旧的殖民地建筑里。这里曾经是圣路易斯·贡札卡学校，一栋俭朴的两层楼建筑，可回溯到17世纪。校内有一座内院，周围是殖民式拱门。校园包括校长的书房和私人空间、秘书室、绝佳的图书室、六间教室、一间实验室、一间储藏室、一间厨房、一间餐厅、厕所和淋浴室，八十名左右的寄宿生睡在一楼的大宿舍。他后来会说，得到奖学金去锡帕基拉像“抽奖抽到一只老虎”。学校是“惩罚”，这“冰冷的镇是不公义”。
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并不喜欢学校，却从哥伦比亚历史独特的两个情境中得益。保守党在1927年放弃了国立中学教育，交与私营，基本上就是教会；然而，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在1934年当选总统时，宣布“进步革命”。政府决定团结这个国家，使其民主化，建造新型的公民社会。这个转变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拥有真正的国家教育体系，第一个成立的“国立学院”正是锡帕基拉国立学院。此时，全哥伦比亚只有四万名中学生，那一年只有不到六千人毕业（只有十九名女性）。大多数的哥伦比亚人对于自己国家地域的复杂性只有很模糊的概念，但在锡帕基拉，来自四方的学生都共处一室。
锡帕基拉的老师非常优秀，许多老师因为革新派的立场被其他学校拒绝，但他们大多是非常努力的理想主义者、激进自由派，被派到锡帕基拉是为了防止他们污染波哥大上层阶级孩子的心灵。他们都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大多有在哥伦比亚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岸边人”精神科医师何塞·法兰西斯科·索卡拉斯所领导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学习经历，索卡拉斯是马尔克斯上校旧时战友的亲戚，也是上校妻子特兰基利娜的亲戚。他相信哥伦比亚的年轻人应该接触各种想法，不要排除社会主义的潮流。此地的许多老师都刚毕业，和学生之间建立了非常轻松且友好的关系。
学校的课程很紧凑。起床铃声六点钟响起，六点半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洗了冷水浴、穿好衣服、擦好鞋、修理指甲、铺好床。学校没有制服，不过大部分的学生穿蓝色西装外套、灰色长裤、黑皮鞋。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能尽量利用父亲的旧衣服，接下来几年都因为磨损不堪的旧西装外套和特别长的袖子而尴尬不已，不过在没有暖气的学校里，这套旧西装至少可以帮他保暖。晚上九点钟，学校的一日活动和家庭作业完成之后，男孩儿们回到宿舍，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来此之后，学校也开始了一项值得纪念的传统。宿舍有一个小隔间给老师坐着打盹儿，到熄灯之前有一个老师会坐在那里，从窗口读书给男孩儿们听，等他们睡着。他通常尝试读些古典文学名著，如《铁面人》，但有时也读更沉重的《魔山》。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说法，他首先朗读的作品来自马克·吐温，在他的回忆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对于他而言，马克·吐温的文学就是一片沃土，是自己国家的象征，为民族幽默感下定义，撰写地域及中央之间关联的年代记。宿舍有铁床，上面铺着木板，这些木板常常是男孩儿互相窃取的对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常常半夜做噩梦，尖叫吵醒整个宿舍而变得有名。他承袭了母亲路易莎的倾向，他最糟的噩梦“不是发生在最糟的背景，而是在欢乐的气氛里，和平常人或是在一些寻常的地方，然后马上借由不经意的一瞥，发现一些不详的信息”。他最近刚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对此应该毫无帮助。
星期六上课上到中午，下午六点前他们可以到镇上自由活动，去看电影或安排舞会——幸运的话在当地女孩子的家里。星期六他们可以踢足球，不过“岸边人”比较喜欢打棒球。星期天到六点以前完全自由，学校虽然有神父的宗教教学，但并不需要每天做礼拜，而且星期天上教堂也不是强迫性的——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前会出席，也许如此一来就不用在写给母亲的信里说谎。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哥伦比亚而言，这样的自由是非常不寻常的。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想起来，每天三餐好饭，比家里更多的自由—— 一种“监督下的自治”——锡帕基拉的生活毕竟还是不错的。
他永远感谢学校帮他在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历史所打下的基础。然而，文学不可避免的还是他的最爱，涉猎范围从希腊和罗马文学到近代的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文学。他当时的拼写和现在一样意外的古怪（虽然没有他悲惨的数学那么差劲），他安慰自己，听说伟大的玻利瓦尔拼写也很差。他后来说，自己最好的拼写老师是他的母亲路易莎，他读书的时候，她都会纠正信上的拼写错误，之后再寄回去给他。
周末他通常打球，在学校和朋友一起踢足球，上电影院，在街上或是锡帕基拉高地草原的桉树下散步。有时候，星期天他会坐火车到三十英里外的波哥大，拜访同是“岸边人”的亲戚，在一次这样的场合里，一位朋友在街上介绍他认识一位远亲贡萨罗·冈萨雷斯，他在《观察家报》工作。冈萨雷斯也在阿拉卡塔卡出生，对当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着鲜有的印象：“他大概十七岁左右，体重不超过五十公斤。他一直没有跟我打招呼，我说话前他不会先说话，我马上猜想这孩子是个有条不紊、细心、有纪律的人。他没有从所在的地方走开，很旧但很干净的鞋子一只踩在人行道上，另一只踩在波哥大十六街的第七大道柏油路上。也许他是个胆小的人，不表现自己的恐惧。他态度谨慎，几乎有点悲伤，非常的孤独，不为人知。然而一开始的保留与拘谨解除之后，他开始沟通，表现出一种有节制的唠叨，我后来听他说那是他的‘好人表演’。一两分钟之后他就开始谈到书……”
阅读是这个难以捉摸的年轻男子在锡帕基拉主要的活动。在巴兰基亚，他已经读过每一本可以找到的便宜的朱尔·维尔内和艾米里奥·萨卡尔小说，以及程度浅显的诗集，加上西班牙黄金年代的古典文学，他可以背诵里面的许多诗。如今，孤独的少年开始读每一本可以到手的书。他读完图书馆里所有的文学书籍，接着转向历史、心理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恩格斯——甚至弗洛伊德和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同时，他对正式教育的要求及僵硬感到无聊，整天都在做白日梦，严重到差点失去奖学金。然而努力了一两个星期之后，他让同学和老师很惊讶地拿到满分五分的成绩，成为“顶尖学生”。
1943年末期，贾布再度回到苏克雷。从巴兰基亚和锡帕基拉的学校，从波哥大的大学，从卡塔赫纳和巴兰基亚的工作，他总是回到这个偏远的河边小镇，直到家人在1951年搬到卡塔赫纳。在这里以及许多附近的城镇里，他遇见笔下许多最知名角色的原型，包括“纯真的埃伦蒂拉”的同名角色，《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他称为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的妓女。他前往锡帕基拉读书的第一年，家里的第九个孩子埃尔南多（南奇）在3月底出生，妻子怀孕的时候，多情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再度惹上麻烦，又有一个私生子出生。这一次，路易莎和她的长女玛歌都充满女性的愤怒，有很长一阵子，连加夫列尔·埃利希奥都认为自己太过分，但一如往常，他又再度说服了她们。
这一次的假期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又发生了另一次热烈的性经历，这次是和一位性感的年轻黑人女性，他称为“妮格罗曼塔”（通灵人之意，他在《百年孤独》的倒数第二章里也给了同样性感的黑人女性这个名字），她的丈夫是警察。路易斯·安立奎说了一部分故事：“一天午夜，贾布在苏克雷的阿瓦雷兹桥上遇见一名警察，警察正要去妻子的房子，贾布从警察妻子的房子出来。他们向对方打招呼，警察问候贾布的家人，贾布问候警察的妻子。如果这是我母亲说的故事，你可以想象她知道但没有说出来的那些。她也没完全讲清楚，因为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警察向贾布借火，他靠近的时候警察做了一个鬼脸说：‘真是的，贾布，你一定是去了“时光”，你身上有妓女的味道，连公山羊都不愿意跳过去。’”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版本，他和警察的妻子被捉奸在床（很不幸，他睡着了），警察用俄罗斯轮盘赌威胁他，要贾布加入。警察最后放过他，不光是因为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立场相同，也因为他感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最近治好他的淋病，其他医生都无法医治。
贾布开始长大，终于开始看起来像他真正该有的年纪。在锡帕基拉，同年龄的人记得此时的他很瘦，双目发直，总是在发抖，抱怨天气太冷，从前梳理整齐分边的头发变得毛茸茸，不再容易顺服。他不再试图看起来像卡恰克人，不再穿着严肃、整齐的衣服，头发总是上发油，梳理整齐，而是开始展现自己的特色。一撮纤细的“岸边人”胡子出现在他少年的嘴唇上方，任其留长。前任校长被一位年轻诗人卡洛斯·马丁取代，只有三十岁的他英俊得像个俊俏的男演员偶像，他是流行的“石头与天空”诗歌运动的一员，而诗歌运动在波哥大风行一时。这些诗人的名字来自西班牙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作品，在当时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共和国里不会被认为具有革命性。不过在哥伦比亚，诗总是比散文受欢迎——除了演讲，此乃另一个国民专长——这也是文学保守主义的重地。这里的诗歌传统非常丰富，在充满伟大诗人的土地上是最优秀的。然而，在不寻常的狭隘、主观主义者的驾驭下运作，哥伦比亚的社会及历史现实使当时的文学几乎完全缺席。新兴的哥伦比亚诗人如爱德华多·卡兰萨、阿杜罗·卡马丘·拉米瑞兹、豪尔斯·罗杰斯、卡洛斯·马丁先是以希梅内斯的作品为榜样，后来是以西班牙的“1927年代”为镜，同时借鉴了拉丁美洲的前卫诗人如聂鲁达——他也在1943年9月拜访波哥大，并联系这个团体。
接下来的六个月中，诗人马丁代替谦逊的卡洛斯·胡利奥·卡德隆·厄米达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西班牙文学教授。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用假名“哈维尔·贾塞斯”写诗。马丁特别专注在鲁文·达里奥的作品，他的《蓝》在1888年发表，到他在1916年去世之间，这个伟大的尼加拉瓜人几乎独力使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诗歌语言做了重大的变革。达里奥的童年刚好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仿，成为年轻哥伦比亚诗人殿堂中主要的神明。他开始“模仿”、技巧性地拼凑伟大的西班牙人，如加西拉索·维加、克维多、罗尔卡，以及拉丁美洲作家如达里奥和聂鲁达的作品。在男孩儿们的要求下，他帮他们写十四行诗给其女友，有一次甚至由轻率的收信人又引述回来。他也用自己的经验写情诗，由自己和当地女孩儿的感情启发灵感。较年长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对这些早年间作的努力有点罕见的难为情，甚至否认许多作品是自己笔下之作。
“岸边人”学生一有机会就在镇上安排舞会。借由这个机会以及其他可能的机缘，他认识了一些年轻女性。其中一位是贝蕾妮瑟·马丁内斯，她在锡帕基拉的末期曾经是他短暂但显然充满激情的浪漫伴侣。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同一个月出生，她在2002年时回忆——当时她已经是寡妇，有六个孩子，住在美国——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见钟情”，他们主要的共同爱好是当时流行的波丽露，他们会在谈情时唱给对方听。还有令人难忘的是西西莉亚·冈萨雷斯·皮扎诺，“她不是特定人的爱人，可是，对所有迷恋诗的人，她是缪斯。她的反应很快，很有个人魅力，来自旧式保守党家庭，却不受传统拘束，对于诗有超自然的记忆力。”西西莉亚被很残忍的西班牙文称为“独臂人”，因为她只有一只手臂，用袖子遮住另一边。她是个漂亮、活泼的金发美女，贾布常常和她谈诗。大部分的男孩子都猜测她是他的女朋友。
当然，这儿还有其他的探险，夜间在戏院里胡作非为，男孩儿们用打结的床单溜出宿舍，在黑暗中去参加一些不正当的聚会。学校门房似乎永远没办法抓到潜逃者，男孩儿们认为他是他们沉默的同党。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和另一位较年长的女性发生关系，她是一位医生的妻子，趁丈夫不在的夜晚，加西亚·马尔克斯去她的卧室，位于锡帕基拉的旧殖民地房子之一，迷宫般房间和走廊的尽头。这个值得让薄伽丘诉说的故事在《百年孤独》开场不久难忘的一景中出现，年轻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一次的性经历就是发生在黑暗中穿过一整屋子睡在吊床上的人，在摸索找路之后。
卡洛斯·马丁认识那一代所有杰出的诗人，他到达的几个月后，其中两位最有影响力的爱德华多·卡兰萨和豪尔斯·罗杰斯就被他邀请来锡帕基拉演讲。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一位朋友很荣幸地在马丁所租的靠近镇广场殖民式房子的大厅里采访他们。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在世最高位的文学家，马丁把他介绍给两位名人客人，说他是“伟大的诗人”时，他立刻觉得既高兴又难为情。很不幸，两个男孩儿所创立的杂志《文学论坛》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受害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体验到，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试图改革下新的哥伦比亚所受到的暴力威胁。1944年7月10日，洛佩斯·普马雷霍第二任期的第二年，他在帕斯托镇遭到绑架，主谋是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人物劳雷亚诺·戈麦斯所支持的意图政变者，自由派称他为“怪兽”。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压力，洛佩斯·普马雷霍在1945年7月31日辞职，由另一位自由派阿贝尔·耶拉斯·卡马尔哥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做完剩下的任期。政变阴谋发生的几天身为校长的卡洛斯·马丁发了电报到总统府声援。不久，锡帕基拉的保守党市长托后带着警察到学校来，没收了所有第一期的《文学论坛》，这是特别在波哥大的工作室加印的。几天后，教育部部长打电话召唤新校长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辞职。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德隆·厄米达先生的班上，继续自己的阅读。他曾经表示，弗洛伊德的作品和朱尔·维尔内同样的令人深思，充满想象力，并且启发他写了一篇文章《强迫性精神病》；讽刺的是，他是在被学校课后留校时写的。这篇文章写的是一名变成蝴蝶的女孩儿飞到远方，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历险。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学嘲弄这是刻意做作时，老师赶忙给他支持、鼓励，并且在他可能用得上的叙述结构以及修辞上给予实质的建议。故事在学校里流传，一直到学校秘书那里，他预言说，这篇文章让他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自己第一次听说卡夫卡是1947年在波哥大的时候，并直接影响到他第一次出版的作品。然而，看起来他似乎在学校时就已经读过卡夫卡的作品。有趣的是，如送书的人所观察到的，戈麦斯·塔马拉给他的《双重人格》这本书必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奇特的作品之一，而且是最不为人知的作品之一。不过，弗兰兹·卡夫卡却是那个有读者的人。对于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年轻人而言，他的内心已经非常不安，也在先前的学校经历过严重的情绪困扰，如今不但要面对自己的自信问题、更大的自我挑战，而且要面对波哥大在权威、品位和文明方面陈腐的规矩。我们都具有不止一个性格、不止一个身份的这种想法，想必让他非常的安慰，并且具有相当的疗愈作用。卡德隆先生后来声称，他告诉这个有才华的学生——当时观察的人认为他身为艺术家的才华比作家更高——说他可以成为“哥伦比亚最伟大的小说家”。这样的精神支持当然是无价的。
虽然有这些课余活动，他对学校的课业只偶尔投注一下心力，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校的地位却越来越高。1944年的最后一天，他在学校第二年的尾声，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报纸《时代报》（El Tiempo）在文学副刊登了他的诗，用的是笔名哈维尔·贾塞斯。将近六十年来，作者都对此非常的难为情；然而，当时对于一位年仅十七岁，还有两年才读完中学的人而言，一定是非常美妙的肯定。这首诗《歌曲》献给一位朋友罗莉塔·波拉斯，她不久前悲惨地去世。这首诗由“石头与天空”团体的会长爱德华多·卡兰萨写了一首诗引文。诗文如下：
歌曲
“这首诗在下着雨”
爱德华多·卡兰萨
下着雨：这一个下午
是一整片云层。下雨。
这一个下午浸润在
你的悲伤之中。
偶尔风带来
他的歌曲。偶尔……
我觉得灵魂紧贴着
你缺席的声音。
下着雨。我在想着你。
梦想着。
这个下午没有人会
了解我的哀愁，紧闭。
没有人。
只有你的缺席
时时刻刻地使我痛楚。
明日你的存在
会和玫瑰一起返回。
我想着——
下着雨——
你温柔的凝视。
女孩儿如新鲜果实，
如节庆般喜悦，
今日你的名字如黎明般在
我的诗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价自己学生时代写的诗道：“它们比较像没有灵感或抱负的技巧练习，我并没有赋予什么诗的价值，因为并不是出自我的灵魂。”事实上，第一次读这首诗——更别说标题——当然暗示其情绪的负荷颇为强烈。技巧方面，虽然值得肯定，却必须承认并非独创——是模仿20世纪20年代的聂鲁达拼凑而成，不过也不坏——确实是次等的。事实似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难为情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位处拉丁美洲最有“诗意”的共和国，早期写诗全然可理解其技巧上的缺失，而是没有表达出来的少年时期更强烈的情绪。
承续少年时期在巴兰基亚的英勇，他越来越高的文学声望可以解释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何会在1944年11月27日负责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感言，对大自己两岁的同班同学道别。演讲所选择的题目是友谊，也是他未来人生的主题之一。
1944年，回家的路只带他到马干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人本来以为自己很快乐地在苏克雷定居，然而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而言，快乐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经历，他决定把为此感到不情愿的一家人搬到下游的马干奎，这个炎热、不规则延伸、平坦的城市四周围绕着沼泽，位于马格达莱纳河上方的一个海角，马格达莱纳河是巴兰基亚和巴朗卡贝梅哈之间最重要的河流，也是马格达莱纳和哥伦比亚西部重要的主要连接道路。有理由相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为了逃离自己的风流韵事和难堪才离开，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惩罚第二个儿子路易斯·安立奎的不当行为，他被送到梅德茵的感化学校待了十八个月。
在马干奎，贾布的妹妹记得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未来的妻子梅塞德斯·巴尔查。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总是声称，他们认识的时候她才九岁，这样算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应该在1941年11月到1942年11月之间——甚至在他离开前往锡帕基拉之前，他当时（才十四岁）就知道自己会娶她。梅塞德斯自己声称“对于过去一点儿记忆也没有”，只确认自己第一次遇见未来的丈夫时“只是个小女孩儿”。如今，1945年年初，他写了一首诗，题为“给不可捉摸女学生的黎明十四行诗”，有很好的理由猜测这位女学生就是梅塞德斯·巴尔查，她正在读小学的最后一年。这首诗在锡帕基拉和马干奎流传，是另一首热衷于拼贴聂鲁达的诗。现在留存的版本标题只剩下“女孩儿”，署名是“哈维尔·贾塞斯”：
女孩儿
她经过时向我致意，
从她清晨般的声音中呼出的空气，
模糊的不是我窗户四周的光线
倚靠在玻璃上，而是我自己的呼吸，我的灵魂深处。
她如晨光一般早起，
如所有故事般不可思议，
正当她抄近路穿过，
晨光散发出纯白色的血滴。
如果她身穿蓝色上学，
没人得知她步行或飞行，
她的脚步轻盈，宛如微风
晨间的忧郁中无人能辨，
三者何为微风，
何为女孩儿，何为晨光？
如果这首诗果真是为梅塞德斯而写，那么，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少数公开写到她，却不带有一丝幽默讽刺的作品。
他在1945年2月回到学校时一定是带着混杂的情绪。他学会抽烟，一天抽四五十根，这个习惯维持了三十年。上课时他常找借口上厕所，并焦虑地等待下课时间。他的表现一方面像是对于体制失望的反叛派，另一方面又像叛逆诗人，不满意任何制度。除了文学之外，他开始对所有的科目感到乏味，几乎无法忍受必须读自己没有兴趣的科目。他总是对自己的课业成绩感到惊讶，猜测老师是用个性假设他的聪明才智所打的分数，而不是真正的学业成就。
虽然感到孤立，他的行为表现和记录却很好。校长前往波哥大总统府向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的紧急代替人选耶拉斯·卡马尔哥总统要求，希望提供学生补助到海岸游学时，他是被选上同行的三位男学生之一。耶拉斯不但同意，而且在学年结束时前来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后来的日子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老练的自由派政治人物变得很熟稔，和他一起与波哥大的伟大权贵们建立了令人好奇又矛盾的关系。当然，十八岁就初次和总统见面、接触政府职位是太早了一点儿。在这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最成功的演讲之一，也是唯一一次即兴演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校师生欣喜若狂，他被要求说几句话。他宣称富兰克林·罗斯福如同伟大的西班牙英雄希德一般，“死后也能获得胜利”。这个用语不但在学校驰名，而且传遍市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讲声誉又更上一层楼。
他在1945年年底回到苏克雷。父亲关掉了马干奎的药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又回到闲荡的老样子，留下再度怀孕的路易莎（她没有怀孕的时候几乎不准出门），在杂乱无章的大房子里自己想办法带着一大家子。他回来之后又把家人迁回苏克雷居住，但这次住的房子不在上次待的同一条街上。他放弃了药店，又专注于全职的自然治疗师。第十个孩子阿夫列多（库奇）在2月出生，但这个孩子实际上是由玛歌带大的。
如今，贾布任由自己被他善良但无可救药的弟弟带着堕入歧途。他立刻加入路易斯·安立奎的乐团，整晚不回家，常常光临当地的妓院，把他从乐团赚来的那一份钱第一次放纵地花在喝酒上。圣诞节期间，他本来应该如往常在年底的庆典上做出贡献，结果，他消失在附近的马哈瓜尔十天，待在妓院里：“都怪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我在第一个晚上遇到这个非比寻常的女人，就一头栽下去，这是我一生中最长也最狂野的一次狂欢。”
在许多的叹息和沉默之后，路易莎终于问他的长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我受够了，就这么回事。”“什么？受够我们？”“受够一切。”他说自己厌倦他的生活、厌倦学校、厌倦旁人对他的期望。由于这番话并不是母亲可以直述转达给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所以她思量了一下，最后建议解决的办法是让贾布和当时拉丁美洲其他有抱负的年轻男子一样，去学法律。“毕竟，”她机灵地说，“这对写作是很好的训练，人家说你可以成为很好的作家。”根据他的回忆录，贾布对母亲这一席话首先的反应是负面的：“既然要当作家就要当伟大的作家，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伟大的作家了。”读者这时才惊讶地了解到，虽然这位年轻人还没有读到乔伊斯或福克纳，他没兴趣成为那些可怜的20世纪庸才所代表的作家，在他尚未成熟的内心深处，他想成为像但丁或塞万提斯这样的作家！路易莎并没有因为他的异议而打退堂鼓，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完成了了不起的协调工作，甚至不需要父子俩面对面讨论；虽然风度很差，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接受儿子不会步他的后尘进入医界，贾布也接受自己不但要完成大学学位，还要去国立大学读法律。如此这般，严重的少年逆反和灾难性的家庭危机都解除了。
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性生活道德败坏的人，随着圣诞节接近，他必定很惊讶地发现那位来自马干奎的“不可捉摸的女学生”搬到苏克雷了。她的全名是梅塞德斯·拉奎尔·巴尔查·帕尔多，她和他一样是药师的孩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还年轻时，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马格达莱纳盆地的河流和丛林旅行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女孩儿的父亲。她在1932年11月6日出生，和贾布一样也是老大，有着一种神秘的美丽：高高的颧骨、深色弯曲的眼睛、长而苗条的脖子、非常优雅的举止。她住在大广场上，就在贾布的好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家对面，他则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搬到马干奎之前住的房子隔壁。
和她的父亲德梅特里奥·巴尔查·维利亚一样，梅塞德斯的母亲拉奎尔·帕尔多·洛佩斯来自一个农场畜牧家庭。不过，虽然在可罗萨尔出生，而且是天主教徒，但德梅特里奥·巴尔查·维利亚有部分中东血统。德梅特里奥的父亲艾利亚斯·巴尔查·法古雷出身亚历山大港，也许来自黎巴嫩，可能因此梅塞德斯身上才具备“暗藏的美丽，尼罗河的诱惑”。艾利亚斯于1932年5月23日取得哥伦比亚国籍，也就是梅塞德斯出生的六个月之前。他活到近一百岁，帮人们读咖啡渣、看星盘。“我的祖父是纯粹的埃及人，”她告诉我，“以前，他会把我抱在膝盖上跳着，唱阿拉伯文歌曲给我听。他总是穿着白衣，打黑色领带，戴金表、草帽，像墨利斯·谢瓦利尔一样。他去世的时候我大概七岁。”
梅塞德斯·拉奎尔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和外婆，她是德梅特里奥和拉奎尔六个孩子中的老大。这家人在她出生后搬到马哈瓜尔，又搬到马干奎，最后终于搬到附近的苏克雷。德梅特里奥做各种的生意，包括一般的杂货，不过，如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一般，他的专长是药学。梅塞德斯刚在马干奎对岸的孟波克斯圣方济修女学校“神圣之心”读了一年，距离也许是哥伦比亚保存最完整的小型殖民地城市主要广场上有名的圣巴巴拉教堂的八角形塔楼，只有一街之遥。
在马干奎的一位童年时期的朋友告诉我，“梅塞德斯总是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她的身材姣好，又高又瘦。虽然公平地说，她的妹妹马丽亚·罗莎更漂亮。但梅塞德斯总是得到比较多的赞美。”当时，她在家里的药店帮忙，加西亚·马尔克斯家的小孩儿帮父亲跑腿办事时，常会碰见她。当时与后来的日子里，他们都知道梅塞德斯很有自信，有着一股安静的权威感。贾布很少直接做什么，只是常常逗留在药店里，和梅塞德斯的父亲德梅特里奥·巴尔查聊天，贾布总是比较喜欢年长的男子。虽然德梅特里奥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好朋友，但德梅特里奥却有着身为自由派的美德。梅塞德斯本人总是坚持自己很幸运，她并不知道这位害相思病的爱慕者的目的。通常，她甚至不会搭理贾布，她的父亲透过镜子看着她经过，温柔地训斥她：“要打招呼。”她告诉贾布，她的父亲总是说“会娶你的王子还没有出生”。她告诉我有很多年的时间，她都以为贾布爱慕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
1945年到1946年之间的圣诞节假期，他们在派对上巧遇，他终于有机会接近这位冷淡、心不在焉的女孩儿。在《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叙事者回忆：“许多人知道，我是在其中一个派对正热烈的时候要梅塞德斯·巴尔查嫁给我，当时她连小学都还没读完，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这一点。”派对后的几天，他看到她带着两个小孩儿走在街上，她笑着说：“对，这是我的小孩儿。”他把这个成人的笑话方式当成来自这神秘年轻女子的暗号，他们有着同样的思考方式。这让他细细回味了好几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锡帕基拉读书的最后一年，这段时期有着非常光鲜的开端。他鲁莽的朋友帕伦希亚在卡塔赫纳最后一年的功课未通过，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知怎样让他在国立学院注册了，而帕伦希亚回报的方式是帮他买了一张机票。他们坐非承压的DC-3到波哥大，这趟旅程花了四个小时，而不是十八天。帕伦希亚在广场上最好的房子里租了一个大房间，从窗户可以看到大教堂。这个房间提供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用的藏身之处，他得以享受身为十二年级生的学长地位。帕伦希亚帮他买了深色西装表示感谢之意，读书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为了自己邋遢的旧衣服而难为情，这样的光景终于可以结束了。
在这学校最后一年的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满十九岁。他是已经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在同学之间有其傲人之处。他常常以幽默或嘲讽的诗文娱乐他们，并特别为他们的女朋友写诗，或把同学和老师画成讽刺漫画。即使在这个年纪，他仍然饱受噩梦之苦，不但自己，连同宿舍的学生和老师也饱受惊吓。因此，这最后一年他搬到比较小的宿舍，他的尖叫相对而言不会打扰到太多人。
如今，整个哥伦比亚的情势非常的紧张不安。依照预测，保守党在全国选举中打败了分裂的自由党。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46年11月毕业时，他们已经在恶毒地报复政治敌人及其支持者，特别是在乡间，农民希望土地改革可能成为政治议题，但根本没有发生。有史以来态度最尖锐的豪尔斯·艾列瑟·凯坦越来越受欢迎，如今是自由党毋庸置疑的领袖，他已经宣布担任1950年选举的候选人，为击退保守党又增加了些许的歇斯底里的张力。“暴力事件”指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期间一波波可怕的暴力冲突，造成二十五万哥伦比亚人死亡。这段冲突通常从1948年4月开始起算，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锡帕基拉的最后一年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了。
由于紧张自己的考试，并且迫切希望实践对母亲的承诺，不过他很幸运，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在最后的考试中得到与其天分相等的考试成绩。考前复习的时候，他和帕伦希亚整晚在外喝得醉醺醺，他们很有可能被退学，并且禁止参加考试，这表示他们要过一年才能以“学士”毕业。不过，校长了解到如果他最好的学生这样结束学业，不但难为情也令人遗憾，因此改变了决定，亲自护送两名迟考的少年到波哥大参加考试。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我所学的每一件事都要感谢在锡帕基拉读学位的这段历程。”
如此这般，英雄回家了，仍然深信自己的成就是一个大型自信的假象，也为了同样的原因而缺乏自信心。然而，他也稍微地意识到，如果可以像那样蒙骗每个人，也许表示自己比他们所认为的还有才华。虽然对此他抱有罪恶感，但下了决心继续欺瞒家人，在取得律师学位这件事上虚与委蛇，同时实际上追随着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
从马干奎回到苏克雷不久之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镇上广场有一段距离之处又租了一间房子，可是却又要开始盖一栋自己的房子。这栋颇具野心的一层楼乌托邦位于芒果树间，距离莫哈纳北岸大约五十码。是否终于决定落地生根了？这家人后来称他们的新家为“乡间别墅”。不过，认为全世界只有一间房子算是家的贾布称它为“医院”，因为他的父亲在那里看病、做实验；因为房子漆成白色，也因为他吝惜赞美这男人最小的成就。
然而就苏克雷的标准而言，虽然比不上镇上广场相对豪华的家，但新房子令人意外的宽阔。海梅·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那是一栋很好的房子，虽然没有电（当时阿拉卡塔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或是卫生设备（阿拉卡塔卡也有完整的卫生设备）。这家人使用的油灯总是围绕着热带昆虫，晚上常有蛇蜷缩在窗台上。邻居瑛娜小姐会来煮饭、打扫、和孩子玩儿，诉说由当地传说而来的恐怖故事。
这家人的情况还有另一个很大的改变，莉西亚回忆道：“特兰基利娜外婆和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巴姨妈来跟我们一起住在新家。巴姨妈向瓜希拉印第安人学习，知道所有大自然的秘密，可以预测干旱和下雨。我们都很爱她，她帮忙照料我们长大。是她告诉我们所有关于家族祖先的故事……我们的外婆去世的时候，母亲建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种了玫瑰和雏菊让她带到墓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当时特兰基利娜已经既瞎又痴呆，只要收音机开着就不愿意脱衣服，因为她想象发出声音的人也许在看着她。
无疑，关于新房子还是有感人的故事。贾布特别难为情的是，家人在1946年年底庆祝他返家。他和父亲一起在此居住，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并且他感到父亲在不久及长久的未来还打算欺骗他，让他失望，但这一刻是双方的胜利：贾布是“学士”，当时即使对中产阶级也是很稀有的成就。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盖了一座不错的新房子，决心在大家庆祝儿子的学业成就时，提醒大家他自己的成就。艾妲·罗莎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贾布高中毕业时父亲在苏克雷办的派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先生真的去镇上邀请了苏克雷的每一个人，杀了一只猪，每个人都有酒喝，我们跳舞跳了整个夜晚。”
在这段过渡的假期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尽可能地远离家人，希望这样的时光尽早结束。他完成了中学教育，虽然仍无法确切料想到，但尽可能累积他在生活里会需要的正式教育。他仍然不确定自己要做些什么，但眼前展开的是回到阴沉的安第斯城市波哥大，花数年读一个大学学位，一个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觉得非常疏远的职业，还有他希望永远不要进入的专业。
加西亚·马尔克斯，1941年摄于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
锡帕基拉的国立中学，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43—1946年间在此读书。
梅塞德斯·拉奎尔·巴尔查·帕尔多，后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妻子，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梅德茵的学校。
加西亚·马尔克斯，萌芽的诗人，20世纪40年代中期摄于锡帕基拉。
贝蕾妮瑟·马丁内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锡帕基拉的女朋友。
阿尔赫米拉·加西亚（1887—1950），加西亚·马尔克斯祖母（右）；恩娜·马奎西达·加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姑姑（左），据称1944年，她24岁时死于中了巫术。
加西亚·马尔克斯（右一）和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及其表姐妹、朋友，1945年摄于马干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