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的十月下旬，文学所决定分批派员下乡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地点在北京郊区。
杨绛被分在第一批。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钱钟书下乡比她迟一个月，她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自感放心不下。杨绛还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当然杨绛要求下乡是自愿（根据当时规定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免于下乡），只是她觉得自己的动机不纯正。她说过：“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杨绛那一批约二十人，一到山村，就遇见了所谓“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原来，同去的一位老先生遥指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他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翘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个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他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杨绛他们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下乡得过几重关。姑且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就是“劳动关”。
公社的负责人也真是煞费苦心，为杨绛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不累、不脏又容易的活儿：让他们砸玉米棒。杨绛数人各拿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而坐，举棒拍打，把玉米粒打得全脱落下来，然而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干活时，还可以与乡村里的老大娘谈笑一番。
有时候，他们还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或者捆捆干草，或者用小洋刀切去萝卜的缨子，搬运入窖。眼下，她们所干的活都不算重。艰苦的考验在于后面的“关口”。
第二关是“居住关”。
杨绛他们先是在村里一间空屋里尘土扑鼻的冷炕上暂住一宵，然后搬入公社缝纫室居住。缝纫室里有一张竹榻，还有一块放衣服什物的木板，宽三尺，长六七尺，高高地架在墙顶高窗下，离地约两米。得登上竹榻，再登上个木桩子，攀援而上，躺下了当然不能翻身，得扶着墙一动不动，否则会滚下来。夜晚杨绛就睡在这上面。后不久，村里开办了托儿所。托儿所里的教室里摆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头有个大暖炕。杨绛等四人就同睡这个大炕，不过被褥有被小孩溺湿的危险。
第三关是“饮食关”。
杨绛他们在农民食堂搭伙，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粥，还有玉米面做成的窝头。这些食物老乡都嫌“不经饱”。刚开始吃，还觉得蛮新鲜，感到不错。时间一久，不仅食之无味，肚子还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噫气，又是泄气。
杨绛有一次做梦，梦见饭桌上一个小碟子里两个荷包蛋，杨绛推开说：“不要吃。”睡觉醒来告诉同去的女伴，她直埋怨杨绛不吃。早饭时，告诉了同桌的老先生，他们也同声责怪杨绛不吃，恨不得叫她端出来放在桌上呢！难得吃的小活鱼、白米饭和油条，成了时鲜美味，忍不住使人垂涎欲滴。大家都得了“馋痨”，他们只好在每晚灯下，空谈好吃的东西，叫做“精神会餐”——既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
这样天天如此单调又缺乏油水的食谱，较之钱钟书在河北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和了玉米面做的带着苦味的窝头，杨绛他们的饮食应该说是很好的了。
第四关是“方便关”。
这个关，其实是不方便的，比“饮食关”更难过。乡村里沤“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令人“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有一次，杨绛在食堂里吃了半碗绿豆粉做的面条。不知道那是很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半夜闹肚子了。那时她睡在缝纫室的高铺上。她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实在没有办法，杨绛只好穿衣由高处攀援而下，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她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纹丝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只听得旁边屋里杂乱的鼾声，她吓得一溜烟顺着走廊直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杨绛这时想到了学习猫咪，摸索得一片碎瓦，权当爪子，刨了个坑。然后她掩上土，铺平落叶。当她再次攀援上床，竟没有闹醒一个人。
第五关是“卫生关”。
清洁离不开水，但在那里，用水很不容易。杨绛所在的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每天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脸。她的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用舌头舔净嘴角，用手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她们整整两个月没有洗澡，只得烧点热水，洗洗头发，洗换衬衣。
在乡村，杨绛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农民阶级”，他们各不相同。一位大妈看见他们便打着官腔：“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
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杨绛说：
“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回去。”
同时，杨绛发现，“堂吉诃德”和“蒙娜丽莎”都在一个山村，其实“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蒙娜丽莎”也不漂亮，并且营养不良。整个山村，并不富裕，只有正副队长家里生活比较富裕，楼是新盖的，质量不错；而其他人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满满的。有的连窗纸都是破的，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解放已十几年了，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并无改观，杨绛心想莫不是我们上面的政策出了点毛病吧。
杨绛他们还经常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顺带出门儿聊天，了解大跃进运动中这些贫苦农民的真实生活。她们访问又哭又骂的“疯婆子”、生肺病的女人、患风湿病的小伙子以及讲怪话的大妈等。她们总是尽力做点好事，为青年农民和村支书扫屋，为村里开办的幼儿园赞助些钱，为村里搞“诗画上墙”，为农民讲解《农村十条》……甚至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
杨绛下乡还有一件事，令她难以忘怀，这就是：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惟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面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却很不方便。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炬。我记得曾经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那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他到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午大劫。最终，这些书信只得由火神收藏了，否则文坛又多了一则可资谈助的佳话。
杨绛下乡原定三个月，后缩短为两个月。她们在回京之前，还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杨绛得到的评语中，有一句话说她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令她得意了一会儿。就这样，杨绛“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