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了早期的通商口岸以准备我的牛津大学论文时，我发现了一个与贫瘠北方的平原山川风景截然不同的中国。这里的人更加瘦小而结实，气候也更加炎热且潮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爱国主义的一致性和为旅游者提供的现代化设施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均衡。东南沿海的港口位于河流入海口，面向海外的世界。这也是外国侵略的入口和中国外出到东南亚及更远地方的出发点。简言之，中国沿海地区与组成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华北平原和宽广的河流体系的中国内陆地区，形成了对照。
我开始看到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长期活跃的因素，这足以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区分开来。蒋介石政府与毛泽东领导的地区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依靠贸易，而后者则依靠土地。在这些由海运贸易而开辟的港口中，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海外入侵者看到的中国，与当初从北部和西部陆上侵入的蒙古和满洲人看到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博士论文资料主要立足于5个最早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馆档案。这些口岸曾是前线指挥部，与商人和中国官员进行日常联络，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插进中国的一把利刃。上海口岸的档案在1870年已经被烧毁，宁波方面的档案保存在上海。其他几个口岸的文件大部分保存完整。（现如今它们被保存在伦敦档案局。）在查尔斯·韦伯斯特的帮助下，英国外交部图书馆馆长写信给北京领事馆，北京领事通知口岸领事允许我查阅早前的原始档案。于是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2月间，为了写博士论文我们来到了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带。
1934年4月，运气终于来了，我收到了来自洛克菲勒支持的教育委员会提供给我们的2050美元的拨款外加旅行费用。副会长戴维·斯蒂文斯（David Stevens）写信给我，认为我正试图做过多的事情（学习汉语，又准备开始学习日语，旅游考察，作论文研究），小心“贪多嚼不烂”。我回复道，我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些都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这笔奖学金意味着当前他对我的未来很看好，尽管认为我太过野心勃勃。
1934年11月我们来到上海，在南京路103号一家巧克力商店附近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我们住的地方年久失修，商务午餐时人们随便进出，这让我们感觉这里更适合来去匆匆的暂居者，而不太适合我们。当威尔玛的妹妹玛利安（Marian）从拉德克里夫过来与我们同住时，她刚从拉德克里夫毕业，不禁对我们所居住的“破败旧楼的房间”感到惊讶。在史沫特莱看望我们时，玛利安又被她的“有着阴谋论、妄想症和革命狂热的倾向”的气质完全镇住了。
白天，英国领事馆提供给我一间办公室，配有一部电话和一个帮忙的小助理，随叫随到。我开始查阅宁波口岸的档案了。威尔玛和玛利安用我们带来的打字机记录要点。我发现撰写博士论文的工作很艰难，部分原因在于我的研究涉及的领事馆电讯有时候过于冗长乏味。例如，广州领事花了很长时间对当地肉桂垄断组织进行斗争，肉桂是生产紫色染料的原材料。他试图削弱这种古老而有组织的官方特许行会，将其纳入完全开放的竞争市场，这样对这种垄断组织充满抱怨的英国商人就能有利地参与竞争。显然一切都是徒劳的，就如同一个世纪后毛泽东试图彻底消灭逐利动机一样。领事们如同传教士一样，想要在意识领域进行变革，都努力想要使“中国的一切”更接近于我们构想的理想形式。
要从改革家的冗长乏味中解脱出来，75卷记载着1843年至1858年宁波口岸的情况的早期档案是一个安慰。其中充满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其中揭露了“贸易胜利”真相的堪称最伟大的史诗之一。其中充斥着掠夺、勒索、奴役、口头威胁、压榨以及为了适应犯罪而修改法律的种种罪恶。在宁波，葡萄牙人被招募来对抗当地的海盗，之后他们控制了口岸，新一轮榨取开始；为了对付葡萄牙人，又招来了广东的海盗，最终的结局是英国人坐享渔翁之利，得到了沿海贸易。
在早期，宁波有大量的传教士，但是并不虔诚的英国领事官员比平常更加深入到当地中国居民中去。在宁波至少有三位领事［密妥士（J.A.T.Meadows）、星察理（Sinclair）和赫德（Hart）］似乎与中国女性来往密切。事实上有人推测赫德在中国有较高的地位是由于他早期融入了中国式的家庭制度，当然受益于其领先一步，熟悉爱尔兰家庭制度。
我下午5点从上海乘船前往宁波，在第二天早晨到达。卫理公会派来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威尔玛和玛利安乘火车从杭州赶来。）我们看到了记录在档案中的一些大人物的坟墓，但是并没有看到19世纪50年代出没于此地的阿帕克（Apak）和他的广州海盗们，相反，我们看到了大约3000名乘船游览的中国人，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在吃水线以上的主甲板第一层是中国人乘坐的二等舱，就好比轮船上的火车卧铺；最顶端的一层，搭乘着包括我们3个人、6名军官、6名服务员以及浙江圣公会的主教，主教看起来对玛利安情有独钟。我们就像站在蚂蚁山上一样。最上层的甲板周围有可转动的长钉棒，这样可以很好地阻止下方的海盗接近……铁丝栏架和隔栏……当然也是一支小护卫队。
返回上海时，轮船沿着甬江行驶了12英里，越过了古老的要塞镇海。与广州、福州、上海、天津以及其他老港口一样，宁波作为商业贸易的中心，是在海上航线的尽头，运送货物的船只往来方便，但是外洋舰队很难进入。
我们发现福州和宁波情况类似（除了一次不幸的意外）。我们在莱茵河似的闽江上航行了24英里之后，停泊在了罗星港。在这里，1884年8月23日下午，法国最后通牒期限已到，在那里一只较大的（自不用说）舰队，几分钟内将附近中国舰队的9艘舰船击垮。他们还毁掉了法国工程师为中国修建的马尾造船厂。我们继续前进，来到了福州，进入了这一古老的通商口岸的气氛之中。这里的情形比我在中国北方见过的还要严苛。
在城墙围绕的城市和河流的南面小岛上的外国租界，我们首先找到了完全类似毛姆剧中的场景：
一座不可思议的房子，巨大而且纵横交错，房子里主要装满了瓷器、花瓶、古董雕像、华而不实的小摆件、珍贵文物，还有一些废旧物品。房子的主人是现年72岁的谢利·布兰德（H.shelley Brand），这所房子就是他的象征，他是路透社、6家茶叶公司、教堂司事、丧葬承办的代理人，大致上也是一位吹牛大王。他是一个身材魁梧、思想却如同他的房间一样杂乱无章的人。他热爱福州，花白的长鬈发表明他是最老居民，然而他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了敌意。
正如他向我们表明的一样，布兰德先生的职业是一位品茶专家。当茶叶从内地武夷山沿闽江运到这里，是否进行大量投资，就靠这位专业“品茶师”的品鉴。他通过啜饮和品尝对不同样品进行等级分类。除此之外他还有表演夸张的演员那样的朗诵技能。他给玛利安留下的印象就像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一样。
作为闽浙两个省份自古以来的省会城市，福州早已是排外主义的温床。遵守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曾进行长期斗争，竭尽全力阻止传教士来到福州。然而1847年，第一个传教士因没有得到领事邀请私自而来，不得不住在一个运送鸦片的英国船长的家里，直到那时为止，这位英国船长是唯一可以出售任何东西的英国人。随着中外双方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彼此厌恶对方，敌对关系也越来越根深蒂固。我发现即使到了1934年，英国和美国领事馆依然是中国友好的敌人，而贸易和传教也依然是占有优势地位的外国人所从事的活动。“如从前一样，现在的外国人还是轻视且不信任中国人，”我记录道，“但是采用较温和的方式。”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熟悉两种类型的中国人：
在内地旅行时，我们看到农民或乡民，他们不懂世故，只知道如何与土地打交道，群体很大……总体上，他们努力工作，单纯、友善。在北京我们遇到西化的归国留学生，大部分作为个体都很有魅力，但是由于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在两种文化中保持他们自己的那一种。如今我们处在第三种类型中……买办类型，这类人从外贸当中追逐钱财……我和扶轮社成员一起吃午餐，这里的扶轮社由美国领事戈登·伯克（Gordon Burke）创办……这场变革能否胜利尚未确定。
3个日本人、6个西方人以及24个中国人，每个人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他们只有处理公事时才会碰面，彼此间不会有友谊和尊重。我感到，
在通商口岸的气氛中，有一种很明显的厌恶中国人的倾向……有一件事情，在这里不能对仆人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对话，你也不懂他们的方言，所以你必须用洋泾浜英语（中英文混杂）对他们大吼：“伙计，快去上楼瞧瞧，快吃晚饭了。”（Boy, you catchee master topside chop chop talkee dinner.）
因为通商口岸是在炮舰的威胁下开放的，
口岸从中国的土地中被分离出来，也远离了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公众舆论，毫无疑问，被通商口岸所吸引来的恰恰是最坏的一类中国人——皇帝曾称之为“华夏之奸宄”。
在这种背景下，我在福州城外发现了同乡好友盖伊·西林开办的农艺学校，感到莫大的安慰。他说一些学生在实际的耕地操作时，仍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盖伊对他们进行了生动的示范。即使他们受到的教育会将其带入上层社会，但是最终学会了弄脏他们的手干点农活。事实上这暗示了一场社会革命，尽管我们亲身经历时只能隐约地感受到。
我们沿海岸到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和广州等地考察。但是一切与设想中的不一样。确实，我在很少使用的英国领事馆仲裁室中，查阅了足有200页厚的发霉的合订本，有的是已经被虫蛀的信件，除此之外身边还常常有两名打字员协助工作。但是在公众眼里，这是科尼莉亚·詹姆斯·坎农的两个女儿所取得的进步。虽然有一位男性的研究员伴随，但是她们习惯于被一群旁观者围着画画或是写生；和各国的男士们打网球、游泳、打保龄球；任何时候都妙语连珠地开玩笑和聊天。毕竟，她们早已经在坎布里奇的家中无数个星期天的下午获得充分的锻炼，让害羞的学生放松，理解一些外国教授晦涩的话语等。她们深知对男人而言，最易打击的部分是他的自尊心，为了一些现实的目的，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成为兄弟。此外，因为通商口岸到处都是男性，因此像玛利安这样未婚的年轻女士成为这里每一个男士的梦中情人。尤其是，当她身边有陪护人，怎么说呢，比如有姐姐和姐夫陪伴的情况下。
口岸领事、海关税务司、银行经理以及商业代表全都住在服务设施齐全、带有花园及小养鹿场的宫殿中。他们热情好客的传统与其说是来自他们的私人宅第的传统，不如说是驻地公司的传统长期传承下来的，更何况是作为向同一阶层的旅客提供的总体服务的一部分。在厦门，外国人居住的社区位于岩石丛生、风景如画的鼓浪屿。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我们到达时正赶上圣诞季，汇丰银行经理戴维·艾伦·厄斯金·贝尔（David Allen Erskine Bell）热情款待我和威尔玛，他的祖父曾帮助英军攻占厦门。他的父亲曾统率过阿盖尔郡（Argyll）和萨色兰（Sutherland）苏格兰高地联队士兵［坎贝尔子弟兵（The Campbells）］。他自己是马六甲、东京、天津以及上海汇丰银行的代理人。玛利安应英国领事马丁（A.J.Martin）之邀住进了他那风景秀丽的山顶住宅。马丁的妻子是一名美国人，他们的住宅十分豪华，仆人、生活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我们度过了繁忙的一周，享受俱乐部的特别招待，一起参加宴会、弗吉尼亚舞会，唱圣诞歌，还有其他一些娱乐活动。在厦门大学我们还遇到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郑德昆（后来成为剑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但在其他方面看不到什么现代中国的气象。之后，马丁带着我去检查签订合同去东南亚工作的一船中国人；根据19世纪60年代改良主义立法，他必须防止任何苦力贸易死灰复燃。
在香港塞西尔酒店，威尔玛带着我们二人同住在一间客房，显然我们一男两女的考察队组合显得与众不同。酒店广告声称其价格非常便宜，事实证明不止一家店是这样的。这里住着很多海员，整个酒店音乐不停。楼层服务员告诉玛利安有一位高尚的绅士想要见她，很快一位警官召见我们，并询问为什么没有按照外籍人士的身份进行登记。就在最为糟糕的时候，我们通过北京的一位朋友，诗人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与恺自威（W.J.Keswick）联系，同时我递给了警官我在贝利奥尔学院的名片，并告之我们正准备搬到山顶117号。一如既往地峰回路转，一瞬间赤贫转化为暴富，警官的态度从暴君转化为仆人。显然，在香港，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的地址比唐宁街10号还受人尊敬。
这次困境解救行动也使我们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新朋友，他是恺自威在剑桥大学的同班同学，名叫杰拉尔德·约克（Gerald Yorke）。他是个高个子，深色皮肤，曾是性格阴沉的高才生，并且是一个实力雄厚的浴室设备公司的合法继承人。开始时他因为拒绝担任董事而被剥夺继承权，变得身无分文。他曾练习瑜伽，曾在威尔士海岸的洞穴里冥想修行。后来坐三等舱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了中国。1933年约克成为一名记者，在日本占领热河期间，他只身一人离开北京，骑着马穿着大羊皮袄，就像当代的匈奴王一样横穿边界。结果，他神出鬼没、不同寻常的行为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双方的注意，都曾将其扣押过，虽然他只会讲英语，但是他很擅长编一些故事让自己得以脱身。杰拉尔德·约克决心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例如，在上海剧院，他伸出手示意要一条热毛巾，服务员从20英尺外准确无误地将热毛巾扔给他，可是后来他却因为使用热毛巾感染了皮肤病。这位传奇人物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在香港，约克与他剑桥大学的朋友恺自威（恺自威名叫托尼，但是我们有50年没有见面了，我有些拿不准是不是这个名字）住在一起。当我们待在山上的怡和洋行时，约克一直在研究洋行的档案。这些档案都被搁在东港（East Point）仓库里，装在700个茶叶箱中。有人曾整理过这些档案，并撕走了有价值的邮票（这是一家苏格兰公司）。另外，这里还有来自鸦片船长、茶丝总公司以及杂货店的信件，所有的信件都胡乱地堆放在地上。
当我将哈罗德·阿克顿的推荐信交给托尼时，他带我去见了杰拉尔德，并让我和他住在一起，作为其顾问，研究一下如何处理那些档案。晚餐中使用的碟子和放置蜡烛的玻璃灯罩（形状类似大号白兰地高脚杯），都是怡和洋行在19世纪30年代从东印度公司的广州商馆承继过来的。
托尼大概在31岁时接管公司成为董事长，沿着他父亲和祖父的道路继续前行。显然，继承家族产业和坚持不懈、用心的经营，保持了公司的长盛不衰。随之而来的是，他成为当地多家公司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董事，同时他还是殖民地立法委员会和防卫委员会的委员。对外他显然能够泰然自若地承担这些工作重担。晚上回家则埋头于他的业余爱好。
晚饭之后，我向他阐述了从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怡和洋行档案的重要性，并督促他为这些档案建立一座档案馆，就像伦敦那座档案馆一样，分门别类地存放这些档案。同时允许有资格的研究员进行查阅。第二天我将这个想法记在备忘录中，同时还草拟了一份通告，并列了一份名单，将通告发给了名单中列出的那些美国学者，希望找到愿意自费接管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档案的学者。这些琼记洋行的档案当时也存放在怡和洋行的仓库里。后来把琼记洋行的档案从尖沙咀移交并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
几年之后，我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里见到了恺自威的弟弟约翰·恺自威（John Keswick）。他在那里曾经当过英国的战时情报员，当然这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在战后又重新回到已成为著名跨国公司的怡和洋行从事管理工作。我和约翰·恺自威之间特殊的交集不仅仅是对洋行和香港的兴趣，还包括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中国》（What I Know about China）中我们所表露的对对方的欣赏。这本书由他私下里进行装订，并分发给众人，由于恺自威给出多个文稿，所以有多个版本。这本书与其他中国书籍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印刷而成，整部书完全通过手写而成。
这本由恺自威撰写的书所传递的信息令人耳目一新，含义直白而清晰，我也始终非常欣赏其著作的说服力。多年后，我经常寄给约翰一些空白纸页，索要包括附录或说明性资料的一些材料。但是在所有我编辑的中国参考文献中，我总会将这本书排除在外，并且在为其他人作指导的时候也很少提到这本书。它是那种我希望借以反思自我的书，尽管就其本质而言，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1935年1月中旬，我们出发到广州时，最初待在太平路的新亚酒店（New Asia Hotel）。但是不久有人在酒店举行婚礼，以从地面燃放鞭炮直上七层楼高来庆祝，鞭炮声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酒店的大厅看起来烟雾缭绕，充斥着火药的味道，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随后我们拜访了当地海关税务司李度（L.K.Little），他来自美国罗得岛州（Rhode Island）的波塔基特市（Pawtucket），是此地海关中职务级别最高的美国人之一。他和他的母亲邀请玛利安同他们住在一起，而威尔玛和我则搬到了很少有人举行婚礼的维多利亚酒店。后来，我们也搬到了李度家里。
沙面岛是广东码头外的一片沙洲，大约在1859年在其四周筑起了围墙，填土筑基，形成一个绿树成荫、校园般的外国飞地，建有居民住宅、领事馆和洋行。这块地盘大概半英里长，最宽的地方有300码，通过2座水面上的桥梁与外界相通。当1925年6月17日革命游行的队伍打着旗帜，连同市内各界代表沿着沙基堤岸行进时，平时运河里熙熙攘攘的中国船舶全都撤走了，这给了躲在沙袋后面的英法海军士兵良好的观察视野。士兵被激怒了，向人群开枪，杀死了57个中国人，这实际上已经属于破坏条约的行为。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将5000名留华传教士吓得离开了内地，后来他们返回来，被勉强允许暂时留下，但是他们应该庆幸，日本入侵中国使得中国无暇顾及他们，这对他们来说算是一种幸运。在1935年，条约、传教士、海关总署仍然还在原先的位置上。
李度是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的毕业生，于1914年加入中国海关。显然，他具有高层领导所必需的公正的判断力。他曾被派往中国的各个地方以及海关机构的不同部门担任多项职务，因此拥有深厚的任职背景，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最初他被派到北京学习语言；1916年至1920年在上海，1921年至1924年在厦门主管当地海关；1924年至1926年在北京管理养老金系统；1927年至1929年在天津；在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担任海关总办的私人秘书；1932年派到日内瓦国际联盟；1934年至1941担任广州理事；每6年回国一次休探亲假，先后总共回国4次。1943年至1950年，他接任梅乐和的职务，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外籍的总税务司。
李度先生带着我们乘坐海关邮政快船沿珠江顺流而下，到达黄埔。我们对那里的印象是，曾经是东印度公司商船的停泊地，也是英国海军多次由此出发驶向上游进犯广州的入口。
考虑到我在6个通商口岸的海关受到许多外国人的友好款待，并与他们长谈，我怕我无法利用这次机会研究海关如今面临的问题。在香港这个英国的自由港，走私活动非常猖獗。香港并没采取任何措施来打击走私活动。海关也只派出300名武装缉私队员守卫在中英边界。广州政府的炮舰定期向官办专利机构运送白糖，海关缉私部队也无能为力，交易成功后官办专利机构再销售白糖，获得的利润等于未缴纳的关税。同样，广州至九龙的铁路线上，走私活动也很猖獗，南京政府失去了很多税收。女性通过卫生巾来走私银元。边界就是一条街的中线，人们只要把东西扔过去就可以。此外，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不让农民越过他们的田地。面对当地的两种状态，即广东的独立自主政策和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中央政府的工作很难开展。如今20世纪的南京政府同样面临着19世纪北京的清政府早就已经发现的这个棘手的难题。
在这次访问早期的通商口岸的过程中，因为沿途会见了很多朋友，我得以证实了从档案中获得的一些想法。这些口岸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又互相紧密连接的前沿共同体，这里外国人热情好客享有盛名，私人企业的兴旺发达。此外，在此的外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无论怀着什么目的，好意或恶意，还是纯粹为了经商，他们都寻找并依赖中国方面可以在一起工作的合作伙伴——买办负责中国一方的贸易，卖宗教图书的小贩和中国牧师则从事着传教、宣讲福音的工作。最近则出现了中国教育家和很多专业人士。但是这种中外合作是在具有挑衅性的外国民族主义激起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应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沿海作为中西文明汇集之地，也是现代化的起源之地。但是就中国整体而言，这些现代化运动在其发展之初只是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