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八年前，我们和弗兰西斯修士成为朋友以后，就渐渐了解了一个我们从未有机会涉足过的神秘领域——修道院。我们接触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严谨克己的一支——特拉普派，人称苦修派。
在美国，即使对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对天主教有成见的人，提到特拉普派，多少都会肃然起敬。大家别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们从十七世纪建立这个修行制度开始，修士除了与上帝对话，是终生不说话的。面对这样的苦修决心，确实不服不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三十多年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除了这个禁令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在弗兰西斯生活的圣灵修道院，现在还设有一个静默区，在这个区域内，还是完全禁止开口的。
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各种严格的约束。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去他们院内的教堂早祷，天天如此。他们依据规则，必须辛勤劳作，自给自足。所以，除了祷告，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年迈的修士只要还能起床，他们就会慢慢地起来，祷告和工作。他们做面包，做果酱，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简单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没有棺木，只有一袭白布裹身，默默归于尘土。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一次弗兰西斯修士，有时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弗兰西斯终会在某一天，开始对我们作宗教劝说。后来才知道，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他们的规则之一就是，不主动传教。他们也不参与民众的宗教礼仪，比如主持婚礼和葬礼等等。我们最终明白，特拉普派修院，在本质上与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永远只是相遇而不相交的。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圣徒的生存方式。为此，我们很珍惜这样一份难得的相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更深一步地走进特拉普派修院的历史。
直到三年前，在一个圣灵修道院的巨大银杏树洒满了秋日金黄的星期天。我们和弗兰西斯在修士们自己围筑的人工湖边聊天。湖上飘荡着一群群被修士们“惯坏了”的野雁野鸭。在聊到中国近代历史和西方宗教的影响时，我漫不经心地说，“中国那时大概就差没有过特拉普派修道院了”。弗兰西斯平静地回答，“中国有过特拉普派修院的。这样吧，我到修院图书馆去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我们顿时对这本书充满好奇。
我跟着弗兰西斯去图书馆，那是在一个阁楼上。估计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间，满满当当的都是书架。阳光从屋顶的天窗穿过，暖暖地投射在一个年轻的修士身上。他静静地坐在一个计算机旁，正利用互联网给图书编目。看到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笑着打个招呼，就又低头工作了。趁着弗兰西斯在找书的时候，我匆匆浏览了一下藏书。他们的藏书涉及范围很广，除了宗教方面的书籍，整套的大百科全书，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艺术、计算机技术。此外，还有大量小说。
弗兰西斯拍拍我的肩头，手里拿着一本落着尘土的旧书，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纪念册。红色的封面上有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封闭的院落、教堂的尖顶，真是太熟悉了。没错，那是一个修道院。
真的，在中国，有过一个特拉普派修院。可故事却要回溯到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和劳作修行一个半世纪以后，特拉普派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僧侣，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特拉普派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只飘荡着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净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特拉普派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他们无法改变，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经过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特拉普派又逐步扩展，一个个教友加入他们的沉默行列。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他们开始星散。宽容的北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在十九世纪末，全世界还是只有五十三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的，在中国的太行山深处。
机会最初出现在1870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来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默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菲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德莱普来斯主教的这个想法是有他的考虑的。修道院的修士不同于传教士。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区，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清王朝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远避开战乱的安静所在。
最初他们商议的修院，是和索菲亚入修的那个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尔默罗会的。他们甚至已经打算派出几个先行者。可是，带队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计划只能取消。经过考虑，这些捐款转交给了欧洲的特拉普派，让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修道院。恰在此时，中国太行山区有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出了一大块土地。于是，未来修院的所在地就这么偶然确定，落在一个叫做杨家坪的地方。捐出的这块土地确实很大，大致有一百平方公里，可是，那远不是什么沃土良田，而是深山沟里的乱石滩。
经过一番准备，担负着创院重任的索诺修士，从欧洲来到现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出发，去杨家坪。随行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欧洲修士，其余的同行者是向导等人。没有公路，他们扎进莽莽太行，足足在羊肠小道上艰难攀缘了三天，才到达这块未经人们触动的处女地。这里是一片荒野，满地大石块，虎豹狼熊狐，一应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后，才有另外三个来自法国的修士到达。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开始了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工作，他们称它为“神慰”。
每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发展都是在另一个“母修院”的基础上“分产”出来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达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派出几个修士，在原来修院的财力和精神支持下，选择一个遥远的荒原，从零开始，“分产”出另一个修院社群来。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从肯塔基州的修院“孵化”出来的。所以，他们都习惯于开创期的艰辛。记得弗兰西斯告诉我们，他们的开创者来佐治亚州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原，无从下手。遵照教规，他们最终必须达到自给自足的生存。于是，他们就给当时的佐治亚州农业部写信咨询。修士们寄去了圣灵修院的土壤样品，希望农业部给他们一些建议：这土壤适宜于什么样的农作物。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烧砖。
然而，杨家坪对于习惯艰苦创业的特拉普派修士来说，还是格外艰巨。他们在法国也有一个母修院，可是，他们不仅远离法国的母修院，还远离着自己的文化根源。尽管逐步有中国的天主教徒加入这个苦修教派的社群，参与开创，可是，对这样一个乱石滩来说，人手总是不够。第一任索诺院长，也是第一个踏上杨家坪的修士，他度过的正是最艰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担任院长，可以回法国了。可是，他坚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时默默去世，第一个躺在杨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他看到，当年的乱石滩经过这十年，已经收拾出一小块齐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顶中国北方民居式样的大四合院已经干干净净地围了起来。院旁还开垦出一片丰产的菜园。当年那个由五名欧洲修士初创的修行社群，已经是一个拥有七十二名成员的大家庭，大多数为中国修士。这里严格实行特拉普派的修行教规。他们依然是静默，虔诚，劳作，远离尘世。在索诺修士离世时，他辛勤参与开创的第一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已经初具规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圣本笃规则”，其实在试图制度化地寻求满足人在精神、心智和体力之间平衡的方式。进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诚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问题。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门艰深学问，涉及哲学、伦理等等人类的本源和终极课题，充满了穷其一生而不能解决的疑问。修院都有庞大的图书馆，涉猎的范围很广。这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条件，都足以满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时，为自给自足而设置的劳动，也在平衡人的体力活动需求。而特拉普派，更强调苦修，即在艰苦克己的条件下，净化自己的心灵。所以，在世俗社会看来毫无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国，都能够吸引一些对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这并没有什么可感到特别奇怪的。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比别人还更容易理解修院制度，因为我们熟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理想。修院生活在实践中，其实很接近共产主义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们共同拥有财产，劳动各尽所能，收获按需分配。另外，他们的内部管理实行民主制度，具体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经常通过民主投票决定。长达十世纪以上的成熟的修院制度，给西方社会的制度文明，提供了一个连续性，保留了一份可贵的遗产。
然而，修院制度和作为社会理想的某些制度的区别是，它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它理解，修院生活，永远只是极为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它不打算外延扩大，不向社会强制推广，甚至根本不作宣传。相反，它强调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愿望。在特拉普派修院，新修士入院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程序，目的是让产生修行愿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了解修院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每一个阶段结束，假如这个愿望没有中止，见习修士将有一个誓言，定出一个有限的进入修院的时间。这个发誓居留的时间，在每一次见习期结束时，逐步加长。直到最后见习期完全结束，如果决心已定，签下一个终身誓言。即便如此，当一名修士最终改变个人意愿的时候，他依然可以违背自己的终身誓言，离开修院。修院根据他逗留时间的长短，给他一笔钱作为这段时间的劳动报酬，让他有条件安排新的生活。
杨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稳定地发展。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大四合院北面又接上了一个内院，还按照特拉普派修院的传统，在院内建起了一个法国式的教堂。他们很珍惜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区。和全世界的特拉普派修院一样，教堂是他们精神的聚合点。因此，他们即使只有原始的滚木铺垫的运输方式，还是亲手运来沉重的花岗岩，雕成一根根一米直径的柱子，成为教堂券拱的砥柱。
杨家坪修道院遗址
修士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乐土。他们不仅在内院有自己的小花园，在一条条山沟里，他们逐年清理乱石，栽下一片又一片的杏树。春天粉黛的杏花缭绕着山谷，秋天修士们亲手制作出当地最好的杏干。他们有了自己的砖窑支持扩建的需要，又有了自己的牛栏羊圈，供应肉食和每天的鲜奶。菜园也在扩大，除了封冻季节，蔬果不断……。即使没有那些旧日的照片为证，想象他们艰辛的开创之路，对于我们来说，都并不困难。因为，我们熟悉弗兰西斯和他的圣灵修道院，还有他那些幽默、随和、勤劳的修士兄弟。这是我们可靠的活的阅读注解。
杨家坪修院隐居深山，与世隔绝，只和教会还保持一点遥远的联系。依据修院的自治原则，他们营造着自己俭朴自然并且基本封闭的生活。
可是，躲避革命与战乱的特拉普派修士，寻觅到遥远的东方，也并没有寻到世外桃源的安宁。索诺修士去世仅仅七年，1900年，义和团风潮席卷中国，洋人洋教成为主要的攻击和掠杀目标。虽然修道院是内向封闭的静修之地，不同于任何教堂和传教场所。可是，义和团民并不打算加以区别。修道院一度被大批义和团民包围，形成对峙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索诺的继任者，同样是来自法国的范维院长，忧心如焚，急病去世。大批邻近村子的中国天主教难民，在包围之前逃进修道院。所以，内外对峙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即使是修士，也几乎都是中国修士。因为，在范维院长去世以后，这里总共只剩下三名“洋人”。
之所以义和团民没有贸然进攻，是因为传说院内有很强的防御实力。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修士惊讶地发现，包围的义和团民突然在一夜之间尽数散去。后来，闭塞在深山的修士们，才逐渐听说外面有关这场风波的整个故事，才知道外部局势的转变，才是他们获救的根本原因。
此后，他们经历了将近四十五年的和平与安宁。那四十五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安静的乐土。这里经历了满清王朝的终结，以及连年内战。但是，这些都没有波及隐居在太行深山里的修道院。看来，他们出于宗教原因的远离尘世的选址原则，得到了安全生存的结果。他们似乎又可以开始尝试一个世外桃源的梦想。
在这段时间，他们接待了一些难得的客人。他们一直有兄弟修院互访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因此，在1912年，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长，也曾远涉重洋，来到这里访问。而这位访问者，正是来自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的“母修院”。也就是说，弗兰西斯这个修院家族的先辈，曾经亲眼看到过我们的这个中国修道院。
同样，杨家坪神慰院，也派出修士，到欧洲和北美的兄弟修院访问。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当时他们有一百二十名修士，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照他们的传统，在1926年，他们也“分产”出了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子修院”——神乐修道院。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然而，远离尘世的静修之梦再一次被粉碎。这是一个深山隐地，可是战乱中的中国，震波深入传向每一条山沟。侵华日军使战火逼近太行山，并且终于占领了邻近的一个城市。第一个震动修道院的消息，是日军在占领这个城市后杀害了十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有一名在那里避难的特拉普派修士。那是1937年。日军在附近的出现，使得杨家坪修院所在的地区，成为中日交战的拉锯地区。静修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他们被迫与粗鲁闯入这个封闭世界的各种力量周旋，被迫改变他们的存在方式，开始前所未有的求生挣扎。
日军进入过修院，带走了仅有的几名欧洲修士，关入在山东的集中营。他们几经努力，辗转通过欧洲教会联系上德国的教会，才营救成功，使他们返回修院。日军在修院所在地基本上只是过境，整个修院的建筑物得以保存，修士社群也没有被驱散。可是，由于日军在这个地区的出现，这个地区的性质改变了，这里不再是远离世俗的隐居处，而是成为军队常驻的抗战区。他们在这里第一次遭遇世俗世界的直接过问。问题在于，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僧侣。他们追随着自己心中的上帝。可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不被战争的任何一方所理解和容忍。
他们进入了将近十年的特殊军管期。私有空间，甚至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几次绝望，分批遣散修士，也有欧洲修士被强制离开。可是，他们又在一次次希望的驱动下，重新聚合。对于这些修士，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土一石地清理，一砖一瓦地修盖，这里还是他们安放心灵的场所。他们在绝境中还有一丝希望，希望一切能够熬过去。这样的希望应该是合理的：战乱总是暂时的，和平终将来临。当硝烟散去，山谷里留下的，总应该是宁静。宁静是恢复修行的前提，是修士们对生活的唯一奢求。
他们熬到了世界大战的终结，但是，内战的硝烟又起。修士们没有想到，他们熬过十分残酷的十年，却等来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终结。1947年，杨家坪神慰修道院依然聚集着近八十名修士。其中有六名外国修士，四名来自法国，一名来自荷兰，一名来自加拿大。他们成为这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的最后一批修士。这个修道院的故事成为法国革命消灭修道院的一个东方翻版。1947年，杨家坪神慰院被洗劫一空之后，付之一炬。数里之外有一个农民，在目睹他认识的两个修士被杀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看到天空血红一片——一个兴奋的士兵对他说：“杨家坪，我们把它点着了！”
这个修院的大部分修士死于那一年，其余失踪。少数几个历经一段死亡之旅以后，侥幸生存下来。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杨家坪修道院成为修士，历经劫难，却无法再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寻到安全以后，他们依然继续静默的修行。信仰，这是我们这样的凡俗之辈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神圣。世俗的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可是为什么，世俗世界就永远不能明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只能以这样的特殊方式——生存。
1970年，有一个中法混血儿，在美国的《读者文摘》上，刊登了一篇回忆录。他曾经由于一起错案，在一个劳改农场生活了七年。他回忆了一个老年人，如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祈祷。作者从这位老人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个中国修道院。老人就来自那里——杨家坪。
杨家坪修道院废墟
在这个修道院建立一个多世纪、被毁半个世纪以后，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真有些虚幻的感觉。为此，我们查阅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书籍，不论是在中国人、韩国人、美国人写的有关著作里，都没有发现这个修道院的一丝踪迹。我们想到，也许是修道院不传教的规则，使他们有别于任何其他传教团体，所以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资料的稀有，使得原本由历时弥久而产生的虚幻感逐渐增强。一个疑问会常常升起：这个中国的特拉普派修道院，真的存在过吗？
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得去看看。哪怕在那儿只找到一块剩下的石头，也一定要看一眼。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就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沿着秀丽的永定河西行，翻山越岭。
进入河北，公路上就布满碗大锅大的乱石，那路是只为高高的运煤车准备的。我们手执一张半个世纪以前的手绘地图，顺着修士们在冥冥之中的指引，翻越着那层层叠叠的太行山，寻找一个古老的地名——杨家坪。直到站在一片劫后废墟上，我们震惊得无法言语。那就是它了，一个被湮没的真实故事，一个被埋葬的神圣理想——神慰修道院。
新修的公路从原来修道院中穿过，封闭的格局被生生剖开，似乎隐喻着世俗世界和这个修院的关系。修道院的基本格局仍然非常清楚。教堂的屋顶被焚毁，可是，教堂内花岗岩的柱子犹存，柱子下面是一排排后人砌的空猪圈。五十年了，阳光依旧，远山依旧，苦修院的废墟依旧，只是修士们早已渺无踪迹。北楼失去屋顶的墙还挺拔地竖在那里，透着一个个尖券的空洞，映衬着中国北方的蓝天。也许有时，云，会载着修士们的灵魂，穿越窗洞，造访旧地？
那里还有修士们为菜园砌筑的低矮围墙，依然围着一个菜园，覆盖着没有完全融化的残雪。对面坡上，修士们的苦修房还在。他们挖掘的储存食物的地窖，也还完好无损。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地上山去，那就是当年通往北京的通道，最初来到这里的索诺院长，就是攀越三天后，从这条小路下来，到达杨家坪的。绕到修院遗址的后面，就是修士们的墓地了。只是，大批死于劫难的修士，没有能够在这里安眠。墓地上，修士们栽下的树木已经长大。有两棵银杏树，撒下一地金黄的树叶。当地是没有银杏树的，是当年的修士栽下的银杏树。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遗迹，修士们安眠的地方，现在有一溜水泥平台，那是后人修筑的露天舞场……。修士们居住的一排青砖小平房依在，墙上残留着大字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一条山沟向远处伸展，逐渐隐没在山的背后，修士们留下的杏树，依然年年结果。这是寒冷的冬季，我们没有看到一片片的杏花，带着清香，如云般飘出山谷。可是，我们终于来过了，弗兰西斯的修士兄弟们，我们来看过你们了。以后，还有谁会记得你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