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奥妻子约翰娜书
梵高这个姓可能起源于德国边境上的小城高赫，不过早在16世纪，梵高家族就迁居到了荷兰。根据阿诺尔得·布谢里乌斯所著的《家谱》，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一位雅各布·梵高住在乌德勒的“市政厅后面”；一位简·雅各布住在“麻布市场里”，靠卖酒和书籍为生，他的儿子是国民卫队的队长。
梵高家族的盾徽是一个横条加上三朵玫瑰，直到现在，这依然是梵高家族的饰章。
在17世纪，梵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在荷兰占据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乔纳森·梵高，是聚特芬的地方法官，于1628年被擢升为联盟的高级财务部长；米歇尔·梵高，最初为驻巴西的总领事，后来成为了泽兰的财务部长，后来，他作为大使馆的成员，接待了1660年加冕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几乎在同一时期，博斯克普有一位叫科勒里乌斯·梵高的牧师，他的儿子马修斯起初是高达的一名医师，后来移居到莫德雷赫特，也成了一名牧师。
18世纪初，梵高家族的社会地位稍有下降。定居在海牙的大卫·梵高是一名金制品拉丝工匠，他的长子简子承父业，后来娶了一位名叫玛利亚·斯塔尔维乌斯的女子为妻，夫妻二人在都瓦龙教区的管辖范围内生活。
大卫的次子文森特（1729—1802年）是一位专业的雕刻家，据说在巴黎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在1749年，他曾是瑞士核心队（瑞士的一支步兵军队，早先是法国国王的私人卫队）的一名队员。他的艺术天分在后人身上得到了继承，他直到死都孤身一人，死后留给了他的侄子乔纳森——哥哥简·乔纳森之子（1763—1840年）一些遗产。
起初，乔纳森同他父亲一样，是一位金制品拉丝工匠，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讲经的老师，在海牙的一所修道院里任职。乔纳森后来娶了来自马林斯的乔安娜·范德琳为妻，他们的儿子文森特（1789—1874年）收到了同样名为文森特的叔叔的遗赠，得以进入莱顿大学学习神学。这位文森特就是我们的画家的祖父，他是一位智力出众、责任心极强的人。在大学里，他的表现十分优秀，获得了所有的荣誉和证书。1805年，校长德布依先生这样评价道：“聪颖而勤奋的青年文森特·梵高，是所有学生的榜样，他严于律己，待人热忱。”在莱顿大学，文森特顺利地完成了学业，1811年，22岁的他在这所学校毕业。他广交朋友；他的友书上写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句；他有一个小巧的丝质花冠，上面刺着紫罗兰和勿忘我，标记着E.H.薇拉达格，显示了花冠出自这位名叫薇拉达格的姑娘之手。后来，文森特在本斯霍普定居下来，就同姑娘喜结连理。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一开始住在本斯霍普牧师住宅，后来搬到了欧彻，1822年后定居布鲁达。1857年，他的妻子在此谢世，文森特继续在布鲁达生活，直到去世，这是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
文森特夫妇一共养育了十二个子女，其中一个不幸在襁褓中就夭折了。文森特家人间的感情由一条温暖而诚挚的情感纽带维系着，尽管孩子们后来可能会天各一方，但他们依然会深深地牵挂着彼此，同甘苦共患难。其中两个女儿均嫁给了地方高官——庞皮将军和克劳温将军，另外三个女儿终身未嫁。
他们的六个儿子都身居要职。约翰内斯参加了海军，并获得了海军的最高军衔，也就是中将。当他担任阿姆斯特丹海军船坞的司令官时，他的侄子文森特曾经在他家居住了一段时间。约翰内斯有三个儿子成为了画商：长子亨德利克，他在信中被称为“海因叔叔”，他在鹿特丹踏入商界，其后又在布鲁塞尔定居；科尼利厄斯·马利努斯成为C.M.梵高公司的总负责人，他在阿姆斯特丹广为人知（他的侄子经常以他的简称C.M.称呼他。）；对侄子文森特和提奥影响最深的三子，名叫文森特，他因为年少时身体虚弱而没能进学院深造，这让对他寄予最高期望的父亲深以为憾。文森特在海牙开了一家小商店，出售颜料和画具，他仅用了几年时间就把它扩大为欧洲颇有声誉的画廊。他是一个天赋异禀、聪明而又机智的人，在那时的艺术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巴黎，古比尔让他担任自己公司的合作伙伴，这家公司在梵高加入后名极一时。正是在那里，文森特和提奥第一次接受商业培训。古比尔在他们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园”。提奥留在那里，事业风生水起，文森特在那里工作了六年，那儿一直是他心中最留恋的地方，因为在年少时，那里对于他来说是“世界上最好，最宏伟，最美的地方”。
梵高牧师的六个儿子中只有一个继承了父业。提奥多鲁斯（1822—1885年）在乌特勒支学习神学，后顺利毕业，并于1849年开始在津德尔特生活，那是比利时边境布拉班特的一个小村庄，这一任命来自他的父亲。提奥多鲁斯·梵高富有魅力（有人称他为“英俊牧师”），他天性博爱、品质高尚，但却不是一个天资优良的布道者。在被委派去其他地方之前，他一直被遗忘在小村庄津德尔特，而他后来也只去了像埃顿、海尔福伊特和纽恩南这样的小地方。但在他的小交际圈里，人们对他深怀敬意，他的孩子们也很崇拜他。
他在1851年5月和安娜·科尼莉亚·卡本特斯结婚，她于1819年出生于海牙，其父亲威廉姆·卡本特斯是海牙有名的图书装订商。他装订了荷兰的第一部宪法，因而获得了“国王的装帧商”这一头衔。他最小的女儿科尼莉亚嫁给了文森特·梵高——那个艺术品交易商；他的长女嫁给了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牧师斯特里克。提奥多鲁斯·梵高和安娜·卡本特斯的婚姻十分美满。安娜是他的得力助手，全身心地支持他的工作。尽管这个大家庭让她有干不完的活，但她依然和他一起去拜访他的教民们。宁静乏味的乡村生活从未熄灭她欢悦生动的生命之光。她是一个非凡而可敬的女人，即便不幸在晚年（她活到了87岁）时失去了丈夫和三个成年的孩子，她也仍然保持着充沛的精力与向上的精神，用难得的勇气排遣忧愁。
除了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爱，安娜的独特之处之一便是她把思想表露在纸上的能力。她那双经常帮助他人的繁忙的手，握着的不仅有针线，还有笔。“我只想寄给你几句话”是她最喜欢的措辞，然而就是这样的“几句话”恰好能给收信人带来安慰与力量。在将近二十年里，它们对我来说都是永不枯竭的希望与力量之源，在这本书里，那是对她的儿子们的纪念，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追忆。
在1852年3月30日，津德尔特的牧师住宅里诞下了一个死婴，一年后的同一天，安娜·梵高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根据两位祖父的名字，他被命名为文森特·威廉姆，和外表一样，他的品质和性格都更多地遗传自母亲。文森特生命中展现出来的充沛精力和不屈意志，基本上都源自他母亲的性格；他还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突出的眉毛下好奇的目光。和双亲亚麻色的肤色不同，文森特的皮肤有些微红；他中等身材，双肩开阔，给人强壮坚定的印象。他母亲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她说，除了文森特，她没有一个儿子十分强壮。如果是体格稍柔弱一些的孩子，在文森特偏激性格的重压下，一定早就崩溃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很难相处，经常惹麻烦，并且以自我为中心，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引导，因为他的父母对长子特别温柔。有一次，梵高祖母从布雷达来看望在津德尔特的子女，看到小文森特在发脾气。有着养育了十一个子女经验的祖母，抓着小犯人，把他带出了房间，并大声教训了他。温柔的母亲为此愤怒得一整天都没和婆婆说话，多亏了和蔼的父亲才让两个人重归于好。提奥多鲁斯有一辆可以跑夜路的四轮马车，于是他载着两个女人来到野外，在感受美丽自然风光的同时，她们原谅了对方。
文森特从小就对动物和花朵表现出了极深厚的爱，他热衷进行各种搜集，这时的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还没有显现出来。根据文森特回忆，在他8岁的时候，他用黏土做了一只小象，这引起了父母的注意，可后来由于父母的过度关注，他马上就把小象毁掉了。后来他又画过一只猫，可最后同样没逃过被撕毁的厄运，这件事给他的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森特短暂地接受过乡村学校的教育，但是他的父母发现这些针对农村男孩的课程使文森特变得十分粗野，于是他们决定聘请一位家庭女教师，在自己家中给孩子们上课，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六个孩子。梵高出生后过了两年，一个小女孩就降生到了这个家中，又过了两年，在1857年的5月1日，这个家庭又迎来了一个男孩，和父亲一样，取名为提奥。在这之后，又相继降生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妹妹威廉明娜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一直同文森特保持着不太频繁的书信往来。）同长他4岁的哥哥文森特相比，提奥更温柔善良一些，他的面孔更俊俏，体型也更匀称，他们都面色微红，眼睛是淡蓝色的，光线较暗的时候，眼睛又是一种蓝中透绿的颜色。
1883年，梵高曾比较了他和提奥在相貌上的异同。1889年，在提奥写给我的信中，参照罗丁为施洗约翰雕刻的大理石头像，也对文森特的外貌进行了描述——“施洗约翰的形象是基督的预表，这座雕像和文森特实在是太像了，虽然罗丁和他素未谋面。可那流露出的愁绪，那因深深的皱纹而扭曲的额头，显示出深邃的思想和严格的自律，完全和文森特一样。虽然相较之下，文森特面部的棱角要更分明些，除此之外，两者鼻子的形状和头部的结构完全一样。”后来我也去看了这尊雕像，发现雕像人物与提奥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孩提时代开始，文森特和提奥两兄弟就形影不离。最大的妹妹在回忆起年少时光时，总会说起一些有关文森特的好玩的事。提奥只记得文森特会发明有趣的游戏，有一次为了向文森特表达感谢，他们在花园的玫瑰丛里摘了一朵最美丽的玫瑰花送给了文森特。他们的童年充满了布拉班特乡村生活的快乐，在乡村牧师住宅的范围内，他们在玉米地里、在荒原和松林间成长，童年生活是他们此生难忘的回忆。幸福的童年使他们将来在面对苦难时有些措手不及。在不得不走出乡村，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年纪尚轻，可他们还是带着苦涩的忧郁上路了。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里，难以言喻的思乡之情总是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是如此思念那个甜蜜的家，它就在荒原上的小小村落里。
文森特后来回过布拉班特许多次，他的样子看起来还像个“乡巴佬”。至于提奥，他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巴黎人，可他总是笑称，他的心里还藏着某些属于“布拉班特男孩”才会有的东西。
梵高曾说过，“在我和弟弟的记忆中永远都无法忘怀的便是布拉班特的田野地和石楠林，”因为父亲去世，母亲不得以搬离了牧师住宅，对此梵高颇有抱怨，“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人留在布拉班特了。”后来，他的弟弟来阿尔勒医院探望他，因为此事满怀伤感，便枕在他身旁，梵高便悄声说，“我们离开布拉班特，就像小时候离开津德尔特一样”。不久之后，梵高在其信中写道：“当我卧病在床，我仿佛回到了津德尔特小镇。家中的每间房屋、镇里的每条道路、花园中的每株花草、镇子周围的田野地连同街坊邻里、教堂墓园、教堂和教堂背后家里的果菜园，甚至连墓园中搭在刺槐树上的喜鹊窝都一一浮现在眼前。”
那些童年的回忆如阳光般照耀在梵高的心底。12岁那年，梵高便被送往泽文伯根的寄宿学校，关于那段时光，没有任何痕迹可寻，除了梵高的一位妹妹后来在写给提奥的信中提道，“你还记得母亲生日那天文森特是怎么从泽文伯根赶回来的吗？后来我们都玩了些什么？”在寄宿期间，梵高是否结交过朋友，依然无从得知。
在他16岁的时候，关于职业的选择变得十分迫切，于是他向叔叔文森特寻求指点。
文森特叔叔通过经营艺术品交易赚取了一大笔财富，可由于自身的健康问题，不得不很早就从巴黎竞争激烈的生意场上退休了，虽然他与公司依然有着经济上的联系。他定居在普林森哈格，靠近他的老父亲生前居住的布雷达，同他住在津德尔特的关系最亲密的哥哥也相距不远。在冬季，他和妻子习惯在法国南部的门托尼度过，在去门托尼的旅途中，他们有时也会在巴黎稍作逗留，所以，他并非完全与生意场绝缘了。他在普林森哈格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展出自己收藏的珍贵画作。后来他又对这里进行了扩建，就是在这里，文森特和提奥第一次在艺术的世界里大开眼界。文森特叔叔没有孩子，他怀着一颗诚挚而热情的心往返于津德尔特的牧师住宅和普林斯哈格。孩子们总是大声欢呼着，欢迎从普林斯哈格来的“那辆马车”，因为它总是带来许多惊喜——花朵、稀有的水果、精美的食物。另一方面，津德尔特的侄子侄女们齐聚一堂的热闹场面，也会在这位来自普林斯哈格的病人心上洒下令人愉悦的光亮。文森特叔叔和提奥多鲁斯只相差一岁，他们彼此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的妻子又是亲姐妹，这使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牢固。这位富裕的艺术品交易商的年轻侄子自然而然成为了他事业上的接班人，甚至是他的继承人。
1869年，文森特作为最年轻的雇员进入海牙的古比尔公司工作，师从特斯提格先生，现在，一个光明的前程似乎在等待着他。他住在位于贝斯滕广场的罗斯一家的房子里，后来提奥也寄居在这户人家家中。这是一座十分舒适的房子，文森特物质上的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可是他们的精神上并没有任何交集。在海牙，他经常去母亲的亲戚朋友家中拜访，比如说汉尼贝克一家，范·斯特科姆一家，还有苏菲·卡本特斯婶婶一家，她家里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嫁给了我们著名的荷兰画家安东·毛弗，另一个嫁给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在特斯提格写给文森特父母的信中，他写道，就像他祖父年轻时一样，文森特是一个“勤奋学习的青年”，深受大家的喜爱。
文森特在海牙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提奥依然在奥斯特韦克（靠近海尔福伊特）上学，这期间，他会来哥哥这里小住几天。在1872年8月的那次小聚后，兄弟二人开始书信往来，这些现在看来褪色变黄、字迹稚气的书信，直到文森特去世之前也未曾间断。在文森特去世后，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封写了一半的书信，信的结尾处写着心灰意冷的“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似乎是在向这个世界挥手告别。
他们二人生活中发生的主要事件在信中都有提及，细节部分也有补充，这些细节要么是从提奥那里听说的，要么是在提奥与父母的书信往来中找到的，这些书信保存得很完整。（遗憾的是，文森特写给父母的信都损毁了。）从1873年1月开始，两人就开始通信，那时提奥只有15岁，他来到了布鲁塞尔，后来成长为一名艺术品交易商。
这些信总充满了对一个过早离开家的男孩的怜爱和关心——“提奥，你现在还只有15岁啊！”母亲在写给提奥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他们都如此牵挂这个孩子，因为他和别的孩子不同，一直温柔而虔诚地回报着他们的爱，并成长为“他们晚年的荣耀”，他们总喜欢这么称呼他，这些信件事无巨细地记录了牧师住宅里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花园中的鲜花开得如何，果树如何繁育，有没有听到夜莺的歌声，来了怎样的访客，弟弟妹妹们在做些什么，父亲的布道词，除了这些，还有许多关于文森特生活细节的询问。
在1873年，这些信的收信地址改到了伦敦的公司，离开海牙的时候，特斯提格先生对文森特表达了极高的赞赏，他还给他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在画廊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和文森特打交道，不管是实习生、正式员工还是画家，他将来肯定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他的职业生涯的第一段时期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时的他还和以前一样单纯。”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起初，文森特在伦敦的生活进展顺利，他一年能拿到90英镑，虽然生活费用昂贵，可他依然养成了存钱的习惯，时常往家里寄钱。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他也给自己买了一顶礼帽，“你在伦敦不能没有一顶礼帽，”他还喜欢每天从郊区到位于伦敦南安普顿街道上的画廊的那条上班路线。
他最初租的房子是两位女士的，她们养了两只鹦鹉，这个地方的住宿条件不错，可对于文森特来说价格还是有些稍贵，于是在8月，他搬到了罗伊尔太太家，这是一位郊区牧师的遗孀，家乡在法国南部，和女儿乌苏拉一起开办了一间招收儿童的学校。在这里，文森特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乌苏拉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从来没看见过，也没想象，会有如此关爱彼此的母女”，他在给一个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看在我的份上，爱她吧。”
他从未向父母提及过这件事，因为就连他自己也不能确认对乌苏拉的爱，不过他的这些寄回家的信中闪耀着欢乐的光芒。他在信中说他十分喜欢自己现在的生活——“多么充实的生活啊，感谢上帝的赐予！”
9月，一位熟人来到伦敦，顺便为文森特捎来了一个包裹，如果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一定会觉得很特别。包裹里除了一些日常用品，还有一捆草，一根橡树枝条做的花环，这是提奥放假在家时亲手做的，这一时期，他已经得到了来自布鲁塞尔的任命，将要去往海牙的古比尔公司工作。文森特的房间里必须装饰一些能让他想起深爱的田野和森林的东西。
他同罗伊尔一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时常会把一些小画作寄回家，这些画作的内容主要是他所居住的这座房子、外面的大街以及他自己的房间。“通过这些画，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些画都画得棒极了！”他的母亲在信中这样写道。在这一时期，文森特的绘画天赋得到了极大的显现。后来，他在从德伦特写给提奥的信中这样写道，“贝斯滕广场在我的画笔下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我从南安普顿大街回来时已经是夜里了，一种虚无感袭来，然后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什么叫透视，我会经历多少困难，要是早点结婚，我该是多少孩子的父亲了。”
在这一时期，文森特同马修·马里斯（他是一位住在伦敦的著名荷兰画家）见面的机会很多，可由于生性害羞，他没敢同他畅所欲言，也从未向他表露出自己的仰慕之情。要实现梦想，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注定是坎坷的。
一月，文森特涨工资了，直到春天结束，他的信中依然透着亢奋和欢愉。他打算在七月回荷兰一趟，在这之前，他似乎向乌苏拉告白了，却从她口中得知，在文森特出现前，她已经同之前在她家寄宿过的一个人订婚了。文森特试图打动她，让她解除和那人的订婚，可是没有成功。情感上的初次重创，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变。当他回荷兰休假的时候，他瘦了很多，沉默寡言，悲痛让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母亲这样写道：“文森特画了许多漂亮的画，他画卧室的窗户玻璃，画前门，房子的每个角落都出现在了他的笔下，他还画从伦敦的窗子里向外眺望时看到的街道，他的这项令人赏心悦目的天赋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最大的妹妹希望他能换个环境，在她的陪伴下，文森特重新回到了伦敦。这一次，他住在肯辛顿新路395号的常青藤小屋，这里的房子带家具。同家庭生活彻底隔绝开后，文森特变得越来越沉默和沮丧，也越来越虔诚。
他的父母对于他离开罗伊尔一家这件事感到很高兴。“这家子有太多的秘密，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哪怕幻想的破灭给了文森特沉重的打击。”他的父亲写道。他的母亲也不无担忧地说道：“夜晚已经够长了，他的工作很早就结束了，他一定常常很孤独，这孤独要是没给他的心造成伤害该多好。”
文森特这种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他的双亲既焦急又担心，他的叔叔文森特也要求他多跟人打交道，“和人交际跟学做生意一样重要”。然而，他的阴郁情绪一直没有得到疏导，文森特寄回家的信越来越少。他的母亲甚至以为是伦敦的大雾让他的儿子变得压抑了，觉得换个环境可能对他有帮助。“可怜的孩子，他天性善良，可我知道，他正在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
1874年的10月，文森特叔叔把文森特短暂的调到了巴黎的别的分公司，可他对此却并不高兴，事实上，因为文森特感到大为恼火，所以没有给家中忧心忡忡的双亲写信。“他只是心情不太好。”文森特的姐姐说，提奥也这样安慰父母，“他没事。”
12月底将至的时候，文森特回到了伦敦，他依然住在之前租住的房间里，继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一时期的生活真可以用古怪来形容。他对作画的热情减退了，可是他依然广泛地阅读，从《勒南文集》上摘抄的一句话标志着伦敦时期的结束。通过这些摘抄，我们可以窥见文森特这一时期的想法，以及他对完美的追求。“牺牲所有的私欲来成全伟大的事情，使精神变得崇高，超越几乎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庸俗。”然而文森特自己也很迷茫该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
1875年5月，他因为画廊的特殊任命，需要长期在巴黎工作，然而，巴黎是一个让他没有归属感的地方，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那个位于蒙马特区的狭小房间反而能让他感觉自在些。每天清晨和夜晚，他都会和自己年轻的朋友哈里·格拉德维尔一起读《圣经》，他不愿流连于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
他的父母从他寄来的信中感觉到情况有些糟糕，等他在圣诞节回家的时候，他们进行了一次谈话。父亲给提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文森特最好离开古比尔公司两三个月，这会对他有好处，不过眼下最紧要的是他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并不开心。”文森特的家人是如此的爱他，又怎么会让他留在一个让他不开心的地方呢？可文森特想要为家里人做些什么，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想干一番大事，至于具体做什么他目前还没有规划，但肯定不是在这间艺术画廊里。他一从荷兰回到巴黎就被布索先生（他是古比尔先生的女婿，是古比尔公司的继承者）叫去面谈，在4月1日这天，文森特被解雇了，他接受了公司的这个决定，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其实他大可以解释说自己回荷兰老家过圣诞去了，可这段时间正是巴黎的生意最忙的时候。
在他的信中，文森特试图表现得轻松愉快一些，可是他的周围仿佛有一团团乌云正聚集过来，这使他的心终日感到苦闷和焦虑。这一年，文森特23岁，刚丢了工作，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机会又十分渺茫。文森特叔叔对于这个和他同名的侄子很是失望，后来干脆放任他不管了。他的双亲都很想为儿子尽一份心力，虽然他们为此不得不动用了给孩子们准备的请老师的钱，但依然帮不了文森特多少忙。（牧师的工资是一年820盾。）文森特已经受过教育了，现在也要为他的弟弟妹妹们请家庭教师了。好在没过多久提奥就成了这个家庭的可靠支撑，家中的大小事务大家也愿意寻求他的意见。在那时，提奥就建议文森特潜心作画，然而文森特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他的父亲建议他去博物馆找份工作，或者自己开家小型画廊，就像文森特叔叔和科尼利厄斯叔叔创业时开的那种。这样一来，他就能遵从自己关于艺术的一些想法，而不用违背本心去向顾客兜售那些他认为画得很差劲的画作。然而这一次，他的心又一次地飞向了英国，他要去那里当一名老师。
1876年4月，通过一则广告，文森特在拉姆斯盖特的斯托克先生手下谋到了一个职位。7月时，斯托克先生又把他的学校搬到了伊斯莱沃思。学校提供食宿但没有薪水，于是，文森特很快接受了来自卫理公会牧师琼斯先生的工作邀约，因为他的学校能提供更好的待遇，这份新工作和副牧师的工作性质有些类似。
他写给家人的信中透露着悲观。“似乎有什么在威胁着我，”他写道，而他的父母也充分察觉到他并不满意以教书为生。他们建议他考一个法国或德国学院的文凭，但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和艺术或者自然有关的工作，”他的母亲在信中说，她明白儿子正经历着什么。在绝望的重压下，他虔诚地信仰和依靠着宗教，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安慰。他对美的追求那样执着，同时，他也想为了帮助身边的人好好活下去。有时，他似乎沉醉于英文文本和赞美诗甜蜜和谐的文辞中，沉醉于浪漫迷人的英国乡村教堂中，沉醉于笼罩着英国的充满爱的神圣的氛围中。那些日子他的信里带着近乎病态的敏感。他不厌其烦地谈论和教堂有关的职位，然而他在圣诞节回家后却决定不返回伊斯莱沃思了，因为他在那里毫无前途。他和琼斯先生保持着友谊，琼斯先生后来在纽恩南小住了几日，他们后来又在比利时再次碰面。文森特叔叔又一次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在多德雷赫特的一间书店安排了一个工作。他接受了，但并不热衷于此。他的一个妹妹写给提奥的信中见解独到，“你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寻常人物，我倒觉得如果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会更好一些。”另一个妹妹写道，“他的信仰把他变得既迟钝又不合群。”
传播福音依然是文森特唯一热衷的事，终于，他决心学习神学。阿姆斯特丹的叔叔们早就承诺过会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文森特能住在海军最高首脑约翰内斯·梵高的家中，这能帮他省去一大笔花销；斯特里克姨夫给他找了教授古典课程最好的老师；在科尼利厄斯叔叔的艺术画廊，他对绘画的爱好能得到满足。每一个人都在帮他，让他的这条求学之路走得更顺利些，除了文森特叔叔。他对文森特做出的这个选择很是反对，因而袖手旁观——他的看法最终被证明是对的。文森特意气风发地开始努力了，首先，在被大学录取之前，他得通过入学考试，这会花去他七年的时间。他焦虑的双亲询问远在阿姆斯特丹的亲人们，24岁的文森特是否有毅力坚持学习下去，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1877年5月到1878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这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段既漫长又悲伤的时光。半年过后，文森特的激情和勇气就逐渐减退了，习作练习和语法学习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是通过给人们传播福音，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远用不着学这么多！他渴望实践性的工作，最终，他的老师也意识到文森特不可能学有所成，于是他建议他放弃学习。在1910年11月30日的报纸上，门德斯·德科斯塔讲述了有关他这位后来变得非常有名的学生的一些回忆，他回忆起文森特许多独特的地方：他总是很紧张，样子也有些奇怪，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魅力，他对学习很有热情，严格自律，并会对自己进行自我惩罚，可他最终还是不能适应正规的教育。这条路也不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后来，文森特坦白承认，虽然他在正规学习上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依然很高兴。不过比起投身于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神学学习，他倒不如鼓起勇气寻找新的出路。这段求学之路被文森特视为“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光。”
他会一直“恭谦”下去，现在的他想成为比利时的一位福音传道士，这份工作不需要任何证书，也不需要会拉丁文或希腊文。只需要在福音传道学校学习三个月——在那里，课程是免费的，只需要缴纳很少的食宿费——然后他就可以去一个地方开始传播福音了。在7月的时候，他和父亲一起上路了，同行的还有去比利时的琼斯先生。他们三人在埃顿待了几天时间，一起拜访了福音传道委员会的几位成员：来自鲁瑟拉勒的范登布林克牧师，来自马林斯的皮特森牧师以及来自布鲁塞尔的德容牧师。文森特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给这三位牧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父亲这样写道：“他在国外的那些经历以及去年在阿姆斯特丹度过的一年，总算排上些用场了，他在自我介绍中表示自己接受过教育，并且从学校生活中学到了很多。”随后，文森特顺利被福音传道学校录取了。可是这次新选择又给他的父母平添了新的焦虑，“我总是很担心文森特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他的古怪会把一切都搞砸的，他对生活的想法和态度都奇怪了。”他的母亲这样写道。他的父亲这样补充道，“当我们觉察到他已经觉得人生了无生趣的时候，我们很难过，他走路时总是低着头，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得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可他偏偏选择了那条最难走的路。”
事实上，文森特的目标是——保持自我的谦卑，忘却自我，牺牲自我，牺牲每个人的私欲，这个理想是他在宗教上寻找到庇护后形成的，他做事从来不会半途而废。但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前人的脚步，盲目地按照他人的意念行事，这不是他的性格，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别人。8月末，文森特来到了这所位于布鲁塞尔的学校。这所学校才刚刚开始招生，只有三名学生。在博克玛先生的课上，文森特表现得最为积极，然而他在这所学校依然感到很不适应，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是一条离了水的鱼”，而且他总是因为奇特的穿着和举止被人取笑。即兴创作的天赋抛弃了他，他的生活完全被布道演讲占据了。老师们对他最大的反面评价是，“他一点也不顺从”，三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文森特并没有得到任命。他立刻给提奥写了一封信，他似乎因此深受打击。他的父亲收到了一封来自布鲁塞尔的信，大约是从福音传道学校寄来的，信中说文森特很虚弱也很瘦削，整晚不睡觉，处于一种紧张又兴奋的状态，建议家人最好能来把他接回去。
文森特的父亲马上赶到了比利时，顺利地解决了所有问题。文森特自发地前往博里纳日，在那里，他和范登哈根牧师住在教堂路39号，每个月需付30法郎的食宿费，这个地方在帕塔拉戈斯，靠近蒙斯。在晚上，他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拜访穷人，给他们布道。等到了1月，福音传道协会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他会试着再争取一次任命的机会。同这里的人们打交道让文森特感到很开心，在空闲时，他会绘制巨大的巴勒斯坦地图，那是他的父亲以每幅10法郎的价格向他定制的。终于，在1879年的1月，文森特得到了在瓦姆任期半年的工作机会，报酬为每月50法郎，工作内容包括布道、教孩子读书认字、拜访生病的人——文森特由衷地喜爱这份工作。他从那里寄出的第一封信中表现得心满意足，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特别是那些需要他亲力亲为的工作，他尤其热心于照顾那些生病和受伤的人。然而，他又陷入到了牺牲私欲的古老夸张的论调中——他试着将耶稣的教义付诸实践，他把所有东西都奉献了出去，他的钱，他的衣服和床，他离开了位于瓦姆的温暖舒适的丹尼斯家，租下了一间条件简陋的小棚屋。他在寄给双亲的信中提及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在2月底的时候，黎赛留牧师来巡查，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矿难，文森特的精神状态对于福音传道协会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过狂热了，而且他们认为这样一个连自己都忽视不管的人是无法给人们树立榜样的。瓦姆的教堂协会马上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文森特不解释清楚这一切，他们将马上解除他的任命。然而，文森特对此淡然处之。“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他这样写道，“耶稣在风暴中也十分平静，在一切开始有所好转前，事情可能会向另一个极端发展。”这一次，他的父亲又来到了他身边，成功地平息了风暴，他把他带回了先前寄宿的那座古老房子，劝诫他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工作压力，在这段时间，一切都相安无事，至少在他的信中没有提及什么烦心事。就在那时，一次严重的矿井爆炸事故发生了，热病蔓延开来，文森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照顾矿工的工作中，他那虔诚信教的母亲这样写道，“文森特的信里记录了许多有趣的事，虽然在外人眼里他很古怪，但是他对穷人有一颗温暖而关爱的心，上帝总有一天会眷顾他的。”在同一时期，文森特也在信中写道，他画了一些矿工们的穿着和工具的素描，等他回家时会带给他们看。在7月，不好的消息接踵而至，“他没有按照协会的意愿办事，冥顽不灵。充耳不闻所有关于他的评价，”他的母亲这样写道，在六个月的任命结束后，协会决定不再继续聘用他，不过他们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让他另找一份工作。文森特离开了瓦姆，步行来到布鲁塞尔，他向已经从马林斯搬到了布鲁塞尔的皮特森牧师寻求建议。在闲暇时，皮特森牧师也会用绘画来消磨时光，并且拥有一间自己的画室。这大概也是文森特来找他寻求帮助的原因。疲劳至极又酷热难耐，当精疲力竭且精神焦虑的文森特来到皮特森牧师家门外时，他完全没料到自己的这副样子会吓坏了牧师前来开门的女儿。她连忙叫来了父亲，然后就躲开了。皮特森牧师亲切地接待了文森特，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让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还邀请他参观了自己的画室。文森特带来了自己画的一些矿工生活的素描，两人谈话的内容无外乎绘画和福音传道学校。
“文森特给我的感觉是太过自我，”皮特森在给文森特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文森特母亲的原话是，“他很幸运，总是能找到愿意帮他的人，现在皮特森牧师就是那个帮助他的贵人。”
根据建议，文森特选择继续留在博里纳日，由于福音传道协会已经不再雇用他了，所以他的一切花费得由自己承担，他和弗兰克牧师一起住在奎姆。在8月中旬的时候，在父母的要求下，他回了埃顿一趟，看望双亲。“他看起来不错，就是穿得差了些，他整日埋头读狄更斯，穿戴整齐后才会跟人说话，对于自己的未来只字不提，”他的母亲这样写道。关于自己的未来，他又能说些什么呢？难道就现在的情况看，未来还不够惨淡吗？他曾经幻想着能够通过传福音，安抚和鼓励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的矿工们，然而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疑惑与信仰间苦苦挣扎，曾经的幻想渐渐破灭了，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开始崩塌。（《圣经》中的篇章以及对宗教的沉思越来越少地出现在他后期的书信中，最后彻底终止了。）没有出现任何转机，文森特在这段时间里潜心绘画与阅读，他读了包括狄更斯、比切·斯托、维克多·雨果以及米什莱在内的许多作家的作品，然而他所做的这些都是漫无目的、没有系统的。回到博里纳日后，他开始四处漫游，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很多时候连口面包也没有。他的父母和提奥会不定时地给他寄些钱，这些钱能勉强满足他的日常所需，所以文森特的生活一直很拮据，有时一连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口袋里都空无一文。
在10月，提奥在巴黎的古比尔公司得到了一个长期职位，他特意来看望哥哥文森特，想要帮他对未来做些规划，然而结果还是徒劳。文森特还没有做好做任何决定的准备，在挣扎着度过了跨越1879年和1880年的寒冬后，他对自身的能力越发怀疑，他的一生充满坎坷，那个寒冬无疑是他生命中最为悲伤且绝望的时期。怀着绝望的心情，文森特揣着仅有的10法郎，出了一次远门，他此行的目的地是朱尔斯·布勒东所在的库里耶尔。文森特相当欣赏他的画作和诗歌，他真诚地希望结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艺术家。然而当他来到库里耶尔，站在布勒东新建的画室前时，他感到自己一定会被拒之门外，于是一下子失去了自我介绍的勇气。备受打击、沮丧万分的他又长途跋涉回到了博里纳日。他的钱已经全花光了，于是他只能睡在露天或者干草垛上。有时，他会拿自己的画换一片面包，他开始感到体力不支，身体状况也随之变得糟糕起来。春天里，他又去了一趟位于埃顿的牧师住宅，再次说起要回伦敦的事。“如果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那么我会支持他的。”他的父亲这样写道。然而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博里纳日，1880年的夏天，他住在奎姆的矿工查尔斯·德克鲁克家。在7月，他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向家人坦白了自己内心正在经历什么——“我很焦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我是不是真的那么一无是处，有什么事是我能做好的？”服务大众、安抚大众的古老愿望支撑着他继续写下去，他的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希望我的画能够像音乐一样安抚人心。”经历了这段被深深的沮丧和黑暗笼罩的日子后，终于，曙光到来了。阅读书籍没有给文森特带来满足，他也没有开始文学创作，正如他的书信中写到的那样，他又回归到了自己的旧爱上，“我对自己说，我会再次拾起画笔，我要重新开始画画，之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这听起来像是解脱后的哭喊，“别担心我，如果我能坚持画下去，就一定会成功的。”终于，文森特找到了自己的职业，精神也恢复了正常。他不再质疑自己，不管未来的生活会多艰难，他的内心依然能保持宁静，他坚信自己能够在绘画这条路上取得成功。
文森特和矿工德克鲁克的孩子们共用一个房间，这里也是他的第一间画室。在那里，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幅原创作品——一群早起去工作的矿工，从而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那里，他没日没夜地临摹米勒的画作，等到房间里已经装不下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开始在花园里作画。
秋天来了，寒冷的天气使室外作画不能再继续下去，而且他的房间已经被先前的画塞满了。于是，他在10月的时候搬到了布鲁塞尔，租住在一个小旅店里。他渴望能再次欣赏到名家的画作，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结交别的艺术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极度渴望同情、善意以及友谊，其实他生性古怪，很难与人相处，这使得他在生活中总是形单影只，其实他一直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生活和工作上的伴侣。
这一时期，提奥在巴黎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位，他能够在语言和实际上对文森特给予帮助。在他的促成下，文森特结识了年轻的荷兰画家范·拉帕德。范·拉帕德恰好这一时期需要在巴黎工作一段时间，现在在布鲁塞尔的学院学习。一开始，这段关系发展得很慢，因为两人简直天差地别，一个是年轻而富有的贵族，一个是被人忽视的来自博里纳日的流浪者，像这样的两个人是不可能一见面就能成为朋友的。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彼此关于艺术的品位和看法是如此的相似，两人间的友谊开始升温了。这也许是文森特在荷兰的唯一一段友谊，这段友情持续了五年时间，最终因为一次误解而破裂。每每回忆至此，范·拉帕德总是很后悔，虽然他承认和文森特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每当我回忆起我们在布鲁塞尔初次见面的场景，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早上九点，他走进了我的房间，一开始我们并没有一见如故，然而等我们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融洽起来，”在文森特去世后，范·拉帕德在给文森特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是集合了纠结、挣扎与痛苦的存在，只要是看见过他的人，都会对他产生深深的同情，他对自己的要求太过苛刻，这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来自一个诞生了许多伟大艺术家的家族。”
“虽然文森特和我因为一次误解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很后悔。我依然会时常想起他，想起那些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那时，我俩有很多绘画上的共鸣。
“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会将那段时光一直深藏于心。我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文森特那阴郁的模样时常出现在我眼前，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清晰。纠结、狂热而又阴沉的文森特啊，他经常发火，也很容易被人激怒，可他的心灵是那样高尚，他在艺术方面的天赋又是那样卓越，让人由衷地倾慕并且想要和他结交。”
对于范·拉帕德的个人看法，文森特在他的信中展现得很清楚。通过提奥，他又结识了在当时名气较小的画家勒洛夫斯。勒洛夫斯建议文森特进入正规的美术学院学习，然而这一建议却被文森特拒绝了。也许其他人不认可他是因为他的绘画技能还不够高超，其实他可能对学院派的规则和理论非常了解，只是在绘画实践和理论上，他更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探索。这就是他不与同一时期在布鲁塞尔的美术学院学习的荷兰画家，比如哈弗尔曼，结交的原因。
文森特自学解剖学，勤奋地写生，在他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己正向一位贫穷的画家学习透视，每堂课两个小时，需要支付1.50法郎的学费。这位画家的名字无从考证，可能是一位叫作马迪奥的画家。
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范·拉帕德离开了他，他继续在范·拉帕德的画室里工作，因为他自己的房间实在是太狭小了，他渴望到新的环境里作画，尤其是到乡村里去。布鲁塞尔的日常花销高得让他难以负担，文森特想到，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回他父母所在的埃顿，在那里，他住宿和吃饭都不用花钱，他收到的那些钱都可以用在自己的绘画事业上。
他在埃顿待了八个月，1881年的夏天对文森特来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起初，范·拉帕德来到埃顿和他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范·拉帕德欢乐地回忆起他在牧师住宅的那段生活，“我来到了埃顿！我进屋的时候，你还坐在窗下，”他在给文森特母亲的信中写道，“初到埃顿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田间小径上散步，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我们后来又去了塞彭、帕西瓦尔塔、里斯博思，我总是忍不住掏出速写本，画下眼前的美景。”
8月初，提奥从巴黎回到了埃顿，就在他回来之前，文森特特意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海牙拜访了毛弗。毛弗对文森特的画作大加赞赏，这给了文森特极大的动力，恰巧也在这段时期，他又一次遇到了一个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女人。在来到埃顿的牧师住宅消夏的客人中，有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表亲——一位年轻的寡妇（在文森特后来的信中，他称其为“凯”）带着自己4岁的儿子。彼时的凯正沉浸在丧夫之痛中，她是如此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还没察觉到自己的美貌和动人的愁容在比自己小几岁的表弟心上留下了不能抹去的深刻印象。“他对我的儿子很好，”凯这样回忆道。文森特很喜欢小孩，他试图通过获得孩子的喜爱来间接赢得母亲的心。他经常和凯一起散步、聊天，还给她画了一幅肖像（后来这幅画不慎遗失了），但是凯并无意更进一步的发展关系。后来，文森特向她告白了，然而凯的回复却很决绝。她返回了阿姆斯特丹，再也没同文森特见面。文森特不能接受这个结果，生性固执的他不断地给凯写信，希望能赢得她的芳心。当凯最终不再回复这些信件的时候，文森特开始责难自己的双亲，因为他们并不赞成二人的结合。文森特后来特意去了一次阿姆斯特丹，却被凯拒之门外，他这场无望的爱恋最终宣告失败。
“他说他爱我，可我觉得这都是他的幻想，”凯后来说，然而对于文森特而言，凯的拒绝成了他生命中最为悲伤的转折点。假如凯对他的爱有回应，那么文森特也许会因此受到激励，为了给凯和她的孩子更好的生活，努力争取社会地位。求爱失败后，文森特更加沉默寡言了，他一心扑在了绘画上，不愿进行任何改变让自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他不愿意再待在埃顿，整个人变得非常易怒和焦虑。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终于，在和父亲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在12月，他突然离开了埃顿，去往海牙。
为了自己的绘画事业，他在海牙待了两年，这是他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两年，他在信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起初，由于环境的改变和与毛弗的接触，他的精神稍稍振作了些，然而被人轻贱和误解的感觉从未远去，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1月，文森特遇到了一个贫穷的、即将分娩的社会下层女人（他在信中称她为“克里斯汀”和“茜恩”），他将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怜悯，但更是为了填补自己生活的空虚。“我希望他这个所谓的模特不会带来什么坏处。人一旦孤独和愤懑了，坏事就跟着来了，”他的父亲在给提奥的信中这样写道。文森特和双亲都将提奥视为倾诉的对象，而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文森特父亲的担忧其实不无道理。然而文森特不想孤独地活着，他想为他人而活，他想要有一个妻子，有自己的孩子，在那个他深爱的女人拒绝他之后，他将第一个出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不幸女人揽入怀中，虽然她生下的孩子和自己毫无关系。一开始，他强装出高兴的样子，并且在每一封寄给提奥的信中都试图向他证明自己的这一举动是多么的明智和充满善意。这个女人在医院生产完后，文森特极尽温柔地细心照顾她，但后来发生的事却让我们都很心痛，这个女人不值得文森特对她如此疼爱。文森特很为自己感到自豪，他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了，然而，当他和那个女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选择的另一半其实是一个粗俗、未曾受过教育的女人。她的脸因为曾经得过天花坑坑洼洼的，她说话的口音低贱，生性恶俗，既酗酒又抽烟，她还把文森特拉进了自己娘家的那一堆烂摊子里。很快的，文森特不愿再在信中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克里斯汀也不愿再当他的模特，虽然她起初就是因为这才赢得文森特的心的，（曾经，她坐着时，文森特以她为模特创作了那幅美丽的画作——《悲伤》），这原本是文森特非常期望的一件事。这次不幸的冒险尝试使得海牙当地原本对他抱有一丝兴趣的人立刻同他划清了界限。毛弗和特斯提格都不赞成他组建一个家庭，并且还是这样一个家庭，因为他自己都还在弟弟提奥的资助下生活。认识他的人和亲戚们都很惊讶，当他们看到文森特身旁竟是这样一个邋遢的女人的时候，没人愿意同他结交，也没人愿意来他家中做客。人们越发孤立他，和以前一样，只有提奥理解他，并且继续支持着他。
1883年的夏天，提奥第二次来海牙探望文森特，他目睹了他的艰难处境——房间无人打扫，屋中陈设破烂，文森特负债累累。他建议文森特让克里斯汀走自己的路，因为她不适合像一般的妇女那样生活。克里斯汀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无望再继续下去，因为文森特希望把更多的钱花在绘画上，留给她和孩子的生活费所剩无几，她已经和自己的母亲商量好了，要换一种方式挣钱。文森特也感觉到提奥的忠告是对的，他的心也渴望能换个环境，他渴望那种绘画需要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的自由生活，然而一想到要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他的内心还是挣扎了很久，他不愿让这个可怜的女人自生自灭。直到最后，他依然还在为她辩护，并留下了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语——“她从未见过真正的善，又怎么能要求她从善呢？”
在他内心挣扎的这段时期里，他终于彻底地向提奥敞开了心扉。在海牙写的最后一批信中，他向提奥娓娓道来那些至今都令我们感到费解的事。这是他第一次在信中回忆起自己从古比尔公司辞职时发生的事，第一次解释自己不愿向人展示自己作品、以及不想成为一位高产画家的古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这样写道，“和他人说话让我感到很痛苦，我并不是怕和人说话，可我就知道我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担心就算我努力向别人介绍自己，也只会让人觉得我是个古怪的人。”他还天真地继续写道，“人的脑子并不是什么都能接受的，就像范·拉帕德那样，他得了脑膜炎，去德国治疗去了。”他还写道，“别试图让我结交陌生的人，我怕我也会得脑膜炎的。”然后他再一次提起自己在埃顿所受的那次情伤。“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会让我感觉那件往事对我的影响一点也没减少，它依然是我身上的一道伤痕，不管多少年之后，它依然会像一道新伤。”他还在信中袒露，如果没有在感情上受到那样沉重的打击，也许他现在会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终于，在9月，他独自一人启程前往德伦特，他已经竭尽所能地给克里斯汀和孩子留下了一些生活保障。对文森特而言，这是一次痛苦的别离，尤其是想到要离开那个他如今已经视如己出的小男孩。
去德伦特的这次旅行没有让他的心情得到改善，相反的，他的情绪变得更加低沉。但是他在德伦特的这段时间里，写了许多优美的信。他在信中写道，这里仿佛已经进入了冬季，这座城市的人一点也不热情好客，他非常希望认识一些像利伯曼那样的艺术家，然而却没能成功。
孤独带来的痛苦和经济上的拮据让他的神经总是处于紧绷状态。他很害怕生病，在1883年的12月，他匆匆忙忙回到了父母的牧师住宅，这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能让自己感到安稳的地方。
他的父亲这时恰好要离开埃顿，接到任命去纽恩南靠近艾恩徳霍芬的一个村庄开始新的工作。新的地方，新的环境，这让文森特很高兴。这一次，他没有仅作短暂的停留，相反的，他第一次自愿长期待在家里，这一待就是两年。
描绘布拉班特的景色和布拉班特式的画风成了他的人生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可以对所有的问题不管不顾。
对文森特而言，和父母住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栋小小的牧师住宅里发生的事转眼间就会传遍整个村子。在人们眼中，像文森特这样的画家显然是一个异类。他不遵守任何礼节和传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和其他人格格不入。文森特的父母能够如此长时间的容忍他，一定需要极大的耐性和伟大的爱。当他后来从德伦特寄来的信变得越来越阴郁之后，他的父亲不无焦虑地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文森特的心情好像又很糟糕了。他成天都阴沉沉的，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只要一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回想起那些同他关系破裂的人，他就非常痛苦。要是他有勇气反思，就该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自身的古怪造成的。我认为他从来都不自责，只是对别人感到愤慨，尤其是对海牙的那些绅士们。我们和他相处时得务必小心，因为他似乎有些爱跟人对着干。”
所以，文森特的家人们和他相处时都表现得很谨慎。在他主动回到家之后，他们用无尽的爱接纳了他，并且极尽所能地让他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起初，他们对他的绘画事业没有抱多大期望，可是，随着文森特工作的进展，他们渐渐把这当成了一件让他们引以为傲的事。在12月初写给提奥的信中，他父亲写道，“你喜欢文森特给你画的那幅画着塔的素描吗？他画起来可真是得心应手啊！”在12月20日的信中，他父亲又写道，“你一定很想知道文森特的近况，一开始好像没什么希望，但是，慢慢的，他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尤其是当我们同意他在家待一段时间进行绘画创作之后。他让我们把最里面的那间房收拾一下，作为他的房间，我们其实并不觉得那间房适合人居住，不过那里有一个很不错的炉子。我们在石头地面上铺了一层木板，想尽办法把那里收拾得舒服一点：我们在木头床架上放了一张床垫，这样就不会太潮湿。我们把那个房间收拾得温暖又干燥，成果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很多。我原本还想给那间房弄个大窗户，但是这个想法被文森特否决了。简而言之，我们开始了新的尝试，给了他绝对的自由，比如说接受他奇特的穿着打扮，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儿的人差不多都见过他了，但是他和人见面时从不打招呼，这多少有些伤我的心，他不肯改掉自己那古怪的脾气……”“他似乎在按你对他未来的规划努力着，但你最好别受他的影响，做些不切实际的事，他就有这个毛病。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他工作起来很努力并且在这里找到了许多想要画下来的对象，他已经画了很多幅画了，我们都很喜欢这些画。”这就是文森特家人的感受，然而文森特对家人所做的一切依然不是十分满意，他希望他们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自己的内心，这是他的父母不管如何尝试，都不可能做到的。在1884年1月中旬的时候，他的母亲出了一场意外，摔断了一条腿，被人从赫尔蒙德送回了家，然而正是因为这次意外，文森特和家人的关系才有所缓和。文森特在巴里纳加时学到了专业的护理知识，他很用心地照顾受伤的母亲，家人们在那段日子的信中，无不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表达了感谢。“文森特真是不知道疲倦，照顾母亲之余的时间全都花在了画画上，他对自己的绘画事业充满了热情。”“文森特照顾起病人来既专业又细心，连医生都表示很赞赏！”“文森特很会照顾人，同时，他工作起来也很有斗志。”“我由衷地希望他能在绘画上取得成功，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他的作品价值多少了，”他的家人们在2月寄出的那些信里这样写道。
文森特在那段时间写的信里却表现得很阴沉，满是对提奥的抱怨和不公正的指责，他责备提奥从未卖出过他的一幅画，甚至都不愿意试一下，他在信的结尾痛苦地哭诉道：“你不能给我一个妻子，不能给我一个孩子，不能给我一份工作——钱，是的，你给我钱了，但是我没有上面说的这些，要钱有什么用呢？”提奥一直都很理解他的这个哥哥，因此，他从不会用尖锐或愤怒的话来回复这些责难，他只会偶尔用半开玩笑讽刺似的口吻回应一下。5月的时候，文森特搬到了一间全新的、更大一些的画室，这两间房是天主教教堂的司事的，新的改变让文森特的心情稍稍明朗了一些。没过多久，范·拉帕德又来找他了，他们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母亲休养的这段时间里，文森特和村子里的邻居和朋友们的接触变多了，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来看望他的母亲，文森特在那些日子的信里写道，“和一开始相比，我和这里的人们相处起来自在多了，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重大，因为任何人都需要些可以让他时不时分神的事，如果一个人太孤单了，那么，他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他接下来写下的话非常有预见性，“然而有一件事这个人必须得记在心上，那就是，这些让人分心的事不会持续太久。”事实上，苦难正向他逼近。在他母亲的这些访客中有一位姑娘很快引起了文森特的注意，她家就在牧师住宅的隔壁，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这位姑娘的年纪比文森特要大很多，她既不漂亮也不聪明，可她的思维很活跃，心地也很善良。她总是跟着文森特一起去探望那些穷人们，他们总是在一起散步，最后，姑娘主动要求将他俩之间的友情升华为爱情。虽然文森特在信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对这位姑娘的感情（事实上，他在信中很少提及这件事），但他的确有娶她的打算，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姑娘家人的强烈反对，她的几个姐姐因为这件事痛斥了文森特一番，在这种情况下，文森特的心情怎么能好得起来呢？
“文森特只会工作，不愿和人打交道，”他的母亲在7月的信里这样写道，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糟糕，那个年轻的姑娘因为受到了刺激，动了自杀的念头，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次未遂的自杀举动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身体，她的家人不得不将她送往乌德勒支的一个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半年之后，她的身体差不多恢复了，她回到了纽恩南，然而她和文森特之间的关系却永远破裂了。经历了这整件事之后，文森特又陷入到了阴沉、痛苦的心境之中。
这件事也给他的父母造成了一些伤害，因为邻居们都有意躲着他们似的，不再来家里做客了，因为他们不想碰到文森特。“因为这事，家里总是空荡荡的，但是一个做母亲的怎么能这样抱怨自己的儿子呢？”在那一年的10月，他的母亲在信中这样写道。就是在这个时候，范·拉帕德又一次来到了文森特的家里。“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他工作起来很努力，”文森特的母亲这样写道。范·拉帕德在1890年写给文森特母亲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时常回忆起他对纽恩南的那些织工们所作的观察，他细致地描绘着织工们被愁苦笼罩着的生活，但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是那样令人难以理解。他还以教堂庭院里的那座高塔为对象，画了许多漂亮的画作。我总是记得，当月光照在画上的时候，它的美深深地打动了我。每当我回想起教堂附近的那两间屋子里的画作时，总是能唤起我脑海中很多的回忆。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周围的一切，那座生气勃勃又热情好客的牧师住宅，它的花园是那样美丽，我还记得伯格曼一家，记得我们去拜访织工和农民们，我是多么喜欢发生在那儿的一切啊！”
范·拉帕德离开后，唯一能让文森特稍稍从工作中分心的事就是同艾恩徳霍芬的几个熟人打交道。在他们的介绍下，文森特认识了几个油漆工，他们给他提供颜料。这些人里有一个之前是做金制品拉丝手艺的，一个叫赫尔曼的，一个制革工人，一个叫克尔斯梅克尔斯的，还有一个名字没有被提及的报务员，他们都在文森特的引导下爱上了绘画这门艺术。在1921年4月14日和21日的《阿姆斯特丹周报》上，克尔斯梅克尔斯先生回忆起那段往事，用如下文字向人们描述了文森特的画室，在他看来，那间画室非常具有“波西米亚风格”。
“那个地方被他的画塞得满满当当的，真是让人感到惊讶。这些画里有用水彩画的，有用粉笔画的，全是男男女女的头，他们都有着黑人一样翘起的鼻子，突出的下巴，以及大大的耳朵，这些人物画像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他们的拳头上都结着老茧，满是褶皱；他还画了织工和他们的织布机，女人们在使用梭子，农民们在种土豆，女人们忙着织布，不计其数的静物。至少有十幅为那座位于纽恩南的古老教堂的高塔画的油画，那是他尤为偏好的绘画对象。不管是什么季节，不管是什么天气，他都乐此不疲地画着它（后来，这座古老的高塔被纽恩南的汪达尔人毁掉了，文森特是这样称呼那些人的）。
“火炉从来没有打扫或擦洗过，四周堆满了灰烬，有几把已经磨破了的椅子，橱柜上至少有三十种不同种类小鸟的窝，各种各样的苔藓和从荒野带回来的植物，一些小鸟形状的玩偶，织机梭子，手纺车，暖床器，各种农具，各式帽子，脏的女式无边帽，棉鞋，杂物多得不胜枚举。”克尔斯梅克尔斯还讲述了他们去阿姆斯特丹参观国立博物馆的那次旅行（1885年秋）。文森特穿着他那件粗糙的阿尔斯特宽大衣，戴着那顶好像永远都不肯摘下来的羊毛帽子，平静地坐在车站候车室里画了几幅小镇风景画。他们一起欣赏伦勃朗的画作，文森特在《犹太新娘》前怎么也不肯离去，他最后对他们说，“你知道吗？我愿意用我十年的生命来换取两周时间，让我可以坐在这幅画前面，除了可以充饥的干面包皮，我不需要别的东西。”
干面包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据克尔斯梅克尔斯说，为了防止对自己太过纵容，文森特从来没吃过别的东西。他对文森特的作品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我第一次去纽恩南时完全不能理解它，它根本不是我期待中的那个样子，他的画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那么粗野，又那么天然，我根本不能欣赏它或者从中看出什么来。
“虽然我愚昧地以为他不会画画，甚至完全没把那些人物画放在心上，但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印象已经改善了许多，我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并没有因此生气，只是笑了笑，说：‘你以后就不会这么想了。’”
与之相应的同一时期，冬天也阴郁地扫过了牧师住宅。“为了文森特着想，我希望冬天快点结束，他不能在室外工作，漫长的夜晚也不利于他的创作。我们经常认为他和同行待在一起会感觉自在些，但他不受我们左右，”他的父亲在12月时写道。他的母亲也抱怨，“为什么这么残忍。如果他对未来还有希望，那他就该表现自己，他还很年轻，可他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我觉得他想要改变，也许他会找到某些鼓舞人心的东西，在这里，他只顾着画画，从不和任何人说话。”但她还是提到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们看到文森特从你那里拿了一本书，他好像很喜欢读那本书。我听到他说‘这是本好书’，可以说你给他带来了很多欢乐。我很高兴我们能定期从读书俱乐部得到书籍；他对杂志里的插图最感兴趣，然后就是新颖的评论这之类的东西，他很高兴每周都有新东西。”文森特继续不停地在农夫和织工的村舍里创作。“我从来没有以比此刻更阴郁的面貌、更低落的情绪开始新的一年，”他在1885年新年那天写道。“他好像变得和我们越来越疏远了，”他的父亲抱怨道。与此同时，他父亲的信也变得越来越忧郁，好像他已经无法和这位颇有天赋但很难相处的儿子在一起生活了，并且他在儿子放纵的蛮横面前感到无助。“今早我和文森特谈事情，他又闹情绪了，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沮丧，”他父亲最后说，“总之希望他成功吧，”3月25日的这封信是他最后一次提到文森特。两天后，他走完穿过原野的长路后，不慎在自家门口摔倒，等到被人抬进屋时已经彻底气绝了。这之后，牧师住宅开始了艰难的时光；母亲还会在那里继续住一年，但文森特的生活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在和其他家庭成员进行了几次毫无结果的讨论后，他决心不再住在牧师住宅里，干脆搬到自己的画室住下，从5月一直住到了11月。这之后再没有能让他分心的事情，他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描绘农民的生活。他这几个月或是在织工的村舍里，或是和农夫在田野中度过。“这实在是一件乐事，能够在冬日的白雪中，在秋天的落叶中，在夏天成熟的玉米地里，在春天的草地上，总是和农家姑娘和收割者们在一起。夏天在广阔的天空下，冬天在热情的火炉边，知道事情总是这样而且以后也会这样。”文森特在信中写道。他现在终于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当他寄给提奥第一幅伟大的作品《吃土豆的人》时，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来自“农民生活的心声”。
在文森特的画笔下，一幅幅作品不间断地涌现：老农夫和他们女巫一样的妻子的农舍；墓地里古老的教堂塔；秋天的风景和鸟巢；许多静物写生和色彩强烈的布拉班特农夫。同样是在纽恩南，他写下了关于色彩的美妙文章，探讨了德拉克洛瓦的色彩法则。这似乎很奇怪，他这个后来被称为最早的印象派画家之一，或者是新印象派画家的人竟然宣称，“我听说过印象派这个流派，但对它知之甚少”。本着他一贯的反驳精神，他又说，“根据你的介绍，我知道它和我所设想的并不一样，但是对我而言，伊思雷尔斯的作品就够我研究的了，我对和它稍有不同或者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既不是很好奇，也不是很感兴趣。我想我应该在笔触和用色方面做出很大的改变，我将朝着更暗的深色调而不是明亮的浅色调发展。”然而他一到了法国，他的想法就彻底改变了。
在纽恩南的最后那段日子里，他和那位天主教神父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神父早就视教堂边的画室为眼中钉，并且禁止他的教民做文森特的模特。文森特也已经考虑清楚，是时候做些改变了。在5月1日，他就说要离开他的画室，但直到11月末，他才离开布拉班特，动身前往安特卫普。他的母亲次年5月也离开了纽恩南，她把文森特的物品都打包好，转交给布雷达的一个木匠保管，然而这些东西却被人遗忘了！几年以后，木匠把这些全都卖给了一个废品商。
提奥在1885年10月13日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哥哥的看法，他写道：“文森特是那些经历了时事变迁而遗世独立的人，现在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看他是否有天赋。我觉得他有……如果他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成功，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这样惊世骇俗的成就可能会和海尔达尔的一样：会被一部分人欣赏却不被大众接受。那些关心艺术家到底是独具匠心还是虚有其表的人会尊敬他，在我看来这足以报复其他人对他的敌意。”
在安特卫普，文森特用每月25法郎的价格在艺术品大街194号的一家颜料商店内租下了一个小房间。房间非常小，但他用日本版画把它布置得很有格调。当他租来一个火炉和一盏油灯之后，他感到自己安定下来了，并把深厚的满足感诉诸笔端，“我保证你不用再害怕我会厌倦了”。另一方面，这三个月来他以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沉浸于创作中。久违的城镇生活让他着迷，他贪婪地观察，持续地创作。他的乐趣是画出自己遇到的所有有趣的肖像，为了支付模特的费用，他牺牲了自己的全部。他并不关心食物，“我一拿到钱，首先想到的不是吃的，虽然我很久都没吃上一顿饱饭了，但画画的欲望压过了一切，我第一时间寻找模特，直到把钱花光。”他写道。
1月时，文森特终于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花销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进入学院学习，在那里，教学是免费的，并且他每天都可以找到模特。他的同窗中有哈格曼和贝斯里尔，还有来自荷兰的布雷特。即便在夜晚，文森特也依然会在教室里作画，在这之后，到了午夜，他又会和别人一起去一家俱乐部，在生活中寻找灵感。他的健康经不起他这样的肆意挥霍。在2月初，他写道他已经彻底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医生说他完全虚脱了。他并不打算放弃他的工作，但也开始寻求改变，因为学院的课程已经快要结束了，而且他和自己的老师之间也有了太多的分歧，因为他太过独断专行、以自我为中心而不遵循老师们的教导。必须要有所改变！提奥认为他最好回布拉班特，但他本人想去巴黎。于是提奥建议他等到6月，到那时他可以租一个大一些的公寓，但性急的文森特等不了那么久。2月末的一个早晨，提奥在自己位于林荫大道旁的办公室收到了一张用粉笔写的便条，上面说文森特已经到了，并且在卢浮宫的方形沙龙等着自己。可能文森特把自己的作品都留在了安特卫普，也可能房东把这些画当做未付清的租金扣下了。可以确定的是，他之前在信中提到的作品都没有被人找到，比如公园的风景、教堂、斯蒂恩城堡等。
两兄弟在卢浮宫商谈了一下，此后，文森特就和提奥一起住进了他位于拉瓦尔大街的公寓。由于那里的空间不大，没地方画画，文森特来到巴黎后的第一个月里，就一直在科尔蒙的画室里画画。他对此并不满足，当他们6月份搬到蒙马特尔的勒皮克街54号以后，他在那里有了自己的画室，便再也没去过科尔蒙那里。
位于三楼的新公寓有三个很大的房间，一个艺术品陈列室和一个厨房。起居室很舒适，里面摆放着提奥精美的古老橱柜，一张沙发，还有一个大大的火炉——因为这两兄弟都很怕冷。起居室旁是提奥的房间。文森特睡在陈列室里，陈列室旁便是他的画室，这是一间普通大小的房间，有一扇不是很大的窗子。在这里，文森特开始着手描绘周围的景物——透过画室的窗户看到的风景，随处可见的磨坊，巴塔伊太太那间小餐馆的窗户，他总是在那儿吃饭。他还会描绘蒙马特高地上的风景，在那时，那里还是一片田园风光。在文森特笔下，这些景色呈现出柔和的色调，很像毛弗的作品。这之后，文森特又潜心描绘鲜花和景物，并且在法国印象派画家，诸如莫奈、希思黎、毕沙罗等的影响下，试图改进自己的画作。早在这之前，提奥就已经把这些画家带到了公众的视线范围内。环境的改变以及衣食无忧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文森特的健康状况，然而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在1886年的夏天，提奥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俩都非常喜欢这间新公寓，你恐怕都认不出文森特了，他变了很多，不光是我，其他人对他的变化也都感到很惊讶。他的口腔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手术，由于他有严重的胃病，他的牙差不多都掉光了。医生说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很多，他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功离他不远了。他的精神也比之前好了很多，这儿的很多人都喜欢他……他交到了朋友，他们每周都会送给他很多用来写生的漂亮鲜花，他的画大部分都是画的鲜花，他正努力让自己接下来的作品在用色上更明亮更清晰些。我们继续像这样一起生活，我相信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会取得成功的。”事实上，继续共同生活着实是一项很困难的挑战，提奥又和文森特一起生活了两年，这恐怕是他为文森特所做的最大的牺牲。当初到巴黎的新鲜感消失后，文森特很快又故态复萌，变得敏感易怒，也许城市生活不适合他，让他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不知为何，在那个冬天，文森特的脾气愈发乖戾，提奥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在那时，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他自己的工作已经够让他精疲力竭的了，他在蒙马特大道上开了一家画廊，展出印象派画家诸如莫奈、希思黎、毕沙罗、拉弗利以及德加的画作。提奥想将这些画家的画作带到公众的视野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那幢小楼都会展出这些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提奥的这次举动受到了无尽的争议，为了保护这些年轻画家的权益，他不得不公然违抗“先生们”的指示，这是文森特给古比尔公司的高层们起的绰号。当他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家时，依然得不到休息，暴躁易怒的文森特开始向他详细说明自己关于艺术和艺术品交易的一套理论，谈话的内容总会落到一点上，那就是——提奥应该从古比尔公司辞职，自己开一家画廊。文森特总是缠着他说到很晚，有时，他甚至会坐在提奥床边的椅子上，喋喋不休地陈述自己的看法。“跟一位绅士在一起时，我除了谈生意上的事，就不知该聊些什么了。那些艺术家们本就生活得艰难，跟他们在一起时，我从未聊起自己家里的事，你能体会那种无话可说的痛苦吗？你想象不到在一个大城市里孤独有多可怕。”提奥一次在给自己最小的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有时，他会向她袒露心扉，跟她抱怨一下文森特，“我的屋子简直没法待了，没人愿意来看望我，因为最后总是以争吵收场。文森特老是穿的邋里邋遢，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我真希望他能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他有时也跟我说要搬出去住，但如果我让他走的话，那反而会成为他留下来的理由，好像我对他很不好似的。我只要求他一件事，别总是打扰我，然而他还是总伤我的心，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感觉他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一个天赋异禀、温柔优雅，另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铁石心肠。这两种人格会交替着出现，人们会听到他一会儿用一种语气说话，过了一会儿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并且他前后说的话总是自相矛盾。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这真让人痛心，他不但让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也让别人的日子难过。”然而当他的妹妹建议他“让文森特自生自灭的”时候，提奥的回答是，“这件事很难办。如果他有除了画画以外的工作，那么我很久之前就会按你建议的那么做了。我常常责问自己，不断的这样帮他，是不是反倒害了他。我也不是没想过离开他，让他自己一个人生活。收到你的信之后，我又动了这个念头，然而我最终想通了，我还是该一如既往地帮助他。文森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虽然他现在做的一些事可能不那么招人喜欢，可这些事对他的未来一定是有帮助的，他总有一天会画出令人惊叹的作品。如果真有那一天，如果是因为我的袖手旁观，让他不是每天都能画画，那可真是我的过失了。不管他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假如他在不久的将来真的成功了，那么他的画就能卖出去了……
“我还是下定决心继续这样和他生活下去，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他能把自己的房间稍微收拾一下。”
然而，这俩兄弟还是没有分开。他们既是亲人又是朋友，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早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就已根深蒂固了，即便是长大成人后也依然没有改变。提奥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春天来了，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和上个冬天相比，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多了，我希望我和文森特之间的关系能够好好改善一下；现在的生活暂时很平静，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们两个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了，我不希望再造成更多的分离，那没有意义。”提奥重又信心满满，继续帮助文森特承受生活的重担。
随着春天的到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迎来了好的改变。文森特又能在露天作画了，他在阿斯涅尔创作了许多作品，比如美丽的大杰特岛三联绘画，塞纳河岸边灰蒙蒙又亮闪闪的餐馆，河上的小船，公园以及花园，这些画作全都闪烁着动人的光亮和色彩。那时候，文森特和一个叫埃米尔·伯纳德的年轻画家来往的很频繁，埃米尔比文森特小15岁，他们是在科尔蒙的画室相遇的。埃米尔有一间自己的小画室，这间画室就位于阿斯涅尔他父母的花园里。他和文森特有时会在一起画画，文森特还在埃米尔的画室里为他画过一幅肖像画。然而，有一天，文森特和老伯纳德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者对自己儿子的未来有着另一番规划。文森特一气之下夹着那幅尚未干透的肖像画就离开了，从此，他再也没踏足伯纳德家半步。不过他同小伯纳德的友情并未因此破裂，在《文森特·梵高书信》（巴黎的沃拉尔德出版）收录的他的书信中，文森特将自己和小伯纳德的这段友谊书写得格外动人。
1887年到1888年的春天，文森特又开始了肖像画的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他在画架前为自己画的那幅著名的自画像，还有许多别的肖像画作品，比如《唐吉老爹》。唐吉老爹是街上的老颜料商，顾客可以在他商店的橱窗里轮流展示自己的画作，不怀好意的人称他是“艺术的资助商”。这位可怜的老人十分渴望能够拥有绘画才能，然而即便他拥有这样的天赋，他那精明的妻子也不会允许他投身到绘画事业中的。他的颜料售价公正，但不太懂得那些在他的橱窗里展示的画作。
名画《摇篮旁的女人》也是在冬天诞生的，在那个冬天，提奥为了帮助那些年轻的画家，从他们手里买了一些画，他同样也想以买画的名义资助文森特。那幅精美的《黄色静物》就是文森特为提奥画的，它由内而外都散发着令人心动的光芒，画上用鲜亮的红色颜料写着“献给我弟弟提奥”几个字。
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文森特也已厌倦了巴黎的生活，巴黎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太过阴沉寒冷。1888年2月，文森特开始了一路向南的旅程。“思想上的重压和常年三餐不继的生活使他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他想去气候温和一点的地方。”提奥在信中这样写道，“他一开始去了阿尔勒，然后又去了马赛。”
“在他离开之前，我同他一起去听了一场瓦格纳的音乐会，那天我们俩都很高兴。他走了之后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在那段日子里，他算得上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伯纳德讲起文森特在巴黎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依然在画室忙碌，“这样的话，我弟弟就会以为我还在巴黎了。”
在阿尔勒，文森特达到了艺术的顶峰。从巴黎压抑的城市生活里冲出来后，他热爱自然的天性在阳光明媚的普罗旺斯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在没有外界打扰的情况下，文森特创作出了一批数量惊人的作品，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段快乐时光。阿尔勒以罗马建筑闻名于世，然而文森特并没有选择它作为绘画的对象，相反的，他尤爱描绘大自然的景色，比如春天里夺目绽放的兰花，丰收时节灼热太阳下的金色玉米地，秋天那醉人的斑斓色彩，景色迷人的花园和公园，还有那诗人的花园，在那里，他仿佛看到但丁和彼得鲁奇的鬼魂徜徉其中。在他的画笔下，《播种者》《向日葵》《星空》以及《圣玛丽的海》陆续诞生，文森特以仿佛永不枯竭的精力创作着。“我的心感到出奇的明朗，在这些日子里，自然的美是那样夺目，我几乎忘了自己的存在，那些画像在梦里一样出现在我的笔下，”文森特狂喜地高呼着，“生活到底还是迷人的。”
这之后，他的那些用法文写成的信让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那段时期所经历的一切。有时他刚在早上写完信，到了晚上又迫不及待地提起笔，告诉提奥这一天是多么的精彩。“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会，这里的风景真是太美了，”一天之后，他又会写，“我知道昨天已经给你写过信了，但是今天依然是那样精彩。我真遗憾你不能亲眼来看看。”
文森特完全投身到了绘画中，在阿尔勒时，他一点也感受不到孤独给心灵带来的重压。他和马克奈特、博克以及陆军中尉米利特有过短暂的接触，但他还是没有交到什么朋友。他后来在拉玛蒂娜租了一间小房子，并按照自己的品位装饰了一番，房里挂满了他自己的画，让整座屋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艺术之家”。之后不久，他开始十分渴望交到一位艺术家朋友，他们要一起生活，一起画画。早在1880年决心投身绘画事业时，他的脑海里就萌发了这个念头。正好在那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布列塔尼的信，写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保罗·高更。此时的高更经济十分拮据，他试图间接地通过文森特，让提奥为他卖几幅画，“我本来想写信给你弟弟的，但我担心会打扰到他，我知道他需要从早忙到晚。我卖掉的那一小部分画只够用来支付一些紧急的欠款，不出一个月时间，我就会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会给人沉重的打击……我不想打扰到你的弟弟，但我请求你为我说几句话，那样我紧张的情绪会稍微缓解些，也会让我多些耐心。上帝啊，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钱的问题是多么让人难以启齿啊！”
文森特一收到信就决心要帮助高更。他认为高更一定要来阿尔勒，他们要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高更拿画向提奥换他俩的生活费。固执的文森特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高更来阿尔勒，虽然一开始高更是不太情愿的。他们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了，但交情并不深。在天赋和性格方面，两人都大不相同，这使得他们很难在一起生活。
高更于1848年出生在巴黎，他的父亲是布列塔尼人，是巴黎的一位记者，他的母亲是克里奥尔人。高更的青年时代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先是作为船上的侍者出过海，后来又在银行家的办公室上过班，那时的他只在闲暇时作画。等到他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他才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中来。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他的妻子后来带着孩子回到了自己哥本哈根的老家，高更则去了马提尼岛，以黑女人为题材创作的名画就是在那里诞生的。给文森特写信时他在布列塔尼的阿凡桥，毫无经济来源，急需用钱的他最终接受了文森特的邀约，来到了阿尔勒。然而这次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对文森特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
高更到来后的几个月里，文森特一直以惊人的速度作画，早在他来之前，文森特就已紧绷着每一根神经，竭尽全力地想要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我自负地想要让自己的画作给高更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已经画了太多为人们所熟知的事物，一股巨大的渴望驱使着我向他展示一些新的东西，在受到他的影响之前，我要向他展现我的作品无可争议的原创性。”文森特这样写道。这些苦心创作的作品中就有文森特最有名的画作之一《梵高的卧室》，还有《诗人的花园》系列。高更后来声称，在他给文森特上过几堂课后，文森特的绘画事业才有了起色，然而从上述作品的创作时间来看，他的这番言论是相当值得怀疑的。我们有理由认为，高更关于自己在阿尔勒生活的这段时间的描述其实是真假掺半的。
其实文森特已经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了，高更精神顽强，争辩时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文森特根本不足以与他匹敌。他们之间开始了冷战，而当他们在小黄屋里抽烟时进行的无休止的讨论更不能让文森特平静下来。“你的哥哥实在是有点激动，我希望能让他冷静下来，”高更到达阿尔勒不久就给提奥写道。他私下里又写信给伯纳德，说了更多的关于他和文森特之间是多么缺乏理解。“特别是在绘画方面，文森特和我基本上没什么共识。他推崇都德、杜比尼、泽姆和了不起的罗素，这些人都是我所不屑的。另一方面，他厌恶的安格尔、拉斐尔、德加，全都是我赞赏的。我说‘老大，你是对的’，来换取安宁。他很喜欢我的画，但我每次画好以后，他又总会指责我这里或那里不对。他是浪漫主义者，而我更喜欢古朴的状态。”高更在晚年又一次回忆起这一时期时写道，“在两者之间，他和我，水火不容，争吵不期而遇……”结果局势越来越紧张。12月中下旬提奥收到了高更的来信：“尊敬的梵高先生，我很感激你把出售画作所得的一部分钱寄给了我。然而我必须返回巴黎，文森特和我就是没有办法和平相处，因为我们性情不合，而且他和我一样，我们都需要安静的工作环境。他有着可贵的天赋，我很尊敬他并且为离开他感到遗憾，但我还是要说这是必要的。我很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也请你谅解我的决定。”文森特也在信中写道，高更已经厌倦了阿尔勒，厌倦了小黄屋，以及他自己。但争吵平息了，高更要提奥把他要回巴黎的事情当作一句空话，把他写的那封信当作一个噩梦。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在圣诞节前一天，提奥和我刚刚订婚并且打算一起去荷兰（我当时和我的哥哥正在巴黎，他是提奥和文森特的朋友），高更发来一封电报要求提奥去阿尔勒。文森特在12月24日的夜晚，在狂热的激动下，被烧糊涂了，切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并把他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个妓女。这引发了一场骚乱，警察介入其中，发现文森特躺在床上血流不止，已经失去意识，随后把他送入医院。提奥发现他情况危急，在圣诞节期间一直陪着他。医生认为他的情况很严重。“当我陪着他的时候，有时候他看起来很好，但没过多久他就又陷入了哲学和神学的忧思。看他这样子真让人痛彻心扉，有时候他所承受的一切吞没了他，他想要摆脱却做不到；可怜的斗士，可怜的，可怜的苦行者；在那一刻，没有人能够驱散他深深的、强烈的悲伤。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打开心扉的人，可能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提奥在和高更一同返回巴黎后给我的信中这样说道，而一天后又说，“希望渺茫，但是他的一生比大多数人做了更多的事，也比大多数人承受和抗争了更多。如果他注定要死，就顺其自然吧，但我一想到这些就会心痛。”焦虑又持续了一段时日。提奥恳切地委托医院照顾文森特的常住医生雷伊，请求他随时告知自己文森特的情况。“我很愿意为你传达消息，因为我也有一个哥哥，我也离开了我的家人，”雷伊医生在12月29日写道，那时文森特的情况依旧很糟。新教牧师萨勒斯也看望了文森特，并写信给提奥，告知他文森特的状况，看望文森特的人中还有邮递员罗林，他对朋友文森特遭遇的这一变故十分震惊。他们曾在约瑟夫·吉诺的咖啡馆里，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时光，文森特还为他和他的家人画了美丽的肖像！他每天去医院探望并把病情传达到巴黎，因为他不擅书信，便由他的两个儿子阿蒙尔德和卡米尔轮流执笔。《摇篮曲》就是以他的妻子为原型画的，她也去探望了这位生病的朋友。文森特开始恢复的最初迹象，是他开始向她询问小马塞勒的近况，不久前，他给这个俊俏的小婴儿画过画。就是在这时，文森特的状况突然好转了。萨勒斯牧师在12月31日的信中写道，他发现文森特出奇的平静，渴望重新拾起画笔。一天之后，文森特亲自用铅笔给提奥写了一封短信，1月2日又写了一封短信，信后附有雷伊医生的证明。1月3日，罗林又给提奥寄来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激动地说，“文森特已经差不多痊愈了，他现在的状态比这场不幸的意外发生在他身上之前还要好一些，”至于他，罗林，稍后准备去拜访医生，请求他准许文森特重拾画笔。4日这天，罗林和提奥一起外出，他们在一起待了四个小时。“我一开始写的那些信措辞太过激烈，对此我感到很抱歉，恳请你的谅解，关于这件事，我在理解上出了点小差错。文森特唯一遗憾的是他给你添麻烦了，也让你为他担心了，我向你保证，我会竭尽所能地帮他找些能够分散注意力的事做的。”罗林在信中写道。
1月7日，文森特出院了，表面上似乎已经彻底康复了，然而如果遇到极度兴奋或疲劳的状况，他又会出现焦虑的症状……焦虑的时间或长或短，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身体状况倒是没出什么问题。文森特重又干劲十足地开始画画了。2月时，他又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这次住院的时间不长，然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小房子后，邻居们都开始有些怕他，还给市长写了一封请愿信，信上说，应该把文森特关在医院里，否则他可能会伤害到周围的人。结果，在2月27日，文森特再次被送往医院，然而这一次，他的精神并未表现出任何异样。整整一个月，文森特都因为这件事郁郁寡欢、沉默寡言，萨勒斯牧师在信中如实向提奥汇报了他的情况。在3月2日的信中，萨勒斯牧师写道，“邻居们无缘无故地骚动起来。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上责难你哥哥，并妄图孤立他、剥夺他的自由，这是多么不公正啊！不幸的是，打从他初次入院后，人们都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的每一个细微的举动，在人们眼里都很古怪；换作是别的什么人，这些举动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一旦文森特做了，就是别有意图……正如我昨天告诉你的，在医院里，每个人都很喜欢文森特，他的精神状况该由医生来判断，而不是警察的头儿。”接连发生的这些事给文森特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而他的精神状况刚刚才以惊人的速度恢复。萨勒斯牧师又在信中向提奥汇报了文森特的康复进程。在3月18日的信中，他写道，“你哥哥和我说话时出奇的平静，他对自己目前的现状也很清楚，他还知道邻居们联名请愿的事。请愿信这件事让他很难过。‘如果警察，’他说，‘能够保护我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帮我赶走那些挤在房子周围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们，他们有的甚至爬到了窗户上（好像我是什么稀奇的动物），那么我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没做过伤害他人的事。’简而言之，我发现你哥哥变了，也许是上帝促成了这次令人愉快的改变。他的情况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的，我无法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突如其来而又彻底的转变的原因。如果他能一直处于我发现他时的那种精神状态，那他毫无疑问是要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像他这样残忍地自残过。”和萨勒斯牧师谈话后的次日，文森特重又提笔给提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向他抱怨，如此反复的情绪上的波动会让他从暂时性的精神失常变成长期的精神病。他还颇为淡然地写道，“我们从生活中唯一学到的一课就是要默默忍耐。”
文森特很快恢复了自由，不过在萨勒斯牧师给他在镇上的其他地方找到新住处之前，他继续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文森特的健康状况良好，萨勒斯牧师在4月19日的信中写道，“他病的那么严重，可有时却像一点后遗症也没有似的。”然而当文森特跟新房东打交道的时候，他突然跟萨勒斯牧师说，他没有勇气重开一间画室，他觉得自己最好再回精神病院治疗一段时间。“他对自己的状态很是怀疑，跟我说起他的病，他很担心病情会复发，他跟我谈话时是那样坦诚和直白，”萨勒斯牧师写道。“我没有能力，”他前天告诉我，“管住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和以前的那个自己大不相同了。”萨勒斯牧师于是四处打听，并咨询了阿尔勒附近的圣雷米精神病院。他在给提奥的信中注明了阿尔勒的医生也建议文森特应该继续入院治疗，“但是你哥哥出院后会发现，他自己已经彻底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一想到自己那孤单无助的哥哥，提奥就心烦意乱。“是的，”在我们即将举行婚礼的前夕，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回答我是否应该让文森特回巴黎，或者回荷兰跟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待一段时间的问题，他一个人在阿尔勒实在是太孤单了。“最大的问题是，不管他的健康状况如何，他的思想包袱都太重了。即便你真的了解他，让你困扰的事又会出现，你不知道自己必须为他做些什么，又能为他做些什么。”
“如你所知，他跟传统早已格格不入。他的穿着举止让人一眼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看到他的人都会这么说，‘这是个疯子’。在我看来，这没什么，可我们的妈妈不能接受。他说话的方式也让人要么非常喜欢，要么极度讨厌。他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围着他，同情他的人很多，仇视他的人也很多。他和人打起交道来总表现得很与众不同。即便是他最好的朋友，也很难长期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果我有时间，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和他散散步。我猜，这是唯一一件对他有益的事。如果我能在那些画家里找到一个愿意替我这么做的人，我会马上让他去。但是这些画家好像都有点怕他，再说高更去了情况也没怎么改变，相反还更糟糕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让我并不赞同他回巴黎。在巴黎，他看到了很多想要画的东西，然而一次次的受挫使他无法画下心仪的对象。模特们不愿意为他摆姿势，他被禁止在街道上作画。因为他暴躁的脾气，多次和人发生争执，这些事常常惹怒他，也让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接近，最终，他成了巴黎人都讨厌的对象。但如果他自己想要回来，我绝对不会犹豫……但我还是认为比起让他由着性子来，我能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平静的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了，除非让他就待在大自然里，或者和像罗林一家这样淳朴的人相处，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惹出些麻烦。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事，他都要当面抨击一番，因此他常常与人发生口角。
“我由衷地希望他能找到一个深爱他、并且能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妻子，但我知道要找到合适他的女人比登天还要难。你还记得屠格涅夫的《处女地》里的那个姑娘吗？那姑娘和那些虚无主义者一起，带着和解文件一起跨过了边境。我猜她一定适合文森特，这姑娘经历过人生最沉重的苦难……我什么事都不能为他做，这让我很痛心疾首，对于特殊的人需要些特殊的方法使其恢复，我希望他们能找到这些特殊的方法。”
当文森特下定决心要去圣雷米时，提奥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要亲手葬送自己，因为他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于是他给文森特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再一次地请求他考虑一下蓬塔旺和巴黎这些地方。
然而文森特依然坚持己见，知道这一消息后，提奥在信中写道，“我不认为你去圣雷米是为了接受所谓的治疗，你去那是为了获得暂时的安宁，那也许能够帮你重获新生。在我看来，你的病是因为长期的不规律生活造成的。在像圣雷米这样的地方，三餐以及其他方面都会安排得规律，我认为这对你的健康是有益的。”提奥和圣雷米的院长替文森特安排好了一切，文森特的主治医生叫佩龙，他有两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其中一间可以用来画画，而且他还可以四处走动。5月8日，文森特在萨勒斯牧师的陪同下前往圣雷米，次日，萨勒斯牧师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们此次的圣雷米之行非常顺利。文森特先生的状态很平静，他向院长讲述了自己的病情，谈话时思路就和正常人一样清晰。直到我离开前，他都一直和我待在一起，在我离开时，他热情而真挚地向我表达了谢意，他似乎为我所做的一切大为感动，畅想即将在这里展开的新生活。佩龙先生向我保证，他会竭尽所能地照顾他。”听到文森特与信任的伙伴分离之际“大为感动”，我也很受触动。萨勒斯牧师的离开切断了文森特和外部世界的最后一根纽带，文森特留在了这个比最极致的孤独还要可怕的地方，他的周围都是精神病人，没有人可以同他说话，没有人理解他。佩龙医生是个好人，但他性格内敛沉静，他每个月都会给提奥写信，告知文森特的近况，但他的信不像阿尔勒的医生那样写得有人情味。
文森特在这座毫无生气的医院待了整整一年，他以顽强的毅力同时不时复发的精神疾病抗争，并且以不曾磨灭的热情继续创作着，这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虽然他已经生无可恋了。他描绘窗外日出和日落时分的荒凉景色，他在野外长时间地漫步，就为了画下阿尔卑斯山麓下的广阔田野。他描绘枝叶绝望地扭曲着的兰花、毫无生气的丝柏木、精神病院阴郁的花园，他还描绘收割者，“自然这本大书给我展现了一幅幅关于死亡的图景。”
他这一时期的画不再像在阿尔勒时那样的明丽生动，去年时，他的画作宛如一首黄色以尖利的小号为主音的交响乐，到了今年，他的画变得沉郁悲怆，连画中的协奏曲也变成了微弱的音调。
“默默地忍受，”文森特对此深有感悟。8月时，他的精神状况又出了问题，此时的他恰好重又燃起了被治愈的期望，于是他只能沮丧地叹息道，“我看不到希望也失去了所有的勇气。”
凭借着顽强的求生意志，文森特终于度过了这个痛苦的冬天，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依然画出了一些后来很有名的画作——临摹的德拉克瓦洛的《圣殇》《复活的拉撒路》，伦勃朗的《好心肠的撒马利亚人》以及米勒的《一天的四个小时》。进入精神病院之后，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都无法作画，然而现在，他意识到，如果再在这死气沉沉的地方待下去，那么他会丧失最后一点能量，他要马上从这儿离开。其实在这期间，提奥也在帮文森特寻觅一个适合他的地方——这个地方要在巴黎附近，并且还在法国的范围内——文森特可以在一位精神病学家的照顾下生活，这位精神病学家同时也可以成为他的朋友。最终，他在住在奥维尔小城的毕沙罗的推荐下，提奥选定了奥维尔小城这个地方。那里离巴黎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儿有一位叫加谢的医生，年轻时是塞尚、毕沙罗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朋友，于是文森特于1890年5月17日从法国南部出发。他首先要在巴黎和我们待一段时间，塔拉斯孔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通知我们文森特将乘坐晚上的火车，于次日早上8点到达巴黎。提奥担心得一整晚都睡不着，生怕文森特在路上出什么意外。文森特长期受精神疾病困扰，然而他又拒绝任何人陪同。终于，接站的时间到了，我和提奥都暗自祈祷。
从皮加勒区到里昂火车站要走很长的路，我焦急地等着他俩一起回来，我担心路上可能会出什么意外，等待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如此漫长。终于，我看到一辆敞篷小型出租马车驶进了皮加勒区，我看到他俩笑着向我点头示意，并且挥了挥手，没过多久，文森特就出现在了我面前。
我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满脸病容的病人，然而站在我面前的文森特身形健壮、肩膀宽阔，面色也很健康，他的脸上挂着笑意，表情坚毅。在他所有的自画像中，在画架前的那张最像他那时的状态。在阿尔勒时，发生在文森特身上的这种惊人的变化就让萨勒斯牧师大吃一惊。
“他的状态看起来很好，似乎比提奥还要健壮一些。”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然后提奥把他带到了有我们孩子的摇篮的那间房，我们用文森特的名字为他命名。两兄弟静静地看着熟睡的小宝贝，双眼都噙满了泪水。然后文森特转过身来，指着摇篮上钩针编结的东西，笑着对我说：“别给他盖那么多钩纱，我的小妹妹。”
他和我们一起待了三天，这三天里，他的情绪一直很高涨，整个人也很有生气。他没有提起在圣雷米的事。每天他都自己出去买橄榄，以前他每天都吃，他也坚持让我们吃。第一天早上，他醒得很早，只穿着衬衫走来走去。墙上挂满了他的画。卧室里挂着《开花的果园》，餐厅的壁炉上方挂着《吃土豆的人》，起居室里挂着《阿尔风光》和《罗纳河夜景》，让保姆绝望的是，在床、沙发、壁橱下，在那间闲置的小房间里都塞满了大批未装框的油画，现在这些画都在地板上铺展开来，供人仔细地研究。
我们有许多访客，可是文森特很快就意识到巴黎的喧嚣无益于他的健康，他很渴望能早日重拾画笔。于是他在5月21日启程前往奥维尔小城，他向加谢医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们很快成了彼此忠诚的朋友，这份友谊成了他在奥维尔那段短暂日子里最坚强的支撑。我们向他保证很快就会去看望他，他也很想几周后回来看望我们，为我们画肖像画。在奥维尔，他住在一间小旅馆里，很快就投身到了工作中。
奥维尔小城多山的地貌、斜坡上的田地、茅草房顶让文森特心情大好，不过最让他高兴的是，他又有了模特，又可以画人物画了。这些肖像画里就有一张他以加谢医生为模特画的。加谢医生对文森特怀有深深的同情，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这段友谊并没有因文森特的死讯而终止，文森特死后，加谢医生和他的孩子们依然虔诚地追忆他，这种感情逐渐变成了一种真挚感人的崇敬之情。“我越回忆往事，越觉得文森特是个天才。过去的每一天里，我都会欣赏他的画作，并且总是有新的体悟，他的画每天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每当我回忆起他时，便觉得他实在是一个传奇人物，是一位哲学家……”
得知文森特的死讯后，加谢立刻给提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到了文森特对于艺术的热爱。“热爱艺术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艺术于他而言是信仰，文森特成了信仰艺术的殉道者！”在文森特在世的那个时代，没有人比加谢医生更懂他。
神奇的是，加谢医生和文森特有些相像（他的年纪比文森特大很多），他的儿子保罗，一个15岁的男孩，有点像提奥。
加谢一家住在一座山上，他的房子里装饰着满满的画作和古董，熹微的日光从小小的窗子照进来。房前是一个漂亮露台花园，房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放养着鸭子、母鸡、火鸡、孔雀以及五只猫。这是一座原生态的房子，一座品位非凡的原生态房子。
加谢医生不再在奥维尔小城办公，他在巴黎有一间办公室，一个星期给人做几次咨询，其余的时间他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画画、雕刻，他的房间很像中世纪炼金士的工作室。文森特去到奥维尔小城后不久，6月10日，我们收到了加谢医生的邀请，他邀请我和提奥以及我们的小宝贝去奥维尔小城散心一日。文森特来火车站接我们，他还给自己的小侄儿文森特带了一个鸟窝，给他当玩具。他一直抱着小文森特，带他看院子里的那些动物，后来小家伙被一只打鸣的公鸡吓得小脸通红，嚎啕大哭起来，文森特笑着学他哭泣的小模样，“公鸡打鸣喔喔喔”，他很骄傲能亲自为小文森特打开动物世界的大门。我们在室外享用了午餐，饭后，我们散了很长时间的步。那一天是多么平静快乐，没有人能预想到，就在几周之后，悲剧发生了，曾经的欢乐时光荡然无存。7月初，文森特来巴黎拜访了我们一次，恰好此时，我们的孩子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我和提奥都因此有些心力交瘁。提奥再一次动了离开古比尔公司、自己开一家画廊的念头，文森特不满意存放他的画作的这个地方，我们商量着要搬到一个大一些的公寓去。那是一段充满了担忧和焦虑日子。许多朋友都来拜访文森特，这其中就有艾瑞尔，他当时发表了一篇关于文森特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再次造访的目的是同文森特一起欣赏那些画作，图卢兹·罗特列克和我们共进了午餐，他们给文森特讲了很多他们在楼梯上遇到的一个殡葬承办人的笑话。基约曼也想来看望文森特，但是，文森特在短短的几日里接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等基约曼到来，他便匆忙回到了奥维尔小城。此时的文森特疲劳至极，精神却高度亢奋，从他临终前的书信和画作可以推断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毁灭性的大灾难即将到来，就像麦田上空在暴风雨中盘旋的不祥鸦群。
“我希望他没有变得更抑郁，更不希望他的病再次发作，近来一切都那么顺利。”提奥在7月20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之前，他已经把我和孩子送到了荷兰，自己一个人返回巴黎，在请到假之前，他还要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25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文森特给我写了一封实在令人费解的信。他何时才能真正快乐起来？他已经彻底康复了呀！”文森特永远都无法快乐起来了，他的病再次发作，痛苦的他最终选择了死亡。
在7月27日的夜晚，文森特用一把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加谢医生在事发的夜晚立刻给提奥写了一封信，“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让人痛心的消息，这是我的责任。在今晚9点，星期天，有人急匆匆地来找我，说你哥哥文森特急切地想要见我一面。我到了那儿，却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开枪打伤了自己……可我不知道你的地址，文森特也拒绝告诉我，所以我只得通过古比尔公司把这封信交给你。”结果直到第二天早上，提奥才收到这封信，他马上赶到了奥维尔小城。在7月28日他赶到那儿的当天，他给我的信中写道，“今天早上，一个住在奥维尔小城的荷兰医生替我从加谢医生那儿捎来一封信，文森特的情况很不乐观，他想要见我。我连忙不顾一切地赶去见他，发现他的情况比我预想中的要好一些。我不愿意向你详细地描述他的病情，因为他的状态实在不容乐观，你需要知道的是，他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
“他很高兴我能来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可怜的人儿，他几乎未曾体验过欢乐的滋味。在他弥留之际，也没有欢乐的幻象出现。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孤独感时常袭来。他总是问起你还有我们的孩子，并且对我说，生命中的苦难多得让人无法想象。噢！要是我们给他一些活下去的勇气该多好。别太担心了，他之前的状况的确很糟，但他的身体很强壮，连医生都说他会没事的。”然而，死神最终还是带走了他。在7月29日的清晨，文森特离开了人世。
提奥给我的信中写道，“他在弥留之际对我说：‘我希望能马上死去，’他的愿望实现了。没过多久，一切都结束了。他找到了在这个世界无法找到的解脱……第二天早上，八个来自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参加了文森特的葬礼，他们将文森特的房间用鲜花和花环好好地装饰了一番，并在他的棺材四周摆上他的画作。加谢医生带来了一大束向日葵，因为这种花是文森特生前的最爱……他长眠于一块阳光明媚的麦田中央……”
提奥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一个生无可恋的人是无法向人诉说他的痛苦的。文森特的离去让我痛苦万分，这苦痛将常伴我活着的每一天。有人可能会说，他最终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解脱……活着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然而现在，对他的画作表示欣赏的人越来越多……噢！他是我最亲，最亲的哥哥啊！”
提奥本就虚弱的身体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六个月之后，在1891年1月25日，他追随他哥哥的脚步离开了人世。
两兄弟一起长眠在了奥维尔小城麦田中央的小小墓地中。
提奥·梵高遗孀约翰娜·梵高
19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