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拓者的优势在于，他不仅可以了解该领域的全貌，还可以发现“金矿”并占据最有前景的研究点。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我始终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进行全面理解，似乎想要用一个大网尽可能地将可控范围的领域全部笼罩起来。首先是书籍方面，在威尔玛的帮助下，我整理了几抽屉的参考书目卡片，以及自1936年以来这方面的英文资料，甚至还包括我返回哈佛之前的一些著作。我想了解每一位出版过有关中国研究著作的作者。由于语言学习占去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这项工作也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多亏有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帮忙，前文提到的各种附有内容介绍的描述性书目的汇编工作才得以完成。
其次，我想了解该领域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不得不奔波于各个集会或研究协会的年会之间，非常忙碌。最终形成了周游全国各地的惯例，包括进行讲座、参观学术中心以及会见各界人士。通常，我会事先安排旅行日程，这样在前往某地的途中，我可以在别处停留来查看我想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中国，就得四处走走。”我以实际行动表明我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这件事。多年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已去过很多地方，并与各地有关人士进行过数百次的谈话。
我到处发表演讲的推动力要归因于一种类似传教士的热情（我注意到赖绍华也有这样的热情），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其他地方要普遍得多。我猜想，许多持有老派观念的人多少会对这样的行为方式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一定会惊讶，究竟是贪婪还是权力或是狂热盲信的驱使，让我们这样充满干劲。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学术事业创办人固有的热情和抱负，它是伴随资本主义兼并活动而来的那种向外扩张的一种反射。
就我而言，我认为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同事、可能的朋友，我们或许可以为其提供帮助。对那些学术研究水平比我高的学者，我从不吝啬于鼓励和支持。我觉得我们都需要道义上的支持。在这方面，我能够理解小城镇里的那些宣传鼓动家的动机，他们不仅在扶轮社和吉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集会上发表演讲，同时他们也是美国组织推动力的典范。我们坚信，只有发展才能拯救世界。我不赞成那种僵化的观念，即认为发展确实会造成对我们的首要威胁。多一点总比少一点要好，至少在一个人自己的认识领域里是如此，就算是事情朝糟糕的方向发展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我们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出现更好的组织以及进行更好的合作，在全世界范围内撒下我们的大网。对我而言，出国旅行自然也是实现这一目的一部分。
1952年至1953年，在日本有10个月的时间学习语言和研究文献目录，这对我们这样已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来说，时间相当充裕。在一个日本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小群体中，我们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山本达郎（Tatsuro Yamamoto）是东京大学最具有国际意识的一名教授，同时，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温文尔雅的贵族，精通法语、英语、汉语以及其他多种语言，此外他还是中越问题研究方面的权威，也是国际学术组织的日本代表。1951年至1952年，山本达郎一家来到哈佛大学。此后，我们又在印度意外地遇到了山本达郎本人，当时他正在指导一个日本测量队测量和拍摄印度国内的建筑遗址，其工作的开展如同蚕吃桑叶，有条不紊。1953年，他的夫人山本纯子（Sumiko）帮助我和坂野正高（Banno）完成了有关近代中国的日本著作的参考书目的编译工作。她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从事教学工作，并发表了论述20世纪20年代中国反基督教运动的博士论文。与这些性情文雅的朋友比较，我们觉得自己粗野不堪。
20世纪60年代，我曾环游世界两次，约翰·林德贝克也同样如此。我们都将对中国的研究视为一种全球性的事业，渴望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台湾地区、日本以及苏联，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的研究情况以及我们之间如何开展合作。
1960年，10岁的劳拉和6岁的霍莉也一同加入我和威尔玛的旅行，这无疑给我们的旅途增添了极大的乐趣，也使我们与当地人接触时要自然和轻松许多。我们首先游览了罗马和雅典，随后我们拜访了英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安东尼·兰伯特（Anthony Lambert）爵士，他是我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时的同学，我们在他那位于索非亚（Sofia）的宽敞的大使馆待了一周时间。而在我和威尔玛首次体验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时，兰伯特的两个女儿与我们的女儿就在一起玩耍——街上到处是行走的人以及渴望与我们进行交谈的受到压制的知识分子，即便只是谈论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播放音乐的空当，安东尼和我私下低声交换了一些政治看法，生怕大使馆会装有窃听器。
随后几个星期，我们参观了以色列和印度总统尼赫鲁统治下的新德里，还顺道去了尼泊尔，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举国上下为民族复兴所作的努力。之后我们又在缅甸待了两周时间。美国新闻处（USIS）驻仰光办事处的负责人恒安石（Arthur Hummel，Jr.，恒慕义之子）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我们参观了曼德勒地区（Mandalay），还驱车前往蒲甘（Pagan），参观了那里40多座主要的中世纪佛教遗址，并在大多数的寺庙拍了照。总的来说，这是一次英国式的旅行，那里气候干燥，阳光十分充足。此外，我与当时缅甸的当政者总理吴努（U Nu）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富有理性的交谈，当时的缅甸人民对于工业、冷战甚至旅游业都一无所知，他们生活贫困，排外，完全处于消息闭塞的“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中。相比之下，曼谷、吉隆坡、新加坡、西贡以及香港似乎较为现代化且社会在快速变迁。
位于中国以南的是一些信奉印度教或佛教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学者似乎对冷战无动于衷。让新德里深感忧虑的是，它与革命中的中国历时已久的边界之争，并且在1962年印度军队甚至向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最终还是被彻底打败。这里除了政府部门的外交官之外，没有任何在汉语方面训练有素的人才，大学也没有开展太多认真的研究工作。缅甸一直有着中国“入侵”的梦魇，在那里只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员，他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汉语。泰国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虽然他们更直接地处于武力威胁之下。经过这几日在各大首都的游览经历，我发现这些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国家对于汉学的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吉隆坡、新加坡以及西贡算是半中国化的城市，但这些地区几乎还未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研究。马尼拉（Manila）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只有一位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在耶稣会的支持下从事教学工作。在这些首都城市，我与重要人物有过会面，作了几次讲座，还探望了一些老朋友。而这些老朋友大多都是记者或外交官，是驻外机构或部门中主要的两大类群体。
香港当然是走在最前列的汉学研究中心了，但香港本地的企业和公司不设基金会，因此，尽管香港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条件，但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却也主要依靠纽约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由于某种原因，学者从事诸如社会科学、历史学科等抽象的研究项目是一件难以及时获利的事情，所以没人能决定是否应负担这样无利可图的投资。在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香港分会，我作了主题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A）的演讲，受到人们的欢迎。其间，我提出历史知识是防止思想狂热的最佳手段，但几乎没有人对这样的提议有所反应，只是在我提到有效的学术激励和攻读学位的候选资格时，才有一些听众表现出一定的关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在香港的6个公共机构作了十几次演讲，同时也结识了很多的朋友。
在我们四人的旅行中，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西贡再次见到我们在华盛顿时的朋友雷正琪（Wolf Ladejinsky）。他阅历丰富为人热情，先后在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以及印度等地进行土地改革，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他和我们的女儿很快成了朋友。事实上，当时他正准备前往南越，担任吴庭艳总统的土地改革顾问，却不知这是麻烦开始的前兆。
1960年的旅行让我们对台湾地区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相关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在台北停留了7周时间，住在“国立台湾大学”的一间房子里。此时，重组的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利用10年时间巩固了其统治地位，它致力于土地改革和工业化发展，使人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志在改革的政权形象。对于这一目标的实行，他们已经具备了种种便利条件。经过1895年至1945年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当时的台湾已建立起稳固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水力发电、文化教育、公共卫生以及养殖耕种等。尽管如此，日本人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方面却没有什么建树。1947年，一位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将军（陈仪，福建省主席）镇压了在台北举行的一场抗议国民党军队贪污腐败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次游行中有大约1万名台湾当地人遭到屠杀。此后台湾再也没有头面人物与国民党进行对抗了。在1949年，随着蒋介石逃亡台湾的人中有许多珍贵的管理方面的人才。在清正廉洁的陈诚将军任台湾省省长时，他们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土地改革。他们废除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有利于科学地发展农业。
推动此次土地改革的主要机构为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该委员会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于1948年在中国创立，委员会负责人为曾在北京、昆明两地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1886—1964）。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恢复了先前由日本人创建的农民协会，同时推动这些协会为农村地区提供贷款和农艺技能。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一大优势在于单一的组织结构（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在其指挥部设立的英美联合指挥组织，当时运行得十分成功。）——美国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同一个小组工作，并非“对应的人员”。
我们一见到蒋梦麟博士，他就说道：“如果我们在大陆时就有现在的认识水平，恐怕我们早获胜了。”这句话让我进行了反思。正如他在自传《西潮东渐记：蒋梦麟回忆录》（Tides from the West）中所述，他从一开始所走的本来是一条读书做官的经世之道，如果不是1904年他认识到必须去美国才能做学问的话。他在伯克利攻读教育专业（1912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后，1919年至1945年间，除一些短暂的中断外，他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其经历令人印象深刻。
蒋梦麟有幸出身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一个士绅家庭，祖上经营钱庄。尽管接受美国现代化的教育，却依旧保持着古老的忠君美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昆明和重庆见到他，当时他的生活一度窘迫，以至于他的夫人不得不背地里寻找工作来糊口。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我正在和蒋介石进行联系，并给他提了不少建议。一旦时机成熟，你会看到他立即实行改革挽回局面。”1960年，他在台北没有再提起这些虔诚的想法，事实上，在这片面积较小并易于管理的土地上，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已经实施了很多挽回局面的改革措施。
在我看来，忠诚于某位统治者的古代士大夫思想在蒋梦麟这一代人的身上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他们并不会起来革命，更不会进行反抗。在战争年代里，CC系使得昆明的教授陷入饥饿的困境当中，当时蒋梦麟博士也是其中的一位主要代表。他到底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什么？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是一位仁慈且有毅力的官员。1960年，蒋梦麟在台湾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安排了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人员带我们在岛上四处参观。
国民党政权的领导方式始终墨守成规，缺乏创新。在经过深刻的反省之后，蒋介石和他的效忠者将失去大陆的原因归结为缺乏纪律约束和献身精神。（那时他们并没将责任归咎于认为“美国国务院内的共产党”，导致失去了美国援助。）他们决心通过国民党精神的重建和孙中山思想体系的复兴（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反攻大陆。然而，出于自尊心和政治权术的考虑，他们维持着伟大主权的空壳，不过只是一系列虚假伪装的游戏罢了。我随即想起了舍温·威廉姆斯化工有限公司（Sherwin Williams Paint Company）的一句广告语：“挽回表面等于挽救了一切。”
过去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官邸，一座1900年代建成的漂亮的红砖建筑，如今成为蒋总统的总司令部。两项法律上的虚构成为权力机构的支撑点：其一，内战正在继续，前线阵地就在大陆沿海一带的岛屿上，以面对厦门的“前线”金门最富象征意义。因此，自1949年后的30年里，台湾一直处在军事管制之下。整个岛屿被铁丝网包围起来，军号声不绝于耳，机枪碉堡也随处可见。其二，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在名义上依然保留着众多虚设的挂名职位以及对南京和所有省市的最高行政管理权，准备一有机会便重新恢复执政；另一方面，名义上的台湾省地方政府被撇在一边，在台湾省偏僻的台中市建立名义上的省政府机构，但并没有在此岛屿上掌握实权。
这些法律虚拟多少缓解了战败所带来的耻辱，同时又赢得了亲国民党的美国支持者同情支持弱者的自由主义感情。与此同时，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比以往表现得更加热情好客，对其理想给予慷慨支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由此，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矛盾象征，它在中国与美国价值观之间寻求着某种平衡和联结的作用，即一种不同于任何一方的价值观。
对这些流亡的国民党人来说，坚持意味着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意味着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决心，可以流血，但决不屈服，始终信守自己原来的责任和义务，誓为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忠实信徒——总之，这是一种完美的精神上的姿态。他们如此坚定的立场让人觉得，“中华民国”在台湾只是暂作停留。虽然目前失利，但只要美国继续以某种行动暗示它对台湾的支持，他们迟早会东山再起。
对于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来说，事实却恰恰相反。“福摩沙”（葡萄牙语，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称谓）是一个面对共产主义者敢于继续抵抗的岛国，他们正为我们而战斗，同时也竭力为脱离大陆保持独立而战。如此勇往直前的斗志理应得到我们的援助。台湾新颁布的“法律”中提及民主自由（军事管制只是暂时的），媒体报道也不是千篇一律（如果懂中文的话），贸易也以日本式的出口导向模式迅速发展起来。美国的华人团体，无论是进行贸易活动，还是开展基督教传教工作，或是从事汉学研究，甚至是军事组织等，发现台湾不失为一个惬意的地方，可以在那里继续他们在大陆曾从事过的事业和活动，只是规模和范围相对缩小了而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医院（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Hospital）是台北市最好的医院。驻外事务处在台中市开设了一所语言学校。同时，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也是基督教会学院燕京大学的后继者，坐落在新修建的漂亮校园内，还有许多来自北京的教员。此外，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Group）、美国空军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均在台北设有各自的派驻机构和人员。“国立台湾大学”中增加了许多来自昆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的教学人员。“中央研究院”大楼也在距离市区6英里的南港竣工。在这里我们还遇到了老朋友李济，他正在撰写大量有关安阳殷墟出土的文物报告的鸿篇巨制。从战争时期开始，梁思永就带头进行此项工作的研究，一直到他患肺结核病逝。随后李济承担起研究的重任一直到完成。1979年，李济逝世。
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带着我们乘坐火车和吉普车进行了环岛旅行。从尚未竣工的横贯全岛公路前往被岩石包围的东海岸的途中，我们从修路士兵的身上再次看到了其勇于奉献的精神和坚定的决心。从巍然屹立的高山下行转到壮观的太鲁阁峡谷，沿路到处都是松散的岩石，卡车通行还不时会引起小规模的山崩，掉落的岩石有时会把下面已经推平的道路拦住。据说，很多士兵为修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坚持征服自然的精神也算是对大陆作战失败的一种补偿。这样看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它似乎很好地表现了我在当地所有人中所感受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接触较多，该研究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尽职尽责、细心谨慎的学者——郭廷以。他深得国民党的信任，但据说由于他并非“国立台湾大学”教授而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因此很少有机会招收到顶尖人才。不管事实究竟如何，郭先生却能变不利为有利。他从台湾师范大学招收的研究员不仅忠诚于他本人，同时也忠诚于近代史研究所，而并非将这个事业当成到美国发展事业的垫脚石。在防止人才外流的同时，近代史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博学多才的研究员，由这些人编写了一系列系统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著作，特别是1861年到1927年间的历史。此外，近代史研究所主要依靠的是中国最早的外交机构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借助这些得天独厚的档案资料，他们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档案文献集。
由于之前我曾代表哈佛大学与福特基金会进行协商洽谈，如今我同样能够帮助郭先生寻求这方面的资助，以便于他们开展出版项目的同时可以外出进行学术交流，使他们与美国各大研究中心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近代史研究所有十几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他们已经注意到美国的专题研究论文通常以较少的事实为基础，而理论分析较多；而中国过去的编年史编撰者的习惯依然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学家，他们通常都是按照年代排序的方式将大量的资料编缀在一起。我设法会见了郭廷以在国民党情报宣传部门的上级领导，其间我婉转地向其暗示，那些像瘟疫一样被控制隔离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对美国的研究者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台湾的政府机构和学术界里，很多人都是我在三四十年代的老朋友。当时胡适已经从美国回来并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我们见过几次面。回顾往事，博学多才的他对其担任驻华盛顿大使的经历感到遗憾，他更希望以揭露中世纪中国禅宗佛教骗局的学者的身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对于美国人来说，他是一位为人热情、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历史人物。他善于交际，且能够记住每一位交谈者的姓名，能和他们轻松自如地交谈，这些给他们留下了特别的好感。他的一生也多半在美国度过。
1962年，胡适猝然离世。为此，“中央研究院”内竖立了一座精致的纪念碑，纪念碑上胡适名字的尺寸与蒋介石总统的签名大小差不多，当时蒋介石还想从这位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身上捞得最后一点好处。胡适纪念碑旁边就是博物馆，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得胡适名震天下，如今这些历史的遗迹都被敷衍地丢在了角落。国民党从未对五四运动有过好感，也不愿意提起它，因为共产党早已优先利用了这场运动。如果以美国人的想象来看，胡适的墓旁应该摆放一尊约翰·杜威的半身像。
我曾在战时的重庆见过的国民党部长中，组织部长陈立夫早已退休，在新泽西经营着一家养鸡场。而更为开明的王世杰则继续留任内阁，他对于我有关学术交流和开放档案的提议抱着积极响应的态度。
对我来说，从某方面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台北与40年代的重庆有着些许的类似。在这两个时代，它们同美国的关系对于当地的局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我也包括在其中，如今我又成为当地情况的旁观者兼参与者。1960年，一度曾经担任国民党领导职务的《自由中国》的编辑雷震，开始组建反对党。他领导的组织还曾向我寻求过“意见”，即争取外国人的支持。然而，当年的晚些时候，雷震以与中国共产党有来往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10年徒刑，而他组织的运动也以传统的“斩首示众”方式遭到镇压。我适时地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信中批评了国民党一贯的独裁统治。1964年，我拜访了雷夫人，她说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因此而疏远了，只有王先生还有联系，而她的生活也过得异常悲惨。我问道：“王先生是谁？”她说：“我们的老朋友王世杰。”她受到一位忠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的保护，这让我再次感受到法定官方关系仅仅是把中国社会维系在一起的、无处不在的私人与亲属关系网之外的表面现象而已。
60年代末期，伴随着缺少安全感甚至是政治的歇斯底里症的并发，另外一件事情又发生了。殷海光教授是我们的朋友金岳霖的学生，他是一位哲学家，精通西方思想，同时也是一位与亨利·门肯（H.L.Mencken）、伊西多·斯通（I.F.Stone）类似的不思悔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他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浮夸而不切实际，其思想几乎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有毒害作用。他还对将台北作为全中国的“首都”提出了质疑。然而他独立不羁的思想却害了他自己。在大学里，他的工资被停发，在他病入膏肓时，他的生活只能靠我们从哈佛燕京学会申请的研究拨款得以维持。对国民党来说，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
与此同时，政治压力在日本也逐渐升温。1960年6月中旬，我们在东京看到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示威游行活动，正是这次游行最终导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问被迫取消。现代的“示威”一方是高呼口号、势如潮涌的学生编队，一方是手持防护盾和警棍的密集的警察方阵，显示出一种与其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类似中世纪仪仗队般的循规蹈矩的气氛。没有人打扰来自美国的旁观者。与1960年4月南朝鲜学生的游行相比，日本学生更加端庄得体。而发生在汉城的那次游行，学生们反对李承晚政权，面对着军警的机关枪迎面而上。最终用许多人的生命换来了李承晚政权的垮台。
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日本和南朝鲜有许多相似之处。汉学研究在日本是传承已久的学科之一。一直以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对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不同解释，使之后整整一代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而在日本的三周时间，我再次联络了东京和京都的“老关系”，共走访了20多个研究团体，并与其进行了交流，而所有的研究机构对于汉学研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专长。每次走访结束后，我都会带回更多的书籍、名片以及机构资料。
在汉城的一周更像是在国内某个正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一样。南朝鲜的汉学研究刚刚开始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但其还缺乏像日本研究中国问题所依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假设。南朝鲜大学的研究中心渴望得到如何获取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的建议。比如，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措辞提出这一要求才恰当？该研究中心决定召开一次有关亚洲现代化问题的国际会议。而在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在不断地对帝国主义进行谴责，认为它是造成当代亚洲灾难的罪魁祸首。
作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在日本和韩国还是极受尊敬的，其众多的欢迎者似乎足以表示他们的真诚和热情。但是，我发现两国在表达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差异。我注意到，“日本对美国学者在东方历史的研究方面发表的意见可以说非常重视”。与此相反，在南朝鲜，“当地的研究机构将我看作一位极有见识的智者，也许能够帮助当地人看到自己在历史研究方面还很滞后。这一直令我颇感不安。我仅仅是在四处讲学时积极传播一些我的研究领域内的相关信息，这是一个优秀研究生就能够胜任的工作，但是我被宣传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国际权威”。其原因大概是，我一直处于世界权力的中心——美国，且经常发表一些关于政策问题的评论，而这不过是一个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自命不凡的一种表现。
1964年，我们又沿着差不多相同的路线向东再次旅行。我们由伦敦直接到达新德里，在这里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讨论尽管相当热烈，但其实际取得的进展似乎比不上吉隆坡和新加坡。
与1960年的旅行不同，当时两个孩子和我们同行，这次劳拉留在学校，但10岁的霍莉仍与我们相伴，共同了解世界。我们与康奈尔大学的劳里·夏普（Lauri Sharp）一起在泰国西北地区的山地部落走访了一周，此时霍莉对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例如，我们拍摄山地部落的女性，她们穿着低腰的小短裙，背部露出一个大大的缺口。我们与美国驻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大使菲利普·斯普劳斯在一起的时候，霍莉在正式宴会中毫不费力地扮演了主宾的角色，一点儿也不怯场。她还向客人们讲述了我们在山地部落的见闻。
1964年再次来到西贡，我们发现如今的民族服饰奥黛（Ao Dai，越南长衫，越南妇女的民族服装，由开高衩的长衫和宽腿裤构成）已经很灵活了。穿着“丝绸裤和高衩长衫”的年轻女性骑着摩托车，戴着宽边草帽，乌黑亮丽的长发随风飘动。她们“更像是阿布沙罗斯（apsaras，婆罗门教女神），悄无声息地穿过了林荫大道”。霍莉也有一些绿色和粉色的奥黛，丝质的宽腿裤罩上色彩艳丽的高衩长衫，别提多迷人了。霍莉身高适中，体型匀称，看起来像16岁的妙龄少女，以至于鸡尾酒会上的年轻记者都被她吸引住了。
而在韩国的旅行更加开阔了霍莉的视野。当我们到达汉城时，这里正在召开一次国际青年商会（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的会议，导致城里的酒店人满为患。最终我们住在了山顶处名为“金秀章”（Keum Soo Chang）的酒店，这是一座一流的通体由大理石修建而成的酒店。接待人员有些担心地问道：“这里可以吗？这是城里唯一有空房的地方了。”这里的建筑有一种我们在拜访朋友时见识过的富丽堂皇，于是我向他们再次表示没有问题，然后就住了下来。
酒店装修颇为奢华，卧室的床也很大，在客厅通往卧室的入口处摆放着许多日式的拖鞋。霍莉很快与几个女仆交上了朋友，她告诉我们在通向绿树成荫的后院入口处停着许多豪华轿车。后院的建筑是典型的韩式风格，尤其是到了晚上，人们会在这里聚餐、唱歌。事实上，我们被安排在汉城最好的旅店，我们在此居住了一个星期，发现这里不仅环境优雅，服务也很周到。
在4年之后，再次故地重游，发现香港、马尼拉、台北以及汉城等城市都已高楼林立，给我们以深刻而全新的印象。在香港，这是我们第三次有幸与林赛爵士（Sir Lindsay）和赖德夫人（Lady Ride）住在一起，从这位香港大学副校长的住处放眼望去，横跨海港的九龙湾与岛上的维多利亚港发展程度不相上下。这些城市的大学也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地发展壮大，包括马尼拉雅典耀教会大学（Ateneo de Manila）也在发展。在台北郊外，“中央研究院”建立了新的“教师村”，我们在那里的一座房子里住了一个月。
令人高兴的是，1964年我们在台北再次见到蒋廷黻。他曾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其超凡出众的才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所代表的看似强大的权力机构的软弱无能，之后他担任了驻华盛顿大使一职。回到台湾后，他萌生了用现代的方法编写中国历史的想法，使完整的富有中国色彩的中国历史充分地为世界所理解。他并不属于蒋介石的智囊机构——中国文化学院成员，该学院人员由国民党党羽组成，是“中央研究院”的竞争对手。蒋廷黻表示，他曾翻阅过中国文化学院编写的很多书籍，“看完这些书后简直想要大哭”。如果蒋廷黻还活着的话，他也许已经完成了一部富有中国色彩的中国史。
尽管如此，蒋介石僵化的执政风格在台湾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在这里我还见到了在北京时的老友叶公超。他曾是清华大学的一名英国文学教授，此后凭借其卓越的才能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达10年之久，之后出任驻华盛顿大使。然而，由于不肯听从“老头子”的外交理念，如今叶公超被安置在台北内阁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长位置上。他是一位致力于中国复兴的人，对新旧两种文化都很珍视。他的祖辈和叔辈都曾有人在北京政府担任过总理。他本人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还是一位画家。此外，他曾在乌尔班那大学（Urbana）、贝茨大学（Bates）、阿默斯特大学（Amherst）以及剑桥大学接受西方教育。他经历过伦敦闪电战，目睹过新加坡的沦陷，并且认识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此时，他开车带我们参观了台中市的皇家艺术收藏品，当时拉里·西格曼（Larry Sickman）正在给这些藏品拍照。我们还曾住在台湾第一银行（ First Bank of Taiwan）的招待所里，碰到了许多企业家，叶公超从这些商人身上看到了台湾未来的希望。访台期间能够与这样一位难得的朋友相处，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在我们所有停留过的地方，包括在日本的三个月和在南朝鲜的一周时间，我都是以哈佛大学教授的身份参观了各个学术研究机构，会见其中的研究人员并作了相关讲座。总的来说，一个汉学研究的全球性网络正在迅速形成。在东京，我的老朋友市古宙三（C.Ichiko）教授在东洋文库图书馆为他领导的近代中国研讨班收集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料。在福特基金会以及来自香港、台北和东京的其他支持下，近代中国问题研究已经初见成效。
中国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资助作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他们一直努力宣称并联合抵制使用市古宙三教授的珍贵资料。在他们看来，资助机构必然会影响甚至左右个人的工作，即使福特基金会的赞助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其依然会不知不觉地影响研究人员，导致他们的判断发生偏差，对罪恶的宽容不咎。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人需要人际关系中的互惠互利，如果他们的责任感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一个学者仅仅是晚些发表手稿都会觉得生活被扰乱，那么我可以理解这一点。尽管如此，对于我而言，“帝国主义”只是一种虚设的意识形态术语，它被如此广泛地使用，以至于现在它包括了所有的国际交往，因而没有实际意义。福特基金会对于学术研究所提供的资助可以有力地推动研究工作，只靠着道德上的故作姿态是无法达到的，无论这种姿态及其含义如何正确，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显然乐意做一名帝国主义者。
然而，有着儒家思想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允许人们成为邪恶的忠实信徒。在香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报》公开抨击我是“披着教授外衣的间谍”，并对一些相信我的人进行严正警告。与此同时，有关我个人的被叫作费正清的传闻却不胫而走，继续扩大。1977年，我在香港获得了一本共产党的内部材料——《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其中有一篇费正清的简介。北京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仔细阅读了我们的出版物，凭着中国人的常识，找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些专家确实下了功夫。他们雪亮的眼睛注意到1950年费正清担任远东学会的副主席一职，并未晋升为主席，这是其事业发展中的一大挫折，他们认为这大概是华尔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会有谁有决定权呢？）
人们可能希望我们有关北京方面的研究推论更准确一些，但是结果很难说，也许只是徒劳。事实上，使北京的美国问题专家难以相信导致我没有从副主席升任为主席的实际原因，竟是一件典型的美国式的意外发生的小事。1948年，我们决定将远东学会（自1941年起，远东学会一直出版《远东季刊》）发展成为一个专业的会员制协会。当时赖绍华领导主持一个组织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提名由毕乃德担任远东学会主席一职。当毕乃德提出对学会章程作出修订时，我的同事、博学而不切实际的查尔斯·悉尼·加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站出来说道：“我不同意‘副主席继任主席’，相反，我认为应该在‘继任’前面加个‘不’字。这样就可以有双倍的人享受荣誉，即一些人做主席，一些人做副主席。”理论上说来，这种建议是对的，但事实上是荒谬之极。由于时间紧迫，毕乃德没有直接否决提议，而是采取了投票决定的方法，那些主张平均主义的胆小鬼都投了赞成票。1950年，在我担任有名无实的副主席后，我声称作为在职者，我是最具有资格督促改革的，此后我便着手修订规程，以恢复其本来面貌。最终改革意见获得通过。1958年，我被推选为名副其实的副主席，成为该会唯一连任两届的副主席，此后于1959年担任远东学会主席。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记者称费正清具有保罗·班扬（Paul Bunyan，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一样的神奇色彩。例如，他们的报道中讲述费正清在麦卡锡时期是如何入狱的，出狱之后最终成为尼克松总统的顾问。1971年，在获悉尼克松总统在看《美国与中国》这本书并深受其影响时，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一版立即被找到，并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阅读。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流言蜚语是怎样同基于“事实”的“合理”推论搅在一起，促成了小道消息的形成。
在1960年和1964年的两次周游世界的旅程中，我们一共走访了24个国家，同时我对这些国家的汉学研究现状和欠缺均作出了独立的评估。我参观了15到20个研究中心，这取决于你对“中心”这个词怎么理解；进行了大约100次的发言，包括自我介绍、讨论或是演讲。总之，中国问题的研究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该领域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尚且不足，我们的出版物也无法传播到偏远地区，尽管如此，我们正在向前发展，在哈佛大学，我们拥有很多与国外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交流沟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