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1927
欧洲人发现拉丁美洲已经五百年，然而对于此处的居民而言，拉丁美洲似乎令他们非常的失望，仿佛它的命运已经被哥伦布这位“伟大的船长”所决定，他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新大陆，误名为“印度”，在16世纪初苦涩而幻灭地死去。又甚或拉丁美洲的命运是由“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决定，他在19世纪初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却因为新近解放地区不团结，苦涩地认为“起而革命的人乘风破浪”，最后绝望地死去。更接近近代的是切·格瓦拉，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革命象征，于1967年在玻利维亚牺牲，这一切只是更加肯定了一个想法：拉丁美洲仍是未知的大陆，仍然是属于未来的土地，是浮夸梦想和悲惨失败的家园。
早在格瓦拉的名字闻名世界之前，在一个哥伦比亚的小镇上，一个小男孩儿就听着他的外公讲述持续了一千日的战争。20世纪初，以波士顿为总部的联合水果公司选择在此种植香蕉时，历史也曾有过短暂的闪光。故事结束时，这个小男孩儿也经历了战败者苦涩的孤独、过去年代的光荣传说，以及如鬼魅般英雄和恶棍的故事。这些故事让小男孩儿知道，正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正义并不总是代表胜利，故事中占据许多男女心思的理想也许会失败，甚至从地球上消失。除非他们忍受存活下来的回忆，并活下来诉说这些故事。
自西班牙独立七十年后的19世纪末，共和体制的哥伦比亚只有不到五百万的人口，但掌控它的是也许仅有三千人的大农场地主精英，大部分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也有许多律师、作家或文法学家，这也就是首都波哥大为何被称为“南美洲的雅典”之故。19世纪有超过二十起全国性和地方性战争使哥伦比亚遭受重创，其中，“千日战争”是最后一场，也是最惨烈的一战，由自由党对抗保守党，中央派对抗联邦派，布尔乔亚对抗地主，首都对抗地区。在大多数的其他国家，19世纪由自由党或其相似政党赢得历史地位，然而在哥伦比亚，保守党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保持优势，自由党于1930年到1946年之间短暂地居于主导地位，但保守党于1946年再度执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仍势力庞大。在20世纪末期，哥伦比亚的大选仍由传统的自由党和传统的保守党竞争，没有其他党派占有一席之地。此现象的确无出其右，但终于在过去十年间改变。
虽然名为“千日战争”，这场冲突其实在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保守党政府占尽资源优势，自由党只能仰赖他们虽然能启发人心，但却无能的领袖拉法耶·乌里韦·乌利贝的古怪行径。然而，这场战争仍然拖了将近三年，战况越来越惨烈，越来越苦涩，越来越徒劳。从1900年10月，两方阵营都不再押解战俘；双方宣布“死亡之战”，哥伦比亚至今仍然与这灰暗的含义共存。此战役于1920年11月结束时，整个国家已经民不聊生，百业萧条，即将永远失去巴拿马省，也许有十万名哥伦比亚人遭到屠杀，双方冲突导致结下的仇恨与报复延续了数十年。这使得哥伦比亚成为一个奇特的国家，两个主要政党曾经互为死对头将近两个世纪之久，却在此策略性地结合，确保人民永远无法抒发真正的民意。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变或是独裁政权比哥伦比亚少，然而，哥伦比亚人为这看似安定的政权所付出的代价，却高得惊人。
“千日战争”的触角深入全国各地，但重心逐渐往北转向大西洋沿岸地区。一方面，身为政府首都的波哥大全然没有受到自由党反动分子的威胁；另一方面，自由党的领袖经常接受命令到邻近富有同情心的国家或美国避难，并为下一轮的冲突筹募基金购买武器时，他们的阵线不可避免地往海岸线败退。此时，北方三分之一的地区称为海岸区，居民则称为“岸边人”，此处包括两个主要地区：西边的玻利瓦尔，首府为卡塔赫纳港，以及东边的马格达莱纳，首府为圣玛尔塔港，隐身于伟大的内华达山脉之下。内华达山脉两侧的大城包括东边的圣玛尔塔以及西边的里奥阿查，其间所有的城镇，山脉四周的运输道路遍及的谢纳加、阿拉卡塔卡、乌帕尔山谷、新庄、圣胡安、丰瑟卡以及巴兰卡斯等，这些城镇在战争中换手多次，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最大的两个儿子（私生的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和卡洛斯·阿贝尔托·韦德伯朗奎兹）提供剥削的机会。
1890年初的某一段时间，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带着两个孩子，胡安·迪奥斯和玛格丽妲搬到哥伦比亚瓜希拉地区的小镇巴兰卡斯。他们在妥土莫街租了一栋房子，距离广场只有几步路，如今这栋房子仍然存在。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开了一家珠宝店，出售自己打造的作品——项链、戒指、手镯、链子，以及他所专长的小金鱼。这看来安定而又营利的生意使他成为社区里受人尊敬的对象，他有一名年轻学徒欧亨尼欧·里欧斯，后来成为他的合伙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待他几乎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把他从玻利瓦尔的卡门带到里奥阿查之后，曾经一起共事。里欧斯是尼古拉斯的表妹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同母异父的哥哥，尼古拉斯和表妹一起在卡门长大，后来带着她一起去阿拉卡塔卡。“千日战争”开始时，三十五岁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已经在自由党历经多年苦涩的挣扎，年纪已不适合冒险。况且，他已经在巴兰卡斯为自己建立了舒适、富有而满意的生活，很乐意累积财富。不过，他还是加入了乌里韦·乌利贝的军队，在瓜希拉、帕迪拉和马格达莱纳省打仗，有证据显示他参与得比别人更久、更认真。身为司令官，他从一开始就参与战役，也参与自由党军队占领家乡里奥阿查，在1920年10月冲突结束时，他都参与其中。
1902年8月底，如今乌里韦·乌利贝经常不定时地公开露面，刚刚得到增援的自由党军队接受他的指挥，从里奥阿查向西朝山脉前进，于9月5日抵达已知为自由党要塞的小村阿拉卡塔卡。在此处，乌里韦·乌利贝会同克罗多米罗·卡斯堤欧、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以及其他军官会谈了两天，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名列其中。在阿拉卡塔卡，他们做出了再度奋战这一命运性的决定，结果导致谢纳加一役灾难性的挫败。
乌里韦于1902年10月14日清晨朝谢纳加推进，政府军的战舰一从海上开炮，自由党便处于劣势。乌里韦·乌利贝在他的骡子上被射伤，好几颗子弹打中他的外套，却奇迹般没有打进身体（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此事也许会愤怒地说：“这些野蛮人以为我有几套制服可以换！”（野蛮人是自由党给保守党的封号）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年少的儿子卡洛斯·阿贝尔托英雄式战死，而担任保守党军队卡拉祖阿师第四号主帅的哥哥何塞·马利亚则幸免于难。
两天后，受到卡洛斯·阿贝尔托之死的冲击，何塞·马利亚骑着骡子离开谢纳加，朝着被击溃的自由党营地而去。他的父亲身处自由党阵营，正在疗养伤口。何塞·马利亚带来保守党的和平协议，他骑的骡子接近溃败的自由党时，被一群先遣部队拦截，他被蒙住眼睛、骑着骡子将保守党的和平条件递交给乌里韦·乌利贝。在这样历史性的一刻，十九岁的非婚生子与其反叛军的父亲之间笼罩着年轻儿子的死亡阴影，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流，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乌里韦·乌利贝和他的高阶军官讨论保守党的提议之后，决定接受。年轻的信差骑着骡子回到谢纳加，很晚才抵达火车站，兴奋的群众在此处兴高采烈地迎接他和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十天后，1902年10月24日，带着旗下的高阶军官，保守党领袖和乌里韦·乌利贝在离谢纳加不远处名为“尼兰地”的香蕉园会面，签署和平协议。难以掩盖的是苦涩的真相：自由党遭到空前的溃败。
1902年年末，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回到巴兰卡斯和妻子特兰基利娜的身边，恢复旧日生活。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路易莎·圣蒂雅嘉于1905年出生，生活似乎恢复正常。然而1908年时，尼古拉斯参与一项暴力事件，此事永远地改变了他家族的命运，他亦被迫离开巴兰卡斯。八十五年后，我于1993年经过巴兰卡斯时，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故事。不幸的是，每个人的版本都不同。不过，没有人否认以下的事实：事件发生于1908年10月19日星期一，一个雨天的下午，大约五点钟，这一天是长达一周的毕拉圣母节的最后一天，游行队伍举着她的照片向几条街外的教堂而去。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是当地的政治人物、地主、银匠，也是顾家男人，当时四十多岁的他，开枪杀死了一位叫梅达多的年轻人，他是朋友兼军队同行法兰西斯科·罗梅若将军的外甥。另一件没有人会否认的事是，尼古拉斯很“受女性欢迎”，或者更直率地说，他是个风流坯子。对于某些读者而言，这样的特质也许和他在邻居中受尊敬有所冲突，然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至少有两种声誉是男人沾沾自喜的：其一是他的“好名声”，传统上受人尊敬，总是混杂着恐惧，知道如何以此对付别人；其二是“唐璜”或“男子汉”，其他人很乐意为他传播这样的名声，通常也在本人的默许之下。而秘诀在于确保这两种名声相辅相成。
我听到的第一个版本和接下来的版本同样有说服力。费雷蒙·艾斯特拉达正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出生，如今已经全盲，但由他说来，这个久远的故事却残留着其他人所无法传达的生动。费雷蒙说，当时已经有数名非婚生子女的尼古拉斯诱惑老朋友罗梅若将军的妹妹梅达达·罗梅若，并在广场上喝酒时夸耀。有很多流言蜚语流传着，大部分是针对梅达达，有些和特兰基利娜有关。梅达达对她的儿子说，“我的儿子，你一定要用血把这个中伤人的嘴巴洗干净，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你不去解决，我会帮你穿裤子，你可以帮我穿裙子！”梅达多是个优秀的射击手，在战争中和尼古拉斯并肩作战，如今住在附近的马铃薯田里。他不断地公开挑战、侮辱他的前任指挥官，而他的指挥官也很认真地面对这个警告，等待着年轻人的出现。庆典的那一天，梅达多穿着白色斜纹呢雨衣骑马进城，走一条（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小巷抄近路。下马时，他一手拿着一株草，另一手拿着朝圣者点燃的蜡烛。尼古拉斯说：“梅达多，你有带武器了吗？”梅达多说：“没有。”“那么，记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尼古拉斯开了枪，有人说是两枪。住在巷子里的一个老太太出来说：“所以，你终于把他杀了。”“正义的子弹战胜了力量。”尼古拉斯说。
“接着，”盲眼的费雷蒙说，“老尼古拉斯·马尔克斯骑马到街尾，跳过水坑，一手拿着他的枪，一手拿着雨伞，找朋友罗伦索·索拉诺·高梅兹陪他去自首。他被关进监狱，但后来他聪明的律师儿子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设法让他出狱；由于梅达多是非婚生子，不确定他是姓帕伽科还是罗梅若，因此，韦德伯朗奎兹认为被害人的身份并不清楚。你知道，这是技术问题，韦德伯朗奎兹就是这么让他免于受罚的。”
不过，最清楚地莫过于尼古拉斯的合伙人欧亨尼欧的女儿安娜·里欧斯，她当然比其他人有更好的理由知道，她告诉我，特兰基利娜和整件惨剧有着密切的关联。她回忆特兰基利娜非常的嫉妒，而她当然也有很好的理由去嫉妒，因为尼古拉斯总是背着她偷腥。梅达达是寡妇，小镇居民对寡妇总是有很多流言蜚语，大家都谣传她经常扮演尼古拉斯的情妇，特兰基利娜因此开始沉迷于这样的可能性。也许因为梅达达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因而比他其他的战利品更加危险。据说，特兰基利娜曾经问过女巫的意见，从河边带回河水清洗门槛，在房子四周洒柠檬水。然后，据说有一天她上街大叫： “梅达达家失火了！失火了！失火了！”她付钱给等在圣何塞教堂钟塔的小男孩儿敲钟报警，很快，尼古拉斯就被撞见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偷跑出梅达达的房子（他的将军朋友应该是出门了）。
提供笔录给有关当局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被问到自己是否承认杀了梅达多·罗梅若·帕伽科，他说：“是的，如果他活过来，我会再杀一次。”保守党市长决定保护尼古拉斯，派部下去领取梅达多的尸体。他被放在雨中，面朝下双手反绑之后才放在车上运走。大多数的人都接受这场冲突是由梅达多起头，发生这种事是他“自找的”。即使如此，仅有的事实似乎显示是尼古拉斯选择了最后一场表演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能解释他行为的合理性，或是该受到多少谴责，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件事毫无英雄气概；尼古拉斯并不是什么呆坐的农夫，而是有经验的退伍军人，他偷袭杀死的是自己的军队下属，也比他年轻。
巴兰卡斯有许多人将此看成是宿命，这种事的西班牙文是“不幸”，比较接近厄运而非羞辱。据说，梅达多的许多家人都同情上校的不幸，不过，还是有谈论到私刑处死和暴动的恐惧，因此，尼古拉斯一被释放出来就有武装警卫把他送回家乡里奥阿查。不过，连那里都不安全，因此又送到圣玛尔塔的监狱，位于内华达山脉的另一边。看来似乎是特兰基利娜颇具影响力的亲戚设法让刑期减为在圣玛尔塔服刑一年，第二年以“城市作为监狱”。特兰基利娜、孩子们和其他家人在几个月后随他而去，有些人说他用自己工艺品卖的钱换得释放，他在监狱将他做的珠宝、小金鱼、蝴蝶和圣餐杯出售，以贿赂出狱。尚没有人发现和这案子有关的文件。
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从来没有面对这个事件完整的意义，只流传经过“消毒”的版本。根据这个版本，在某个阶段谣传梅达达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她又在“给本地男子些好处”。在广场喝酒的时候，尼古拉斯的一个朋友评论这个流言，尼古拉斯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而梅达达听到这故事的方式则显示尼古拉斯才是散播流言的源头，因而要求她的儿子捍卫她的名声。后来，路易莎常常回忆到，暗示没有提到的这一段时，特兰基利娜说： “都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这个版本中，枪战由“双方”参与，死的那个死有余辜，杀人犯成了这场谋杀“真正的受害人”。
1967年，《百年孤独》成功之后（相比于其他家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书中对这场谋杀的版本美化程度较少），略萨问作者书中的主角是他童年的哪些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是我外公。不过，请注意他是我在书里后来找到的绅士。他很年轻的时候不得已杀过人，住在小镇上，似乎有人一直找他麻烦，挑衅他，他没有多加注意，直到处境变得很困难，他只好给对方一颗子弹。小镇居民似乎对他的作为抱以相同的意见，因此死者的一个兄弟那天晚上睡在门口，在我外公的房门外，以防死者的家人来报复。我外公因为无法忍受小镇上对他所存在的威胁，动身起程离开了此处，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去别的地方，他和家人去了很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城镇。是的，他离开建立新的城镇，但我对外公记忆最深的是，他总是对我说‘你知道死人的重量吗？’”在那之后的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我说：“我不知道外公为什么惹上那些事，又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但那是战后很艰难的时期，我仍然相信他是不得不这么做。”
也许只是巧合，然而，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10月总是最抑郁的月份，邪恶预兆的月份。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羞愧地离开巴兰卡斯，随后的行踪围绕着一股神秘气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路易莎所说的版本则因对象而有所不同，她告诉我，尼古拉斯被转到圣玛尔塔监狱的几个月后，她和特兰基利娜从里奥阿查坐船到圣玛尔塔（路易莎只有四岁），他在一年后被释放，这家人搬到附近的谢纳加住了一年，于1910年抵达阿拉卡塔卡，这成了官方版本。
然而，谢纳加的居民坚持尼古拉斯一家人从1910年到1913年在那里住了三年，到1913年才搬到阿拉卡塔卡。也许，尼古拉斯以谢纳加为基地，在邻近的地区寻找新的机会，若果真如此，他也许在阿拉卡塔卡这个主要为自由党的城镇开始发展政治和商业的兴趣，然后才把家人迁到那里。另一个可能性是，无论他为了什么理由留在谢纳加，无论是一年或三年，事实是，住在谢纳加的是伊莎贝尔·卢伊兹。尼古拉斯于1885年在巴拿马认识她，大约是他和特兰基利娜结婚之时，她则在1886年生下他的女儿玛丽亚·葛列高利亚·卢伊兹。
有别于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圣玛尔塔，谢纳加现代化、商业化、喧闹、无拘无束，也是此地区的交通枢纽。这里位处加勒比海沿岸，是和大沼泽及大沼泽区的连接点。轮船穿越大沼泽区连接陆上交通，通往马格达莱纳河和波哥大，以及快速成长的商业城市巴兰基亚；并且在1887年后连接这地区的第一条铁路，从圣玛尔塔到谢纳加。这条铁路在1906年到1908年之间延长，延伸至香蕉区的山脊到阿拉卡塔卡和丰达西翁。
香蕉区位于圣玛尔塔以南，往西位处谢纳加大沼泽和马格达莱纳河之间，北邻加勒比海及大西洋，东边是大沼泽和内华达山脉，最高峰为哥伦布和玻利瓦尔。位于山脉西部的宽广平原和大沼泽之间的就是称为阿拉卡塔卡的小聚居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地。较高处是内华达山脉，爱好和平的克寂族在此隐居。不过，首先建立阿拉卡塔卡的则是好战的齐米拉人，隶属阿拉瓦克族的一支。这个部落与其族长称为“卡塔卡”，意谓“清水”。因此，他们把河流重新命名为“卡塔卡”，他们的部落“阿拉卡塔卡”（在齐米拉人语中，“阿拉”为“河流”之意）即清水之处。
1887年，来自圣玛尔塔的农人把香蕉栽种引入此地区，1905年，以波士顿为总部的联合水果公司进驻。工人从加勒比海各地移民到此，包括卡恰克人（意谓内陆人，“岸边人”如此嘲弄地称呼来自内陆的同胞，尤其是波哥大），还有来自委内瑞拉、欧洲，甚至中东和远东，即所谓的“枯叶垃圾”，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的主角所贬抑的对象。几年之内，阿拉卡塔卡从一个小聚居地转型成繁荣的小镇，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之为“大西部繁荣之镇”。此处于1915年成为自治区，成为哥伦比亚国家政治体系运作完整的一部分。
有别于他孙子常常声称的，这个小镇真正的领袖并非马尔克斯上校，而是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杜兰拥有阿拉卡塔卡附近数座大型种植园，他带领自由党势力在地区性的战争奋战二十几年，近半个世纪来是阿拉卡塔卡自由党实质的领袖。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是他亲近的下属，在1910年到1913年之间，也许也成为他在阿拉卡塔卡最信任的政治同盟。当时，也是杜兰协助马尔克斯在这里安顿，在阿里瓜尼买地，在镇上置产，并取得地区税务员的职位，后来则是地区财政局局长。这些职位，加上他在军方的声誉，无疑使得马尔克斯上校成为当地社区最受尊敬和最有力的成员之一，不过他总是必须仰赖杜兰的善意，接受来自保守党政府政治指派的人，并承受联合水果公司经理的压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路易莎告诉我，尼古拉斯在20世纪初被指派为阿拉卡塔卡的“区税务员”，也许是1909年，但他没有马上带着家人前往，那是因为新兴发展中的热带城镇卫生环境不良，当时只是一个人口不到两千人的小村庄。不过，让我们想象一下他们抵达时的场景：1910年8月，一行人坐在香蕉公司漆成黄色的火车上，充满乐观、探索精神地来访——包括马尔克斯上校、特兰基利娜夫人、他们的三个婚生子女胡安·迪奥斯、玛格丽妲和路易莎，他的非婚生女艾尔维拉·卡利尤，他的姐姐韦内佛列妲·马尔克斯，他的表妹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以及在瓜希拉以一人一百比索的价格买下的三个印度仆从，阿利里欧、阿波利纳和梅梅。不幸的是，阿拉卡塔卡附近的区域仍然对健康有害，疾病丛生，这个刚抵达的家庭立即惨剧上身，二十一岁的玛格丽妲死于伤寒。她总是脸色苍白，浅色的头发扎成两把辫子，是上校最钟爱的女儿，对于她的死亡，他和他迷信的家人可能诠释为这是对他在巴兰卡斯所犯下的罪行的惩罚。如今，她永远无法进入父母对她期望的婚姻，因而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小路易莎身上。家族传说提到，就在她临死之前，玛格丽妲坐在床上看着她的父亲说：“你房子的眼睛不见了。”她苍白的形象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特别是在她十岁时拍摄的一张照片。在上校开始在玻利瓦尔广场附近盖起大而舒服的房子里，永远不会纪念她的忌日，12月31日。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虽然并不富有，而且总是徒劳地等待着政府应允给内战退役老兵的抚恤金，不过他却成为当地社区显赫一时的人，小地方的大人物。他最后拥有一座大型木制房子、内铺水泥地板，比起大多数镇民所居住的简陋房舍，阿拉卡塔卡的居民公认这是十足的豪宅，只有他的孙子不这么认为。
1924年7月，一位新的报务员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从本家辛瑟来到镇上时，上校的女儿路易莎已经快满十九岁，她的父亲则已经六十岁。当时，阿拉卡塔卡已经“繁荣”了好几年，路易莎被送到圣玛尔塔最受尊敬但沉闷的修道院“显灵学校”就学，不过在十七岁就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离开。“她没有回学校，因为我们的外公外婆说她看起来很瘦、很憔悴，他们担心她会像姐姐玛格丽妲一样死掉。”她的女儿莉西亚回忆道。路易莎会缝纫、弹钢琴，她所接受的教育代表着他们从瓜希拉搬到香蕉区之时，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对于社会地位提升的渴望与慰藉。因此，他们细心呵护的女儿会爱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黝黑、微不足道的报务员，而且这个年轻人既没有父亲，也没有什么未来可言，这让上校感到非常的惊愕。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女儿的追求者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见面时，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不过讽刺的是，这个主题经常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中出现：一群非婚生子女。虽然尼古拉斯是婚生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非婚生子，他们二十几岁结婚的时候，却都已经拥有不止一名非婚生子女。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早年生活的细节鲜为人知，仅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非常贫困——的确，连他的小孩儿似乎都很少问到这些细节：重要的总是马尔克斯那一边，和瓜希拉的关联。我们知道的是他有一些同母异父的兄妹，包括路易斯·安立奎、贝妮妲、胡利奥、恩娜·马奎西达、亚当·雷纳多和艾列瑟。我们也知道他在亲友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学教育——这在当时的世界各地都是值得注意的成就。我们也听到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设法在卡塔赫纳大学的医学院开始上了一些课，但很快就被迫放弃。他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说，他身为教师的父亲本来愿意资助他接受训练，但遇到财务问题，只好收回承诺。没有人资助他的学业，他离家到加勒比海沿岸的科多华和玻利瓦尔省工作，主要当小镇的报务员，也担任自然疗法的医生，游历了整个前哨地区的河川、沼泽和森林。他也许是马干奎的第一个报务员，接着在妥鲁、辛瑟列霍和其他城镇工作。由于报务员的工作需要依赖机器的现代科技和操作员的读写能力，因此在当时的下层阶级之间无疑比较受尊敬，但也是很辛苦、要求很高的工作。在苏克雷以南、高卡河上的一个小镇阿契，四个非婚生子女中最大的阿维拉多在此出生，当时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只有十九岁。1924年，在如今的苏克雷省，当时为科多华省边境的阿亚贝尔，大沼泽的边缘，他惹上了更多的麻烦。1924年8月，他第一位真正的情人卡梅利娜·艾墨西优为他生下另一个孩子卡门·罗莎之后，他在此要求她嫁给他。然而，就在一趟前往巴兰基亚安排事宜的旅程中，他显然被亲戚卡洛斯·安立奎·帕雷哈给说服，打消了这个天真的决定，跑到阿拉卡塔卡这个种植园的小镇，在此找到报务员的工作。当时的他对于如何引诱女子已经很有经验，以诗词和情歌粉饰他在性事上征服的饥渴。或者，如同他有名的儿子后来所写的，他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加勒比海男子”，这也表示除了其他特质，他有着爱说话、外向、夸张、皮肤黝黑或非常黝黑的特色。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抵达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家时，带着卡塔赫纳一位神父的推荐信，这位神父早年认识马尔克斯上校。根据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的版本，由于这个原因，以好客闻名的上校温暖地接待他，邀请他吃饭，第二天带他到圣玛尔塔，他的妻子特兰基利娜和唯一的女儿路易莎在此地的海边避暑。在圣玛尔塔的车站，上校买了一只笼子里的云雀给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让他送给路易莎当作礼物。坦白说，此举听起来难以置信，却是上校的第一个错误，虽然再次有别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的说法——他对路易莎并没有一见钟情。“老实说，”他回忆道，“路易莎虽然非常美丽，但一开始我对她并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
路易莎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她总是坚持他们一开始不是在圣玛尔塔认识的，而是在阿拉卡塔卡参加一个当地小孩儿的葬礼后，她和其他年轻女性唱歌送别那小孩儿到更好的地方时，一个男声加入合唱，她们生气地看是谁时，却看见一名英俊的年轻男子，穿着深色夹克，四个扣子全扣起来。其他女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我要嫁给他。”但路易莎说对她而言，他看起来似乎只是“另一个陌生人”。路易莎虽然没有经验，但也不是唾手可得之人，加上她性格谨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断然拒绝他的每一次追求。
报务办公室就在教堂对面，在阿拉卡塔卡主要广场后面，靠近墓园，离上校的家只有几条街。这个新来的人有第二封推荐信，这次是来自教区神父。善良的神父是否注意到这个新来的人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有女性访客，我们并不知道，然而，据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报务办公室后面的房间不只有自己的吊床，还为他的情人提供安稳的床铺。他是个有天分的业余小提琴手，擅长表演《舞会之后》，这是一首来自美国黄金年代令人悲喜交加的华尔兹舞曲，劝诫年轻情人不要错过他们的机会。神父邀请他演奏小提琴，伴随着所谓“处女的女儿”合唱团，此举正如放狐狸进鸡窝一般。他的情史包括当地一位刚合格的小学教师罗莎·艾雷娜·费格森，谣传他们之间有婚约，且传得很厉害，以至于他在路易莎家的宴会上和上校的女儿开玩笑，说她会是主要的伴娘或教母。这无疑是个经过算计的笑话，如果她已经受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吸引，正好故意说来让路易莎嫉妒。彼此互称“教母”、“教子”，可以让两人在并不认真、虚构的正式关系伪装下，打情骂俏，愈增亲密。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女性很有一套，而且又很英俊。不过，他一点儿也不愤世嫉俗，而是毫无羞耻，比任何同样背景、资格、天分的人要自信得多。他来自玻利瓦尔的热带大草原，那里以外向和喧闹闻名，与来自前哨瓜希拉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特兰基利娜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不安、自省、完全怀疑打招呼的人。20世纪初，瓜希拉仍然被认为是印第安人的领地，上校公开的友善所掩饰的是根深蒂固的瓜希拉部落对于旧思维和地方的怀念和对外人的疑心。况且，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不合格的女婿及额外的负担，他心目中所谓成功的结合对象无疑是更高地位的家庭，至少能像自己一般受尊敬。
身为父亲的至爱，路易莎多少有点脆弱，有点被宠坏。说来也许有点夸大，但传说形容她是“阿拉卡塔卡的美女”。事实上，她并不是典型的美女，但的确很吸引人，活泼而优雅，虽然也许有一些特立独行的行径，而且颇为不切实际。她被她所爱与尊敬的父母亲封闭在家里和所属的社会阶层，由于父亲放荡不羁的过去，对于她在性方面和社会的安全上更神经质地加强保护。此外，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记载，这家人已经培养出长期、矛盾的“乱伦”传统，拒绝所有外来的追求者，因此把男人变成“偷偷摸摸的街头猎人”，因而经常迫使女性变成老处女。无论如何，比起眼前这位抵达阿拉卡塔卡八个月之后，目光坚定地放在她身上，后来娶她为妻的男人，路易莎的经验少得多。
他们开始在周日弥撒时交换热切的眼神，1925年3月，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寻找方式表达他的感情，要她委身下嫁。他会伫立在房子前的杏树下，午睡时间或是傍晚时，路易莎和她的姑姑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会坐在那里缝纫；偶尔，他们有机会在院子内的大栗树下聊一两句，法兰希丝卡姑姑总是斥责路易莎的追求者，同时以年长女伴的姿态在附近监视着，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不幸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姑一般。最后，在那棵值得纪念的大树下，他演出浪漫民俗里最不殷勤的追求：“听啊，马尔克斯姑娘，我整晚醒着，想着我急需结婚，我心里的女人就是你，没有别人。告诉我你的灵魂是否对我有意，但别认为你一定要同意，因为我对你并非至死不渝。我给你二十四小时考虑。”他被令人敬畏的法兰希丝卡姑婆打断。不过，二十四小时之内，路易莎派了其中一名印第安仆从送来一张纸条，建议私下会面。她说自己怀疑他是否认真，他似乎很会打情骂俏。他说他不会等候，天涯还有很多芳草。她要求他保证许诺，他发誓，如果她愿接受，他永远不会再爱别人。他们同意彼此会和对方结婚，没有别人，“只有死亡”可以阻止他们。
上校很快看到令人忧虑的征兆，他们彼此之间的迷恋，决定趁这场恋曲还没有萌芽之前赶快阻止，却不知道如今已经开花。他拒绝报务员上门，拒绝再和他说话。对于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而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让加西亚追求自己的女儿。有一次，上校主持一场无法排除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社交活动时，他是房间里唯一没有被邀请坐下的人。年轻人觉得自己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买了一把枪，但却无意离开这个小镇。当时路易莎虽然已经二十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二十四岁，但她的父母亲告诉她，她太年轻了。无疑，他们也指出他黝黑的肤色，是私生子，又是令人可憎的保守党政权公务员，而这政党又是上校在战时所对抗的，他也是“枯叶垃圾”的一员，我们镇上随风飘荡的垃圾人渣。然而，这场恋情仍秘密地持续，在弥撒后的教堂外、去戏院的路上、四下无人时在上校房子的窗边发酵着。
这些新的约会方式由法兰希丝卡姑婆告诉她的上校表哥，他则决定采取激烈的做法。由特兰基利娜和一名仆从陪同，他把路易莎送上前往瓜希拉的旅程，途中投宿朋友和亲戚家。即使今日，这都是一趟不舒服、辛苦的路程。由于尚无公路可用，那个年代必须行走狭窄的小径，爬上俯瞰内华达山脉较低坡的峭壁，路易莎以前从来没有骑过骡子。
上校的计划完全失败。如同他自己过去的行为一般，路易莎轻易地智取特兰基利娜。这位历经许多战役的老兵没有算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会想出自己的“游说策略”，更不该低估了报务员的资源。《霍乱时期的爱情》书中详述了这整个密码传情的故事，借由母亲和女儿所经过的每个镇里有同情心的报务员帮忙传送。安娜·里欧斯回忆电报传信的效率，路易莎在玛瑙瑞被邀请去跳舞时，她要求未来的丈夫许可参加，同一天就收到肯定的答复让她跳舞到早上七点钟。由于其他报务员的团结，这对母女在1926年年初抵达圣玛尔塔的海边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已经在等着迎接他穿着“浪漫”粉红色洋装的爱人下船。
显然路易莎拒绝回到阿拉卡塔卡，她和哥哥胡安·迪奥斯及其妻子迪莉雅待在圣玛尔塔，住在波索街。就家庭的冲击而言，可以想象她为反抗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虽然有胡安·迪奥斯代表父亲紧盯着两个女人，迪莉雅本身经历过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部落般排外的恐怖，很高兴可以帮上小姑的忙。在此比较自由的条件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会在周末时探视路易莎，后来他被调到里奥阿查，距离已远得无法在周末探访。路易莎和圣玛尔塔的教区神父佩德罗·艾斯毕霍阁下谈过，他以前也待过阿拉卡塔卡，是马尔克斯上校的好朋友。神父在1926年5月14日写信给上校，说服他这两位年轻人非常相爱，婚姻可以避免他的隐讳所谓“更糟糕的不幸”。上校终于心软，同时，他一定知道路易莎再过几个星期就满二十一岁。于是，1926年6月11日早上七点，这对年轻情侣在圣玛尔塔的大教堂成婚，这是“受祝福之心”之日，也是此城市的象征。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后来会说，他是因为一场梦境才拒绝邀请岳父岳母出席婚礼，不过，看来似乎应该是他们拒绝出席。在1969年到1970年左右，略萨大部分的消息直接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说上校自己坚持这对夫妻应该住得“离阿拉卡塔卡远远的”。提到这一点儿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总是反驳说自己其实非常乐意照办。他们坐船到里奥阿查时，两人都晕船，他向新娘承认自己成为乡下猎艳高手的第一年时就已经诱惑了五名处女，有两名非婚生子女。他是否告诉她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记录，我们必须存疑，然而，新婚丈夫关于自己不良行为的告白，必定使她深深地不悦与震惊。不过，后来路易莎一辈子都记得的是，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里奥阿查租的房子里共度的几个月，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即使不是在婚礼之前，路易莎也可能在婚礼后的第二个晚上就怀孕了。家族传说中，她的怀孕必定会化解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上校之间的冰冷关系。据说，“礼物”经由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之手送到。不过，一直到胡安·迪奥斯从圣玛尔塔抵达的那一天，转达了特兰基利娜很想见自己怀孕女儿的心声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才让她回到阿拉卡塔卡待产。
离开近十八个月之后，在没有丈夫做伴的情况下，二十一岁的路易莎在一个二月的早晨回到阿拉卡塔卡。怀孕八个月的她从里奥阿查又经历一次大风大浪的旅程到达圣玛尔塔。几个星期之后，1927年3月6日星期天早上九点钟，在不寻常的暴雨之中，她产下了小男婴，加夫列尔·何塞·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莎告诉我，当情况“非常糟糕”之时，她的父亲提早离开去做弥撒，等他回来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据说婴儿的体重九磅五盎司（约8.5斤），出生时脐带绕在脖子上。后来，他把自己幽室恐惧症的倾向归因于这个早年的不幸。他的姑婆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提议用朗姆酒涂抹，用受洗水保佑他，以免发生更多意外。事实上，又经过将近三年半的时间，这名婴儿才和他的妹妹玛歌一起受洗，玛歌当时也和父母亲分开，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贾布对于受洗记得很清楚，是在1930年7月27日，在阿拉卡塔卡的圣何塞教堂，由法兰西斯科·安卡利达主持，教父教母是他父母婚礼的证人，他的舅舅胡安·迪奥斯和姑婆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
虽然上校心爱的女儿已然成为他另一个失败的事例，但马尔克斯上校执意将这个失败视为一小场战役，并决心赢得整个战争。他庆祝这个婴儿的出生，生活会继续，如今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即他的长外孙“我的小拿破仑”身上。
加西亚·马尔克斯摄于周岁生日。此照片被用于其2002年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的封面。
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西亚（1864—1937），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约摄于1914年。
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马尔克斯（1863—1947），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母。
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伊瓜兰（1905—2002），加西亚·马尔克斯母亲，摄于结婚前。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1901—1984），加西亚·马尔克斯父亲；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于1926年6月11日，结婚当日，摄于圣玛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