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十一月三日，杨绛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看见钱钟书杂在人群中出来。他过来站在她旁边，低声说：
“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
杨绛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等两人挤上车，钱钟书才告诉杨绛：“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杨绛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炸了一个焦雷。因为再过几天是丈夫虚岁六十生辰，他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杨绛不解。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钱钟书说。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它是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而采取的模式，即下放农村走劳动锻炼的“五七道路”。
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由于“文革”而减少或中止业务工作的许多单位，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五七干校。仅中央、国务院所属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十八个省区，便创办五七干校一百零六所，共约十万多名干部。其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全部下放河南省。
王洪文曾经说过：“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用五七干校这种形式来排斥异己，对知识分子进行身心迫害。
学部五七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县。钱钟书作为“先遣队”，从得知消息到开拔只有一个星期时间置办行装。十一月九日，钱钟书才放假，回到家里，杨绛正在为他收拾东西。杨绛在外文所，暂时留京接受教育，她根本不放心钱钟书一人下放农村。
由于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含有拔宅下放、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所以连一时没用的东西，暂时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一概带走，大包、小包行李一大堆。当时他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德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子，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止旅途摔破或压塌。杨绛的感叹十分耐人寻味：“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杨绛已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她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钱钟书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她还说：
“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女儿和德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到了先遣队临行之日，杨绛和他们的女儿、女婿一起到火车站，为钱钟书送行。他们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下来。这时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杨绛和钱瑗差点流下泪水。钱钟书看在眼里，不等开车，就催促他们快回去。他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此时此景，杨绛不禁想起三十年代的出国留学：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大家都放了学去欢送。杨绛记得，“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却说钱钟书等多人作为先遣人员到达罗山县的五七干校。罗山地处穷乡僻壤，而干校又设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他们先打扫这个废弃多年的劳改营，当晚在草铺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第二天忽然又下了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
十一月十七日，大队人马来到，八十几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杨绛问钱钟书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她。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那里比罗山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
干校的活是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钱钟书和俞平伯等几位“老弱病残”者受到照顾，干些杂活、轻活。据说有一个笑话讲钱钟书和丁声树（著名的语言学家）两位一级研究员，分配烧开水，可是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被人们戏称为“钱半开”、“丁半开”。杨绛则为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要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这时，杨绛在北京已不太平，她除了无休止的“学习”、“检讨”之外，挖防空洞，做砖头。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楼，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
有一次，他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馆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喷嚏。他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杨绛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她不禁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杨绛感到，“弱者总占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杨绛还帮助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同事。有一位年轻人郑土生也被打成纯属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分子”，逼他承认，不承认不招供只有死路一条。这无疑等于死罪，他想到了自杀。当时他欠杨绛七十五元钱，一九七○年四月七日，他把自己五十元的存折和二十五元钱塞进杨绛办公桌的抽屉里，留个条子给她，准备坦然地离开人世。第二天，杨绛一发现，中午赶快到办公室，看见郑土生一人坐在办公桌前低头发呆，那时他已打算待办公室人走后自杀。这时杨绛立即快步走过他跟前把一个小纸包放在他的书桌上。郑土生打开纸包，除了他的存折和二十五元钱外，还有杨绛写的字条，上面写着：
“来日方长，要保重身体；要耐心、冷静、坚强。这些钱我不需要，你自己买些生活必需品吧！”
杨绛自己身处逆境，对这样一位人人怕受牵连、避之惟恐不及的“五一六”分子给予极大的关心爱护和鼓励，使郑土生在黑暗中见到光明，从此鼓起了勇气，顽强不屈地生存下去。郑土生后来成为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是中国最完备的《莎士比亚全集》的主编。
还有一位年轻人冀元璋，虽然在“文革”初期参加了对杨绛的批斗，此时，他也被当作“五一六”分子抓了起来。他家在农村，妻子务农，父亲在家长年卧病，家里生活非常艰难，他省吃俭用，每月的工资都寄回家中，还要四处借债。当他被抓起来，全家陷入绝境时，是杨绛不计前嫌，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每月从工资里拿出钱来寄到他家，帮他渡过了难关，并支持冀元璋坚持原则，不要向邪恶势力屈服。杨绛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年轻人。
杨绛还同样关心、帮助所里其他受冤枉的年轻同志。她的正义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在北京挖地道期间，摊派每户做砖，一人一百块，自己挖土借工具，做好后自己送交上去，据此，杨绛一家三口就得做三百块。她的丈夫已下干校，女儿在厂劳动，女婿也离开了人世，这可使得手无缚鸡之力的她大感为难，她向监管的红卫兵小将求救，商量以代他打一套毛衣交换。这位红卫兵小将也知道杨绛钱钟书都是好人，一口答应，与所里其他年轻人一道为杨绛做好了砖并代她交上，却不肯要她打毛衣。杨绛要下干校，所里的年轻人主动为她捆扎行李帮她托运。
杨绛待人和善完全出于仁慈的天性，外文所里的同事，不管是谁有困难，她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外文所里有位年轻同事的母亲和她年龄一样大，患有哮喘病，杨绛每为钱钟书的哮喘病求医问药，都不忘记这位同事的母亲，常常将各种秘方抄给她。外文所里有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工作人员侯自明，自干校回来后一直患病，要不间断地服用糖浆，但老侯家里孩子多，又加上他长年生病，生活很困难。杨绛得知后，每月为钱钟书买糖浆的时候，就连带着为老侯也买一份，每月二十五日杨绛就会准时将糖浆送给他。一年多以后老侯的病完全治愈了，杨绛与钱钟书又给他家里寄钱和粮票，在经济上不停地支持侯自明一家，每逢过年过节，也不忘寄些钱去，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未间断。杨绛的真情赢得了所里上上下下的爱戴。
杨绛和钱钟书的女婿王德一在大学里被诬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围剿，他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王德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他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他最后一次离开杨绛的时候说：
“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
王德一到校就失去自由。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次斗他，逼他交出名单。就在杨绛下放干校前夕，他含冤自尽。
杨绛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下干校的。上次钱钟书去干校离开北京时，尚有杨绛、钱瑗、王德一三人送行，而在杨绛出发时却只有女儿一个了。杨绛夫妇的同窗好友吴晗、袁震含冤自缢。一九六八年，杨绛的妹妹杨必被多次威逼交代在国际劳工局兼职一事，后来因急性心脏衰竭在“睡梦里去世”。不仅如此，在运动中，杨绛父母和三姑母的墓碑也被砸毁……
钱瑗欲哭无泪地送杨绛上了火车，杨绛促她先归，别等车开。看着她孑然一身的背影，杨绛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自己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东西的情景，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女儿的背影。杨绛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杨绛离开了北京。
杨绛到了息县的干校，看见钱钟书“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而且他的脸上长了只脓疽。这时钱钟书已改行，不再烧锅炉，而是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并且还要充当“信差”。用黄裳的话讲：“这在那种场合已经算是一种‘美差’了，也许是对我们学者的特殊照顾。”
杨绛与钱钟书“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杨绛属于外文所，钱钟书属于文学所，不在一个“连”，他们“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可是他们可以有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不过“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果有事，大礼拜是可以取消的。这样比起独在北京的女儿，他们“算是同在一处了”。
在杨绛的记忆里，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三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六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各连初到，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弱者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
有一次，干校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演出的节目都不离劳动。有一个话剧，演某连学员不怕砖窑倒塌，冒险加紧烧砖，据说真有其事。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词，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打转，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机并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到底。“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曾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只脚，带着全身负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像比那个宣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称赞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就是戏。
杨绛初下干校，与七八个人一起分在“菜园班”。而菜园是需要日夜看守的，所以“连部”特地在菜地里盖了一个简陋的“窝棚”，杨绛被分配在白天单独看守。作为一个勤奋好思的学者，岂肯让时间白白流逝？于是她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书和写东西，写她每天的见闻和内心感受。其中有许多书信就是写给钱钟书的。钱钟书送信、取信所经过的这条路与杨绛的“窝棚”不过百十来步，所以他每天顺便来到菜园，与杨绛见面，谈谈心，这时候，杨绛便把一天来写的书信或稿子交给钱钟书。这样的田边相会，大约持续了一年光景，杨绛的记叙极为生动：
……那年十二月，新屋落成，全连搬到“中心点”上去；阿香也到新菜地去干活儿。住窝棚的三人晚上还回旧菜园睡觉，白天只我一人在那儿看守。
班长派我看菜园是照顾我，因为默存的宿舍就在砖窑以北不远，只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当然还要还。同伙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默存看守工具只管登记，巡夜也和别人轮值，他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邮电所在我们菜园的东南。默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东边的小溪迤逦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我，我们大伙儿就停工欢迎。可是他不敢耽搁时间，也不愿常来打搅。我和阿香一同留守菜园的时候，阿香会忽然推我说：“瞧！瞧！谁来了！”默存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正迎着我们的菜地走来。我们三人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我一人守园的时候，发现小溪干涸，可一跃而过；默存可由我们的菜地过溪往邮电所去，不必绕道。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默存后来发现，他压根儿不用跳过小溪，往南去自有石桥通往东岸。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从邮电所回来就急要回连分发信件和报纸，不肯再过溪看我。不过我老远就能看见他迎面而来；如果忘了什么话，等他回来可隔溪再说两句。
杨绛所在的菜园班，他们没用机器，单凭人力也凿了一眼井。位于淮河边上的干校好在连续两年干旱，没遭逢水灾。可是干硬的地上种菜不易。人家说息县的地“天雨一包脓，天晴一片铜”。菜园虽然经拖拉机耕过一遍，只翻起满地大坷垃，比脑袋还大，比骨头还硬。要种菜，得整地；整地得把一块块坷垃砸碎、砸细，不但费力，还得耐心。他们整好了菜畦，挖好了灌水渠，却没有水。邻近也属学部干校的菜园里有一眼机井，据说有十米深呢，他们常去讨水喝。人力挖的并不过三米多，水是浑的。他们喝生水就在吊桶里掺一小瓶痧药水，聊当消毒，水味很怪。十米深的井，水又甜又凉，大太阳下干活儿渴了舀一碗喝，真是如饮甘露。他们不但喝，借便还能洗洗脚手。可是如要用来浇灌菜园却难之又难……所以他们决计凿一眼灌园的井。选定了地点，就破土动工。
那块地硬得真像风磨铜。那天杨绛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镬来凿。杨绛的“拿手”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跑回连，领了两把鹤嘴镬，扛在肩头，居然还能飞快跑回菜园。他们没停手，杨绛也没停脚。壮劳力轮流使鹤嘴镬凿松了硬地，大家配合着使劲挖，干了一天，挖出一个深潭，挖到二米时，土就渐渐潮润，开始见水了。
干土挖起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两三个人光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往旁边倒，霎时间井口周围一片泥泞。大家都脱了鞋袜。杨绛提不动一桶泥，她也凑热闹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
这样干了不知多少天，井已挖到三米深。水渐渐没膝，渐渐没腿，渐渐齐腰。灌园的井有三米多已经够深。杨绛说要去打一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忙的劳力之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点了打酒的窍门儿。她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说了个道理，讨得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了一个大“毒”字，旁边还有三个惊叹号；又画一个大骷髅，下面交叉着两根枯骨。瓶里还剩有一寸深的酒。杨绛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二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一路上只怕去迟了合作社关门，恨不得把神行太保拴在腿上的甲马借来一用。她没有买酒的证明，凭那个酒瓶，略费唇舌，买得一斤烧酒。下酒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可吃的只有泥块似的“水果糖”，她也买了一斤，赶回菜园。
灌园的井已经完工。壮劳力、轻劳力都坐在地上休息。大家兴冲冲用喝水的大杯小杯斟酒喝，约莫喝了一斤，瓶里还留下一寸深的酒还给厨房。大家把泥块糖也吃光——这就是他们的庆功宴。
杨绛的这个菜园是中心点。菜园的西南有个大土墩，干校的人称为“威虎山”，和菜园西北的砖窑遥遥相对。砖窑以北不远就是钱钟书的宿舍。“威虎山”坡下是干校某连的食堂，杨绛的午饭和晚饭都到那里去买。西邻的菜园有房子，她常去讨开水喝。南邻的窝棚里生着火炉，她也曾去讨过开水。
杨绛只用三块砖搭个土灶，拣些秫秸烧水；有时风大，点不着火。南去是钱钟书每日领取报纸信件的邮电所。溪以东田野连绵，一望平畴，天边几簇绿树是附近的村落。杨绛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
杨绛每天清早吃罢早点，一人往菜园去，半路上常会碰到住窝棚的三人到“中心点”去吃早饭。她到了菜园，先从窝棚木门旁的秫秸里摸得钥匙，进门放下随身携带的饭碗之类，就锁上门，到菜地巡视。胡萝卜地在东边远处，泥硬土瘠，出产很不如人意。可是稍大的常给人拔去；拔得匆忙，往往留下一截尾巴，杨绛挖出来后用井水洗净，留以解渴。邻近北边大道的白菜，一旦捏来菜心已长瓷实，就给人斫去，留下一个个斫痕犹新的菜根。
有一次杨绛发现三四棵长足的大白菜的根已斫断，未及拿走，还端端正正站在畦里。他们只好不等白菜全部长足，抢先收割。又有一次杨绛刚绕到窝棚后面，发现三个女人正在拔他们的青菜，看见杨绛过来，她们站起身就跑，不料杨绛追得快，她们就一面跑一面把青菜抛掷地下。杨绛心想：“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
杨绛住在老乡家的时候，和同屋伙伴不在一处劳动，晚上不便和她们结队一起回村。她就独往独来，倒也自由灵便。而且她喜欢走黑路。打了手电，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处；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她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她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
杨绛在菜园班的时候，同班的一位诗人从砖窑里抱回一头小黄狗。诗人姓区。偶有人把姓氏的“区”读为“趣”，阿香为小狗命名“小趋”。诗人的报复很妙：他不为小狗命名“小香”，却要它和阿香排行，叫它“阿趋”。可是“小趋”叫来比“阿趋”顺口，就叫开了。好在菜园以外的人，并不知道“小趋”原是“小区”。
这只小黄狗，为枯燥乏味的干校生活增添了些许快乐。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专门为小黄狗写了一章：《“小趋”记情》。在她的笔下，“小趋”是可爱的——
默存每到我们的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来喂小趋。小趋一见他就蹦跳欢迎。一次，默存带来两个臭蛋——不知谁扔掉的。他对着小趋“啪”一扔，小趋连吃带舔，蛋壳也一屑不剩。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趋总和我一同等候默存。它远远看见默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欣，特又饶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他简直无法向前迈步，得我喊着小趋让开路，我们三个才一同来到菜地。
我有一位同事常对我讲他的宝贝孙子。据说他那个三岁的孙子迎接爷爷回家，欢呼跳跃之余，竟倒地打了个滚儿。他讲完笑个不了。我也觉得孩子可爱，只是不敢把他的孙子和小趋相比。但我常想：是狗有人性呢？还是人有狗样儿？或者小娃娃不论是人是狗，都有相似处？
小趋见了熟人就跟随不舍。我们的连搬往“中心点”之前，我和阿香每次回连吃饭，小趋就要跟。那时候它还只是一只娃娃狗，相当于学步的孩子，走路滚呀滚的动人怜爱。我们怕它走累了，不让它跟，总把它塞进狗窝，用砖堵上。一次晚上我们回连，已经走到半路，忽发现小趋偷偷儿跟在后面，原来它已破窝而出。那天是雨后，路上很不好走。我们呵骂，它也不理。它滚呀滚地直跟到我们厨房兼食堂的席棚里。大家都爱而怜之，各从口边省下东西来喂它。小趋饱吃了一餐，跟着菜园班长回菜地。那是它第一次出远门。
我独守菜园的时候，起初是到默存那里去吃饭。狗窝关不住小趋，我得把它锁在窝棚里。一次我已经走过砖窑，回头忽见小趋偷偷儿远远地跟着我呢。它显然是从窝棚的秫秸墙里钻了出来。我呵止它，它就站住不动。可是我刚到默存的宿舍，它跟脚也来了；一见默存，快活得大蹦大跳。同屋的人都喜爱娃娃狗，争把自己的饭食喂它。小趋又饱餐了一顿。
小趋先不过是欢迎默存到菜园来，以后就跟随不舍，但它只跟到溪边就回来。有一次默存走到老远，发现小趋还跟在后面。他怕走累了小狗，捉住它送回菜园，叫我紧紧按住，自己赶忙逃跑。谁知那天他领了邮件回去，小趋已在他宿舍门外等候，跳跃着呜呜欢迎。它迎到了默存，又回菜园来陪我。
我们全连迁往“中心点”以后，小趋还靠我们班长从食堂拿回的一点剩食过日子，很不方便。所以过了一段时候，小趋也搬到“中心点”上去了。它近着厨房，总有些剩余的东西可吃；不过它就和旧菜地失去了联系。我每天回宿舍晚，也不知它的窝在哪里。连里有许多人爱狗；但也有人以为狗只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我待小趋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小趋不知怎么就找到了我住的房间。我晚上回屋，旁人常告诉我：“你们的小趋来找过你几遍了。”我感它相念，无以为报，常攒些骨头之类的东西喂它，表示点儿意思。以后我每天早上到菜园去，它就想跟。我喝住它，一次甚至拣起泥块掷它，它才站住了，只远远望着我。有一天下小雨，我独坐在窝棚内，忽听得“呜”一声，小趋跳进门来，高兴得摇着尾巴叫了几声，才傍着我趴下。它找到了出“中心点”到菜园的路！
我到默存处吃饭，一餐饭再加路上来回，至少要半小时。我怕菜园没人看守，经常在“威虎山”坡下某连食堂买饭。那儿离菜园只六七分钟的路。小趋来做客，我得招待它吃饭。平时我吃半份饭和菜，那天我买了正常的一份，和小趋分吃。食堂到菜园的路虽不远，一路的风很冷。两手捧住饭碗也挡不了寒，饭菜总吹得冰凉，得细嚼缓吞，用嘴里的暖气来加温。小趋哪里等得及我吃完了再喂它呢，不停的只顾蹦跳着讨吃。我得把饭碗一手高高擎起，舀一匙饭和菜倒在自己嘴里，再舀一匙倒在纸上，用另一手送与小趋；不然它就不客气要来舔我的碗匙了。我们这样分享了晚餐，然后我洗净碗匙，收拾了东西，带着小趋回“中心点”。
杨绛写得那样克制、那样平静，充满了温情，真可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她回避了许多血淋淋的惨剧，这也许是“寄沉痛于幽闲”吧。呆过干校的人，对干校生活刻骨铭心，不堪回首。她的《干校六记》体现了杨绛“温柔敦厚”的风格和特点，而杨绛在柔弱温和的背后，性格是极其坚强的。
干校后期，迁往明港。动身前，杨绛的菜园班全部都回到旧菜园来，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临走杨绛和钱钟书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告别。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了遍布坷垃的一片白地……
这时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理论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钱钟书则因眼睛不好，看不见，得以豁免。放映电影的晚上，杨绛他们晚饭后各提马扎儿，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扎儿入座。有时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泞，马扎儿只好放在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杨绛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等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她只需旁听，不必泄漏自己的无知。一次她看完一场电影，随着队伍回宿舍。她睁着眼睛继续做自己的梦，低头只看着前人的脚跟走。忽见前面的队伍渐渐分散，她到了宿舍的走廊里，发现不是自己的宿舍。她急忙退回队伍，队伍只剩个尾巴了；一会儿，这些人都纷纷走进宿舍去。她不知道自己的宿舍何在，连问几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各自忙忙回屋，也无暇理会她，她忽然觉得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亲。
抬头只见满天星斗。杨绛认得几个星座，这些星座这时都乱了位置。她不会借星座的位置辨认方向，只凭颠倒的位置知道离自己的宿舍很远了。她怕耽误时间，不及沿着小道曲折而行，只顾抄近，直往南去；不防走进了营地的菜圃。她不敢胡思乱想，一手提马扎儿，一手打着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菜叶，缓缓落脚，心上虽急，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步不敢草率。好容易走过这片菜地，过一道沟仍是菜地。简直像梦魇似的，走呀、走呀，总走不出这片菜地。幸亏方向没错，她出得菜地，越过煤渣铺的小道，越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了石块铺的大路。她立即拔步飞跑，跑几步，走几步，然后转北，一口气跑回宿舍。屋里还没有熄灯，末一批上厕所的刚回房，可见她在菜地里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好在没走冤枉路，她好像只是上了厕所回屋，谁也没有想到她会睁着眼睛跟错队伍。她想：假如我掉在粪井里，几时才会被人发现呢？她睡在硬邦邦、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
到了明港，干校的条件已有改观：“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所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感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这时，钱钟书随身携带的工具书、碑帖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杨绛、钱钟书还向“同伙”李文俊借阅了原版的《大卫•考伯菲尔》，当然，读时手边还得备好一本小册子或《红旗》杂志，以便遇到情况时拉过来作掩护。此书被读后，页面充满了杨绛夫妇用铅笔所作的“?”、“×”、“√”、“!”等各种批注。
当时与杨绛一起下干校的张佩芬，后来她在《文汇报》撰文回忆她和杨绛的“联床之谊”，十分传神：
我和杨先生进一步相熟，只有短暂时光——在河南息县一座农舍里，自夏至冬，有过半年的“联床之谊”。外文所从农舍乔迁至“中心点”之初，我们又因为看守工具而有缘长谈竟夜。1970年7月，外文所抵达干校那天，气候特别燠热，我、杨先生和另外两位女同事分在同一农家。四人一见曲尺形小屋无门无窗，只能勉强挤进四张床，都沮丧万分。四人中最年轻的那位指着门洞边通风较好的两个位置说：“我在这里，你（另一位成分好的同事）在那里。”我正要瞪起眼睛吵架，杨先生脸上的一丝笑意制止了我，但见她指着憋闷的角落平静地说：“那么我就在这里啦。”她的“善下之”教育了我，我便一声不吭与她联了床。每日夜晚，人人肮脏不堪，屋里转不开身，又不能在人瞧得见的地方冲凉擦洗，总算在村边一处小山坡上找到一口水井。阳光下野草和灌木丛生的井旁景色显得荒芜杂乱，然而夜色下，尤其是繁星满天的夜晚，闪烁着晶亮光点的水井和草木就会让我觉得颇有歌德《维特》中泉水井台畔的美妙气息。我们时而四人，时而两人，在井边冲凉或洗衣（洗大件衣物当然得等休假日），杨先生又让我经验了她另一种“善利万物”的本领。两年干校生涯中，我最厌烦天天要开会听人说假话。杨先生当然也不可能心情痛快，却总能克制自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们开朗起来。隔了三十年后，再回溯水井边、棚屋里那一次次夜谈，越发感到她的坚强。她坐在不舒服的小马扎上，轻声叙说她儿时双亲老家、妹妹杨必、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的趣闻逸事，没有丝毫刻意构造的痕迹，随意而流畅，就像一支美丽乐曲流淌出宜人的旋律，飘散着抚慰人的乐音。我无以为报，只能回赠以老母寄自上海的巧克力等零食，当时对我而言，亦属“割爱”之举了。杨先生从不推辞，却也从不和我同享，多少令我觉得奇怪。有一天我清早出工，走在田间，刚取出一枚无花果要吃，迎头撞上了钱先生，便递给了他。他当即剥去包纸塞进嘴里，现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我顿时悟到杨先生不和我同享的原因。难道还可能有别一种不合乎她本性的做法么？
杨绛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她来了个恶作剧。他们屋里晚上点一盏油灯，挂在门口墙上。杨绛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她和同屋伙伴儿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她幸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死鼠。他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拈。杨绛战战兢兢移开枕被，和同伴提着床单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她大清早就起来洗单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迹好像永远洗不掉。
杨绛遇见钱钟书，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钱钟书安慰妻子说：
“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杨绛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她相信他为她编造的好话。她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一声：
“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离开此地吗？休想！”
这年年底，钱钟书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杨绛一件意外的传闻。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杨绛，特来报告她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杨绛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她时脸上还是静静的。她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他告诉杨绛回京的有谁、有谁。杨绛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杨绛陪丈夫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难道自己的丈夫比别人“少壮”吗？她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她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肯定是这份材料在作祟！
杨绛想起这事仍然心上不服。过一天钱钟书到菜园来，杨绛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说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杨绛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夫妇俩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杨绛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她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杨绛痛苦地联想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干校实在没事干，却是不准离开。火车站只需一小时多的步行就能到达，但没有军宣队的证明，买不到火车票。有一次钱钟书牙痛，杨绛眼睛不好，他们约定日子，各自请了假同到信阳看病。医院新发明一种“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病人不敢尝试，都逃跑了。杨绛夫妇溜出去游了一个胜地——忘了名称。山是一个土墩，湖是一个半干的水塘，有一座破败的长桥，山坳里有几畦药苗。虽然没什么好玩的，他们逃了一天学，非常快活。
后来杨绛独自到信阳看眼睛，泪道给楦裂了。她提出要回北京医治，军宣队怎么也不答应。而请事假回京，还须领到学部的证明，医院才准挂号。这大约都是为了防止干校人员借回家看病，不再返回干校。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据说周恩来调钱钟书回京是以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为名，主要目的是怕他下放干校受折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