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传主杨绛的故乡在江苏无锡。江南名城无锡，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邦。多少年来，这里风景如画，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本人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的父亲，名叫杨荫杭（1878～1945年），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杨绛在晚年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约，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文中所记作者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近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种司法独立、不畏强权的包公（当年也被称为“疯骑士”）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杨荫杭于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尽管他学习十分努力，但尚未毕业，便被学校除名。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对这件事，杨绛在文中谈了她所知道的经过：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风潮就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这时是一八九七年，可见杨荫杭从年轻时就形成了刚正耿介的性格。他所入的上海南洋公学，也是一所公费学校，由巨贾闻人盛宣怀创办。过了两年，南洋公学遴选六名学生赴日留学，杨荫杭亦名列其中。
杨荫杭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就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没多久，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一九○○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励志会。同年下半年，作为会员的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专事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诸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作品译笔流丽典雅，对推动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很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享有威望。
一九○一年夏，杨荫杭利用暑假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一组织是当时江苏省最早的革命小团体。
一九○二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他和雷奋、杨廷栋一起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译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沧海桑田，现在保存下来的《名学教科书》就是杨荫杭在那里编译的（一九○三年再版）。近人孙宝恂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曾提到过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一九○三年，译书馆因经费支绌而停办，杨荫杭因此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那时，杨荫杭精力充沛，工作繁忙，他除了理化研究会的事情之外，还在上海兼职，任《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课。
由于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触犯了顽固的保守派，因而引起了嫉恨并遭到追捕。据杨绛回忆说：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国留学。这样，杨荫杭又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他先再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该校本科不授学位），一九○七年七月，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而毕业。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杨荫杭在美国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荫杭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而杨绛只是在偶然的机会发现过一张她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九○九至一九一○年的注册证。倒是后来钱钟书告诉她：
“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在杨绛的印象中，她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故而她问钱钟书：
“你怎么会知道？”
钱钟书回答说：
“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对此，杨绛曾经专门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李又安教授回信，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她还为杨绛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根据那张注册证，卢易士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三百一十九页，于他离校以后的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令杨绛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他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这可能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杨荫杭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由此杨绛猜想，她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因为北伐胜利后，她经常听到杨荫杭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杨绛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杨荫杭曾和她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她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她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杨荫杭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
杨绛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她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