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杨绛对人曾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杨绛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发表于文学所主办的《文学研究》季刊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上，后易名为《斐尔丁的小说理论》。
斐尔丁（1707～1754年）是英国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被文学史家公认为英国小说的鼻祖。他的作品受到马克思的爱好以及司各脱、萨克雷、高尔基的推重。斐尔丁出生于英国西南萨默塞特郡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年轻时曾求学于伊顿公学和荷兰的莱顿大学。破落家庭的生活，对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斐尔丁是由剧本创作步入文坛的，曾创作二十几部剧本。斐尔丁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除了代表作《汤姆·琼斯》之外，还写有《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阿米丽亚》等三部小说。这些小说属于流浪汉小说范畴，具有现实主义的讽刺意味。
斐尔丁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但他的论点比较零碎，没有系统的理论专著，分散于他小说的献词、序言和《汤姆·琼斯》每卷的第一章以及各部小说的叙事正文等。斐尔丁的理论大部分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他熟悉希腊罗马的经典，他自己说，他常把古代好作品的片断翻译出来应用，不注原文，也不指明出处。后人要把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整理出来，作一番条分缕析的阐述，是相当有难度的。杨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原著，不借助译本，成功地达到目的。正如她自己所云：“我们若要充分了解他的理论，就得找出他的蓝本对照一下。因为斐尔丁自己熟读经典，引用时往往笼统一提。我们参看了他的蓝本，才知道他笼统一提的地方包含着什么意义，并且了解他在创作中应用了什么原则，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在对照中可以看出他推陈出新的地方。”
杨绛的长篇论文《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斐尔丁的小说理论：
一、“散文体的滑稽史诗”。斐尔丁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散文体的滑稽史诗”。他的小说理论，简单地来说，无非是把小说比作史诗。他要求师法古希腊罗马史诗，场面广阔，人物繁多，结构复杂，故事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喜剧性的，不用韵文而用散文，不写英雄而写普通人物。总之，斐尔丁推崇场面广阔、人物众多的滑稽故事。
二、严格模仿自然。斐尔丁把一切规律纳入一条总规律：“严格模仿自然”。无论描写人物还是叙述故事，他都强调“严格模仿自然”。杨绛指出，斐尔丁“所谓‘模仿’无非表示他师法经典作家——师法自古以来大家公认为合乎自然的作品，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依傍学样”。在描写人物方面，斐尔丁认为应该严格模仿自然，不夸张，不美化，写出人物的性格、人物的类型。他还认为小说家不但要写出同类人物的共性，还需要写出每个人的特性。在叙说故事方面，斐尔丁“认为小说家的职责是据事实叙述”，“打定主意，决不讨好任何人”，“不写不可能的事，不写不合情理的事”，总之“要从事实上概括出人生的真相，选择稀奇有趣的事，按人生真相加以描摹”。
三、“滑稽史诗”的取材范围。斐尔丁说，他的题材无非人性，但是他只写可笑的方面。杨绛指出：“斐尔丁认为可笑的根源出于虚伪。虚伪又有两个原因：虚荣和欺诈。出于虚荣的作伪不过掩饰一部分真情，出于欺诈的作伪和真情完全不合。揭破虚伪，露出真情，使读者失惊而失笑，这就写出可笑的情景。……从斐尔丁本人的话和他根据的理论，可见斐尔丁所谓可笑，是指人类的偏僻，痴愚，虚伪等等；笑是从不相称的对比中发生的。”
四、笑的目的以及小说的目的。杨绛一再说明，斐尔丁承认贴合自然的作品所引起的笑更有意义，也更有教益。这种有意义有教益的笑不是为讽刺个人，却是要“举起明镜，让千千万万的人从中照见自己的丑相，由羞愧而知悔改”。总之，斐尔丁认为一切小说都该在趣味中掺和教训。写小说的宗旨就是要兼顾娱乐和教诲，在引笑取乐之中警恶劝善。
五、小说家必具的条件。杨绛归纳了斐尔丁所说的小说家的四个条件：第一是天才；第二是学问；第三是经验；第四是爱人类的心。
六、讲故事和发表议论。斐尔丁小说喜欢发议论，往往扯到题外去。斐尔丁的读者往往嫌那些议论阻碍了故事的进展，或者草草带过，或者竟略去不看。这显然违反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诗人露面说话越少越好。”但斐尔丁本着他作者自定规则的精神，声明自己有权利搬个椅儿坐在台上，指点自己戏里的情节和人物，来作一番解释和批评。
七、“滑稽史诗”与传记。斐尔丁的《汤姆·琼斯》按题目就是传记。杨绛指出，斐尔丁所谓传记即史诗，而不是传奇，是写现实的小说。因为传奇冒充真实，满纸荒唐，没有教育意义，他这才把自己的小说叫做“滑稽史诗”。
杨绛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斐尔丁的分析，探讨了西方早期小说理论的沿革。值得注意的是，杨绛虽然博览群书，作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却很少在正文中长篇大论地广征博引。杨绛只是在注释中说明出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一个确切的线索。其中一段以六百余字的篇幅扼要复述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和史诗的议论，十分清晰明了，即便从未接触过《诗学》的读者也绝不至于“搁浅”。体现出她潜心学术又非常真诚的治学态度。
杨绛在这篇文章结束时说：“从斐尔丁的作品里撮述了他的小说理论，也许可供批判借鉴之用。”然而学术研究引来的却是对她自己的批判。因为杨绛没有用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分析斐尔丁的“滑稽史诗”、“摹仿自然”的理论，因而是不合时宜的。
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其标志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了整风运动的目的、内容、方针和方法。此后，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号召的整风运动逐步展开。
据《人民日报》记者金凤介绍，在鸣放期间，有不少人动员杨绛和钱钟书鸣放，杨绛记得，先后有吴晗、萧乾、浦熙修、姚芳藻等人前来动员他们鸣放，他们就是一言不发。他们不愿“奉旨鸣放”。不喜欢起哄。杨绛对钱钟书说，饭少出去吃，话少讲，我们不愿随波逐流。
杨绛看到，有人平时“惟上是从”，“鸣放”中却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在一次会议上，到会的一位同事提出“文学研究所还在‘找爸爸’”（意即文学所无人领导）。随后，杨绛打电话给做记录的冯钟璞，希望她把发言记录中的“文学所找爸爸”的话删了。因为不符合事实。
“反右”开始，劝他们夫妇发言的人一个个大都被划为“右派”。冯钟璞对杨绛说：“杨先生你为什么有先见之明？”
杨绛说：“我毫无先见之明，只是不喜欢跟着起哄而已。”
夫妇俩的日子过得非常小心谨慎，他们看到了亲友以及文学所的同事，相继落难，有傅雷、储安平、钱基厚、周勃、陈涌等等。
接下来的一九五八年，又是一个热昏的年头，在“大跃进”后随之而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钱氏夫妇双双受到严厉批判，成为众矢之的。按照当时的逻辑：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乃“封、资、修”文学，充满毒素，他们对此不加批判，却大为赞赏，这是公开放毒，贻毒群众。于是，他们成为非拔掉不可的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
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称杨绛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一文是“一面白旗”，“不但不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斐尔丁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反而歪曲、贬低了斐尔丁作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大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论文的作者抹杀文学的社会意义，忽视典型人物的阶级内容，曲解现实主义。论文的作者不顾作品的思想内容，用繁琐的考证、对比的方法孤立地而且舍本逐末地研究作品的形式和技巧问题，结果当然只能钻了牛角尖，这样的论文会给我们文学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
自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钱钟书独立完成了《宋诗选注》，这是钱氏建国后重要的一部著作。一九五八年前，他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宋诗选论序》、《宋诗选论》分别发表和出版了，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钱钟书自然也受到点名批评。
杨绛、钱钟书在所里的批判会上，缄口不言，用沉默以示抗议。由于他们人缘较好，受到批判的程度，在整个所里还不算是最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