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与相恋。对此，她母亲唐须荌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初到清华，天生丽质的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过多久，女同学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
当时清华大学里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据说，当时杨绛与比她大4岁的“大姐”袁震（后成为吴晗夫人）同屋，两人结下很深的友谊。有一次，袁震因病在校医院住院，杨绛去看她，恰好赶上袁震原来的男朋友吴之椿也在。吴之椿给袁震带来了当时非常昂贵的水果橙子，让她一个人吃。袁震正要与吴之椿断绝来往，见杨绛进来，便切开一个橙子给她吃。杨绛知道那是袁震男朋友特意给她买的，便不想吃，但又不好一味谢绝，便勉强吃了一点，袁震却要她全部吃完。杨绛觉得很窘迫，因为吴之椿就在一边看着她。可她不想使袁震不高兴，只好把橙子全部都吃了。吴之椿走后，袁震便对杨绛说，她要让吴之椿明白，他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
与杨绛同寝室的同学，还有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杨绛曾作旧体诗《溪水四章寄恩钿塞外》，送给好友蒋恩钿和未婚夫钱钟书。杨绛入学前，蒋与袁已经是好朋友。而现在，她们三人成为了“密友”，而同屋另一位女同学却被排斥在外。后来，袁震与吴之椿断绝了关系，梁方仲把吴晗介绍给袁震。三位密友在一起议论吴晗，说吴晗有股“酱豆腐”般的迂腐劲。杨绛大概也没少向密友们谈论钱钟书。钱钟书、杨绛夫妇与吴晗、袁震夫妇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一九二九年，二十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１５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杨绛与他相识在一九三二年春天的清华校园。
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追述了她对钱钟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钱钟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回忆！令人赞叹不已。杨绛先生还记得，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一年，果然于一九三三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她的同班同学有季羡林等。夏天，她和钱钟书在苏州订婚。
这期间，钱钟书创作了不少富有李商隐风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11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里面的《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
缠绵悱恻好文章，
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
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壤小妹剧关心，
髫瓣多情一往深；
别后经时无只字，
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
猎猎风声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
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
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
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杨绛的一首七言律诗中，钱钟书竟运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熔铸入诗：“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清新如画，却不落理障。
钱钟书曾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婚姻，常被世人誉为珠联璧合。这一点，在钱钟书的诗作中即有印证。《玉泉山同绛》诗云：
欲息人天籁，
都沉车马音。
风铃奴忽语，
午塔鬜无阴。
久坐槛生暖，
忘言意转深。
明朝即长路，
惜取此时心。
诗中所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不免使人想起钱钟书的《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他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后来，钱钟元嫁给许景渊，钱老夫子便拿出这封信来教育侄女。
原来一九三三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不料有一天杨绛的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他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对此，杨绛以为，钱基博的做法，颇似《围城》中方豚翁的作风。
杨绛同时也把已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说过：“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荫杭对钱钟书的印象极佳，视如“乘龙快婿”。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同年，杨绛便与钱钟书举行了订婚仪式。杨绛先生回忆说：“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订过婚，钱钟书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杨绛则仍回北京，到清华念完研究生。恰巧钱钟书的族人钱穆在燕京大学任职，不日也将北上。
杨绛未来的公公钱基博在订婚礼席散后，把她介绍给钱穆先生，约定同车北去，相互间好有个照应。
钱穆自学成才，阅历丰富，被清华等多所大学聘为教授。他在火车上一路与杨绛谈做学问以及如何为人处世。闲聊之中，他突然对杨绛说道：
“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
杨绛忙问：“何以见得？”
钱穆回答很干脆：“只看你行李简单，可见你能抉择。”
其实，杨绛头一次到北平时已带了一个大箱子和大铺盖呢，这次有了经验，决计抛下“无用之物”，这对一个青年女生来说，也许是够“决断”的了。不过，杨绛并没有解释，也没有谦逊几句，只是笑了笑。
他们两人买的是三等坐席，对坐车上，彼此还陌生，至多他问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惫，没什么谈兴。不过成天对坐，不熟也熟了。到吃饭时，杨绛吃不惯火车上卖的油腻腻、硬生生的米饭或面条，所以带了盒饼干和一些水果。钱穆很客气，杨绛请他吃，他就躲到不知哪里去了。后来杨绛发现他吃的是小包的麻片糕之类，那是当点心的。每逢停车，车上有卖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贩，杨绛看见他在那里捧着碗吃呢，就假装没看见。
杨绛是一个学生，向来胃口不佳，食量又小，并不觉得自己俭朴。可是看到钱穆先生自奉菲薄，很敬重他的俭德。
火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有的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杨绛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
钱穆说：“此古战场也。”
经钱穆这么一说，杨绛觉得，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她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钱穆对她讲，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早已不知去向，她仍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车站迫近泰山，山好像矗立站边。等火车开动，钱穆此时谈风更健了。他指点着告诉杨绛临城大劫案的经过，又指点她看“抱犊山”。山很陡。钱穆说，附近居民把小牛犊抱上山冈，小牛就在山上吃草，得等长成大牛自己下山。
从此，杨绛对钱穆先生不再陌生了。不过车到北京，他们分手后再也没有见面。杨绛每逢寒假暑假总回苏州家里度假，这条旅途来回走得很熟，每过“古战场”时，总会想到钱宾四先生的谈笑风生。
杨绛就读的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以其丰富的藏书、优雅的环境，一直受到学生们的交口称赞。杨绛一到清华，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图书馆。在这里，她潜心攻读，吸收着知识的营养。她认为，有些知识使人受益终身，直到晚年，她还是十分怀念母校的图书馆。笔者有幸得到她撰写的《我爱清华图书馆》，此文流露了她对图书馆的一往情深，全文如下：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一九三五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直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撒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70年前的事了。
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
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钟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馆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有人问我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却是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逢周末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一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到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指清华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学院合并为后来的清华大学——引者注），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即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不准我们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惟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杨绛在清华做研究生时，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去吃饭。他托赵萝蕤邀请，并请赵萝蕤作陪。杨绛猜想：叶先生是要认认钱钟书的未婚妻吧？于是她就跟着赵萝蕤同到叶家。
叶公超很会招待。一餐饭后，杨绛和叶公超不陌生了。下一次再见到叶公超时，他拿了一册英文刊物，指出一篇，叫杨绛翻译，说是《新月》要这篇译稿。
杨绛心想：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吧？她就接下了。
在此之前，杨绛从未学过翻译。她虽然大学专攻政治学，却对政论毫无兴趣。叶公超要她翻译的是一篇很晦涩、很沉闷的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其实，她读懂也不容易，更不知怎么翻译。她七翻八翻，总算翻过来了。她把译稿交给叶公超，只算勉强交卷。叶公超看过后说“很好”。没过多久就在《新月》上刊登了。
这是杨绛生平第一次翻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