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九月，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正驶向中国。杨绛和钱钟书告别了法国的友人，与女儿钱瑗一起，乘坐在这艘轮船上。
他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得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上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对此，杨绛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自己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却不胖不壮了。
在归国的轮船上，杨绛夫妇遇到了外交官、诗人冒效鲁（1909～1988年），互相唱和。冒效鲁吟诗如下：
凭栏钱子睨我笑，
有句不吐意则那。
顾妻抱女渠自乐，
丝丝乱发攒鸦窝。
夜深风露不相容，
绿灯曼舞扬清歌。
喧呶聚博惊座客，
倾囊买醉颜微酡。
描绘钱钟书的神态和船上的情景，可谓呼之欲出。杨绛怀里抱着婴儿，钱钟书满头乱发，像乌鸦做的窝……
钱钟书已有约定，要回清华教书。在船上杨绛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
阿多士Ⅱ号邮船抵达香港，钱钟书就只身上岸，然后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辗转赶赴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对于钱钟书的只身远去，杨绛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杨绛也无法和她解释。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母校清华聘请钱钟书任教授，文学院的院长冯友兰从中起了很大作用。冯友兰在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上书中指出，应该给钱钟书教授头衔，月薪三百元，其待遇不低于王竹溪、华罗庚。按清华旧例，刚刚回到国内的留学生只能当讲师。而钱钟书连升二级，直接任教授，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
在回国的路程中，杨绛则带着女儿继续北上，要到上海省视父亲。船到上海，她由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他们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杨绛见到了公公（她称爹爹）、婆婆（她称唔娘）、叔父、婶母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杨绛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她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她的女儿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就没有“吼”，也没喊“non non”。当时，钱家和她爸爸家都逃难避居“孤岛”，居处都很逼仄。她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在自己的爸爸家。据杨绛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
这时上海已沦陷为“孤岛”——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八一三”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日本侵略者进驻上海造成的。上海沦陷后，日寇在其所占领的南市、闸北、虹口、杨浦、浦东等地到处设立关卡，沿苏州河各桥口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地段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其余部分和法租界，因英、美、法等国是中立国而未被日军占领，但是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故有“孤岛”之称。
杨绛的娘家、婆家都在法租界内，钱家在辣斐德路，杨家在今锦江饭店附近。杨绛两头居住，即便在钱家住的时候，她也几乎每天都要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好在两家相距不远。她的三姐姐和七妹妹也经常回娘家，对此，父亲高兴地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
“孤岛”生活是苦寂的，但是杨绛感到：“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杨绛对自己的父亲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她的女儿圆圆亦很受外祖父的万般宠爱，请看以下的追忆：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一九三九年秋，杨绛的弟弟从国外回国。这时，杨家已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购得一块墓地，她父亲带着杨绛姐妹和弟弟一起回苏州，安葬母亲。
杨绛乘此机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州故居，眼中一片狼藉，劫后的惨景，不堪回首。杨绛说：
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钟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阴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软，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摘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银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摩，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