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好像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道路，我们从属于自己的起点出发，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做着单选题，找寻属于自己的单行道。不会有谁的人生可以一直平坦顺畅，那些曾经悲伤的、欢笑的、心碎的、幸福的历程，都是属于我们的年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智惠师父年轻时，正是一个非常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时候成分不好的人被称为“四类分子”，简单来说便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四种成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类分子又做了扩充，原先的四种人再加上右派，变成了“黑五类”。
其实四类也好，五类也好，对师父来说，区别都不大，因为都回避不了师父地主子女的身份。
命运很奇怪，无论你是否接受，它都会把许多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带给你，就像这个带给师父曲折人生的地主子女身份一样。
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地主成分的认定，有一个时间界线，时间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里有多么富贵，都无所谓，只要一九四六年后是穷的，便不会把你的成分划定为地主。
师父说：“我的父亲好赌，原本以他败家的速度，到不了一九四六年，家里便可以变穷了。可惜我的母亲却没有政治远见，常常为了父亲赌钱的事情与他争吵。”
最终，师父的母亲带着师父和师父的哥哥小三一起离家出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还用自己的积蓄和嫁妆购置了一些田产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正是这些被师父的母亲寄予厚望的土地，最终成了她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据。
师父说：“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母亲最多只够划定为富农，可惜在江南拥有三十亩田产便足够成为地主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师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组来交接财产的日子，那一天师父流了许多汗。
因为师父的母亲听说要没收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从劳动人民手中剥削来的财物，所以早早地便把过冬的衣服穿在了师父和小三的身上。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穿在身上的衣服总不能扒走吧。
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师父来说，那天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气尚热的初秋时分，穿着棉袄站在墙角，看着工作组的人来来回回地搬东西，而师父跟小三则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流汗。
师父每次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其实那天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现在想起来师父母亲的想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毕竟家里的东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地主家的两个狗崽子是决计不会要的。
地主成分的划定，是师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家里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吃穿还是没有问题的。可自那以后，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归了国有，就连本来就不算宽敞的住房也由政府分出了几间给成分好的同乡。
师父和小三都在镇里的小学上学，学费并不贵，但对经济窘迫的家庭来说还是很大的负担。小三上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师父的母亲决定让师父和小三退学回家。
在学校里，小三是成绩突出的优等生，对于他的退学，班主任很惋惜。其实班级里大部分学生都是免除学杂费的，老师也帮小三和师父申请过，只是没成功，最后被批准申请的只有贫下中农子弟。
师父的母亲告知师父让他退学之前，特意让小三把家里打扫了一下。师父的母亲说：“万一等会你弟弟发脾气在地上打滚，衣服也不会弄得太脏。”
师父说，事实上他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他在学校的成绩也属于很不稳定的那种。有时候考得特别差，让老师一度以为他要留级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仅从退学回家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师父原以为自己不会太在意。
离开学校那天的情景师父一直记得，师父拎着个小板凳跟在小三的后面，从校园里穿过。那个年代学校的设施很不完善，连桌椅都没有配备完整。那个板凳是师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可在那一天，它和师父一样，都没有留在校园里的必要了。
有很多双眼睛从教室里望过来，厌弃的眼神并不多，更多的是属于儿童的那种懵懂茫然，还有同情和怜悯。那一刻，师父不知道怎么就被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含着关切的眼神灼伤了。师父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可怜的，早几天就该流的眼泪便流了下来。
家里的生计，主要是靠师父的母亲在镇上的刺绣厂接一些刺绣活来维持。只是以师父母亲的身份自然是没有资格成为刺绣厂的正式职工的，她做的产品都是计件的，做多少支多少工钱。
因为收入微薄，师父的母亲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货摊。小三和师父不上学后，时间也多了不少，有时候可以帮忙看摊送货。
师父说，那种不用上学的喜悦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有时候见到同学放学经过，便会慌忙地低下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不是自己被遗弃了，而是自己做了错事一般。
镇上有时候会把地主分子集中在一起开会，差不多有一二十号人，师父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主持会议的干部时不时会换人，但每次都会有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厉声训斥每一个地主分子，有时候还会让一些地主分子跪在场地中间。
和其他地主家的子女一样，师父和小三时常站在围观的人群中远远地望着母亲，她总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队伍里面，似雕塑一般望着人群。
师父的母亲有过一次失态，那是因为她在人群中看到了师父和小三。母亲惶恐的神色，是师父从来没有见过的。
事后，三个人没有再提起当时的情形。但那以后师父和小三学会了隐藏，每当母亲的目光望过来的时候，小三便躲在前面的大人身后，而师父会把头埋在小三的背上。
师父曾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就那样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如果顺利的话，自己或许会成为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贩。
但是师父命运的转折再一次来临了，不过这一次，比师父所预想的要好上很多。这一年，与师父的母亲断了联系的弟弟，也就是师父的舅舅，终于托人找到了母亲。
舅舅在延安工作过几年，后来去了省城工作，至于职位，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高级职位。师父的生活自此有了好转，舅舅每个月会邮给母亲十五元钱作为师父和小三上学的费用。
师父说：“因为我是被迫离开校园的，所以后来我比同学们更爱读书。课本对于我而言，不再是挡着脸睡觉的工具，不再是随意撕下来折纸飞机的道具，也不再是和同学打架时敲他们头的武器。”
师父的成绩虽然及不上小三，但在学校里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
人生往往是由意外叠加而来的，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小三高考落榜了。小三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即使在最好的中学里，他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人对小三意外落榜感到惋惜，而事实上，小三的命运并不是在考场里改变的，早在小三进考场之前，他的档案里便因为家庭出身被加上了“不宜录取”的标签。
也就是在那一年，师父的母亲病逝了，而舅舅也被调去了边疆。
舅舅临走的时候替小三在省城谋了一份工作，师父跟着小三去了省城。
师父在省城上了高中，原本师父并没有继续上学的打算，他想早点出来工作，也好减轻舅舅和小三的负担。
可是小三很坚持，他希望师父可以继续自己没有完成的大学梦。师父说，现在想来小三的坚持并不理智，因为师父和小三那时候都不知道，那只是条灰暗的路，它早早就被人烙上了黑色烙印，那是一个无法抹去的痕迹。
师父最后选择了继续读书，并不完全是因为想学习、爱学习，而是因为从那一年开始，粮食变得很紧张。如果工作了，那么国家计划分配给师父的粮票就会按社会青年分配，一个月是二十三斤；如果继续上学，国家规定给学生的粮票是三十二斤，多了九斤粮票，可就是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了。
师父说，自己的学习成绩也挺不错的，不过对于上大学，师父却没敢奢望，毕竟连小三这么好的成绩都落榜了，何况是自己呢？
只是最后师父出乎意料地考上了大学，师父后来分析说，可能是那一年，政府对招收成分不好学生的限制放宽了一些吧。
很多年以后师父听人说，在当年招生的政审会议上，曾经有人激烈地反对过录取他。有位老师说：“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继承人。这个学生虽然是高分考生，但剥削阶级的子女从小接受了剥削阶级的思想，世界观容易出大问题，我们的大学不应该给剥削阶级培养继承人。”
最后一位和师父舅舅相识的老师替师父说了好话，他强调师父的社会关系不错，家里也有人为共和国做过贡献。
学校最终决定录取师父，只是不能分配到涉密的专业。
师父说，可能和人生的经历有关，他自小便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望，但是小三却一直充满着希望。小三说，在黑夜里，我们察觉不出白昼的迹象，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一缕光亮就在夜色的尽头。
小三的话，一直让师父觉得很疑惑。但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天，师父忽然感到了这种希望。这是师父和小三人生路上遇到的又一次转折，两个人从幽暗的旅程中跌跌撞撞地走来，前路第一次照进了这样的光亮。师父说，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可以是一道虹桥，红橙黄绿都可能出现在脚下。
师父去学校报到的那一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小三结婚了，那是小三特意挑选的日子。师父的嫂子是同乡的一个地主子女，师父和小三的婚事曾经是师父母亲生前最担心的事情。那年头，找对象首先要看的便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差的女孩，情况还好点，她们总会竭尽全力嫁给工农子弟，如果对方不在意成分，哪怕对方的经济条件差些或相貌不佳，都不成问题。可男人就不一样了，即便女孩本人不在意，对方的家长也不可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师父的嫂子也是苦命的人。一九四九年之前，嫂子家可算是富甲一方的。临解放的时候，因为担心受到土改政策影响，嫂子的家人都逃难去了台湾地区和美国。那一年船票不好买，嫂子的家人计划分批走，结果中间出了意外，只剩下嫂子一个人没有走成。
后来和嫂子熟悉之后，师父才知道嫂子对家人还是牵挂的。有时候看到报纸上有关台湾地区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报道，她便变得很沉默。
师父看到嫂子哭过一次，因为有沿海省份的朋友说，台湾那边闹饥荒，只能吃香蕉皮过日子。
其实，嫂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是在美国，但是师父觉得在美国应该过得也不好，虽然那边可能吃饭能吃饱，但是社会压力大。师父记得报纸上刊登过一则消息，美国的一位叫玛丽莲·梦露的女影星，因为承受不了资产阶级的压迫所产生的精神压力，最后自杀身亡了。
师父那时候想，连电影明星都是这样的下场，更何况嫂子家人这样的外来民族的普通百姓呢？
小三的婚礼很简单，宾客只有几个和小三要好的同事，以及双方的亲属。两个人的长辈大多都不在了，嫂子这边的亲戚只来了婶娘一个人。
那天的小三打扮得很帅气，这么多年以来，师父头一次见到小三穿没有补丁衣服的样子，平日里小三就是把他那几件补丁加补丁的旧衣服换来换去地穿。
小三的新郎装是一件绿色的灯草绒衬衫，衣服的布料加制作工钱花了接近二十块钱，差不多是小三大半个月的工资。
不过师父觉得虽然衣服是崭新的，但做工却很一般，怎么看都不那么合身，感觉是小了一号，穿在身上紧紧巴巴的。
酒席散了之后，小三把师父送得很远。一路上，师父对小三说了好几次，这是你的新婚日子，你应该守在嫂子身边，可是小三还是执意要送。
分别的那一刻，小三把身上的那件灯草绒衬衫脱了下来，披在师父的身上，师父慌乱地想把衣服塞回他的手里。毕竟小三才是今天的主角，这件花费了小三大半个月工资的衬衫不应该在自己的身上。
小三盯着师父笑，帮师父穿上衬衫，然后一颗颗地替师父扣上纽扣。
小三说：“我的弟弟明天就是共和国的大学生了，以后还会成为优秀的国家栋梁，当然要穿着最好看的衣服去迎接新生活了。”
师父一度以为做事沉稳的小三，也有失误的时候，至少在结婚的日子里，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裁剪了一件昂贵但不合身的新郎装。
但那件衬衫服服帖帖地穿在师父身上的时候，师父才知道，小三原来没有犯错，一切都在他的筹划之中。
小三在他的新婚日子里，穿着一件满是破洞的汗衫，在师父的视线里渐渐走远。他是师父这一生中见过的穿得最寒酸的新郎。
小三和师父分手的那条路，是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小三走了很远后，忽然停了下来，远远地望着还留在原地的师父。
那天晚上的月光很亮，但距离太远，师父和小三不可能看清楚对方，小三站了一会，终于转身离去了。
师父说，在自己的记忆中，常常有小三转身时的画面，小三的面容清晰，一脸的笑容。师父知道这画面并不是在自己视线里出现过的，只是他能确定这个瞬间一定发生过。
学习的压力对于高考成绩比同学们高出一大截的师父来说并不算什么，反而是经济上的压力让师父有些吃力。
那时候的大学，会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金额是不相同的，各校自己评定等级。师父的学校里，最高等级一个月可以拿到十三块钱，最低的也有八块钱。
师父也申请了助学金，虽然最终只是拿到了八块钱，但这笔钱也足够让师父兴奋的了。上大学之前，小三让师父写了封信给舅舅，让舅舅不要再寄钱了，小三觉得他一个人是可以负担得起师父的学费和生活费的。
舅舅回了信，过问了一些学习上的事情，也同意了师父的建议。舅舅的收入虽然高过小三很多，但负担实际上并不小。他要资助的晚辈并不只是师父和小三。
师父拿到了信，却没有给小三，只是告诉小三，舅舅打算继续资助师父读书。
师父选择对小三说谎，其实有不得已的原因。那时候小三刚刚结婚，嫂子刚从外地过来，不可能那么快有收入。
因为师父的缘故小三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一点积蓄也没有，如果小三继续供师父读书，那他的日子怕是比从前还不如。
师父筹划着自己在大学里的支出其实并不多，如果吃得差一些，一个月八块钱的助学金说不定够了，至于差额，在课余打点零工应该能补上。
可惜师父的计划没有赶上变化，那一年正处在饥荒年份的恢复时期，毛主席忽然在北京发了话，要求重视大学生的身体，各地的学校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落实了。学校食堂的经营形式有了改变，学校开始统一收取伙食费，吃饭也不再是各吃各的，而是按班级集中在一起吃。至于伙食费，每人要按规定一个月交十三元钱。
师父没有把自己的困境告诉小三，因为他觉得如果规划得好，应该可以兼顾学习和打零工两件事。
师父课余做过许多零工，比如做鞋底、卖冰棒，还有去捉喂小鸟吃的虫子。不过因为要兼顾学习，所以一些连续性要求较高的活，比如建筑工地的零工这样的就不能干了。
日子虽然过得艰难，师父却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师父知道只要把最艰难的日子挺过去，好日子便会到来。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可是拿高工资，转正后一个月便能拿到五十三块钱，而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也不过只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
师父做零工的时候有一个伙伴叫普生，普生和小三同住一个院子，是小三的同事，但不属于正式的职工。
普生的小名叫小四，而师父的小名叫小五，只是普生的年纪比师父还要小上一岁。所以，有时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称呼往往很混乱，因为小四叫师父五哥，而师父则叫他四弟。
小四的父亲是右派，家庭条件比师父和小三家更为糟糕。他的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做临时工收入又低，所以小四时不时地要留意一些零活。如果遇到适合的工作，小四也会叫上师父，当然小四也知道师父的情况，在小三的面前，也会保守师父四处打零工的秘密。
小三发现师父在外面做工的那天是个周末，这天本是师父那段时间最开心的一天。那天火车站里运来了一批东北松木，这批木头属于市里的一家工厂，因为要得急，厂里负责取货的人开了非常高的工钱，如果两个小时可以把松木搬完，便可以拿到三块钱的工钱。
小四告诉师父这个活的时候，师父开心得不得了，要知道以前在工地上替别人搬砖头，一天也不过八毛到一块的收入，而现在只要两个小时，便可以拿到以前三四天的收入。
不过搬货的难度却比师父预想的要大，有一根木头从车上取下来的时候，重重地砸在了师父的腿上。
木头砸在腿上的那一瞬间，师父的腿便受了伤，只是三块钱工钱的吸引力分散了师父的注意力。直到货卸完，拿到工钱后，师父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
师父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查看自己淤青的腿，却发现小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身边。
小三走到师父面前，怔怔地看着他的腿，眼圈忽然红了。师父顿时慌了神，因为从小到大，除了母亲去世，师父还从来没有见过小三流眼泪。
那天，小三用他借来的自行车把师父推回了宿舍。一路上，小三有很长时间背对着师父，即使和师父说话也不回头，师父知道小三一定是不想让自己看见他满脸的泪水。
那以后，小三每个月都要给师父五块钱，师父也不敢拒绝。所幸嫂子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多少也补贴了一些家用。
在学校里，师父常常觉得孤独，虽然那一年对于成分不好的学生的招收政策有些放松，但是整个年级里，有家庭出身问题的人还是少数，像师父这种出身的人，一个班也不过几个。
出身好的同学们还算友善，没有特别歧视师父，但他们常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种优良出身的骄傲情绪，还是让师父对他们的友谊望而却步了。
在因言获罪现象严重的时代里，师父和其他出身不好的人一样，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在冷漠外表之下，不管它其实是多么的不安躁动。
在学校的第二年，师父认识了一个叫梅芬的女孩，梅芬和师父同校，但比师父低一届。
师父记得第一次见到梅芬的时候，梅芬站在校园里的一棵叶子枯黄的老树下，她用手遮挡着枝叶间透下的阳光，望着远处枝头嬉闹的鸟雀微笑。师父就是在那一刻被她的两个酒窝和那双带着笑意的大眼睛吸引了。
那个年代有一种特有的写作文的方式，大抵是这样的：某年某月某日，我遇到了某一件有些艰难的事情。我很努力，可最后却失败了。就在我准备放弃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毛主席，于是我的内心翻腾了起来，斗志又回到了我的心中，我决定再次迎难而上，最终在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的指导下战胜了困难。
师父说自己就非常擅长这种写文章的方法，并且很受老师喜欢。老师还夸奖师父说，文章中师父想起了毛主席的时候，用“翻腾”这个词来描述一个曾经在困难面前犹豫不决，而最终被鼓舞了的少年，是非常不错的用法。
而事实上，“翻腾”这个词是师父从报纸上学来的。对师父而言，“翻腾”更像一个形容词而不是动词，至少在师父心中还没有真切体会过那种激荡。
只有见到梅芬的时候，师父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作“我的内心翻腾了起来”。
梅芬的家境不错，她的父亲是学校里的职员，母亲是国家干部。
师父很清楚自己的出身，也知道自己和梅芬的身份有着天上地下的悬殊。师父努力克制着、竭力回避着与梅芬有关的任何事情。师父期望有一天，梅芬能与他人生中一切曾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一般，在记忆里渐渐模糊，直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回想起来。
但人生却永远没那么简单，时间并非无往不利的利器，很多事情就像酒一样，时间长了反而愈加浓郁。
师父曾经因为克制不住的思念而苦闷，他甚至怀疑有一天自己会在烦恼中死去，但这一天最终没有来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麻木，一种对现实妥协的麻木。
在那个时代“人定胜天”这句话曾被说得很响亮，而事实上，师父认为这句话并不那么有用。因为在很多时候人的命运是无法掌控的，就像飘荡在天地间的花瓣一样，如果命运的风不眷顾，花瓣永远也到达不了想去的地方。
但师父和梅芬之间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两人在不同的路上走来，被无形的手一点点推近，直至两个人的人生路重叠在了一起。
那不是一个可以肆意释放情感的时代，虽然学生间偷偷摸摸恋爱的还是挺多的，但谈恋爱在大学里是明令禁止的。那时候非常流行向组织、向领导汇报思想，上级也非常鼓励同学们互相揭发思想问题，但是揭发学生之间恋情的并不多，可能大家都觉得揭发别人的政治动向问题属于思想上要求进步，如果揭发别人的恋情那就属于人品不好吧。
学校也严惩过谈恋爱的学生，比师父高一级的一个同学便因为这方面的问题退学回家了。据师父所知，那位同学身份和家庭背景都非常好，只是那位同学自己把私生活弄得相对高调了一些，最终导致学校的领导不得不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师父与梅芬之间远远没有到那种程度，两人间只是有一种默契，一种无需语言的感知。
发现了两人之间这种默契的是梅芬的父亲。在上大学的前两年，梅芬的父亲对师父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梅芬的父亲不是一个对政治特别看重的人，对于学习成绩好又内向的师父会多关照一些。
梅芬的父亲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和师父谈了一次心，内容可想而知，自然是要师父知难而退。
师父从没有抱怨过梅芬父亲的态度，因为这是属于那个时代本能的态度，无关品行，无关道德。
师父开始刻意回避梅芬。对师父来说，这不单单是在相逢的时刻漠然离去，而是用力克制心中的引力，即便撕裂了内心也不能放手，不敢放手的痛楚。
小三的家是师父唯一可以直视情感的地方，虽然对于梅芬的事情，师父也没和小三提过，但在师父二十三岁生日那天，还是在酒精的驱使下放肆地哭了。
师父总是想起和梅芬在路口相逢的场景，在师父近乎零度的表情下，梅芬的神情从热切到失望再到绝望重创了师父外人无法琢磨的内心。
在无人的小路上，师父哭着问小三，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弥补我们在出生前就犯下的错？
小三没有回答，只是搂着师父，用力地搂着。师父说，以小三谨慎的个性，本该早已打断他无知的言论了。可是那天小三没有，只是用自己的体温一点点温暖着受伤的弟弟。
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对师父来说，虽然这一次比以往的那些运动显得更激烈一点，但实际上对师父的影响不大，毕竟师父早已习惯了自己身份带来的种种差别。
学校里开始不上课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学习不再是学生的任务，大字报反而成了作业，比如师父的学校便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要完成五张以上的大字报，内容不限，不过一定要以深入揭发为目的。
为了这事，小三特意往学校跑了一趟，嘱咐师父不可以随便写身边人的大字报。小三担心师父把握不住时局，犯了错误。其实小三是多虑了，师父很清楚自己没有这种政治资本，自然不会去招惹这些无端的是非。小三和师父分享了不少写大字报的技巧，既然不能不写，那就批判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寻几个北京那边倒霉的文人写上几篇，这样既完成了任务，也不会伤害到别人。
政治的严冬比想象中更冷，街头巷尾对政治上的坏分子的批斗几近疯狂。有一次，师父和小三在校园里看到红卫兵们批斗一个老教授。唯唯诺诺的老教授被围在一群愤怒的年轻人中间，而老教授的儿子则被迫念着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承诺书。
那一整天师父的心情都不好，老教授的样子让师父想起了母亲当初被批斗的样子，可能老教授的遭遇比他的母亲更加不如，至少当年的母亲还有小三和自己在她的身边，而他却只有一个无情的儿子。
不过小三说，那位老教授心里不一定真的难过。也许我们都无法读懂他的内心，亲人之间永远不可能通过宣告的方式划清界限，如果因此可以保护自己的亲人，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师父很害怕去想小三说的话，因为他不相信老教授没有刺痛的感觉，就像当年自己的母亲看见小三和自己受到了伤害一样，也许亲人带来的伤害比别人带来的来得更痛。
并不是每个同学所写的大字报都像师父写的那样无关痛痒，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开始将矛头瞄准了学校里的老师。学生中开始流行写一种大字报，就是由一两个同学起草揭发老师的大字报，然后征集全班同学签名，以壮声势。
遇上这种征集签名的大字报，师父也只得在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虽然签了也可能得罪人，但是当场拒签必然会留下不热情参与革命的证据。
临近中秋节的时候，和师父要好的一个朋友给了师父几块月饼，虽然已经不再是饥荒年代，但是食物还是最贵重的礼物。
师父把月饼藏在柜子底下，打算过些天带去给小三的儿子东东吃。那一年，东东已经两岁半了，胆子小，很怕生，但是对师父亲热得不得了。
师父说，或许是自己和小三有着极其相似气息的缘故吧。
那几天，事情特别多，师父怕月饼被同学们发现，那时候如果请他们吃自己也舍不得，不请又显得小气，就把月饼藏得深了，最终连自己也忘了。等师父想起来的时候，月饼好像有些变质了。
师父觉得挺可惜的，又觉得把月饼带回去给东东也不适合，便自己吃了。
事实证明，师父对月饼变质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天，师父的肚子开始疼，一整天去了无数次厕所。
就这样，师父错过了在一张同学写的大字报上签名的机会。
等师父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同学已经把签满名字的大字报贴了出去。师父有些难受，因为同学们征集了那么多人的签名，却没有等他。
师父知道即便自己与同学们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骨子里他们还是瞧不上出身不好的自己的。如果去厕所的是其他背景没有污点的同学，或许他们就多等一会儿了。
师父难受之余还有些害怕，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发现自己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这事一旦深究，说不定会带来麻烦。
不过师父多虑了，那张大字报只不过贴了几天，便被新的大字报遮盖住了。而这事带来的后果很出人意料，因为那张大字报是检举梅芬的父亲的思想作风问题，从那以后一直对师父心存芥蒂的梅芬的父亲开始对师父另眼相看了。
师父说，差不多是二十年后，那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梅芬的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师父去看他，梅芬的父亲拉着师父的手还在感慨这件事。
梅芬的父亲说：“王听轩，你知道我在看那张批判我的大字报的时候，心里有多感慨？我曾经那么对你，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你却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我仔细数了数人名，全班只有你一个人没有签名。我当时就觉得，把女儿托付给你，一定不会是错误的决定。”
在那一刹那，师父的心里挺不好受的，虽然从头到尾都是梅芬的父亲误会了，但是自己也刻意隐瞒了真实的情况。
师父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把实情说出来。事实证明师父的决定是正确的，梅芬的父亲后来恢复得挺好，如今九十多岁了还很健康。这事说来也挺惊险，如果师父当时坦白了，梅芬的父亲很可能当场就过去了。
师父说，自己一直觉得人生很奇妙，即便是寒冷的时节一样会感到温暖。或许人生就像小三所说的，四季并不始于春季，因为在寒冷且看不到希望的冬季，生命便开始在冰层下孕育。即便在不属于我们的年代，我们看不到、寻不见藏在角落里的希望，但它却从没有消失过。
小三曾经对师父说过，如果要坚持到希望到来的时刻，便一定要学会和这个不属于我们的时代捉迷藏。
小三说，如果不想被人找到，我们便要学会低着头；如果这样不行，那我们便要懂得弯下腰；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必须学会趴在地上。不要觉得自己在忍辱偷生，我们是伏在距离地心最近的地方聆听着春暖花开的声音。
对于未来师父很迷茫，因为即便希望永存在夜色中，漫长的等待依然足以让希望与爱迷失。师父相信小三描绘的未来也许会出现，只是不知道要等待多久！
生活虽然谈不上圆满，但日子确实是一天天地向好的方向发展。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虽依然进行着，但由于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导意见，最最动荡的日子仿佛已经过去了，尽管街头还时有武斗发生。
师父应该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但是由于学校里都在停课闹革命，师父滞留学校一年多才有了工作。师父工作后虽然没有转正，但却有了一个月四十三元的收入，一直以来困扰师父的经济困难，已然大大缓解了。
师父和梅芬有时候也会争执，不过大多数时候，吵完之后，梅芬都会跑去向小三或者嫂子诉苦。
这种时候，师父不会太紧张。因为梅芬去找小三或者嫂子，至少说明她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也说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属于可以调和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小三常常会说一些师父小时候的趣事给梅芬听，梅芬很感慨小三和师父之间的感情。她有次很好奇地问师父：小三和师父之间难道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吗？
其实怎么会没有？即便再好的兄弟，儿时也不免有打打闹闹的时候。不过小的时候，师父的个头小，即便小三再三忍让，师父也很难占上风。
所以，每次争执的结果都是以师父哭哭啼啼和小三再三安慰作为结束。
师父说，小时候的自己特别幼稚，即使吵架结束自己已经不生气了，还会很长时间不和小三说话。后来师父和小三约定，如果自己不生气了，便会把自己的鞋带松开，这样就表明小三可以去找一些玩具呀、食物呀来诱惑师父，请求和解了。
师父每次想到自己有多幼稚都会忍不住笑，当然他和小三之间的约定是万万不可告诉梅芬的，要不梅芬以后又多了一个嘲笑自己的谈资。
小三曾经很担心，以师父不沉稳的性格会在运动频繁的岁月里犯错。所以，小三最常和师父说的话，就是告诫师父小心谨慎。
事实上师父说自己并不是毛躁的人，可能在小三的心目中，这个大学毕业已经工作的弟弟永远都是一个有些幼稚毛躁的小孩子。师父从来没有想到出事的人会是小三。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嫂子过来报信的时候，小三已经被人抓了起来。
嫂子说，小三早晨上班后就没有回来，后来和小三同办公室的小四跑来报信，放在小三桌子上的毛主席石膏像，被人发现滴上了一滴墨水，于是小三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
这个消息让师父慌了神，损坏主席像无疑是一个大罪名，师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小三弄脏石膏像后，不及时处理。师父想，或许是事发突然，所以小三没有来得及处理。
那是师父最无助的日子，人生中注定有很多事情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人生有时就像在水中央没有舵的小船，除了随风而行，别无选择。
师父一直期望奇迹出现，希望单位的人忽然淡忘了小三，但刚刚上任的工宣队队长对小三的事情却上了心。
师父说，其实那位队长很久以前便认识他和小三，他一直讨厌他们兄弟俩，这一次终于找到了机会。
工宣队队长说，小三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隐藏在人民群众中妄图复辟的野心家。工宣队队长说，一定要把这样的坏分子批臭、批倒。
师父再次见到小三的时候，小三站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轩的批斗大会”的会场中央。小三静静地站在那里，眼睛里流露出的平静与凌乱的头发和有些伤痕的脸庞并不相称。
师父和小三一起站在会场中央，那是这么多天以来，师父和小三离得最近的一次。师父听见自己飘荡在空中颤抖得快要不能辨别的声音。
师父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我的哥哥王亦轩把墨水滴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石膏像上，这是对我们领袖的不尊重。我要坚决站稳阶级立场，和我的哥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轩划清界限。”
这份“决裂书”是批斗会的前一天，师父和嫂子一起商量着写的。嫂子说：“上次我见到小三的时候，他悄悄告诉我，如果政治压力大，可以和我离婚。”嫂子还说：“小三一定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如果你因为倔强，不肯和他划清界限而受到牵连，甚至丢掉了工作，那么即便小三没事了，他也会为此事自责的。”
师父记得小三说过的话——亲人之间永远不可能通过宣告的方式划清界限。但是当师父念出这份“决裂书”的时候，还是被阵阵侵袭的痛苦缠住了。
那是一种师父永生也不希望回味的痛苦，就像塞在瓶子里不断膨胀的悲伤，只会在内心中不停地冲撞，越积越多，越压越重，却无法释放。
师父说，自己下台之前，偷偷望了小三一眼，小三漠然地望着师父。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小三第一次这样看着师父，那些曾经很多次、很多次出现在那张脸上的微笑，不再出现了。
严格地说，一九六九年已经不是最坏的年份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两年，师父的学校里有二十三个教师和职工选择了自杀。每次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师父总会觉得心惊肉跳。因为对于同样出身有污点的师父来说，自然比别人更能体会这种压力。那种从高贵到卑贱的落差，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人。师父没有想到小三也会迷失在等待光亮到来的夜色中。
小三离开的那天，天气好得异常。那是在连续的阴雨天之后突如其来的一个晴天，工宣队一位同志带来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轩畏罪自杀的消息。
师父见到小三的时候，小三静静地躺在一张窄窄的床上。见到小三之前，师父的心里一直存着希望，直到师父怎么也叫不醒小三的时候，师父才知道，小三真的不在了。
师父说：“小三出事以后，我一直叮嘱自己，可以难过，但是最好不要哭。因为哭了，之前所有的努力和伪装都白费了。但是看到小三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错得离谱，因为自始至终，我为自己找了无数借口，却逃避了作为亲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还一厢情愿地以为小三可以理解、能够接受。”
师父说，他不知道小三决定离开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但是知道在小三的手最需要紧握的时候，自己却绝情地松开了。
师父睡了自己人生中最长的一觉，师父又梦见了儿时生活的小镇。
在每个节日来临的时候，小镇上照例会组织一些舞龙舞狮的队伍，那些队伍伴随着喧闹的鼓乐声在各家各户门口停留表演。
只是师父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后，队伍经过师父家门口的时候，便会直接绕过去，不再停留。但这并不影响师父的观赏，因为小三会牵着师父的手，跟着队伍，跟在欢笑的人群后面奔走。
师父说自己在梦中见到了小三，只是这次小三只顾着自己一直跑、一直跑，却不肯回头看一眼大声呼喊小三名字的师父。
师父醒来后，便再也找不到小三结婚那天送他的那件灯草绒衬衫了。后来梅芬听嫂子说，那件衣服随着小三一起走了，是师父昏迷前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穿在小三身上的。
师父说，不晓得为什么，嫂子描述的那个过程他自己怎么也记不清了。师父只记得自己伏在小三的身上，不停地对小三说：“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师父努力地想告诉小三，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划清界限，只是小三再也听不到了。小三的人生画面中，自己的弟弟永远被定格在对着很多很多人发言的时刻，小三听到弟弟这样说：“我要坚决站稳阶级立场，和我的哥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亦轩划清界限。”
师父始终找不到遗忘那段记忆的理由，也许人生会隐藏许多秘密，我们把不敢触及的记忆锁在记忆的深渊，以为打不开就不会痛。
师父更愿意相信那件衣服是小三自己拿走的。
师父对自己说：“这很好，反正我不配。”
师父体会到小三的感受是在几个月以后。
那天在小三身边的时候，那个当初建议把小三看管起来的工宣队长，一脚一脚踢着趴在小三身边的师父，他喊道：“王听轩，你喊的是什么划清界限？！你这个欺骗人民群众的狗崽子！”
师父说，混乱中可能他推了工宣队长一把。工宣队长倒在了地上，只是他没有发作，而是愤愤地走开了。
工宣队长的怨恨在几个月后终于爆发了，小三生前住的院子里的一位工人阶级的兄弟被放在院子里的铁锹绊了一跤，摔得挺严重。
有人说，这把铁锹和王听轩有关，于是工宣队长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阶级报复。
师父说，在人生的每一个岔路口，我们都要面临选择，只是当我们太卑微的时候，选择权便不在自己手中，命运会代替我们翻开一张张决定人生的牌。对我们而言，所能做的便是走过去，不管道路上有什么。
师父在劳动改造的日子里，会想起很多人，有梅芬、有嫂子，还有自己的侄子东东，有时候也会想念小三，但是他不知道小三愿意不愿意自己去想他。
师父走的时候，梅芬提醒师父，小三的畏罪自杀，并不是让家人解脱的途径，从某些意义上说，小三的离开反而是默认了一切罪名。
师父知道梅芬说得没错，不管是嫂子还是自己这一生都会背负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头衔，永远没有改变的机会。
师父告诉梅芬，他不会“畏罪”自杀，绝对不会。
梅芬流着眼泪送别师父的时候，师父觉得很抱歉，因为一直以来师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路上布满了冰屑与荆棘。但自己一直存有侥幸之心，甚至把原本不需要经历这种刺骨疼痛的梅芬引向了不属于她的人生路。
师父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一个以幸福的名义放弃亲情的人不自私吗？一个以爱的名义牺牲与拖累别人的人不自私吗？
不过师父觉得自己可以弥补，也必须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种种过错，当然前提是要找到适合的时机，一次不能错过的时机。
负责看管师父的警察中，有一位姓李的警官是师父的同乡。李警官和师父聊过几次，每次谈话的时候，语气都是冷冷的，只是师父明显感到了李警官对自己的照顾。
那时候，劳改农场里的管理松散得很，单身一人的李警官有时候找不到人带儿子，也会把他带在身边，和劳动改造的犯人待在一起。
说起来，李警官这样的做法也不是那么危险，毕竟这些被关押的犯人多是有政治问题的，并没有伤人的刑事犯人。
在李警官的儿子掉进劳动点附近的水塘之前，师父一直没有想到李警官的儿子就是自己等待了许久的时机。
师父跳下水，把李警官的儿子推到岸边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师父原本想扶着岸边的石头上去，但那块石头被师父扶得松了，随着师父掉进了水里。
以师父的水性，原本可以很轻松地避开那块石头，但师父忽然发现这就是这么多天以来自己遇到的最好的机会。
师父抱着石头向水中慢慢沉下去。师父说，那时候的自己心里所想的只是：这一次，反革命分子王听轩的死亡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他不是畏罪自杀，而是在救助革命干部家属的时候意外身亡的。
也许从那一天以后，梅芬会不再有一个反革命的丈夫，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不再有一个反革命的父亲，等他长大后读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不会被人一巴掌扇在脸上，然后痛骂：“你这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怎么有资格念这些？！”
师父知道自己的水性很好，在江南水边嬉闹长大的孩子怎么会水性不好呢？于是师父只有紧紧地抱着那块沉重的石头，在师父心里，那块承载着那么多美好与希望的石头，更像一根必须奋力抓住的救命稻草，虽然那些美好和希望还只是也许。
师父说，自己曾经设想过与小三的离别，那应该是在他们两人很老的时候吧，在午后暖暖的阳光下，两个人躺在床上，微笑着聊着年轻时候的往事，然后其中的一个人渐渐没有了声音。
师父从没有想到自己和小三之间会以那种方式分别，同样也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相会。
小三曾经说过，人不可以在挫折面前懦弱。虽然小三自己没有做到。但师父觉得自己并不属于小三说的那种懦弱，只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有师父所爱的人，他必须要找到他，告诉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师父是被农场里的工人陈师傅打昏后拖上岸的。在陈师傅的宣传下，师父的故事变成了劳改农场里最好笑的笑话。那段时间时常会有人说：“王听轩那个小子在水里慌了神，居然抱着个大石头不松手。”每次讲到这个桥段时，总会惹得围观的人大笑。
陈师傅人挺本分，对人也实在，缺点就是不太讲卫生。就拿刷牙来说，基本上是十天半个月才刷一次。师父和陈师傅也算挺有缘，十几年以后，居然在同一个城市工作。陈师傅依然时常在旧友团聚的场合，说起师父当年闹过的“笑话”。
陈师傅喜欢露出全是烟垢黄渍的牙齿，向大家一遍又一遍诉说当初自己是如何通过人工呼吸救回了师父的。
师父说，他每把这个细节说一遍，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就又少了一分。
嫂子出现在师父面前的时候，师父很吃惊，因为师父被关押的地方距离家乡很远，而且交通极其不便，所以师父万万没有想到很少出远门的嫂子会辗转四五天的路程过来看他。
师父后来才知道，嫂子向一位犯人的家属打听情况，听到“王听轩在水里抱着石头”的那个笑话，便立即赶了过来。
虽然嫂子一直假装不知道师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师父知道自己的想法是瞒不住嫂子的。
嫂子说：“离开的人没有痛苦，但是他们会把自己的责任留给活着的人，就像小三离开以后，便把很多事托付给了我们。那是一个很沉重的担子，但是我和你还有梅芬，三个人一起分担这个重担，便可以撑下去。可如果分担的人少了一些，担子再重一些，那些留下的人就会更辛苦。”
那只是一次很短的会面，但师父知道，小三离开后嫂子的生活压力沉重，为了带给自己这段话，嫂子花费了近十天的时间。
师父说，嫂子远去的时候，他想起了新婚那晚的小三，一样是在这样的千叮万嘱之后离去的。
师父知道自己不能死了。师父对自己说：“我会履行自己的责任，我可以低着头、可以弯着腰、可以趴在地上，但我一定会活下去。”
嫂子是坐着闷罐火车过来的，这种火车不怎么通气，人长时间坐着会很难受，但是车票比普通的火车票要便宜不少。
师父说，嫂子走的时候，他对她说不要再坐那种车回去了，路上有机会就吃点热的东西，不要一路都吃冷馒头。
嫂子答应了师父，但是很多年以后师父和嫂子聊天的时候，嫂子无意中说漏了嘴，她还是坐着闷罐车、吃着冷馒头回去的。
嫂子笑着说：“可以节约好几毛钱呢。”
师父说：“我早就猜到你会骗我。”
师父曾经觉得小三向自己描绘过的未来是虚幻的。小三说，一定会有一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会彼此尊重、彼此敬畏，不管对方是地主也好，右派也好。
但这一天居然真的到来了。一九七六年那一年，历史走到了一个新时代，那些曾经响彻耳边的革命口号，慢慢地开始消失了。家庭成分这样一个让师父惊心动魄的词，已经渐渐不那么刺耳了。虽然在最初的几年，人们谈到地主子女的时候，依然不由自主地选择藐视的态度，但时代真的变了，变得像小三描绘的那样，每个人都开始走向轨道，按照正常的秩序生活。
每个人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师父在学校里当了老师，梅芬在单位里成了业务骨干，而做了多年临时工的嫂子，被转成了正式的工人。
当然变化最大的人是小四，头脑灵活的小四去了政府工作，升官的速度比火箭还要快。在人们的印象中，小四这个名字早就被人忘了，即便是师父所在学校的校长，见到小四的时候也会故作热络且尊敬地喊他陈主任。
当年同住一个院子的很多人都对这位如今叫陈主任的小四颇有微词，抱怨的多是小四绝情，对老朋友不照顾。
不过师父觉得小四不错，当年嫂子被招收为正式工便是小四出的力。每次见到师父，不管身边是谁，小四都会跑过来和师父打招呼。有空的时候，小四还会拎着酒菜去师父家里找他叙叙旧。
很多人羡慕师父和小四要好，还有人觉得两个人应该是亲属关系，对于这种猜测师父觉得蛮好笑的。师父觉得小四对自己亲厚与两个人都有过一段受人歧视，艰难讨生活的经历有关。
师父说，那时候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小四对他的亲厚远远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师父发现小四的秘密是在几年以后。那一年，小三的儿子东东已经快毕业了，虽然毕业后全部是包分配的，不过学生自身的人际关系还是会影响到毕业后分配工作的好坏。嫂子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背景，便拜托师父请小四帮忙。
嫂子说，东东的学习成绩也算不错，咱也不指望分到什么好单位，只要能留在本地就可以。
那天晚上，师父弄了几个菜，把小四请了过来。
小四很爽快，完全没有犹豫便答应了。
小四和师父一边喝酒，一边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小四喝了很多酒，然后忽然趴在桌上大哭。
小四的举动让师父很意外，但也无从劝起，因为他不知道小四到底是想起了哪段伤心的往事。
小四哭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望着师父说：“五哥，毛主席像上的那滴墨水是我滴上去的。”
那一瞬间，师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心上那个已经结了痂很久的伤口痛了起来。
师父想起孤零零地站在批斗会场中央的小三，原来整件事情中，小三才是最无辜的人，替别人顶罪，被亲人放弃，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眼前这个装了很久好人的家伙。
小四说：“我不是故意的，三哥被他们抓起来的时候，我很害怕，我不敢承认是我干的，我没有想到三哥会死。”
师父说，他把整杯的酒泼在了小四的脸上，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被酒泼醒。
小四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等待被宰杀的狗一样，可怜巴巴地望着师父。
师父说，他没有打小四，因为他知道他和曾经的自己一样，期望用身体上的痛苦舒缓内心的愧疚。
师父在心里说：“你别想，因为我们都是害死小三的凶手，虽然我们无法分清谁是主谋，谁是帮凶！”
东东毕业后分配到了一家不错的单位，有人议论王卫东和小四的关系的时候，师父才知道小四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师父觉得自己很可耻，这些所谓的好处，都是用小三的性命换回来的。
只是师父没有勇气回绝那些帮助，师父不想用东东的前途去换取自己的自尊，也不想让嫂子承受旧时的伤口被再次揭开的痛苦。
那以后，师父见过小四好些次，小四站在师父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怯生生地望着师父。
师父说，他总是面无表情地走过去，他知道小四只是希望他可以走过去和他说一句话，哪怕是毫无意义的一句话。
但是师父觉得自己做不到，有时候师父也会怀念年轻时和小四在一起的时光，可惜那时候的师父和小四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用最惨烈的方式，将彼此的人生路践踏得崎岖不平。
小四在那条路上坚持了很久，一次、两次、三次……终于有一天，小四不再出现了。
师父说，“我们之间那条本不该相逢的人生路，终于不再交叉了。”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师父还是时不时听到小四的消息，因为总有人希望通过曾经和小四亲密无间的师父接近陈主任，时常有人在和师父聊天的时候把话题引向陈主任。但渐渐地，那些有企图的人发现陈主任已经不再来找师父了。
师父知道小四住院消息的时候，距离喝酒的那一晚已经过去了六七年。师父说，那时候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被陈主任淡忘的穷朋友，已经没有人再在师父面前刻意提到陈主任了。
师父从一个同乡口中知道了小四在医院里急救，同乡说，小四病得很重，也不知道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那一晚，师父失眠了，脑子里不断出现小四的样子。师父想起年轻时的小四乐滋滋地跑来告诉自己又找到一个干活少拿钱多的好活。师父想起自己从监狱回到家乡的那一天，小四随着梅芬和嫂子一起跑向自己的样子。师父还想起，小四在路边想说话又不敢说话的样子。
第二天早晨，师父对梅芬说，我们去看看小四吧。
梅芬开心的反应出乎师父的意料，师父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梅芬对小四的怨恨程度，远不及师父打开多年心结的喜悦。
师父和梅芬去看小四的时候，小四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开始好转了。
小四看到师父的时候，因激动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师父说，看望小四前，他特意向医生打听了一下小四的病情，医生说小四不是心脏方面的病，情绪小有波动关系也不是很大。
师父说，这点他还是问清楚的好，要不小四激动之下出了什么事，别人还以为他是蓄意报复呢。
小四释然的样子让师父羡慕得快要嫉妒了。
师父说：“我曾经也像小四这样，那么期待被人原谅，只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那个下午，师父和小四说了许多话，那是很多让两人有着共同笑容的往事，只是两人都自觉回避着有关小三的话题。
小四每一次笑的时候，师父都会禁不住想到小三，但是真的，那段记忆已经不再是刻骨铭心的痛了。
师父想，可能悲伤就像茶叶水一样，兑了许多次白开水以后，便会慢慢地不再苦涩，甚至连味道也消散了。
小四笑着笑着，忽然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三哥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偷偷去看过他。”
师父努力想将话题岔开，但是好像不知不觉便问了一句：“小三有说过我吗？”
小四望着天花板，回了师父一句，“没有。”
其实师父在问小四的时候，便已经猜到了这个答案。因为那一天师父已经和小三划清了界限，小三如果生师父的气，自然不会提到师父的名字。即便小三并没有生气，也会因为要保护师父不去提师父的名字。当然师父也知道，后一种情况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
小四答完师父的话后，依然望着天花板，说：“三哥应该不是自杀死的，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已经不太能动了，不可能有力气自杀。那些看守不愿意给三哥治疗，我想一定是那些看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给三哥安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
小四的话，像针一样刺在师父心上，那些他曾经以为早已退去的伤痛，一瞬间便回来了。师父从来没有想到小三临走前，还受了那么多苦。
小四说的这个晚上师父一直都记得，那时已经很冷了。
师父说：“我出门的时候，雨还没有下。我抱着一床棉被等在小四的家门口，想请小四帮忙送到小三那里。夹着雪花的雨开始下的时候，我用外衣尽力包着那床被子，怕弄湿了。”
师父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小四，却没想到小四那时候就在小三身边。
小四傻傻地盯着天花板，就像那里是藏着记载往事的记事本一样。小四说：“三哥最后一个愿望我没有帮他完成，我记得他说，让我帮他把鞋带解开。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他鞋子里，让他不舒服了。不过那时候看管他的人回来了，我……”
小四后面的话，师父都没有听进去，可师父知道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听懂那个关于鞋带的暗号的人。师父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并不是天意，这世间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跨越生死的距离把我们想说的话告诉我们所爱的人，小三找到了。
师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小四的病房的，师父只记得自己的眼泪一直忍到了小四病房的外面便再也忍不住了。
师父说，他躲在医院围墙下的角落里放声痛哭。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师父第一次这样坦然地为小三哭泣。那一天，有很多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师父身边来来往往，对他们而言，师父的举动很平常，已经见怪不怪了，这里是每天都有病人离开的地方。
师父说：“我失去了我的亲人，虽然已经很久很久了。”
师父说：“我小时候，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高难度的，那是小三名字中间的那个‘亦’字。小三说，这个字的形状很像一个伸着双手的人。”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阳光下，小三张着双臂站在庭院中间，满脸笑容地对师父说：“你看，这像不像一个‘亦’字？”
师父说：“我现在觉得那更像一个拥抱，一个我很想念，但不再拥有的拥抱。”
师父还说：“勿作恶，我们深受恶之苦。请宽容，我们总在宽容之后，等来真正的解脱。”