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夏天,外文所的“牛鬼蛇神”陆续得到“解放”。被解放的从“牛棚”出来叫“下楼”。杨绛是所里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
当然,从“牛棚”“下楼”,还得作一番检讨。杨绛“认真”作完检讨,满以为革命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她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
杨绛呆了半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她的笔记本打开,放在她眼前,叫她自己看。
杨绛看了半天,才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之讹,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她脑子里一点影子都没有。在她的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这可能是杨绛开会时,由于连日疲劳战术,眼目惺忪,一不小心走神将“大跃进”写成了“大妖精”。对此,严肃的革命群众是不能容忍的。
这时,杨绛即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她下意识蔑视作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她蔑视的是“大跃进”,也许就把她吓倒了。可是作报告的首长正是杨绛敬佩而爱戴的,从她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杨绛的“下意识”,她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杨绛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令她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杨绛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
“你应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
杨绛抗议道:
“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
“头头”不搭理。杨绛也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事后,杨绛说:“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听来使人不禁感到啼笑皆非。
在杨绛的晚年,她痛陈“四个妖精”与“堂吉诃德”的渊源关系: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我走上了‘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功夫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下楼”后,杨绛想试探自己的身份,恰巧那时正在发放《毛泽东选集》和他老人家的像章,她居然也得了一份,据此,她自认为自己已经归属于革命群众之列了。
杨绛下了楼,心里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堂吉诃德》翻译稿。她曾想尽办法,试图把“堂吉诃德”救出来。她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她的“黑稿子”,让她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她,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她的那一份找不到了。
杨绛每天收拾女厕所,费不了多少时间,其他人往往还没扫完院子。她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她就想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她的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她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也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杨绛他们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她忽然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那包《堂吉诃德》译稿。她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放在一只凳上,又惊又喜地告诉别人:
“我的稿子在这里呢!”
杨绛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下楼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所虽然不是她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所,她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再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阻,她且走一步是一步。当时监视他们的是个老干部。杨绛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同是“牛鬼蛇神”的一个人指着她大喝一声:
“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杨绛。
杨绛生气说:
“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她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
“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
杨绛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
看管者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杨绛放在哪里都行。杨绛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她又把稿子取出,小心地放在书柜顶上,叹了口气,硬硬心肠,撇下不顾。
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这时,杨绛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她的译稿,因为她自知人微言轻,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
学习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
对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嘴里答应却不发还。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学习组长。杨绛在晚上学习的时候,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上,他问明情况,立即找来,交给了杨绛。
杨绛好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儿女,连忙抱在怀里,藏回家去。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杨绛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本所的“黑”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暴晒,窗帘已陈旧破败。他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
杨绛出于“共济”的精神,大胆献计说:
“别撤帘子!”
他们问:“为什么?”
杨绛回答:“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做准备。”
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杨绛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
杨绛的这番话,体现了中国式的“政治智慧”。不过,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多,像鲁迅所说的中国文学的“瞒和骗”的局面,仍将维持下去。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把“帘子”撤下来!
杨绛呆的那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片,所以给他们装了一只大火炉。他们自己去拾木柴,拣树枝。她和文学所的木工老李较熟;她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锯子,大家轮着学锯木头。他们做小煤饼子,又搬运煤块,轮流着生火和封火;封灭了第二天重生,检查之类的草稿正可用来生火。学部的暖气并不全天供暖,他们的炉子却整日熊熊旺盛。两位领导都回家吃饭,他们几个“老先生”各带一盒饭,先后在炉子上烤热了吃,比饭堂里排队买饭方便得多。他们饭后各据一隅,拼上几只椅子权当卧榻,叠几本书权当枕头,胡乱休息一会儿。起来了大家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常,虽然不深谈,也发点议论,谈些问题。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学……
杨绛事后感叹:“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共有帘子的蔽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友啊!”
以群众动员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把群众鼓动起来了,他们对各类问题上的分歧,衍化成派别对立。当时学部各派群众为了表示组织的纯洁,不断地被对方指摘的人保起来,抛出去,唇枪舌剑,无休无止,一片混乱。
这时,人们已不再有兴趣去理会那些已被打成死老虎的“反动学术权威”,杨绛和钱钟书等人暂时得以“喘息”,当了一会儿“逍遥派”。
好景不长,不久军宣队、工宣队便进驻学部。到了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还在接受军宣队、工宣队的“再教育”。杨绛夫妇和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至十人一间,过上了类似“集中营”的生活。他们每天清晨练操,上午、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杨绛和钱钟书作为年老体弱者,搬回家住,学习时间减为上下午两个单位。
他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军宣队、工宣队后来管束稍懈,他们就经常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