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杨绛得到一张绿色的观礼条，五月一日劳动节可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
“五一”清晨，杨绛兴冲冲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到了天安门大街，杨绛跟着“绿条儿伙伴”过了街，在广场一侧找到了观礼台。
太阳高挂，台上好几排长凳上都坐满了人，杨绛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她什么也没有看见。
忽然远处传来消息：“来了，来了！”
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领袖在天安门上出现了。杨绛接下来就听见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扬在半空中，有的还带着长幅标语。游行队伍齐声喊着口号。她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和步伐声，知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她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游行队伍过后，杨绛赶车回家。
回到家里，家人问杨绛看见了什么，她却回答不出，相反她倒有点茫然。
杨绛想：虽然啥也看不见，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她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在此前后，杨绛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名著《吉尔·布拉斯》。
勒萨日（1668～1747年）是十八世纪初叶法国著名的小说家。他出生于布列堪尼一个公证人的家庭，是个独生子。他一生当过律师，在税务局当过小职员，以后就以写作为生。当时文人多投靠权贵，他却性情倨傲，不屑与贵人周旋。他所写的剧本只在大众化的市场剧院上演，因而受到平民们的拥护和爱戴。
勒萨日写过剧本和小说，剧本以喜剧《主仆争风》、讽刺剧《杜卡莱先生》最为著名，小说除《跛腿魔鬼》之外，以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最为杰出，它可以被视作是法国十八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并曾经受到过马克思的好评。杨绛也十分欣赏勒萨日的作品，她曾在一篇论文中称：“十八世纪初期勒萨日的现实主义小说《吉尔·布拉斯》不冒称历史，从此小说才不向历史依草附木，而另开门户，普莱复（Prevost）、马里伏（Marivaux）等继起直追。”
小说深受《小癞子》的影响，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通过吉尔·布拉斯这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少年的发迹事实，对处于封建制度崩溃前夕的法国社会生活，作了极为生动、真实的描写，并塑造了一个出身于市民阶层、靠投机取巧致富得势的典型。
《吉尔·布拉斯》通常被称为流浪汉小说。但主人公与一般流浪汉略有不同：他没有在饥饿线上挣扎，还受过些教育。他由后门小道投靠权贵，为他们帮闲，晚年做起了大官，拥有财产。杨绛对这位作家的研究心得是：吉尔·布拉斯是个“通才”，他……没甚本事，却有点小聪明；为人懦怯，但逼上绝路也会拼一拼。所以他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混混；做医生、做佣人、做管家、做大主教或首相的秘书，样样都行，哪里都去得。而且他从不丧气，坏运气压他不倒，摔下立刻爬起，又向前迈步。他又观察精微，做了事总要反省，对自己很坦白。一部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说，正需要这样一位主角，带着读者到社会每一阶层每一角落去经历一番。
吉尔·布拉斯不仅带读者一处处经历，也在经历中一点点改变。他从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渐渐变成谨慎持重的大乡绅，从只想创一份家业的穷人，渐渐变成归田退隐的阔佬。他从乡下佬变成伶俐小子，变成巴结的佣人，变成无耻的走狗，变成看破势利的“清高”绅士。他从每次经历得到教训，为人行事随着世事总有些改变。但是他的个性始终未变，吉尔·布拉斯是个“通才”，吉尔·布拉斯是运气压不倒的人，他在经历中渐渐发展成熟。他虽然添了经验，并没把毛病改掉。他始终很虚伪，老年“归隐”，还摆足臭架子，他吃一次亏，学一次乖，总没有完全学乖；一次次受良心谴责，决心做好人，到名利关头，是身不由己，什么下流无耻的勾当都肯干，马克思说吉尔·布拉斯在各种各样的奇遇中始终是个奴才，勒萨日惟妙惟肖地写了这种人物。
勒萨日不用工笔描画，只用粗线条勾勒，吉尔·布拉斯的个性，在举动言谈和不同的境地中衬托出来……暴露社会的小说，牵涉到的方面愈广，结构愈不易严密。作者不能用一个故事来包罗万象，往往就用一个主角来贯串许多不连贯的故事，歌德说：“诗人想把世界上形形色色表达出来，所以写的故事里需要个名人做主角，把他当一条绳索，不论多少事，都可以挂上去。荷马的《奥德赛》、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就用这办法。”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还不仅是条绳索，他是个一贯的人格，他的个性，随着他的经历渐渐发展，因此又增加了小说的统一性。
勒萨日叙事轻快，从容不迫，偶尔也刻画细致。整部小说的叙事，就像吉尔·布拉斯的文笔一样，“简洁精切”，“笔致轻松”他用的是朴素的笔法，不喜雕饰。杨绛的《吉尔·布拉斯》中译本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她写译本序言时学写了一篇“八股文”，她称之为“五点文”，因为只有五个点而不是八个股。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是从苏联文学史专著上抄来的，接着摆了五点：时代和社会背景、思想性、艺术性、局限和影响。尽管如此，杨绛没有料到，这部受到马克思赞赏、在西方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名著，也会在风云突变之际，连它的译者一起，遭到极“左”分子的批判。
杨绛致力于翻译事业，其翻译实绩深受专家学者的推崇。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朱光潜就十分激赏杨绛的翻译成就。在一次闲聊中，他的学生问朱光潜：
“全中国翻译谁最好？”
朱光潜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
学生又追问道：“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
朱光潜回答：“杨绛最好。”
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一位名叫董衡巽，后来分配到文学所，与杨绛同一单位。那时候年轻人初进所里，只要条件允许，一般都有资深专家指导做研究工作。董衡巽归杨绛领进门去。杨绛开始时谦虚，没有答应，说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指导不了年轻同志，后来和他接触稍多，觉得他对文学有点兴趣，便同意了。于是，董衡巽成了杨绛的“门外”弟子。
杨绛对指导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她给董衡巽开列了英国当代文学的书目，指导阅读，解答问题，耐心细致。对他的翻译习作精心批改，可惜好景不长，这些业务活动，不久便因参加下放劳动而中辍。董衡巽把杨绛的《吉尔·布拉斯》视作翻译的典范，他回顾说：
为了提高翻译水平，我读了杨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读的时候很感到一种语言文体美。译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有时夹杂一些上海话，虽是方言，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流浪汉体小说有时枝蔓横生，但得力于译文的可读，我能一口气读完。不过，读完之后，我产生过一点疑虑：原文也是这样优美、这样畅达吗？其中有没有译者的“加工”？当时不无疑虑。我不通法文，不敢妄说。
最近读到法国文学专家郑永慧同志的文章。她说：“我在大学时看过《吉尔·布拉斯》原文，对勒萨日的文章有一定的印象，50年代读杨绛的译本时，就惊异于行文之流畅，用词之丰富，认为完全符合茅盾同志的要求：‘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应认为是文学翻译中卓越的范例。”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五日，文学所召开了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的第一次全所内外的学术讨论会。杨绛和钱钟书参加了这次会议。同时何其芳、陈涌、蔡仪、冯雪峰、刘绶松、钱学熙、罗大冈、李希凡、杨晦、陈秋帆、卞之琳、蓝翎、范宁、冯至、潘家洵、俞平伯、舒芜、周妙中、王佩璋、赵君圭、曹道衡、冯友兰、林庚、吴兴华、张岱年等人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就“一九五六年度科研成果”中何其芳的《论阿Q》一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何其芳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观点：一、典型性不全等于阶级性；二、典型人物在生活中流行的常常是他最突出的特点，而不是他的全部性格；三、这种最突出的特点，可以是某一阶级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不止一个阶级的某些人物的性格上的相同的特点。阿Q属于最后一类典型。由于当时社会科学领域正日益把阶级分析法奉为唯一的研究方法，何其芳的论点大有无视阶级分析的端倪，然而，杨绛夫妇却赞成何其芳的论断。钱钟书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当中都能找到。他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杨绛在会上也指出，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可以属于同一典型，比如粗暴的人，深沉的人，各个阶级都是有的。他们俩说的这些不合时宜的话。预示着所内斗争的激化并使杨绛夫妇后来遭受批判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