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钱钟书一样，一生淡泊名利，人们对其家庭生活一向不甚了解。其实，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长期身居陋室、吃苦耐劳、只知埋头做学问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之家。
唯一的女儿和一生的伴侣的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天上人间，阴阳隔断，却难断亲情、挚情。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独伴青灯，用心记述他们这个特殊家庭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在这部书里，她向彼岸的亲人倾诉心声：
……一家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九旬老人杨绛先生还在“寻觅归途”。很可能所有仍正常活着的人都不知道家究竟在哪里，但是，其中有少数人已经看明白，它肯定不在我们暂栖的这个世界上。
杨绛的《我们仨》品质高贵，趣味高洁且盎然，加之其家庭独特的文化背景，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也许只有靠结实的情感，或饱经岁月的人，才能用这样单纯的笔墨来漫漫地叙述自己的生活，用这么温暖的语调来思念去世的家人。杨绛的新作《我们仨》就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在书里杨绛把最痛心的日子，写成了一个万里长梦，事情像是子虚乌有，云一样抓握不住，情感却是沉着。能把握的是这个家里坚定的家常日子，接着，她就把过去的生活，从一九三五年和钱钟书结婚，一九三七年女儿钱瑗出生，到最后分散，记录下一篇细致的回忆录。
《我们仨》分作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浓墨，正是写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的。第一部分仅几百字，记一个真实的梦，引出第二部分的“万里长梦”。第三部分篇幅最大，回忆与钱钟书结合以来及有了女儿后的充满情趣的岁月。前者只写梦，后者只写实，只有第二部分的“万里长梦”，是梦非梦，亦实亦虚，似真似幻。作者采用这样的写法，也许是要给可怕的经历裹上一层梦的外衣，也许是真正感到可怕的经历像梦一样不真实，也许是要借梦说出比可怕的经历更重要的真理。
杨绛的确以“我们仨”自豪：“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这样的话绝不是寻常家庭关系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也绝不是寻常生命态度的人能够说出。因而使得“我们仨”最后的失散，令人痛心之极。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我们仨失散了”，第三部分的首尾也一再出现此语，这是从心底发出的叹息，多么单纯，又多么凄惶。读整本书时，读者听到的始终是这一声仿佛轻声自语的叹息：我们仨失散了，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这是一本已连续列入畅销榜的书。当然，杨绛老人写此书，根本就无意于“畅销”。这就是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吧。杨绛老人把“我们仨”相依为命的往事，“失散”之后的落寞和无尽的思念，写成了一个“万里长梦”。从她的“梦”中，我们读到如许的温暖和单纯。话语也许是多余的。还是掀开书页静静地去读吧，用如她一般的宁恬心境。由此，九十二岁的杨绛再次成为人们追逐的明星。
据二○○四年一月十日《新闻晚报》报道，在《谁是二○○三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人物？》的标题下，称“杨绛——她用《我们仨》感动中国”。报道说，她被人评说，“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感动中国的力量”。二○○三年，她的新书《我们仨》出版，使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操守和深情。还有她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始终如一，不肯出现在镜头前，既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智慧。人们很早就尊称她为杨先生，原因在于，在她的身上，人们看到了更多的智慧。她在三年前译《柏拉图》时，自称“力不能及”，只为“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没想到，钱氏父女走后，她靠着生来的坚倔，靠着哲学的救助，将钱钟书先生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补上。人类进入新的世纪，她再一次进入了新的人生境界。
差不多与此同时，二○○三年度中华文学人物的评选揭晓，巴金先生获得本年度的“文学先生”称号，而杨绛女士成为本年度的“文学女士”，二位作家均以全票通过。本次评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南方都市报、《南方文坛》、新浪网等五家机构联合国内百家媒体共同参与。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说，“文学先生”与“文学女士”的称号是对作家全面的考量，除了文学成就，对其人品的评判也是必不可少的指标。
二○○四年七月，杨绛的《我们仨》问世整整一年，销售近五十万册。其时，三联书店推出《我们仨》珍藏本，并于七月十日、十一日下午二时分别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层和北京图书大厦四层，举办“《我们仨》与杨绛”主题读书活动，现场销售加盖钱钟书、杨绛和钱瑗三人印章的《我们仨》珍藏本，但和以前一样，一生低调的杨绛仍然缺席。
《我们仨》出版一年以来，不断有读者给杨绛写信，她也不知道这些信究竟有多少，反正天天有。她每天都会看这些信，心里觉得特别高兴。读者对她的关心让她特别感动。她认为，“我没写什么大文章，只是把自己个人的思念之情记录了下来，不为教育谁用。书在外面受到人们欢迎的情况，我也实在承担不起。我习惯清静了，我愿意在家里清静清静……”杨绛的家人说，杨先生一直很健康，她每天自己打理自己的事，但是“不是很留意人们的赞美之词，看过高兴一下，也就不会再去提起”。她说过：“我只不过写了我自己想写的一些文字，完成了自己给自己布置的一个任务。大家能喜欢，我特别感谢。”
二○○四年，适值杨绛从事创作七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定于同年五月隆重推出汇集杨绛先生迄今主要创作和翻译作品的《杨绛文集》。作为迄今为止汇集杨绛先生作品以及图片最为完整的作品集，《杨绛文集》在原有发表作品修订的基础上，还收入《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怀念陈衡哲》等新文章，杨绛撰写的《作者自序》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以及大量她亲自为文集选订的珍贵文献和人物图片。《杨绛文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演进轨迹，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缩影。
杨绛的这套文集共约二百五十万字。其中一至四卷为创作部分，第一卷“小说卷”选收长篇小说《洗澡》和七篇短篇小说。第二、三卷“散文卷”选收《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写与杂忆》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之初所创作的全部重要散文。第四卷“戏剧文论卷”，收入尘封已久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文论”部分汇编了作者评析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以及她论述《红楼梦》和谈文学创作与谈翻译等的论文十四篇。第五至八卷译文部分则收入她的重要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值得注意的是，《杨绛文集》卷首冠以《作者自序》简略说明自己的创作情况及《文集》的编选规则；卷尾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是杨绛先生根据回忆和记录亲自撰写和编订的，它相当于一部微型的《杨绛传记》。《杨绛文集》八卷本还收入了作者选定的照片和插图80幅，其中大部分图片都为首次发表，是一套相当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以及个人藏书。为了符合各个层次读者的阅读需要，出版社在出版《杨绛文集》的同时，还推出一套平装本的《杨绛作品精选》（三卷本），精选作者散文作品两卷包括《干校六记》、《我们仨》等以及小说和戏剧一卷。出版《文集》并不是杨绛先生创作的终止，她表示，只要身体健康，她还将再写一些回忆性散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率先刊登了《杨绛文集》自序，其中谈到：
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小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因我父亲是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之一”，嘱我写文章讲讲我父亲的某些观点。我写了《一份资料》。胡乔木同志调去审阅后，建议我将题目改为《回忆我的父亲》；我随后又写了另一篇回忆。我又曾记过钱钟书的往事，但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他本人的回忆。我就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七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钟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等。文章既是“随遇而作”，按时期编排较为方便。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至于创作小说的艺术，虽然我读过的小说不算少，却未敢写出正式文章，只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零星的心得。我写的小说，除了第一篇清华作业，有两个人物是现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说里，也有一个人物是现成的，可对号入座，其余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不抄袭任何真人真事。钟书曾推许我写小说能无中生有。的确，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有几个短篇我曾再三改写。但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只随笔写了好多篇文体各别的散文。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资深编辑的厚爱，愿为我编辑《文集》，我衷心感谢，就遵照他们的嘱咐，写了这篇序文，并详细写了一份《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杨绛谢绝了他人策划的参加个人作品研讨会的邀请，她对来人说：“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
她一向认为研讨会应该叫做“检讨会”，否则“它对作家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我不参加‘检讨会’，不是不打算接受批评，我已经把多年来收到的批评，改在了实际作品中”。
二○○五年，杨绛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了建所四十周年纪念会。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建所以来，外国文学研究所经过几代人的开拓进取，不断壮大，四十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该所黄宝生所长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杨绛以及冯至、卞之琳、李健吾、戈宝权、罗大冈、罗念生等所内老一辈学者，他说，“优秀的人才、优良的学风、优秀的成果”一直是外文所所追求的学术目标，经过四十年的历史积累，它已经成为外文所的学术传统。在老一辈学者开创的良好学风指引下，新时期后的中青年学者努力进取，在研究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处在国内学术前沿。为配合建所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外文所还举办了“建所四十年优秀成果展”和“《杨绛文集》座谈会”。黄宝生、郭宏安、薛鸿时、黄梅、陈众议、郑土生等和杨绛共过事的专家学者分别在会上做了发言。
杨绛一直喜欢读书看报，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她在读了近期的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后，忽然想起当年她和钱钟书与上海一家生活书店的交往及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这件小事唤起了我当年的感受：生活书店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于是提笔，特为该报，更是为广大爱书人写下了“几句话”——
解放前钱钟书和我寓居上海。我们必读的刊物是《生活周报》。寓所附近有一家生活书店，我们下午四点后经常去看书看报；在那儿会碰见许多熟人，和店里工作人员也熟。有一次，我把围巾落在店里了。回家不多久就接到书店的电话：“你落了一条围巾。恰好傅雷先生来，他给带走了，让我通知你一声。”傅雷带走我的围巾是招我们到他家去夜谈；嘱店员打电话是免我寻找失物。这件小事唤起了我当年的感受：生活书店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生活书店后来变成了三联书店。四五十年后，我们决定把《钱钟书集》交三联出版，我也有几本书是三联出版的。因为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